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前在台湾开会，会议的主旨是很单纯的佛教学术研究，但有趣的是在一次小范围的会间茶叙时，几位欧美佛教学者不知怎么就将话题转到了中国，这反映其全球影响力的巨大，已然成为很多看似不相关的人都感兴趣的话题。我是当场唯一一位华人，自然就有人问我对中国前景有何评价。茶叙时间有限不可能长篇大论，但与很多人唱衰中国不同，我还是表达了对中国未来，起码二三十年内发展的信心。

　　这种信心的基础，首先来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已形成气候，如果说在80年代末曾经有过逆势而动的声音，随着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走向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道路已然不可遏制，虽然有可能会在速度上作些调整，但不走回头路，在朝野已成为一种共识。

　　其次，自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就获得了巨大进步，当时领导人的初衷是经济改革先行，并带动政治改革，只不过后来受阶层利益垄断，导致政改阻力重重。即使如此，30年经济增长还是对国民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一是财富积累使交流变得更加便捷，不仅仅国内区间交流日益频繁，使思想得以沟通，使中国人不再是徒具地区身份的“某地人”，而具有前所未有的家国观念；经济发展也使国际间交流更加频密，如今中国人跨出国门已经非常便捷，尤其是大量留学与研究人员，他们也开阔了国民整体国际眼界，让中国有了借鉴与比较的参照系。这又让不少中国国民得以跳出国家局限，而有了天下意识。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也使政治变革的要求水涨船高。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对比它国，现在也成了民众抗议的对象。

　　再者，1990年代以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中国政治变革又有了一股全新推动力。与过去官方媒体全面覆盖的单纯时代不同，网络信息传播方式多种多样，各种新功能层出不穷。这就使得过去被动的舆论控制与导向，变得更加困难。这些消息，无论真假，由于传播成本低、效率高，所以会以一种近乎病毒复制式的几何级数传播，使得民众得以分享到过去难以获得的大量或真或假的公共信息。

　　这种传播又使得民众得以在虚拟空间中，迅速形成一种大量民众参与的、短时间暴发的、跨族群与阶层的、松散的“集体意见联盟”。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空间，也逐渐崛起了一批代表不同声音的“意见领袖”，比如左右分歧明显的孔庆东与韩寒等，他们皆非政府任命，却有着比政府发言人更能呼风唤雨的民间号召力。这些都给中国政府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比如最近几年内有名的一些公众网络事件，我们都可以看到舆论倒逼政府迅速做出反映的巨大压力。

　　民众参与热情日益高涨，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只要看看最近一些导致民情汹涌的事件，在过去可能只不过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民众的容忍度却在日益降低，而政府的反应度与速度也在不断提高。这种容忍度降低本身其实也代表了中国的政治进步，虽然可能有人会嫌这些进步不够大，但不能否认这种变革的总体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