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解开捆住个人和企业手脚的绳索，扩大他们的自由选择权，并为他们行使这种选择权创造条件，使他们相信自己能有所作为，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改革的利益共同体

在开启新的系统改革之前，我们有必要回望过去30多年走过的路，梳理核心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于我们选择改革的重点领域、改革的策略和方法无疑是极有裨益的。这里，之所以把经验和教训面前加上“核心”这个定语，是因为我们看到此前关于改革总结讨论中，充斥太多的表面现象和细节，而忽略了那些内在的本质的东西。

　　改革的成功经验

　　不论在经济、社会还是政治层面，不论是按照国内标准还是国际标准衡量，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改革都可以称得上是巨大的成功，尽管在具体的领域和不同的时间段这种成功的程度不尽相同。既然是成功，总有经验可以总结。笔者认为，以下五条经验是最核心的：

　　第一，归还个人、家庭和企业的自主选择权，让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发挥自己的能力，同时对自己的发展承担责任。这与改革前国家（集体）决策生产，并对个人（企业）的发展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实际上改变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一改变的内在逻辑是，政府不必要也不可能包揽一切生产和经济社会决策，个人应当而且有能力为自己的发展努力并承担责任。这一改革实际上立足于对每一个人的信任，可以和文艺复兴相媲美。文艺复兴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不必把一切交由上帝；而以放权为特征之一的改革，则使人相信不必把一切交由政府。尊重和信任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保障和扩大每一个体的自由，不仅是伟大的价值观，也是伟大的方法论。正是将权利与自由还归微观主体，才激发了无限的活力。

　　第二，不断地创造改革者，形成普遍的改革利益共同体。改革不仅是做蛋糕的过程，更是分蛋糕的过程。改革有既得利益者不可怕，可怕的是既得利益者只有少数人。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是通过政府“让利”（实际上是还利）于民，使社会中绝大部分成员得利，使他们成为基数庞大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成为改革的拥趸，并为后续的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推的时候，在各级政府中不无阻力，但是这项改革还是在短短数年普及全国，因为它的利益关系是如此的简单、明了、易懂，以至于每一个农户都能懂利益攸关所在。改革只有在符合大多数民众利益需求的时候，只有当这种利益关系能为普通公众所了解和理解的时候，只有个人和企业有选择权利的时候，才会形成普遍的、持续的动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历次计划思想回潮的时候，人民会坚定地站在市场这一边。以上两条结合起来，可以成为改革成功的“人和”因素。

　　第三，抓住“天时”。对中国来说，改革抓住 “天时”，在国内是响应了文革结束后人心思变的趋势，在国际上最重要的顺应80年代开始加速的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融入全球分工链条。全球化在冷战结束以后不断加速，而中国在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也不断加速，使两者踩在了同一不点上，引起了共振，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进入新世纪后加入世贸组织，更是抓住天时的决定性环节，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第四，顺应“地利”。改革顺应地利的最突出表现，是充分发挥了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突出体现在人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本基础相对良好、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天然的规模优势和多样性优势，后两者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充分讨论和正视。

　　第五，适当的技术保障。改革是门技术活，经济的改革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推进一项改革，涉及众多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的平衡，仅有良知和勇气是不够的，没有技术上的保障，良知和勇气经常会头撞南墙。有很多技术经验已经实际上被人们所总结和津津乐道了。譬如，平衡改革与稳定关系的“渐进式策略”；不首先撼动既得利益群体，而是通过培养体制外力量来改变均势的“增量改革”；在明确宏观导向和微观主体放权基础上的“地方政府竞争”；培育市场空间、交易技能和思想意识的“双轨制”；作为创新发现和遴选机制的“试点-推广”；作为突破旧体制约束手段的“先行先试”，等等。当然，在实践中这些改革技巧的实施未必都尽如人意，但是在当时的经济、社会以及行政体系下，我们也不能苛求更多。

　　改革中的教训

　　尽管改革在整体上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不能掩盖在局部领域和某些时间段出现的严重问题，可以描述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和“不可持续”。这些问题尽管看起来是局部的和阶段性，但很有可能会演变成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甚至吞没所有改革的成果。导致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因为改革基础环境发生的变化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因为一些领域的改革偏离了前述成功的经验。

　　首先，价值取向上对以人为本的偏离，忽视了人的发展需求的多样性。最能反映一个政府核心价值取向的，是政府的绩效评价机制。而长期以来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价，实际上模糊了发展的目的，限制了发展的手段。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它只是人提高福祉的工具之一，而非全部。人的发展需求是多样化的，忽视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前景也是有限的。把人的发展模糊为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导致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根源。

　　其次，对微观主体自主选择权的顽固干扰。这里面最典型的是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制度，这些制度安排作为权宜之计，的确会在短期和局部收到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是副作用更大，因为粗暴干预个人自由的行为一旦被默许，就很容易被纵容，并扩散到其他的领域。现在顽固存在的城乡差距问题、老龄化加速问题、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都是此类制度实施的严重副作用，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性作用是长期性的。

　　第三，创造普遍的改革利益共同体变得困难，而改革受损者的规模变得不可忽视，改革的利益分配偏向少数的既得利益群体。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导致任何单项改革在创造和扩大利益共同体方面变得有限，与改革初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导致改革支持群体的窄化。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规模不可忽视的利益受损者，包括大规模的下岗职工、失地农民，以及公共服务市场化中支出压力剧增的一般公众。而改革利益分配的高度不平等，则直接、猛烈地撼动国民对改革的热情和信心。与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的还有改革主导力量的格局变化，当民众普遍失去改革的信心和动力，而受益的少数群体力量快速增长，改革就很有可能蜕变为服务于这些少数群体的牟利工具。

　　第四，改革日益黑箱化，缺乏与社会的交流互动。改革越到深处，就越专业化和技术化，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在专业化和技术化的帐幔下，改革变得让普通民众看不懂，越来越神秘化、黑箱化，谁也不理解一项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利益。即使一项改革可能是的符合公众普遍、长期利益的，如果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改革实施也要大打折扣，现在全国谈PX色变就是一个例子。更遑论少数既得利益群体不公平地攫取改革红利的情况下，普遍的质疑和抵触是不可避免的。改革黑箱化的一个突出例子就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酝酿了八年之久，只听雷声响，不见雨点来，直到年初发布前，全国看过草案的人估计都数得过来。婚姻尚有七年之痒，何况等了八年之久不见身影的戈多？从来没有一开始就完美的改革方案，重大的改革措施出台前，保持审慎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保持与社会的互动交流更重要，这是完善改革、凝聚改革共识的过程。如果改革的前因、过程、后果都不透明，其实施的可能性和效果都是可想而知的。

　　第五，对过往经验的简单迷信。成功者总是容易不加甄别地迷信自己的经验，而这种迷信很容易转化成体制和行动上的惯性。这种迷信和惯性不仅存于政府，也存于企业甚至个人。这种迷信，加上不当得利的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进程的主导，很容易出现孙立平教授所指出的“过渡性制度安排长期化”的问题。譬如，在户籍、社保、事业单位改革方面继续施行双轨制、多轨制，显然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譬如，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的时候，再不为改革提供必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偏面强调“先行先试”，则很容易成为各级政府破坏法治的借口。

　　纵观以上成功的核心经验和教训，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解开捆住个人和企业手脚的绳索，扩大微观主体的自由选择权，并为他们行使这种选择权创造条件，使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改革的利益共同体。当前我国的比较优势因素发生了很大改变，国际经济的格局也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调整，必须通过创造新的“人和”，顺应新的“天时”和“地利”，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主任。2009年加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曾先后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南京中心项目研究员（2001-2005）、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2004-2005），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助理（2005-2007），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顾问（2007-2008），并于2008年受邀为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的研究领域包括农村金融市场、人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贫困与不平等、公共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