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精神”作为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契约精神”尊重契约关系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协商”。 

 

深商：朝向一个“好商量的社会”

 

因特虎 老亨 元旦评论

 

2013年12月26日，深圳有两个会议几乎同时进行：一个是市委全会，旨在为深圳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定调；一个是深商联合会的年会，王石就任理事会主席。深圳市委全会提出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全局改革目标；王石则在其就职演说中将“契约精神”作为“深商”区别于国内其他商帮的重要禀赋加以诠释。官方、民间两个本无关联的会议，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样的诉求：“平等、自由、法治”的营商环境。

深圳是个典型的现代移民城市。作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陌生人社会”，深圳比较彻底地摆脱了“熟人社会”的裙带关系，使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可以在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得以有条件的实施。其前提条件就是：契约界定，法治保障。

无数离开故乡、脱离“单位”的深圳移民以独立的“自由人”姿态融入深圳，自主择业，自主创业，成为新兴工商业者或中小企业主，也就是“citizen”（市民）。深圳因此成了“city”（城市），出现了“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的新型社会关系。

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深圳市党政领导历来重视政府职能转变，力主市场化导向，尽量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支配，资源配置主要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建设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率先构建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深商，正是在这种自由竞争的宽松环境下发育、成长并壮大起来的。在深圳，不需要三头六臂、八面玲珑，也能做生意。有个科研技术人员，口笨手笨，在老家的科研所，干活最多，得益最少，还老被嘲笑。但他脑子不笨，他麻着胆子来到深圳，在天安科技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搞起了一个大公司。这样的深商案例数不胜数。深圳的饭局，不灌酒，座次讲究也不过分，酒桌上的话题不云山雾罩。不像有些地方的饭局，商人敬陪末座，尽说些与生意八竿子打不着的话，最后只留下商人买单。当人们不必为人际关系小心翼翼、武装到牙齿，不必为社会关系临渊履冰、虚与委蛇，只需用心琢磨商业创意，只需没有后顾之忧地实现商业创意的时候，商业的普遍兴盛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深圳的商业氛围，不是没被打搅过。大到“蛇口风波”，小到“10元门”口水战，有时是生死攸关，有时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好在是东风与了深圳便，才有了“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一说。但深圳会不会总能如此幸运？当放权让利的改革走过皆大欢喜的浅水区，走向利益格局错综复杂的深水区的时候，深圳靠什么来确保市场导向、确保商业预期？

深圳市委全会给出的答案是令人满意的：在日益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法治化是最大“公约数”，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深圳作为市场经济的先发之地，必须加快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确立法治在城市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规范性、保障性作用，积极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安全有序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使一流法治成为深圳新时期最为显著、最为核心的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深商联合会主席王石则通过对深商的“契约精神”的诠释，巧合地呼应了深圳的“法治化”改革蓝图。“契约精神”本来就是法治精神的一种凸显，体现了对契约、法治、规则的遵守与敬重。“契约精神”作为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契约精神”尊重契约关系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协商”。签订合约、制定法律，前提条件是平等协商。利益关系越复杂，就越需要心平气和的商量。财务、商务，好商量；公共事务、社会事务，也好商量。不好好商量，或者商量好的事不作数，甚至干脆不商量、一味蛮干，只会导致商业的无法预期，也会导致商人命运的无法预期，一切长久的打算，都将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

商人，某种意义上就是“好商量的人”，现代人的生活，绝大部分就是商人们讨价还价地帮我们协商安排好的。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全社会都有协商的氛围和风气，还需要一个“好商量的社会”。移民社会中，独立、自由的个体之间，是有“商量、合作”的天然需求的，缺的是协商的方法和习惯。中山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把“学会协商”作为治理现代中国的基本功、基础课。王石在阿拉善公益组织中学到的重要一课，也是关于如何开会、如何有效协商。深圳市委、市政府在广纳民意、网络议政等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商会作为“集商议、重商权”的社会组织，更是“学会协商”的好平台。在朝向“好商量的社会”的努力中，深圳值得期待，深商值得期待，王石值得期待。（因特虎 老亨 2014年元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