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七问

不被人们看好 却蒙上苍垂青

37年，深圳一直是个意外！

因特虎 老亨

一问：“蛇口之父”遗憾什么？

先有蛇口，后有深圳。

深圳作为现代商业之都，真正意义上的开埠，不是从“深圳墟”开始，而是从“蛇口开发”开始的。

袁庚敏感地意识到：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已下定决心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面向全球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国家经济代表团正出洋考察，四处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袁庚就是瞅准这个时机，给广州和北京打报告，只要蛇口一块地，不要财政拨款，自告奋勇，为国家改革开放先行先试。

其时是1978年10月。今天的深圳在当时还叫广东省惠阳地区宝安县，县城就是深圳镇，蛇口则属于宝安的另一个公社。

好消息在1979年春天就到了。

1979年1月31日，刚刚过完春节，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一起来到李先念副主席的办公室。袁庚汇报了招商局的发展史和招商局在蛇口设立工业区的设想。他拿出地图，请李先念看：“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 

据说李先念仔细看了地图后接过袁庚递过来的一支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一看，很大一块地方，足有30多平方公里，他惊呆了，大概算了下，这得多少开发资金啊！袁庚没敢要这块30平方公里的地块，只敢要2.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300亩的区域。

就是这2.14平方公里的蛇口，成了中国当代商业革命的圣地。蛇口的开山炮，引发了中国最新一波商业浪潮。效率、金钱、市场经济、商业文明，通过小小的蛇口，滚滚而来，席卷中国大陆，一发而不可收。这是作为始作俑者的袁庚自己也未曾料想到的。

袁庚当时实际上是中国百年名企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掌门”。

招商局创立于1872年。主张其事的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负责通商事务，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大臣”领略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也意识到非学习“洋务”，不足以应对“三千年来之大变局”。设立轮船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九州航”，实现富国强兵，正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大手笔。大名鼎鼎的洋行买办和工商业活动家徐润、唐廷枢等都先后入局，虽然历经晚清战乱、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一战、二战、解放战争，招商局亦曾辉煌，亦曾寥落，却始终不倒，在两岸三地绵延不绝。直到1979年，招商局还是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堪称中国洋务运动硕果仅存的百年名企。

就是这样一家厚重的民族企业，就是这样一位睿智的企业掌门，时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最初也仅仅是为了解决招商局自身发展问题才想到要在一水之隔的蛇口获得一片不大的、相对便宜的工业用地而已。他遵循商业常识运作，却促成了一轮又一轮影响至深至远的商业启蒙。蛇口，成了深商最早的“黄埔军校”，袁庚也成了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深商教父”。这一切，都是始料不及的，即便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如此。

有人曾经批评袁庚：在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这件事上，袁庚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后来袁庚自己也将这件事作为他蛇口事业中的三大遗憾之一。他对媒体解释：“我怎么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呢？我要这么一小块蛇口，也是蛮大的一块地了。国家能够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作为一个领头人，我要负很大责任的。这不是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敢不敢要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连袁庚都是这么说，还有谁敢说自己一开始就对深圳的未来早有先见之明？

二问：“深南大道”有多大？

如果说，蛇口开发，尚属企业行为，那么深圳建市，就是国家意志了。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通常是这一天，而不是宝安县改深圳市的那一天，被后来的深圳人作为“深圳生日”纪念。

1981年3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

两年之内，深圳的规格连升三级。

“深圳梦”，在中国的南海之滨冉冉升起。

看一个城市的理想，就去看她的规划，最能体现当时深圳人远大理想的莫过于“深南大道”了。

按照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的说法，“深南路”不是深圳南部的一条路，而是指从东部的深圳镇通到西部的南头镇的一条路。这条“深南路”原本不是“深南大道”而是“深南小道”：1980年，从蔡屋围到当时上步工业区的深南路第一段修通时，全长只有2.1公里，7米宽，仅够两台车来回并行。

有位美国老华侨在广播上听到深圳建立特区，写信给深圳市领导：“你们新建城市，我很高兴，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路要有六线走车的宽度，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城市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晚了。”规划设计部门随即提出将路面加宽到50米，宽度增加7倍！很多人目瞪口呆：当时特区人口只有区区几十万，汽车也不多，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

1981年2月20日，梁湘走马上任，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他很快显示出与前任的极大不同：将深圳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来开发运营，而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加工区。正在施工贯穿深圳东西的深南大道，便成为梁湘实现城市梦想的主线。

得悉在建中的电子大厦居然遮挡了这条大道的宽度，梁湘自然难以接受，下令暂时停工。但项目投资方已经投入巨资，无奈之下，电子大厦还是复了工。从此以后，电子大厦就成为人们反复讲述的深南大道之憾。今天，走在深南大道上，如果你留心，会发现电子大厦是靠近深南大道最近的建筑，这一段的人行道都因此收窄了许多。

1983年夏，梁湘率队到新加坡考察，被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景观震撼。回深圳后，决定在深南大道两侧各留出30米的绿化带，并在大道中间设置宽达16米的绿化带，以备修建地铁。当时设想从地表开挖的方式修建地铁，16米正是开挖放坡所需要的宽度。因电子大厦的影响，深南大道在上海宾馆以东为60米宽，上海宾馆以西却扩至130米，有些路段此后达到160米。其东段和西段由此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自1980年到1993年，30公里长的深南大道，用了13年时间才全线贯通。对于这座城市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的确是漫长的。

伟大的街道并非越大越好，但是没有超越，就没有伟大。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研究了一条在中世纪被称为Papale的街道，试图从这一公共空间的支配权的变化，发现其政治和文化功能的演变。一条崎岖的小路由梵蒂冈通往教皇的官方住所拉特兰（Lateran）教堂，标志着在教堂、贵族住宅以及贫民社区之间现实权力的调整。一位新当选的教皇需要沿着这条街道走一遍，这段行程充斥着繁文缛节，他不得不5次停下来，抛硬币安慰狂热的围观者。到了利奥十世时代，街道的支配权从教皇转移到了城市市民手里，社会所有阶层参与的游行庆典成为街道上的主要活动，并逐渐变成了一个类似迎接主降临的盛大节日。

中国的城市建制、道路宽窄从西周开始，就按照京城、郡城、县城的权力等级依次排序，不得僭越。当设计部门提出深南大道路面要修50米宽时，激起了巨大反弹，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在当时50米的路宽在其他大城市都是难以想象的，“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车啊？修来是资源浪费嘛。”怀疑、非议之声不绝于耳。但是主张深圳要“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的“莽汉”梁湘在考察国外城市规划后力排众议，不但守住了50米，最终还更“大胆”地在总体规划里把深南路的宽度敲定在60米。郁万钧回忆说，当年争论深南路到底要修多宽这个问题，其实争论的对象已不仅仅是一条归类于“三通一平”的大马路，更多隐含着的是当时大家对整个特区发展战略、方向等观念上的碰撞和思考。

1984年郁万钧刚到深圳时，感觉深南路真宽，车不多，显得空荡荡的。真是有点担心什么时候这条路才能热闹啊。但是时间很快证明了一切，短短几年内，来深圳的作家已经用“车水马龙”来形容深南路了。难以想象今天的深南路如果宽度只有30米，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郁万钧看着深南路，感受最深切的一点就是：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有一个具大智慧、大气魄、目光长远的决策者，该是何其有幸。

要知道，深圳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偏远之地，是中心之外的边缘。当初选择深圳建特区，一部分人支持她，是因为深圳离香港近，离资金、市场近，离现代文明近；另一部分人容忍她，就是因为深圳地处偏远，又是个小不点的地方，搞搞小试验也无大碍。彼时人们来深圳，就象投奔异国他乡，长途汽车，长途火车，多次辗转，一路颠簸，跟五月花号上的美洲移民何其相似乃尔。

当然这也不是坏事。早期深圳地理上的偏远对襁褓中的深圳商业文明是一种难得的保护，倘若不是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深圳改革开放所遭遇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大到她不堪承受。联想到中世纪威尼斯城只能在海上险滩中立足、发展，方才得到欧洲大陆庄园主的容忍，深圳早期的情形与一千多年前的威尼斯又何其相似乃尔。

深南大道作为与长安街、南京路媲美的城市标志性大道，从最初的7米宽到后来的160米宽，从开始的2.1公里到建成30公里，从一条光秃秃的小路，演变为一条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见证的不仅仅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倔强生长，更是中国社会机理的深刻变革。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深圳也不是。谁能在深圳建市之初就能一眼望尽深南大道的尽头？

三问：深圳东海岸有多远？

袁庚是深圳本地人，老家就在深圳东部的大鹏湾。

他主持的香港招商局，本业是航运。招商局到深圳圈地搞开发，选址自然要在海边。因此，东部的沙头角、大鹏和西部的蛇口都曾经是袁庚的选项，据说也都得到广东省主管领导的认可。从个人感情来看，袁庚肯定更愿意选择位处深圳东部的大鹏老家，那里的乡亲们穷困潦倒，巴望着他能带来投资机会，他自己也更能找到衣锦还乡的感受。但从区位、基础配套等方面看，位处珠江口东岸、南山半岛南沿，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才是惟一的正确选择。

香港的财团曾经希望与袁庚携手，共同开发蛇口与南头，却被袁庚一口回绝，成为袁庚蛇口事业的又一个遗憾。直到1993年10月，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才与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和记黄埔持股高达70%，重金投向港阔水深的深圳东部。这差不多已是蛇口开发15年之后的事了。

深圳更东部的大鹏湾，则因为其偏远，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选址。

1980年前后，香港的电力供应一度紧张，为抓住此商机，中国水利电力部和广东省政府计划在靠近香港、广州、深圳等电力负荷中心的深圳市大鹏镇境内建设一座核电站，因选址在大亚湾畔，故命名为大亚湾核电站。核电站于1987年8月开工建设，1994年5月建成投入商业运行。2014年大亚湾核电站首个合营期结束后，双方将合营期再延长20年，至2034年。

大亚湾核电站的商业价值到底有多大，可以查看财务报表，大亚湾核电站对于深圳东部海岸的负面价值也许就难以估量了。

中国真正的滨海城市并不多。大连、青岛、海口，滨海，但是不甚海派。上海是海派的，但是近代上海并不滨海，黄浦江边的上海滩是河滩，不是海滩。在这一点上，近代上海与广州、天津，乃至南京，处境其实相若。

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具有海派气质的城市是宁波、温州、泉州、厦门、汕头和香港。宁波古城并不滨海，但是大宁波是滨海的，中古时期世界海洋贸易的中心之一就是中国明代时期的宁波海域。温州、泉州、漳州，以及潮州的樟林古港也都曾经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古泉州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东方大港，商贾云集，人文荟萃，繁华景象超出现今许多人的想象。厦门、汕头、香港则是近代以来崛起的中国滨海城市。厦门鼓浪屿的别墅群绝大多数是南洋华商的私家宅邸，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由南洋商人陈嘉庚个人捐建，这些有地中海风格的近代建筑中西合璧，流风遗韵，影响至今。汕头因为处于韩江、榕江、练江共同的出海口，作为新兴的近代商埠，迅速崛起，取代了潮州在潮汕地区首府地位，以至今天的潮州人还为此耿耿于怀。

与近代天津的风头盖过北京，近代上海的风头盖过苏、杭、扬州、南京，近代汕头的风头盖过潮州相类，英国人主持开发的近代滨海城市香港，风头也盖过了老牌的商业都会广州。广州作为世界上唯一维系千年、从未间断过的大商埠，其商业地位被香港超越，除了人文的因素以外，地理因素不可忽略：广州是河港，香港是海港，海港超越河港，是人类从内河航运时代迈向海运时代的必然。

深圳的西海岸是内向的，熟稔的。当年蛇口开发的一声炮响，给斗私批修的中国内地，送来了久违的商业文明。那种开天辟地的感觉，虽然震撼无比，但其实并不陌生，完全是在内地中国人的历史经验的范围之内，对于菁英分子而言，完全可以接受，完全可以掌控。一个半世纪以来，多少惊涛骇浪，早已经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锤炼了中国人的神经。不就是把蛇口港打造成近代的黄浦港吗？招商局在长江口搞得，在珠江口就搞不得？不信这个邪。正是有了近代化经验的底气，才有了蛇口现代开发的勇气。

蛇口，左手边是深圳湾，右手边是珠江出海口，正前方的远处才是浩瀚南海。咸淡水在这里交汇，一会儿黄，一会儿蓝，殊无风浪，殊不陌生。蛇口的龟山别墅，躲在大南山脚下，并不打眼。袁庚住的那幢别墅，格局更像老式大院里的宅子，室内陈设尤其中式。当年蛇口的鸡尾酒会，纯粹是生意应酬，龟山别墅里没有此类酒会的专属空间。蛇口速度，蛇口效率，那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能对所有淘金者的胃口。越是贫穷，越是落后，越是能在基本的启蒙后获得觉悟，并且立即付诸行动，追求最快速度和最有效率的脱贫致富。蛇口的精神，蛇口的理想，也是经典的，没有超出20世纪中国政治菁英、社会菁英、工商菁英的经验范畴。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内陆的人们理解蛇口、追随蛇口的原因。所以，深圳的西海岸，没有真正的意外。

东海岸则不然。

东海岸是陌生的。即便是来深多年的“老深圳”，也未必熟悉深圳的东海岸。

东海岸的大梅沙、小梅沙，是早年间深圳人看海的地方。许多人是带着青岛、北戴河的海滨浴场印象去到大小梅沙戏水的。对于那些刚从内地过来的NEWCOMER来说，这种小儿科的沙滩戏水已经是刺激、新奇的人生体验了。大多数“深圳佬”就是靠这样的经验打底，再去旅游巴厘岛、夏威夷，并且做到了气定神闲。深圳人就是这样，他们对深圳东海岸的了解大多止于梅沙、南澳、大亚湾。当《中国国家地理》把深圳最东端的海柴角列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的时候，许多老资格的深圳人都认为这只是炒作。他们没有去过海柴角，他们也没有去过几个真正优美的海岸。

东海岸超越了传统的蓝色工商文明的意义。东海岸予人最深的印象不是工商层面的，而是生活层面的。2007年度深商峰会在东海岸举行，海洋文明的著名布道者王鲁湘来做主讲嘉宾。他除了公开肯定深商是蓝色的，还私下聊起，深圳东海岸最值得关注的不仅是盐田港，还有东部华侨城。水深、港阔、作业现代化的盐田集装箱港所展现出来的国际大港风范完全不输于利物浦、鹿特丹之类的国际著名海港。然而，王鲁湘表示，这仅仅是工商层面的意义。而东部华侨城的休闲度假景区，是山海资源的更高层次的利用。山海跟田园一样，是可以成为人们的家园的。盐田港没有知名的、活色生香的海员俱乐部，这就缺了点什么。深圳如果仅仅是一个淘金港，而不是一代深商的理想家园，那深圳最终也就没有什么城市价值。随着深商的发展，他们肯定是要向外拓展的。全国化、国际化的深商，他们的运营总部在不在深圳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园在不在深圳。如果大家来深圳发财，完了一拍屁股走人，那这个城市就难以形成积累。相反，如果不管发什么财，大家都愿意把家安在深圳，实体家园、精神家园都安在深圳，那深圳就如同徽商故里，有了文化传承的可能。　　

香港人把房子建到山顶，南洋商人把鼓浪屿这个荒岛建成琴岛，设若深圳人也想在中国最美的东海岸筑家栖息，他们首先就得面对与核电站为邻的事实，谁叫那时的东海岸在主事人的眼里是遥不可及的边远呢？

四问：“特区”特不特？

经济特区诞生伊始，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就如影随形。80年代，不同意搞经济特区的人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试验场。这场争论长达10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把他对“左派理论家”的严厉批评昭告天下，这场争论才偃旗息鼓。 

时隔两年，特区之争风波再起。

1994年3月14日，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旗帜鲜明地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1994年6月中旬，胡鞍钢应邀到中央党校去对省长班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面对一群省市区的领导者，胡鞍钢将他的“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第一次予以公开。结果，“特区不特论”像在滚烫的油锅里洒了几滴水，现场立即炸开，各省市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领导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据胡鞍钢自己的陈述，许多欠发达省区领导人也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甚至沿海地区领导人也持相同观点。浙江省一位领导人讲：“我们也不服气，凭什么他们能享受优惠政策，而我们就不行呢？”        

1994年10月，胡鞍钢又跑到上海“放火”烧山。        

胡鞍钢直截了当地对上海人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所致。

他还列举广东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        

胡鞍钢的这些话等于是在间接地论证，中国的地区差别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致。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异常，乃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他们却在坐享其成。

1995年6月中旬，胡鞍钢再次利用一个机会向地方领导人宣传他的观点。这一次是在风光旖旎的北戴河海滨，听众则是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据胡鞍钢说，这些少数民族干部“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所以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对特区的优惠政策，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矛盾，受到绝大多数地区领导人的反对”。   

对于胡鞍钢的步步紧逼，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方面已经以相当高的姿态保持了半年多的沉默。人们都认为，深圳不可能反唇相讥。因为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1992年在特区讲过的那句“不争论”的话，当时邓小平很自豪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后来还有了那句“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的民谚。  

单边攻击变成双方的唇枪舌剑，实属凑巧。因为牡丹江的一家亏损国有企业与深圳康佳集团合作后重新激发了活力，有一次黑龙江媒体组团来深圳采访“牡康模式”，深圳、香港的媒体也都来参加了。当中有记者问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胡鞍钢主张取消特区你怎么看？”厉有为回答说：“我没和胡鞍钢见过面，我是东北汉子，说话很直。胡鞍钢说我们特区是‘寻租寻来的’，‘政治寻租’是在北京找代理人，‘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是在给我们抹黑，用东北话说，这是埋汰人。”这个即兴回答后来被香港媒体报道，胡鞍钢看到后就更来劲了，持续地在新加坡、香港的报纸上发表言论，攻击特区。当时《深圳特区报》也组织回应，连发三篇评论，质疑胡鞍钢是学者还是学棍，轰动一时。

争论到1995年秋天就归于沉寂，胡鞍钢的逻辑早有人归谬：

中国的特区，特别是深圳，是中国仍整体上处于计划经济管制下，为了突破这种陈旧体制，为了对外开放及营造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而设置的。因此，特区的政策自然不可能采取计划经济形态的政策，不能变成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与变种。特区的“特”的实质就在于此。至于“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不是减税，是不是容许有优惠政策，如果有，这些政策又可以执行多长时间，这些问题都只是技术问题，它们并不能构成对特区的“特”的意义的否定。只要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未彻底根除，则特区的“特”仍有必要坚持下去，至于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具有什么样的“特”的具体政策，那只是技术问题，需要随时加以检讨与修正。如果中国不用特殊与优惠政策就难以引进外资，那么，优惠政策就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有朝一日不再需要人为地引进外资，那么，优惠政策当然就需要取消了。应明白的是：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并不是给予特区本身的，而实际上是给予外资的，目的是吸引外资。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只不过是借特区的地盘与特殊的机制以吸引外资罢了。因此，优惠政策并非针对特区，并非是给特区本身，而是通过特区而针对外资。自然，我们当然希望有朝一日不再有任何优惠政策了。如果人们认为特区拥有特殊政策是一种不公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将特区拉回到与众人一样的计划经济状态呢？也许人们认为，我受到计划经济的约束，那你深圳也应该受这样的约束，如果你深圳不受约束，那我上海与其它地方，也应该不受约束，也应该“特”。要“特”统统特，不能你特我不特。决策者当然希望以后全中国都可以开放，都可以“特”（尽管这种普遍的“特”实际上就不再是特了），因为这意味着计划经济已经总体上被铲除了。但此事并不能一下子可以完全办到，一、二十年内不可能完成经济体制的完全转型。因此，特区仍然在“特”着，还不能让特区不再特。胡鞍钢大力攻击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认为虽然特区可以“特”，但不能有优惠政策，不能有与其它地区有所不同的特殊政策。但是，如果特区的政策与其它地区一样，那它还叫做特区吗？另外，特区的发展完全是一种增量发展，尽管国家给予特殊政策，并且投资了一点钱，但它却能从无到有地发展出来，同时给予国家与全中国人的好处却是这些投资的数倍，其它无形的好处更是难以估量（比如劳务收入与吸纳、供给商品对各省的好处）。胡鞍钢说深圳的海关税收等（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收入）不能算是深圳的功劳，因为海关税收等一直算是中央的专项收入。但他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深圳搞不好，仍然是荒山野岭，那么它会有海关税收等等“中央专项收入”产生吗？胡鞍钢在此是将海关税收权与产生海关税收的条件相混淆了。人类历史上，集市从来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但由集市所产生的税收却从来又是国家获得的。没有民间的经济创造，哪有国家税收可言？这点小小的道理，胡鞍钢不会不知道吧。

今天看来，胡鞍钢的言论之所以能有恃无恐、持续发酵，并非因为他巧舌如簧地利用了人们对于经济特区的误解、偏见、“红眼病”，而是因为1993年5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成为当时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这次财税体制改革有两个要点：一是统一税制，二是增加中央权重。80年代以来，以放水养鱼、放权让利为目标的五花八门式的财税激励措施，要统一到全国一盘棋的“分税制”上来。难怪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会成为胡鞍钢攻击的头号目标。尽管后来的浦东开发优惠政策继续，今天的各个自贸区优惠政策继续，那又怎么样呢，谁来较这个真？

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也是深圳的宿命。

 五问：深圳，你被谁抛弃？

“特区特不特”的争论虽然被人为制止，后续影响却不可小觑。这就像落了根的风湿病痛，每遇潮冷天气，便要发作一番。

1997年，香港回归，深圳经济特区特下去的一大理由——照应香港回归——似乎已经不是理由了。那么，香港回归之后的深圳何去何从？你对深圳的未来是看好还是看衰？你之于深圳，是到来还是离去？坊间所谓“深圳主义者”的自觉，深圳人对于深圳城市命运的理性思考，实始于此时。1997年6月来到深圳的金心异，后来写了篇网络长文《深圳，你是到来还是离去？》，并与网络名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各持“乐观”、“悲观”姿态，互为“黑白脸”，长期争辩。同样于1997年来到深圳的老亨，也是基于对“深圳问题”的执着，创办“一切与深圳有关”的因特虎网站，专议深圳人、深圳事，并由此酝酿提出“深商说”。“深圳主义”，一时洛阳纸贵。

似乎就在深圳繁华渐褪之际，上海浦东却正光鲜登场。巨大的反差，引发了深沉的思考，也引发了狂风暴雨般的论争。

2001年，《北京青年报》记者汤正宇发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谁是中国未来“经济之都”？》的报道，瞬间把雨打芭蕉的城市比较变成了一场城市论争的狂风暴雨。文章直指：“珠江虎”不敌“长江龙”，中国经济重心正在北移上海、北京。北上广深的城市竞争再也摁不住、藏不住，由此公开化、白热化了。

2002年11月16日，28岁的呙中校以“我为伊狂”为网名，分别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上贴出了长达1.8万字的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这篇文章恰如一枚深水炸弹，引爆了一座城市的集体情绪，不仅从网上波及到民间，也引起了政府官员的热议及主政官员的公开回应。

文章作者从民间视角出发，通过资讯的收集与分析，发出了深圳面临衰落的“盛世危言”，把一个人人有所觉察、但大家都不便言明的“潜话题”推向了前台。

2003年初，《南方都市报》在半个月里连续推出《深圳，你被抛弃了吗？》大型策划报道，在深圳乃至广东、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新浪、搜狐、深圳热线等网站，凤凰卫视等媒体纷纷跟进，深圳的命运和未来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2003年初，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通过南方都市报的牵线，与“我为伊狂”作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平等对话。其后，国务院调研组再次约见“我为伊狂”，认真听取真正来自民间的意见与呼声。

“抛弃论”的背景和理据是：

90年代以前，深圳及其周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曾是各路人才争相涌入的热土，导致中西部省市一度有“孔雀东南飞”之怨。

 2002年9月16日平安保险于上海宣布，将在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投资20亿元建造平安金融大厦，这听起来好像是深圳企业北上扩张，但据业内人士称，平安保险的核心业务部门已基本迁往上海，包括不久前迁出的集团投资管理中心，平安保险已经“金蝉脱壳”——公司实际上已迁往上海。2002年10月12日，在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也拟把总部迁往上海。

更令人震撼的消息接踵而至。有媒体披露，招商银行迁址上海一事正在全面论证之中。另外，中信证券总部拟回迁北京，才在深圳成立的汉唐证券总部已迁往上海，全球500强之首的沃尔玛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把采购总部由深圳北迁到上海。

同时各路人才也随潮流而动，把目光投向长三角地区。一份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表明，上海与北京是大学生心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城市，32.37%的大学生将上海作为第一就业目标，北京以27.67%居第二位，深圳以12.13%位居第三。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和人才正把目光抛向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在这场关于21世纪经济话语权的竞争与高级人才的争夺之中，深圳显然已经落于下风。没有了政策优势，又受制于经济地理条件，深圳的这种劣势在竞争中越来越明显。

《抛文》开篇之后就直问“深、沪之争，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譬如金融业，主板市场归并到上海交易所，深圳失去了新股发行权，允诺给深圳的创业板却迟迟不能推出。黄金交易所在上海开业，深圳期货交易所却被撤并。

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曾经创造了诸多奇迹的经济特区，曾经是光芒四射的年轻城市，但到现在似乎已黯然失色。

“抛弃论”是对“特区不特论”的民间回应。有点悲情，有点愤懑，有点黑色幽默，有点正话反说，却绝没有破罐破摔，而是饱蘸“深圳主义”的激情与热爱。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深圳人不曾遇见过的。深圳话语权不再被垄断，网络化、民间化的深圳话语，有自己的句式，有自己的验证方式，也有自己影响城市、商业和社会的独特模式。

“抛弃论”也像“魔咒”一样，时时拷问着各色人等，得到各色不同的回答，若干年来，不曾断绝。“抛弃论”来自民间，迄今为止得到的最好的回应，也来自民间。

2003年8月22日，金心异以近5万字的篇幅撰写了更长的网文《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承认：1992年之后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国重新崛起的十年。这个崛起过程中最大推动力主要是：中央政府及民间对上海“中国经济龙头城市”形象的极力塑造，台湾ＩＴ产业对上海的热捧，以及跨国公司对上海旧梦的依恋心态。但是不幸的是，与“上海运动”同步进行的，还有一场“妖魔化珠三角运动”，这对大珠三角地区的国际及国内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文章以条分缕析、剥丝抽茧的手法，剖析了上海运动的“造神”之虚以及妖魔化珠三角运动的夸张之缪，并且援引保罗·克鲁格曼的“信心说”，告诫深圳人不可在上海宣传造势的喧嚣中迷失自己、失去自信。保罗·克鲁格曼在《预期消褪的年代》一书说过，经济增长很多时候取决于人们的心理预期，如果人们都预期经济会景气，那么大家都会增加消费和投资，结果经济就真的景气起来了；如果大家都预期经济会衰退，那么就都减少消费和投资，那么经济衰退就真的来了。一个城市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对发展最为关键的正是市民的信心。大家都抱怨，这种失望和抱怨就互想感染，对这个城市的信心就渐渐消磨，最后这个城市就真的没有前途了。

文章更以详实的资讯、意见和建议，透析珠三角整合之不足、整合之必要、整合之可能、整合之策略、整合之路径、整合之愿景蓝图与操作手法及步骤，至细至详，大展民间智库的魅力。文章建议以“穗港走廊”的概念来取代“香港中心论”或“广州中心论”，消弥珠三角的龙头之争。此中智慧，时任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的阎晓培就高度认可。阎晓培后来调任深圳市副市长，发展金心异加入了她所在的致公党。由福田区政协委员、深圳市政协委员，到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异的参政议政经历，见证了民间话语、民间智慧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影响，是乃上海之所无，深圳之所有；呙中校的“抛弃论”言官方难言之隐，申民间不屈之义，引来国务院调研组专题调研，是亦乃上海之所无，深圳之所有。如此这般的城市，谁得而抛弃之？

 六问：岭南，可堪承受商业文明之重？

平安、招商、中兴、华为等企业总部的可能外迁是“抛弃论”的重要表征，以至于后来每每指陈“抛弃论”不成立，都以这些企业总部依然安守深圳作为反证，却无人深究：是企业外迁引发了“抛弃论”，还是“抛弃论”阻遏了企业外迁？

但是历史上“粤企迁沪”确是不争事实。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始终未能进入主流。明清以降，伴随着西方商业力量的崛起，滨海之地先近商，广东开始由农业文明的边缘转而成为商业文明的高地。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最繁华的一个商业中心，这是粤商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商业龙头老大的角色。然而，这把老大交椅还没坐热，就被当时还只是个小弟的上海夺走了。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凭借地缘优势，从小小的凇江县一下子跃升为中国乃至世界性的商业中心。

一个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史实是：上海商人的始祖，主要的不是宁波帮，也不是江苏帮，而是广东帮。近代粤商后来大多成了沪商。活跃在近代上海的广东人不可胜数，仅广东香山小县，就有孙中山、容闳、唐绍仪等名流，徐钰亭、徐宝亭、徐润、唐廷枢、唐廷植、唐瑞芝、唐国泰、莫仕扬、郑翼之、徐渭南等买办，郭乐、郭标、郭泉、郭葵、郭琳爽、马应彪、蔡昌等百货业巨头，方举赞、马玉山、郑伯昭等实业界巨子，还有撰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艺术家郑君里，音乐家萧友梅，电影明星阮玲玉，武术明星卢炜昌、陈公哲……，可谓猗欤盛哉!

反观广东，第一个剿丝厂、第一个织布局、第一个造船厂、第一个电信局、第一个银行、第一条铁路……，无数近代商业的第一都是因为粤商的参与，但是当上海后来居上的时候，广州却在一场大火之后一蹶不振。     

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第一批出洋打工经商的人、第一批海外留学的人、第一批为创建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奔走呼号的人……，广东人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作为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中国，但是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在商业文化和商业制度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广州商人一千年也未曾达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似乎在经历另一次轮回。改革开放自广东始，自深圳始，成千上万的人们南下广东，投奔深圳，他们在早期的改革开放中筚路蓝缕、胼手胝足，打造出平安、招商、中兴、华为这样的深圳名企，现在却有可能因为浦东开发而北迁上海！正是因为“抛弃论”直截了当地揭示了这种可能，才引发了人们的共鸣，也促使人们深思：现代商业文明女神的裙裾扫过广东之后，会不会又在上海飘落？珠江三角洲是否天然不具备产生伟大商业城市的条件？广州、深圳是否仅仅是特殊政策背景下昙花一现的商业奇葩？岭南到底有无成为伟大商业中心的天赋条件？万千菁英，是该继续南渡，还是应该北归？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因特虎老亨开始系统研究“深商”问题，并于2006年出版第一本关于深商的专著——《深商的精神》。

在对中国商业历史和商帮历史的梳理过程中，老亨注意到，曾在《史记》中写过《货殖列传》的司马迁，对楚越之地为何“不是经商处”，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耕鱼，或火耕而水缛，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致偷生，无积聚而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众，数被水灾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是蚕。”

太史公的意思：江淮以南、楚越之地，自然条件比较好，人们不耕、不织，尚不至于饥寒，商业就更无必要了。沂泗以北，秦夏梁鲁，天灾人祸的，必须常备不时之需，所以平时要加紧耕作，发展农业；养蚕织布，发展工业；仰机取利，发展商业。     

岭南更在江淮以南、楚越之南了，古称南越。植被之丰，水草之茂，更胜江南，更不是商业形胜之地。后来，江南商业的发展是与北方过度开发、粮草资源匮乏有关的。加之战乱频仍，于是衣冠南渡，繁育江南。江南粮棉丝茶要大量供应北方需求，成了大宗商品，于是开始了集约生产，长途贩运。这是江南商业繁荣的肇始。     

岭南则不同，岭南的物资救不了北方的急。逶迤峻峭的南岭是南北交通的肠梗阻，南越的物产无法通过古代陆运系统或自然水系大规模向北方输送，只有看起来比较希奇古怪的轻巧物件如珍珠、玛瑙、象牙、香料、海外器物等，才可以翻山越岭，抵达北方宫廷大院，获得王公贵族的青睐，赚取价值不菲的回报。广州，就是因为既能将夷人势力屏障于外、又能将番邦珍奇纳贡于上，才得以成为中国两千年不曾关闭的对外贸易商埠。     

正是这一丝未曾掐断的联系，使西方商业文明得以在广州试水，得以在澳门立足，得以在香港成气候，得以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以来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的方向与进程，这是广州商埠与古宁波商埠、古泉州商埠大大不同的地方。     

当农业传统过于沉重，商业新苗无法在本土萌发的时候，广东成为嫁接外来商业文明的枝桠，这一点，是太史公也未曾料想得到的。 

与徽商的财富得自国内贸易不同，粤商的财富得自国际贸易；与晋商的财富得自欧亚内陆也不同，粤商的财富来自浩瀚的海洋。     

早在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带领船队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     

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经魏晋时期的拓展，到隋、唐、宋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空前繁荣。当时广州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做“广州通海夷道”：由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     

盛唐时期，每日到达广州的海外商船11艘，一年4000多艘。每船载200人，一年有近80万客商抵达广州。诗人刘禹锡因此感叹：“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宋元时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称：“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市的船只多”。     

明清海禁，只剩广州“一口通商”，官方主导的对外贸易达到极盛，出现了财大气雄的“十三行”。彼时的广州城“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嘉庆10年，仅朝廷正税，就达到1，641，971两，而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广州因为海外贸易，成为“天子南库”。广东商人更是长袖善舞，获利丰厚。十三行首富伍秉鉴个人财富多达2600万两，几达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不但在国内拥有大量的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还投资美国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     

昔日广东商人得自海外贸易的确切财富已经无法考证。我们可以推算出十三行行商们的财富：他们多居住在广州关西，历史上“关西大屋”800余座，今天还有几十座残存。通过大屋的排场，可以推算出屋主的殷实程度，依次类推，不难想象“行商”的财富实力。但是那些不受官方控制，被视为“走私”的民间“帆船贸易”，他们的贸易利得就无法简单地估算了。     

事实上，明万历年间，粤人纷纷合资造船，结成贸易团伙，冒险出海，这才是粤商作为一个独特商帮而不仅仅是朝廷商业垄断手段真正觉醒和崛起的开始。从那时起，“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这些非官方商人，除了地近澳门的珠江口西岸地区的广府商人以外，还有粤东地区的潮汕商人。他们并不仅仅固守本土，往往还主动出击：新马泰等东南亚地区、南北美洲、大洋州……等等，都是粤商们历史悠久的商业领地。今天，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梅溪牌坊、赤坎欧陆商街、澄海中西合璧的商人故居……，记录着近代广东商人海外拓展商业的艰苦历程和辉煌业绩。这样的业绩从纯粹经济意义上讲，远远大于官方垄断的“十三行”，从社会意义上讲更是封建商行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正是因为商业利益比皇恩还要浩荡，重商轻官在岭南蔚然成风。徽商其实是重仕轻商的；晋商对经商看得过于严重，让人轻松不起来；江浙商人在读书作官还是下海经商方面的内心挣扎，着实让人痛苦；惟有闽粤之人，视经商做生意为当然，粤人尤其觉得天经地义，无可置辩。

尽管广州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两千年繁荣而不辍的商业大港，尽管广州“十三行”行商一早就是“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商人”，中原人真正注意到广东人，还是非常近代的事。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郑观应、容闳、徐润为代表的粤派人物可以说是牵引着近代中国的潮流。这种潮流初看起来不过是除弊兴利的改革、醒眼向洋的开放，最终却是指向了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气质格局大相径庭的现代商业文明。中原文化的一切智慧与手段似乎都对付不了这群其貌不扬、口齿不清的广东佬的讨厌的搅局，原因不是别的，是广东佬手握一枝法力无边的“魔棒”：商业，商以兴利，商以强国，商以新文，商以革政。

粤人重商，但是粤地能否成为商业文明的重心却是个疑问。

广州，尤其深圳，显然不会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长安，譬如洛阳，譬如开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车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权辐辏，天地之中。深圳不是这样的城市，深圳是山之一角，海之一隅，前面是波涛微茫，后面是重峦叠嶂，植被之厚，瘴气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种，历千年而不开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会是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轮、火车尚不能征服岭南的蛮荒。那时的轮船吨位尚小，可以直达内河航道；那时的火车、汽车还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势低平、河道纵横、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为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选。而广州、香港，虽有河、海之便，而无便捷通畅的腹地，即使曾领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发先至。所以岭南商人大多先后迁徙到上海。     

今天的技术水平则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崇山峻岭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岭南与华北的距离，浩瀚的南海成为南中国的内湖；空调器的广泛使用，使得岭南亚热带气候不再闷热；现代建筑技术使得依山临海而居成为一种惬意；大型海运集装箱运输使得黄浦江这样的内河航道形同摆设，而象盐田港、维多利亚港这样的天然良港则成为一个世界性商业城市开埠建港的根基；谷物不再是现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岭南、东南亚的果蔬之丰，南中国海的鱼鲜之富，不仅是当地人的口福，而且是新型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的绝对优势；环珠江口带状城市分布，疏密有致，绝无“摊大饼”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国文明重心南移，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是大势所趋。

汉唐时期，黄河流域是绝对的重心；两宋时期，重心就开始向长江流域南移。今天的华北地区、中原地区在长期过度开发之后，地力尽耗，草木不长，水源枯竭，风沙肆虐，已渐渐不适合人居。长江中下游地区虽是鱼米之乡，但是人口密度过大，农业开发已属过度，再加上工业开发，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惟有浙东、福建、广东等地区，靠山而近海，气候好，阳光雨水充沛；开发晚，生态系统较完整；海滨地带狭长，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相若，有富裕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环境。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思想、多种文化、多年生聚……，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力和潜力，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每每得到印证。     

不仅是重商的传统和新兴工商业技术，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粤人对西方文化的宽容，对内地移民的宽容，最终也结出了善果。英国人把西方商业制度成套地搬到了香港，而深圳商人从一开始就是有理想、有文化企图、有成建制的创新愿望的。这些传统粤商的短处被外来者和后来者悉数弥补。有此之故，新粤商完全可以承接中国文明重心的继续南移，并悄然将商业基因成功地植入以往的农业文明的母体。我们都会是这一历史壮举的见证者。

七问：深圳+香港，失去想象力了吗？

香港，是深圳的开始，也将伴随着深圳的未来。

当年开发蛇口的，是香港招商局。

当年深圳设为经济特区，是因为濒临香港。

深圳被看好，因为香港。

深圳被看衰，也因为香港。

深圳有无远大前程？还是要看看香港。

关于香港，早年间有两本脍炙人口的小说，《大班》和《望族》，英国人詹姆斯·克拉维尔写的。前者关于香港开埠，后者关于香港商行。如果再看看美国人乔·史塔威尔的《亚洲教父》，通俗意义上“香港故事”就差不多尽收眼底了。

每年中秋，香港都有“大班冰皮月饼”售卖。所谓“大班”，是指十九世纪初期，在香港的各国海盗或是走私船船主所公推的大老板。《大班》就写了一个这样的大班故事。彼时的香港是一决贫瘠的不毛之地，完全无法耕种，因此满清朝廷毫不以为意的以之消灾，然而横行在南中国海的英国大班却深深的了解，这是踏入中国的门户：沿海而上可由大沽口直取北京，直指清廷的咽喉；据险而守则是四处活动的最佳根据地。他们也知道，这个小岛是扼守东西交通的枢纽，往东航经太平洋可达美洲，往西经过马六甲海峡可达欧洲。此外，它还是躲避当地随时肆虐的台风最佳的避风港。集诸多优点于一身的香港，终于被慧眼识英雄的英国海盗用他们抢来的钱贿赂议员们影响政府决定后，成为英国的囊中物，并最终成为英国女王王冠上的一颗明珠。

《望族》则是讲述老牌英国商行、新兴美国商行、夹缝中求生的华人华商以及国共势力、苏俄特工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角力斗法的故事。小小的香港，为何吸引了八方神仙？因为“这里是亚洲的十字路口”。

耶路撒冷是亚非欧三大洲的十字路口，三千年来，商队与军队、智慧与暴力、繁华富裕与血雨腥风，交相辉映。这里流淌着奶和蜜，也流淌着血和泪。香港会不会也是如此？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1997年间，香港曾为英国殖民地。二战中，香港亦遭日寇蹂躏。二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更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被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香港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把华人智慧与西方社会制度优势合二为一，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及完善的法制闻名于世，有“东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等美誉。

香港也在经历痛苦的转型。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几乎悉数内迁，引进高科技产业却未见成功。1997年7月，香港回归的次日，即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港人居住条件改善计划受挫，零售业和旅游业严重依赖内地游客。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衔接还在磨合，香港与北京、上海、深圳、新加坡、台北、首尔、东京、新德里、孟买等亚洲城市的竞争激烈，变数很多。回归以后，香港是继续保持英式治理的特色，还是尝试新的治理模式，尚在斟酌中。时日如飞，20年过去，香港好多事情，依然纠结。

小说《望族》中有这么一段，大老板奎伦·戈恩特告诉新到香港的美国商人巴特利特：

“罗思韦尔—戈恩特商行是上海血统，因为公司最早的经营据点是上海——亚洲最大的城市，罗思韦尔—戈恩特商行曾经在上海独霸一方。而对手斯特鲁安商行一直以香港为基地，香港过去不过是个穷乡僻壤，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观。正是那些带着钱财、头脑和胆略南来的上海人造就了今天的香港，也造就了香港的未来，使之成为目前和未来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大都会。”

“比新加坡还强吗？”

“当然。”

“胜过马尼拉吗？”

“当然。”

“比起东京呢？”

“东京将永远只是日本人的天下。”戈恩特的眼里闪着光彩：“香港是亚洲最重要的大都市，巴特利特先生，谁掌握了香港谁就最终掌握亚洲……，当然我们谈的是贸易、金融、航运和大企业。”

今天的情形，与《望族》所描述的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已经大大不同了。但是有一条道理是相通的：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做成什么样的事；聚集什么样的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城。

北京、上海、深圳，都从全国范围内吸纳人才，各自的城市禀赋不同，人才取舍的标准也就各有不同，因而呈现出来的城市特色也不尽相同。北京的城市凝聚力是行政权力，权力可支配的资源大量聚集北京，依附权力而拓展的项目和人才肯定会涌向北京，讲究的是长袖善舞。上海的城市凝聚力其实是海派文化，一头扎进江南的传统，一头朝向海外的时髦；一面有20世纪的旧梦，一面有21世纪的蓝图，经商做人，讲究的是品位。深圳的城市凝聚力是实用主义，野生动物园，丛林法则，活得下来就留，活不下去就走，活得太好了也会走，讲究的是不讲究。广州、杭州、天津、武汉、西安也从是面向全国吸纳人才的，但是要么是吸引力不够，要么是门户开放得还不够，总之是多少有些地域性。北京、上海、深圳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吸纳人才，并且都已取得长足进步。只是中国是个大场子，场内规矩和场外规矩到底有些不同，正是这种内外有别，给香港留了些难得的机遇。

首尔和台北的面临问题是一样的：尽管韩国和台湾的社会经济基础都不错，但是本土人才的基数都不大。台北曾经有过雄心勃勃的“亚太运营中心计划”，但是受制于海峡两岸关系，无从施展。首尔的国际运营空间也受制于东面的日本和西面的中国，自我发展则有余，斡旋国际则不足。这是首尔和台北不及香港的地方。

新加坡与香港很相似，某些方面比香港更具优势。比方说：香港的英语文化、英式治理方式，新加坡也有，甚至比香港更到位；但是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有拥有的独立性、自治经验，则是是香港所没有的。如果说，香港和新加坡都作为东西方文明的桥梁，香港相对于新加坡的优势是离欧美文明不会更远，离中华文明的腹地却更近。近年新加坡确实有赶超香港的表现，在中西文明的拿捏裁断上也已经显示出更为洒脱飘逸的气象，但这主要是因为香港还处于回归后的适应期，如何以不同于港英时期的新方式嫁接东西方文明，香港也许还有一段路要走。

东京是无可争议的亚洲大都会，但是无论东京如何强势，其宿命只能是亚太势力中一方的领地，断难成为各方势力折中斡旋之地。日本文化的固执与偏狭，注定“东京将永远只是日本人的天下。”这一点与《望族》中奎伦·戈恩特所描述的殊无二致。日本人的孤岛心态，允许自己出击世界，难以做到悦纳世界。日本近代教育起步很早、持续发展得也很好，S级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号称国际超一流大学；国际一流大学竟有九所之多：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一桥大学、东北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早稻田大学，都囊括在其雄心勃勃的“超级国际大学计划”之中。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日本具有容纳世界的胸襟。

新德里和孟买是香港的新对手。印度无疑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都有广泛传播，语言上更有难以想象的多样性。印度经济的厚积薄发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者和冒险家。印度的人口基数和经济体量都很大，英语文化和本土文化有过深度磨合。新德里和孟买可以是世界上最聪明大脑的云集之地。印度的问题是：其历史与人文被大英帝国阉割得太过厉害，以至迷失其印度属性和亚洲属性，要作为亚太文化的代表，印度缺的不是多样性，而是独立性。印度理工学院培养的IT人才遍及世界各地，美国硅谷更是这些IT人才的聚集地。但是理工就是理工，理工不是人文。理工人才可以借用英语培养，要参与世界性的文明对话，还得仰仗本土人文。

香港的前途不是单挑，而是双打！

诚如《望族》所言，香港是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的黄金分割点。港英时代的香港已经打开了面向海洋亚洲的扇面，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代表珠三角协同香港已经打开了面向大陆亚洲的另一扇面。“深圳+香港”，可以成为中华文明与其他东方文明、以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香港熟悉英国人的游戏规则，香港也会变通英国人的游戏规则，譬如香港马会就很有香港特色，与英国皇家马会有极大的不同。香港人渴望有自己的主场，但是香港开埠伊始，就是个被治理的城市，即使悉心栽培，高度自治的养成，也非一日之功。香港不能去做扩大东西方分歧的事情，而要去做东西方有共识的事情。东西方都信赖，乃至依赖，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却难以替代，这就是香港的全球战略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可惜香港回归之后，没有人系统地为香港做战略谋划，空有“东方之珠”的积淀，却坐看经济转型的机会、互联网发展的机会，一拨一拨的失去。好在一河之隔的深圳，发展了制造业、培育了高科技、形成了对文化教育的旺盛需求。深圳+香港，最可为之事，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法律、文化等中国内地与国际社会有巨大落差的事。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从土地红利，到文化红利，有形贸易的机会之窗向香港关闭之际，无形贸易的机会之门却向香港敞开了。

在深圳河南岸、到香港鸡公岭脚下的开阔地带，开办类似牛津、剑桥、哈佛这样的研究型大学集群，就是很好的战略选择。深圳、香港、中国、亚太，最缺的已经不是工厂、商场、金融城、摩天大楼，而是全球性的顶尖人才、全球性的顶尖思想和创意。香港已经有了很好的大学基础，港大、中大、科大、城大，证明香港办大学是不错的。但是这些香港大学还不够大，不够有雄心壮志，还在香港600万人的小圈子里打转，没有以全球视野来做大的规划。没有下死决心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印度理工大学、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还没有看到自己相对于北大、清华、复旦的比较优势，更没有看到亚太经济的强劲崛起迫切需要像牛津、剑桥和哈佛这样的东方大学来作支撑。这样的东方大学，最有可能出现在香港。香港及华人社会庞大而热情的教育捐献可以在这里沉淀，全球最聪明的大脑可以在这里栖息，亚太地区最好的创意可以在这里孵化，中华文化、东方文化与西式的文明可以在这里充分融合，并孕育全新的可能。

深圳，已经能够聚集中国大陆最有想法的年轻人前来创业，对海外华裔技术精英也有了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其国际化才刚刚开始。香港本来是全球性人才的东方驿站，但是近年来香港的英语水平有所下降，其全球性魅力也有所下降，这也许是回归后的正常反弹。香港人很快就会在中西文化的反复碰撞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中国大陆也会很快发现：一个彻底内地化的香港对于正在全球化的大中华不仅将毫无助益，还可能是越来越扛不动的沉重包袱，相反，一个能够在中西文明间长袖善舞的香港才是弥足珍贵的。 

愿我们的想象力，不输于早期的香港大班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