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好奇而来

1999年,程东升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广州市一个省级单位。在这里，他第一次听说到了华为这个公司。

一次，程东升的一个同事偶然说起她的妹妹所在的公司如何特别，如工资很高，进入的门槛很高等。这家公司就是华为。此时，程东升关注的主要领域是外经贸行业，华为虽然也有出口，但并非程东升关注的重点。好奇心驱使程东升更多去了解这家公司，但是，报章上关于这家公司的信息很少。这越发激起了程东升的好奇心，于是，每次到深圳出差，程东升都有意地寻找了解华为公司的机会。

当程东升更深入的了解华为公司以后，发现这个企业值得研究，他就萌发了探讨其发展壮大的内在规律，以期对中国企业的成长有所帮助的想法。

在当时，关于中国本土企业，尤其是民营高科技企业管理案例研究的书并不多见，充斥书店的多是诸如《松下幸之助》之类的外国案例。发现和总结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成长经验，成为程东升开始这项工作的初衷。

当然，作为一家发展迅猛且尚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有一些不足甚至弊端并不足为怪，发现和总结这些弊端形成的深层原因，探讨解决的方法，无论是对于华为的成长还是其它企业来讲亦都十分必要。

现在看来，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选择华为还是正确的。其一，时至今日，“巨大中华”中惟有华为和中兴通讯发展势头最为良好，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发展水平和方向；其次，华为是唯一一家发展到现在还比较为人看好的民营企业，且是非上市公司。在一定意义上，研究华为就是研究中国的民营企业，研究中国的民族高科技产业。记者的职业敏感性让程东升觉得华为是一个极有价值、值得好好研究的企业案例。但是，华为一贯低调，甚至刻意远离媒体，导致媒体对华为的报道少之又少，更没有一本书完整的讲述华为的发展过程，这更激发了他对华为的追踪和探询。

采访华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联系华为公司的相关部门。但是，华为是一个极其低调的公司，尤其是在2003年之前，很少接受外界采访，华为创始人、CEO任正非更是从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程东升的一次次采访联络，均没有任何收效。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遭遇拒绝是为最尴尬的事情了。采访就此陷入了僵局。作为初入行的人，这样的打击让程东升有点手足无措。

另辟奇径

既然正面走不通，是否可以从侧面了解？有一天，程东升突然想到，他可以直接去找华为公司的员工。但是，除了那个同事的妹妹，他一个华为人都不认识。程东升首先想到的是通过该同事的妹妹了解，但却碰到了钉子——原来，华为有严格规定，任何人在没有经过公司授权，都不允许接受采访，不能透露任何与公司有关的东西。由于有这样的规定，她也不太方便给程东升引见其他的华为人。

刚出现的一丝希望，瞬间破灭了。

经过短暂的反思，程东升觉得只有自己去寻找这一条路了，由于华为已经离职的员工受到的约束比较少，程东升决定先从已经离职的华为人入手。

从这个时候开始，程东升见到任何一个新朋友，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华为的吗？你认识华为的人吗？

但是，程东升一直在广州工作，华为是在深圳，如果要更多了解华为，在深圳工作、生活显然是最方便的。

通过到深圳多次出差，程东升很快就喜欢上了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城市里，他可以更方便地了解到华为的各种信息。

 “我必须辞职去深圳.”程东升告诉自己.但作出这个决定显然是困难的,这将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广州那个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单位，而他当时又是被作为骨干培养的。程东升是该单位的领导亲自去学校要来的,由于程东升属于广州以外的

生源, 进该省级单位是由广东省人事厅下发的指标，按照有关规定，程东升必须在该单位工作够满5年,才能调动,否则就要赔偿该单位一大笔钱.该单位的领导对程东升非常好，给了他很多机会.程东升进到该单位后，就被安排与另一个同事住在该单位在广州某花园的一栋两居室里，该单位的领导承诺，程东升和那个同事，只要在该单位工作满5年，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分得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显然，于公于私,程东升都很难选择.

但是，2000年10月，他毅然从该单位辞职了。由于当时程东升还拿不出那笔赔偿费用，原单位一直扣着他的档案、组织关系等资料，一直到2004年，在足额交纳了该笔赔偿费用后,程东升才将档案等资料提走。

辞职后的程东升成为了香港商报深圳办事处的记者。他觉得，自己距离华为一下子近了很多。

真诚打动人心

在香港商报工作后,程东升并非专职跑企业线,更非专门跑华为的新闻，事实上，此时的他，财经新闻，社会新闻，突发事件等等，都要跑。工作很辛苦,但他从没有放弃过对于华为的探询。

大约在2002年11月，程东升的采访终于有了重大转机——程东升认识了华为前副总裁胡红卫先生，当时，他已经离开华为两年时间，在深圳创办了思捷达管理咨询公司。胡红卫是《华为基本法》等重要规章的重要参与者，是前华为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对华为的成长过程有着深刻的了解。通过胡红卫先生，程东升了解到了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华为故事。

当然，作为华为的前人高层，胡红卫也并没有给程东升透露华为的机密信息。

经过几年努力，程东升从不认识一个华为的员工，到认识了一大批华为人，包括另一位华为前副总裁张建国等高层管理人员。为了让这批华为人觉得程东升是真心与他们交朋友，程东升一般都是主动上门拜访.在采访几名华为前任高层的时候，程东升总是自告奋勇的请他们吃饭，甚至连他们的停车费用都是执意带交。这些各个都是身为老总、身价不菲的华为前任高层当然并不稀罕程东升提供的饭菜，但却为其诚意多打动，经常与他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一位老总与作者先是在深圳五洲宾馆谈，从白天谈到晚上，之后又转移到程东升的办公室继续。就是凭着这股真诚和永不言弃的毅力，他突破了多位华为前任高层。

采访过程中,除了正常渠道外，程东升还使用了一些非常手段，甚至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当时，华为总部在深圳科技苑.如何进入到华为公司总部也是一大难题，华为大门口有严密的保安措施，一般人根本无法接近。程东升利用记者身份的便利条件，多次跟随省市领导前去参观。后来,程东升又以一些借口，独自前去,对华为公司有了很多直观感受。

通过多年的努力，程东升对华为的了解开始比较全面、深刻了。从这个

时候开始，程东升才进入了写作阶段。由于每天都有正常工作要做，需要完成大量采访写作任务,关于华为的写作只能加班加点。那段时间，程东升成为了全单位最早到，最晚回的人.这样坚持了整整一年时间，《华为真相》草稿终于完成了。

2004年初,《华为真相》由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很快，这本书在一个月内连续5次加印,并一度成为2004年最受欢迎的商业图书。

独立观察者

《华为真相》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华为热”，先后又有一些长期关注华为的各界人士出版了一批关于华为的著作。粗略估计，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华为的图书已经10多本了。

而在《华为真相》后，程东升又先后出版了《华为经营管理智慧》、《任正非谈国际化经营》。深圳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深圳读书月上，组委会还将《华为真相》、《华为经营管理智慧》列为了推荐书目。

这让程东升很高兴——不是为自己出版多少本书高兴，而是为有这么多人关注华为，加入华为的研究队伍里来高兴；为社会对华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高兴。他一直认为，华为是家值得研究和学习的企业，但对华为的研究太少，甚至截至目前，对华为的研究也还远远不够。限于当时的水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华为真相》、《华为经营管理智慧》以及《任正非谈国际化经营》，仅描述了华为内在规律的一小部分，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尚需进一步挖掘。这将是他今后继续的工作之一。因此，程东升特别希望能有更多朋友一起来研究华为、研究更多优质的中国公司，让这种研究从个人行为，变成集体行为，从短期行为，变成持续的长期行为。

对华为公司跟踪了四五年之后，一种天然的职业疲惫期到来了，程东升开始彷徨，在做专还是做杂的问题上拿捏不定。此时，程东升已经到了21世纪经济报道，先后在机动记者部、财富版、研究版等部门工作，工作内容涉及到了多个行业，以及宏观经济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很多吸引程东升的地方，程东升相信，如果自己再进入某一个新领域，通过不懈努力也会有所收获的。

后来，在与著名财经记者、出版人吴晓波交流的时候，他建议程东升还是做专好，对于程东升本人来说，甚至可以只做华为这一家公司的研究，持续跟踪华为，成为华为研究的专家。这样的发展方向，在国内记者界还不太多见，他建议程东升尝试一下。

程东升仔细分析了自己的情况，觉得吴晓波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又把自己重新定位回只跟踪、研究华为公司。当然，这样说，并非是他不再关注除了华为的其他任何信息，而是说，要以跟踪、研究华为为主要目标，其他信息也必须关注，以作为参照。

重新确定了专业目标后，程东升继续扩大自己在华为公司的人脉，与更多华为人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探讨华为公司的现状，分析其未来走势。

在众多华为朋友的协助下，程东升第四本关于华为的书《任正非管理日志》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今后，程东升还将继续关注华为，持续研究华为。

从进入媒体圈子开始接触华为，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随着对华为关注得时间越长，了解得越多，程东升就越发现更多未知领域，就越觉得需要持续地关注下去。

几年来，程东升的足迹踏遍了国内的深圳、杭州、上海、北京、西安等华为所在地，境外的香港，以及泰国、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目的就是追寻华为人，体验华为速度，感受华为的力量。

通过多年观察华为，程东升认识了一大批华为人，他被华为人感动着，被华为精神激励着。程东升发现，作为华为人，他们是幸福的，作为华为人，他们是痛苦的。他与华为人一起幸福与痛苦,他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就是华为中的一员。

在程东升看来，华为诞生在深圳不是偶然。他时常这样设想——假如任正非转业后没有来到深圳，还会有华为吗？

                      六问程东升

记：作为一名记者，你认为自己在观察研究华为的过程中，比专业的经济学家，或商学院教授更有优势吗?

程:很难说，作为一名记者，在观察和研究华为的过程中，比经济学家或商学院教授更有优势,作为一名记者，可能没有经济学家或商学院教授看问题更专业更深刻，但记者的职业特点和身份决定了，有接触和采访华为人的便利条件，尽管这种便利在实际操作中并非那么便利。另外，记者与专家教授之间也是可以转化的.世界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其实就是记者出身，他本身并不曾在商学院呆过，更非著名商学院教授，他一直以独立的身份研究企业，最终成为了蜚声世界的管理大师.如果说，我也希望向管理专家的方向努力的话，德鲁克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记：你是如何发现“华为真相”的？

程:通过采访一大批华为人及20多位海内外传媒朋友、研究民营企业的专家学者。华为的发展脉络在我面前逐渐清晰，透过华为发展过程中纷繁复杂的事件，隐藏于表象背后规律性的东西亦逐渐被挖掘出来。所谓“真相”主要就是指这些不被公众所广泛了解、曾经被人误解的东西。

我努力通过对华为全景式的描述，告诉公众一个真实客观的华为。当然，限于当时的水平，《华为真相》等书仅描述了华为内在规律的一小部分，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尚需进一步挖掘。这将是我今后继续的工作之一。

记：目前困扰华为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程: 华为公司现在面临很多问题，诸如国内交换机市场趋于饱和，3G牌照发放依然遥遥无期，国际市场遇到一些非技术性贸易壁垒，法人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等，但从我个人的视角看，华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内部股权不明晰，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华为上市的步伐，更越来越成为影响华为稳定的因素。事实上，1997年改制以来，华为对外公布了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本结构，但出资比重占绝对大数的华为公司工会这个机构内部股权却是不明晰的，这也是最让一些华为人及传媒非议的地方。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华为前员工刘平与华为公司的股权纠纷，虽仅是个案，却足以说明确有部分华为人对股权及分配问题已有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一旦在华为公司内部蔓延，并付诸实际行动，对华为的伤害将是深重的。华为公司应当引起警惕，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记：你认为华为还能走多远？

程:这是《华为真相》等系列关于华为的书想极力探讨清楚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尽管华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上述所说的股权问题，但华为整体上还是非常优秀的，在中国企业尤其是国内民营企业中算是第一流的应当之无愧。有“生生不息的文化”（任正非语）的华为，再生能力是很强的，即使哪一处受到损伤亦会在适当调整后很快修复。因此，我丝毫不怀疑华为走向世界，成为一家真正的国际化公司的能力。如果华为倒了，整个中国的企业就没有希望了，如果整个中国的企业没有希望了，整个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需要指出的是，华为走向真正国际化步伐的快慢以及步伐是否殷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自己过去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