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要赴台参加一个佛教研究的会议，所以在家中打点行装，而入秋还要再赴台一次，参加另外一个早期佛教文献的工作坊。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会议之中都会碰到一些华文比大多数华人还要好的日本学者。尤其是后一次台湾之行，还会碰到当今世界上早期“汉译”佛典研究的第一人，同样是一位日本学者。数年前在学术网站上还曾有过争论，即古代中国史研究的某些领域，到底是中国强还是日本强。而敦煌学领域中也曾经有过一个“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公案。虽然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可能见仁见智，但起码无人能否定日本学者汉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在历史上也许因为中、日两国文化影响上的不平衡，所以大多数时候中国对日本的文化输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即使到了明治及甲午战争，两国攻守之势逆转之后还是未能改变。虽然近代有大量留日的华人，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日本的知华派都要远远超过了中国的知日派。这些知华派对中日战争的影响极其巨大，比如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加紧了对中国地形资料的搜集与地图的绘制，后来更是借助了辛丑条约可直接派人四处“考察”。所以多有中国老兵回忆他们曾大量使用日军绘制的“中国”地图。而日本侵略军中的很多最高层，如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石原莞尔都是有名的“中国通”。

　　即使是在战后，这种情况依然继续，华人或者是对日本抱以简单的仇恨、轻蔑，或者是将日本侵华简化为阶级与民族冲突，刻意将日本普通民众与国家作切割，缺乏对日本沉潜、深入的研究，甚至对抗战史都无法或不愿意作实事求是的反思。所以最近中国流行了各种抗日“神剧”，我数月前在中国旅行时，途中也不幸欣赏了一部一个十几岁小孩用18颗子弹狙杀19个日本兵，还用奥运选手的实力，将手榴弹扔出不知多远，摧毁整个炮兵阵地的武侠传奇。全剧充满了对西方经典影片《兵临城下》的粗劣山寨模仿。

　　不过从新闻中知道，原来还有比这更为神奇、荒诞，连喜剧都谈不上，只能称为闹剧的抗日电影情节。本来应该悲壮、惨伤并应该让整个民族加以反思和时刻警醒的八年苦战，都被淹没在低俗、无聊、愚蠢有时还颇为色情的廉价抗日狂欢之中。与此相反，最近日本则在钓鱼岛问题上又下一城，成功地利用大陆与台湾的矛盾，将保钓的力量分化并使二者之间产生了矛盾。

　　追根溯源，可能还是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重视过日本这个强邻，认为他是一个战败者，却不太愿意反省中国之胜，实在是离不开当时美、苏两大强援的援手。反之，日本在内心深处则也并不认为自己曾经败于中国。其国民性格中服强凌弱的特性，也决定其对中国这个曾经的弱者，有自视甚高的优越感和心理优势。反观其与美国这个曾经扔下两颗原子弹的“仇敌”，则在美军占领日本之初时的卑躬屈膝，连写《菊与剑》的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 也觉得颇难以理解。时至今日，认为日本发动二战是为了“反抗白人在亚洲的殖民统治”的观点还颇有市场，所以也很难让日本对军国思想作彻底的反省。

　　如果说日本的这种精神自傲是未来中日间的一大隐患，日本对中国的心理优势，依然停留在1949年之前那个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的阶段；另外一大隐患，其实是中国对日本的缺乏了解。这种隔阂与误判，无疑在这两个东亚乃至全世界最举足轻重的大国之间，埋下了未来严重冲突的可能性。这一点不但非为亚洲人民之福，也有将世界拖入未知动荡的危险。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