年轻分散的深圳人尚未凝聚成群，又将在股市与楼市的双重挤压下迎来新一轮分化组合——

 

 

股疯房狂：深圳人迎来“分群分居时代”

 

● 一 兵

 

 

楼市、股市双双暴涨

 

2005年，中国股市管理层启动股改试点，随着“股改”题材的大肆炒作，上证指数从2005年6月6日的1000点开始持续攀升至2007年5月29日的历史新高4335.96点。尽管目前股市已在盘整，但是业界人士都倾向于认为，4300点绝对不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的股市，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不可能就此止步，但是4300点的上证综指，已经较2006年年初已经翻了三倍有余。

楼市也是如此。经历了2006年中的调控，房地产一度销售速度放慢。后来政策调控的效果被淡化了，房地产又像脱僵的马——狂飙起来。

深圳房价上涨的速度类似于当前的股市，从5000元攀升至10000元，深圳用了三年多时间，而从10000元到20000元，深圳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在深圳房地产业界，从2006年开始就已经将深圳称为“万元城”了，那时候，深圳的房屋均价开始突破10000元，而且上涨趋势越来越猛。随着各月涨幅数据的不断攀升，终于，从今年5月份开始，深圳中心区的房屋均价突破了20000元。

2007年6月19日，深圳市国土房管局网站公示的新盘成交数据显示，当天全市成交均价高达14550元/平方米。这一价格不仅远远超越了北京和广州，相比上海当日的成交均价也高出近4000元/平方米。

通常人们认为，楼市和股市是互为消长的关系：楼市热了，钱都跑到楼市里，股市就冷了。相反也是一样，股市热了，楼市就冷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楼市、股市却出现了持续的双热。

 

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根据日本和美国的经验，股市和房市火热通常会造成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众所周知，日本在战后坚持全体就业策略，其大公司实行独特的终身雇佣制。如此一来，经济增长和收入平等一度得以两全。然而，即便有着支撑社会公平的良好制度基础，“广场协议”后股市房市的上涨也让日本社会吃尽了苦头。就股票资产分布而言，如果只看拥有股票的家庭，1985年资产分配的基尼系数迅速上升为0.622；如果考察包括不拥有任何股票家庭的全部家庭，则资产分配的基尼系数竟高达0.924，几乎完全不平等（基尼系数为1）。并且，如此不公平的格局在1987年股票价格跃升之后进一步恶化。

美国的经验也是如此。美国总统肯尼迪曾有一句有名的谚语，“上涨的潮水（比喻经济繁荣）将抬起所有搁浅的船只”。然而，当股市房市进入持续繁荣期后，事情有所变化：资产部门的繁荣只抬起了较少的船只。在对通胀率进行调整之后，一个典型美国工人的工资，六年之内仅仅增加了不到1%。而在美国纳斯达克牛气冲天的日子里，短时间内就可以诞生多少亿万富翁？!

2006年以来，中国股市可谓咸鱼翻身，牛气冲天的股市让在冰冷中蛰伏了多年的股民终于尝到暴富的感觉。上海和深圳两地股市诞生了数百名千万乃至亿万富翁。据媒体统计，持股市值排名前50名的自然人已拥有近400亿人民币的财富，其中近半数人拥有的股票市值超过5亿元。然而，股市的马太效应注定是少数人更富，多数人更穷。即使在牛市中，散户的获利也是有限的，一旦出现调整，首先出血的必定是散户。

同样，今天拥有100平米以上商品房的深圳市民，只要把手中的房子出售，那就人人都是百万富翁。但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后来者，居住将会是个越来越大的难题。

 

 

富者趋之若鹜，穷者逃之夭夭

 

美国《纽约太阳报》6月23日载文《有一场海啸等着中国股市》指出：中国“象地狱一样诱人。”“中国市场不是一个等待发生的事故，而是一个巨大的等待发生的事故，”“海啸就要来了——不是是否会来，而是什么时候来。这就象死亡和税收一样必然。”尽管存在着明显的风险，国际投资者还是坚持持有中国股票。

  全球金融界名人罗杰斯（Jim Rogers）对中国非常乐观。这位64岁的纽约居民，打算如果能把河岸街的房子卖掉，就搬到一个说中文的国家去。最近他把自己的房子放到市场上去，标价1500万美元，而他在1977年买的时候花了10.7万美元。

    为什么搬到中国去？“因为它是未来的召唤，”这位索罗斯的前搭档表示，“搬到中国去就象1907年搬到纽约或是1807年搬到伦敦一样。”

就在象罗杰斯这样的国际大鳄云集中国的时候，象普通的工薪阶层、创业者却日益领略了深圳的“居之不易”。

《第一财经日报》为此采访了深圳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的影视导演余晓勇先生。

　　“由于我刚到深圳，无法达到申请政府微利房的条件，于是在梅林小区租了一房一厅，月租1200元。”

　　一年多后，余晓勇搬到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莲花北村小区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屋中，并将父母接到深圳同住，当时的租金是每月1800元。“没觉得房租贵，因为自己的薪水也在涨。”

而余晓勇目前租住的房屋，租金已上调了两次，目前租金为每月3000多元，“已经相当于我女朋友半个月的薪水了。”余晓勇感叹道。

余晓勇告诉记者，如果现在买一套两居室的房屋，需要100万元左右，即便能付出首付款，那也不可能再有钱装修房屋购买家电，更不用说每个月偿还银行的房屋按揭款了。“银行利率不断上调，我们的还款也会越来越多。”

余晓勇表示，当初是因为深圳的创业环境、地理优势才来到这里的。但现在看来，深圳的房价从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深圳的其他优势，想要在深圳安家着实不容易。他说，“我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都工作过。2003年，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震动全国。我也并未受到它的影响，依旧在高薪驱使下，从广州跳槽到了深圳”。但如今，面对如此高昂的房价，他开始渐渐犹豫：“我现在有些动摇了。是继续在深圳待下去变成众多‘房奴’中的一员，还是回广州，或者其他内地城市？毕竟那里的房价要比深圳便宜得多。”

 

分群分居：贫富同城的自然选择

 

早年的深圳是一片荒芜，犹如美国未开发时期的西部。艰苦，但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社群关系乐趣无穷。

股疯房狂之后，穷人、富人的分野日见清晰，社会分层不可避免。

一个城市可能只有穷人，但是绝对不可能只有富人。

一个城市越是富人云集，越是需要穷人的服务。从来只有富人请仆役，没有穷人请仆役。富人请的仆役不能跟富人一样的吃，一样的穿，一样的住吧？所以今天的大户型房子都有“工人房”。

一个城市也应该有自己的“工人房”， 就像纽约有曼哈顿这样著名的富人区，也有哈林区那样的穷人区。

富人区由房地产商去开发，这个任志强早就说过了，穷人区则要政府来支持援建。深圳现今的穷人区就是城中村。“城中村”本身是政府规划不到的产物，有点“可遇不可求”的意思，而且，也是治安问题的盲点。从政府履行其职能应当有所积极作为的角度看，“城中村”当然不应该“无为而治”地永在规划管理之外，但绝不该简单地铲平了之。政府应该的作为。一个城市的用地，政府不应全部交由开发商，部分不那么具有商业价值的地段，政府应当兴建大量的廉租房。

今天“经济适用房”的思路显然在实际操作过中并不总是使穷人受益，甚至反而增大了分配不公。廉租房可以使低收入阶层有最起码的居住保障，使他们能在市中心生存下来，同时，因为他们的存在，使整个城市市民间接受益——因为受房价影响最大的劳动力成本被降了下来。

穷人、富人在一个城市的分化存在，是一种社会正常现象，中国高速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只会强化这一分化对比，因为大城市的吸附效应，会使更多农村人口流向大城市，而不是简单地平均流向中小城市。设置门槛的结果，不但并不会真正把贫困人口阻挡在他们的家乡，相反，会聚集在大城市周边，形成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景观。

事实上，穷人区的存在，不但不会加深社会阶层的裂痕，反而有助于沟通理解。最简单直接的对比，是广州、深圳对外来低收入人群与本地人之间的互相抵触厌恶心理远不如北京上海这样严重。因为，穷人区的存在，使得穷人可以融入本地的职业分工，深化一个城市的专业分工和阶层交往。

如果一个城市的市政政策，是把外来穷人全部“驱逐”到远郊——事实上，本地穷人往往也会最终被一同“驱逐”出去，就人为阻断了不同阶层的沟通接触机会，妨碍了本地稍富裕人口与外来贫困人口的垂直分工。不但使富裕人口无法既提供就业机会又为自己腾出最宝贵的时间，而且会深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猜测敌意。

从市政管理角度来说，相对稳定的富人区、穷人区的存在，使得市政管理和建设规划因为有不同的针对性，会有更高的效率。譬如专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治安等公共服务设施可以更集中在穷人区，以集中改善穷人区的生活质量。富人更多依赖私家车辆，而穷人更多依赖公共交通的特性，也可使市政交通规划更有效率更能满足不同阶层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