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请勿轻言“抛弃”！

五年前，呙中校在网络上抛出一篇洋洋大作：深圳，你被谁抛弃？说老实话，我看后心里就象打翻了一个五味瓶，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中校先生当然有自己的写作初衷，当时也确实给蹒跚发展中的深圳下了剂猛药，来了次棒喝。但是，作为一个有着21年深龄的深圳市民，我真想当面质问中校先生：你有什么资格抛弃深圳？

五年来，“抛弃说”贻害无穷，副作用很大，形形色色的“抛弃论”不绝于耳。最近还有类似的网文如《抢救，沉沦的深圳》、《特区不特，深圳路在何方》不断发表。我固然理解网友们“爱之深、责之切”的心情和苦衷，但是，作为老深圳，我一直有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深圳人，请勿轻言放弃！”

今年四月的一个周末，我与深圳因特虎网站的创始人老亨、《深圳青年》杂志菁英版主编陈宏，坐在中心书城里一间叫大灰狼的情调歺厅，又一次聊起了“关于深圳，你是抛弃还是坚守”的话题。老亨自称是铁杆的深圳主义者，他的《深圳主义观》把深圳情结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陈宏是《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的作者，对深圳的研究很系统。从他去年担任《深圳青年》菁英版主编之后我就拣起来搁下多年的笔，热心地为这本著名的深圳杂志写起了专栏，进而被邀为主笔。他们与中校也是朋友，我仗着我们也是朋友、也可以无话不谈的劲，由“愤中”而“愤青”，慷慨激昂地抨击了坊间流传的深圳抛弃论，大谈我的深圳坚守论。他们两个家伙乘机鼓动我为因特虎、为《深圳青年》杂志写点什么，还说因特虎内部也有左、中、右派，大家言论自由，虎友间也可以争得面红耳赤。我经不住怂恿，决定加入这场口水大战。我怕挨板砖，也怕深挖我的许多隐私和人生不良记录，但是我还是愿意表达的我的态度、我的意见，发表我作为一位21年深龄的守望者的思考 。 

深圳，曾经菁英荟萃 

    1987年6月30日下午三时许，我拖着一只带轮的行李箱从南头的粤海门走进深圳大学东校门。粤海门，这一充满诗意的地名只是一处渔民村，它平静地躺在在新校区拔地而起的建筑群落旁，四处张挂的鱼网还张扬着海的腥味。沿着一条尚未竣工的水泥路步入悠静的校区，拖轮箱平滑无声。我大学主修的是道路桥梁专业，看得出新铺的水泥路质量上乘，校园的规划布局可圈可点。我很高兴，我能在这一年我正式调入深大，成了该校拥有自主人事权的最后一名调入者。

    由于深大没有对口专业，我进入刚筹建的校出版中心担任编辑部主任，承担起《深大年报通讯》和各系、专业教材的组编工作。由于职业原因，我接触了校内外各类人物，大到来访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及各省部要员，小到在读的从部队、企业、演艺界转来的各级进修生、培训生，那时的深大，是一处全国开放改革的试验园，各种海内外新资讯、新思潮、新派人物都汇集到这里，又发散到各处，在深圳各阶层人士中激荡、升华。当时的深圳，争到了太多的全国“首创”“第一”的桂冠，第一次国有土地拍卖，蛇口的第一次民选、民议官员，首创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首创天价拍卖书稿，甚至在全国首创选美大赛（公关小姐）……就连我主持编写的深大管理学教材，也成了国内第一套专业教科书。敢为天下先，成了深圳人的响亮口号，争做试验田，成了特区的最高使命。身临其境，我深切感受到那是一段真实的激情燃烧岁月，那份激情，来自于人们的自发、自主、自立，是一种人性的复苏和解放。那段岁月，留下了一座城市青春燥动期的种种悸动和快感。

于是，初创的深圳特区成了精英汇集的先锋移民城市。北大、清华的国宝级教授张维、乐黛云、胡经之、张道真等调入深大，各省市年轻有为的政府官员、技木干部输送到深圳。现在的许宗衡市长也是那时从湖南竞聘到深圳发展的；很多优秀知识分子如刘小枫、徐敬亚、刘会远等人也在深圳掀起了一波波的人文高潮；全国著名的一级战斗英雄史光柱首选来深求学深造；就连蜚声全国的红楼梦剧组的几位当红明星，也悉数进入深大影视导演班。有趣的是，深圳各层面都能见到一些人称“太子党”的身迹，元帅们的后代，总书记、副总理的子女们，他们都象普通人一样穿行于市区，寻找各种拓展机会。某次聚会上，一位衣着简单，自称是广东籍某元帅之子的人，迎着在座人的怀疑目光，指着自己的像貌说，你们仔细看是不是，这个还能编？

大浪淘沙，剩者为王 

英雄总被雨打风吹去。早年间深圳闯海的各路豪杰，有的稍纵即逝，有的已四散他乡、异国，有的仍选择在深圳坚守、奔突。逝者，留下多少叫人扼腕叹息的教训；散者，带走了丰足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异地继续成名或沉沦；留守者，或在抚痕自省，或在扬鞭奋进……，他们的名字已圈进了深圳的编年史。

我不能说离开深圳的人就一定发展不好，也不能说留在深圳的人就一定发展得好。我只能说，离开深圳发展的人，在深圳打拼的经历是他们的宝贵财富，留在深圳发展的人，他们也要继续经历风雨，大浪淘沙，剩者为王，最后的赢家属于内心有坚持的人。

曾跻身中国十大富豪榜的我的湖南老乡吴志剑，是位深圳早期淘金者的典型。刚来深圳时，吴志剑捡过易拉罐，开过小店铺，就如人们称道深圳为“一夜城”一样，几乎在一昼夜间，吴志剑奇迹般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织累，财富成几何级数增长。那时深圳满街跑的出租小汽车，大都带有吴的公司字号。我曾经为一座冠名为“中华大厦”的巨型建筑群做过融资策划，那位开发商老板曾在小同乡吴志剑手下做过两年副总。他很快学会了吴的空手套白狼的本领，离开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建一座中国之最的大厦。计划太庞大使他很快资金链断裂，象他的前老板一样倾刻破产，留下楼盘模型和大堆图纸、批文资料寄放在女儿的出租屋内，下落不明。中华大厦圈定的地段后来成了广东人黄老板的大中华广场。由深大建筑设计院为中华大厦屋顶设计的帝王之冕，盖在了五州宾馆的头上，承接着四方来仪。

    后来大家熟知的还有当年号称广告大王的巢中立破产自杀，三九之父的赵新先锒铛入淤狱，一批批早期上市公司的悲惨易主……

吴志剑等人的相继破产带来了一种信号，深圳不光藏有跃入天堂的钥匙，也有葬身地狱的陷阱。这本来是市场残酷竞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抑或是创业者自身素质所限和错误决策后须自食的恶果。我的一位茂名籍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朋友无奈地对我说，你们文化人常说胜者为王，真正的胜利者是需要大智慧、大魄力的，我们是乱打乱发财，圈内人自己说是“剩者为王”，几番血拼下来，没中枪子倒下的就成了草头王，商场没有永远的胜利者。他跟我谈到，他的第一桶金是盲目地跟着别人炒汽车批文赚到的，后来挂着武警的牌把进口车倒卖到吉林，在当地悉数被扣，人差点被抓，血本无归。他们一起走私汽车的有几位老乡后来改行做商场、搞房地产，几经折腾，才又成了深圳商场的显赫人物。

剩者为王，是箴言还是偈语？在短短30年间，深圳几起几落，沉沉浮浮，原生态的市场竞争，凸显自然界物竞天择法则的无情。

吴志剑一类早期创业人物的失败，引发了深圳第一波创业者的引退和转移，不少人发出惊呼：深圳市场秩序太乱，正经商人无法生存。这一波早期创业者的消亡和流散到底数量有多少，无从统计，但确实动摇了深圳创业者的军心。

那段期间，我也出走到北京呆了一段时间，是代表深圳华侨城赴北京拍一部国情教育的宣传片。原本是想片子拍完回华侨城献礼，谋得一个更好的上升职位。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片子流产，只身回深时不但升职无望，深大回不去，华侨城也呆不住了，手中所持的几只股票也降到冰点，身边的朋友圈也已四散。一位汪姓画家朋友在上海滩做广告混得风生水起，占据了户外广告的半壁江山，他劝我来沪发展，说是把在深圳商界学到的技巧使之二三，足可以对付精明的上海人。我思之再三，选择了留守深圳发展，并不是消磨了沪上创业的激情，实在是对深圳有了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愫。

我手边有一本早两年出版的深大校友的创业报告，我悉知那里边的几位成功者就经历过几多沉浮，深圳、外埠三进三出征战创业。我曾建议，有兴趣的人士不妨做个调查和统计，在深圳短短的二十多年发展史中，把那些对深圳发展有影响、有贡献的大小风云人物逐个数，有哪些烟消云散，有哪些异地突起，有哪些坚守发展，列个数字和比例出来，还深圳一个创业环境的公道说法。

守得云开见月明

就在我们心帜摇荡的同时，一批坚定的深圳创业者开始收获硕果。

1983年来到深圳蛇口工业区工作的马明哲，从司机开始做起，继而社保小职员，再而筹建平安保险，直至驾驭上千亿资产的平安集团，他在深圳坚守了整整二十五年，终于成就了中国的金融大鳄。同时期来深的任正非，八七年才开始自主创业，坚守深圳华为，发展二十年，如今正向世界500强进军。也是在1983年，二十来岁的王石从广州来深圳做饲料生意，后开办贸易公司，八八年创办了万科，坚持开发房地产近二十年，成为中国最强地产商。他们由于坚守，而走向成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胜者。

有一位可说是坚守深圳的优秀范例，他是我的深大老领导刘会远先生。他的身份和条件可谓优越：八十年代初，他在北京工作时已是一位国家一级编剧，他合作编剧的话剧《绝对信号》曾名噪一时，而另一位合编者高行健早已移民法国，并在他国获取了诺贝尔文学奖。刘会远八十年代中选择到深圳定居发展，他先后在深圳大学参与创办了大众传播学科、公共关系专业、影视导演班、《广告世界》杂志，涉足多项人文学科的研究、开发。他的人脉资源十分广泛，进出深圳都不在话下，但是他二十多年来依旧坚守深圳、坚守深大，并且坚守于学术领域。他近年又在深大搞起了一个国土经济研究所，研究的课题引起了不少国际机构的关注和支持。他内心这份坚守的动力和毅力从何而来，无人探知，而他的坚守、创造精神为深圳抹上了浓浓的人文色彩，无人可比。他的精神导向，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深大人，一大批深圳人，选择了留守深圳，使外人误读的深圳“文化沙漠”留下了片片绿荫。

 还有一对堪称“深圳名片”的深大学子值得一提，客人和安子夫妇。他们都是具有二十年深龄以上的深圳人。客人是九十年初毕业于深大中文系的广东河源人，安子是著名的“打工皇后”，也是深大早期的进修生。他们的坚守示范作用不是来自于他们身上太多的光环，而是他们长期致力于合力推动深圳民间的公益活动和文化活动。我见过安子身边许多人，他们早年来深圳时都处于社会底层，得益于安子的鼓励和资助。许多人甚至吃住在安子家，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后来通过奋斗也功成名就，有的晋身为深圳的中产阶级或老板阶层，成为支撑深圳的主流人群。客人和安子发起和主办了多届“人之夜”、“诗画长廊展”，策划和承办了“深圳百万素质妇女大讲堂”、“和睦家庭植树节”等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他们多年坚守和活跃于深圳的民间文化领域，使众多草根文化人看到了这座城市的人文希望，给物欲横流、沉闷乏味的围城输入了新鲜的文化养分。

也许，他们的坚守是个体无意识，他们示范和带来的却是集体有意识。

    有一位住在我楼下的深大哥们，我们都曾一起背着一包包现金，蹲在早期深交所营业部的路边草丛里，做过背书转让股票的大额场外交易。他二十多岁便在股市淘到了第一桶金，后来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几年后又举家回迁到深圳落户。他回来对我说，加拿大只适合两类现代华人移民定居，一类是在国内捞了一大笔黑金，到加拿大去寻找避风港，一类是去养老过日子。他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错过了深圳的黄金发展期。与此有同感的是我的外甥，全家迁居美国后又回落深圳，小两口男的现任深圳一家上市公市做高管，女的自主设计品牌开了两家服装店。我另外一位小外甥曾在美国国家电力公司任高工，年薪十多万美元，后来却辞职去当神父，彻底皈依上帝。他母亲写信骂他鬼迷了心窍，他坚定的回答：不，我是神迷心窍。他们对深圳有的选择是先弃后归，有的选择是干脆抛弃了尘世，与神为伴。我常常思考，回归深圳的选择应该既充满感性也是有理性的。感性的是，他们或是在找回一段激情年代的记忆，或是在寻求一种精神家园的归属；理性的是，他们在人和城市共生发展之间找到了一种利益对接点。也通过回归和驻守深圳找到了身份认同感。

兴衰围城 ，我选择坚守

    围城这个故事，由钱老先生讲开流传到现在，面对围城内外的种种诱惑，很多人弄不清自己应该选择坚守还是放弃。    

    前几日，我与深圳青年词赋家贾玉宝作了一次长谈。他多年前曾有感而发，在网络上抛出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大作“深圳，何处守护是家园”，热情洋溢的呼吁深圳人的家园精神和主体意识，也针对深圳抛弃论，阐述了自己借喻“枫桥夜泊”这首古诗，倡导深圳移民的第二家园意识，鼓动更多的深圳人用自己的才智参与到深圳的建设发展中去。但他也自叹，其实自己也曾经萌发过离开深圳、去外地发展的念头。是撰写《深圳赋》，使他从新思考深圳、定位自己与深圳的关系。他是个双栖文人，一边写古体词赋，一边研究现代经济问题，已经很有些影响和成就，如果置身在北京、上海等更大的人文圈，恐怕会人微言轻，被巨大的偏见和惯性所淹没。为此，他已坚守深圳近十年。

    本文写作的始作俑者老亨先生，其实是位深圳研究的少壮派。深龄不到10年，却为坚定的深圳主义者。他弃政从文，坚持的却是深商精神的整理和发掘，在这座心气浮躁的城市，很需要些定力和禅功。另一位鼓动者陈宏先生，腾身于这座围城的上空，以民间观察家身份，探秘深圳特区从诞生以来的种种重大决策和事件，著述洋洋数十万言，以司马迁之勇，秉烛照史，析微明义。因特虎另一位剑客金心异，每天坚持写博客，研究深圳，最近受到汪洋书记的点名接见。这些深圳主义者的身体力行，填充了这座城市的人文骨髓，他们的精神坚守，观照出许多人的得失进退！

    一座城市，和一个人，正如一个圆和它的切点，无论距圆心多远，每一切点始终和圆息息相关，圆周的周遭越大，切点的活动范围越宽。无数的切点环绕，就组成了圆本身。深圳，正置身于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前沿，深港一体化进程正在加快，国际化大都市身影已显，这座城市拥有如此众多的卓越而执着的追随者，我身如小小切点，有理由选择坚守深圳之大圈！ 

    我曾自诩为中产阶级人士，到处鼓吹城市中产阶层之崛起，必形成社会稳定器的恒常调节之功效。作为社会稳定层的思想，是以平和、宽容的心态对待社会发展之诸多问题，城市如人，一应走过他的稚幼期、青春期而迈向成熟。深圳的稚幼期，就以一城之力承担了太多中国改革实验的重任，动辄要争全国第一、国内首创，且上下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太浓的争先意识、责任情节使得整个城市和人的心理负荷过重，导致群体性心理失衡。抛弃论的产生与泛滥，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心理渲泄。它带来的直接不良后果，是城市悲观主义的弥散，成为一种社会的精神腐蚀剂，它的间接延伸恶果，是人与城市共生链的断裂，是人们对城市责任的失守。

    有人说深圳是座新型的移民城市，人们没有归属感和家园意识，所以注定这座城市的人要漂移和流动，其实不然。回顾世界历史，美国、澳大利亚都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当他们形成自己兼收并蓄的新移民文化后，人们就普遍有了归属感。新移民入籍，只要对着国家宪法宣誓，就产生了了较高的忠诚度。中国历史上也有几次人口大迁徙，无论是早期的中原人南下粤闽，还是后来的山东、山西人闯关东，不但很快地世代定居下来，而且也形成了独特的融合文化。不但自身积累起财富，也支撑起当地的经济发展，与原土著居民达到高度融合。前一段央视热播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闯关东》，以文学形式较为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演变过程。

有人强调深圳近年来已缺失了早期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沦为一般的地域性城市，吸引力减弱，所以导致不少企业纷纷外迁。其实据很多老的创业者回忆，他们之所以看好深圳，其一是看好它宽松、自由、开放的环境，其二是人们那种热火朝天的建设劲头。今天来看，深圳的这种基本态势并没有减弱，我在1992年左右撰写的电视专题片《崛起的新城——深圳城市建设十年巡礼》，忠实记录了那一段不平凡的岁月，一段段历史的真实镜头告诉我们，那时的创业者们没有多少优势可依，完全是靠理想和激情“杀出一条血路”。 深圳的诞生和堀起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从当年深圳开放政策形成和局面打开的历史资料来看，深圳的突破是自下而上的突破，是民主思潮和市场意识启动了中央的相关决策，而不是等来和要来的政策优势。今天的许多深圳人却在比照内地，等着中央的政策支持和资金、项目扶植，这是一种现念的落伍和倒退。 目前，广东、深圳正在开展的思想大解放讨论已引起深圳上下的共鸣，说到底，思想解放就是观念更新，再次打破禁区，再次杀出一条血路。这个时候，我们要抛弃的是城市逃跑主义和投机者，需要的是坚守那份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

摘自《深圳青年》菁英版200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