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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加坡人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形成，本地华人对其祖先的来源国日益陌生，因隔阂而加深的误解是双方面的。我在来新之前，对新加坡的印象不过就是这样几个符号：小、花园城市、整洁、经济发达、威权主义等等。对于普通中国人，由于对“民族”与“国家”这两个不同概念的混淆，则往往容易把所有“华人”都当作“中国人”。所以每当新加坡作出从自己国家利益出发的决策时，每每被中国民间所误解并诟病。这就有点像美国初立国时，英国对自己移民建立新兴国家的态度一样。
如果说中国民间，由于知识性的匮乏或囿于识见，对新加坡有误解是可以理解的，知识阶层对新加坡的误解则颇让人纳罕。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普遍，我仅举中国几位著名学者最近几年的例子，2010年蔡定剑的《新加坡模式不值得中国借鉴》、2011年杨恒均的《新加坡模式为什么难以为继？》、同年信力建的《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模式》，而最近吴敬琏又有《中国不能走新加坡威权主义》。恕我直言，这些学者大多以过去的经验或传信为依据，而没有对新加坡现实政治的深入了解。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姑且不谈，但认为新加坡是威权主义和一党制，则是巨大的误解。
民主的定义可能人言人殊，但还是可以大致抽象出一个大多数（代议）民主制国家所遵循的底线，即民众有自由投票权以决定民意代表，从而对国家大政方针作出决策，并且宪法也能制衡并保护少数与弱势族群的利益。因此新加坡是一个每位合法选民，都可以通过选票来决定国家命运的民主国家，而且每一位民选议员，即使是总理李显龙也需要“讨好”选民。
我作为他所在德义区的居民，搬家第一天就收到社区杂志通告，李总理每周三晚上（除了国事活动）都要接待选民并提供帮助，一年接待人数以千计算。每到逢年过节，李总理与何晶女士也都要来吃塑料布当桌布的围桌宴席。曾听妻子的一位同事提到，有一次她去找议员却没有获得及时处理，她马上就委婉地“警告”这位议员她家中有十多张选票，这就是选票本身所代表的力量。
以上次大选的情况来看，执政党日益下滑而渐至临界点的支持率也表明，新加坡所谓的“一党制”面临严峻挑战。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决定新加坡执政党能继续，甚至哪怕保证下一次大选中能维持其执政权。
过去十数年，新加坡的经济在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后，依然有亮丽的表现，最让人惊艳的则是新加坡政治生活的巨大改变。普通新加坡人在经济获得进步之后，开始追求更多的政治参与，而反对党的势力，虽然在议会之中依然只占少数，也日益崛起，并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革力量。
以最近一阵的人口白皮书为例，在反对党的全力狙击之下，执政方对初次方案立刻作了妥协式的修改，并且在住房等相关政策上很快有所反应，这在新加坡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即使是一项良政，如果受到了某阶层利益在议会中代表的反对，即使是少数派，也会得到尊重并获得改善。
有了这些全力以赴的反对者，使执政党时常处于警醒的状态，也使权力机器受到了约束。这正如刘程强先生在年初补选获胜后所言“看到政府政策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指出这些问题”，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对国家而言就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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