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本刊编辑部   采访：陈宏 黄昊丽  孔维民  主笔：陈宏

6月28日，深圳中学魏尚平老师获悉北大、清华在本校录取了36人。此前，他知道有9名高三学生早拿到美、日等8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10多天后，高三学生简超明、高二学生王桓在国际奥林匹克物理、数学竞赛中夺冠的消息又传来，但魏认为，接二连三的捷报都不足以代表深中的“成绩”，深中真正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这些令人艳羡的成绩的矛盾对立面。

2002年11月，新任校长王铮把学校培养目标修改为：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出乎王的意料，这次脱胎换骨的调整，没有引发任何反弹，包括反响。但一年后，当王宣布在高中部彻底地推行课程改革，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出精心准备的导师制、单元制、学科组、学长团、选课制、走课制等等，令人耳目一新，眼花缭乱的新举措时，一场激烈的争辩猛地爆发了……

三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再回头审视，发现深中的探索与其说是教学改革，毋宁说是一场早熟的、无意的，在3000未成年人身上进行的公民试验。围绕它展开的各种思考，是深圳从内心的草莽心理迈向真正的人文关怀的必然结果。

冷静下来思考“深中试验”，发现深中喧嚣一时风光一时的高考战绩背后无奈重重。深中在每年的高考面前也是如履薄冰。如果没有足以自傲的高考成绩，“深中试验”或许早就夭折，老师、家长、主管部门断断难以让它走那么远。这或许也是大多数学校不敢、不愿仿效它的地方。

不俗的高考成绩一直是这场实验得以进行的挡箭牌。王铮明白，这场实验的最终目的是要摆脱这张牌，但现在还得与它亲密拥舞。

事实上，这场实验的深远价值远远不是体现在高考上，远远不是局限在学校里，远远不是影响一个人的一个阶段那么简单。

                                 拒绝穿校服的理由

“我拒绝穿校服的理由只有一条：“我不喜欢别人把我打扮成一个千篇一律的道具。”深圳中学高一学生李如嘉说，如果在深圳别的任何一所中学，李无疑会被视为一个极叛逆的女孩，甚至面临一次10元的处罚。

我们第一次采访深圳中学是从后门进去的。穿过食堂，就是两间几乎不加任何装饰的书屋，李如嘉站在书屋门口，正是下午四点多的光景，她的手里拿着一本《去香港读大学你准备好了吗？》，这书是深中毕业生、现香港浸会大学大三学生王恬写的。

小书店里有6个学生，每个人都穿着不同的衣服。很安静。与其它的校园书店不同，这家叫“深中书屋”的书店，在最显眼的地方摆着一大摞人文经典，如《拉丁美洲史》、《人生八味》、《国学精粹》、《科学简史》，当然还有《神魔》、《哈理波特---死亡与圣器》、《留学美国全攻略》等书，其它的教辅书尽可能缩在里面。

李如嘉的初中是在福田区某中学上的。初中班主任说她属于两头冒尖：学习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违反校规、班规之多也是数一数二。“我感觉那三年，像林黛玉进贾府，处处留心，时时在意，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行一步路，简直把我五花大绑了！”

进了深圳中学，李如嘉似乎如鱼得水：没有人强迫你怎么穿，怎么吃，甚至连作业也远远没有想象的多，还可以晚三天交，不过，还是忙死了：要练街舞，参加排球队，合唱团的活动也不能拉下。

“当然，这麻烦是自己找的，不是老师和爸爸妈妈摊派的。”李如嘉坦言：“深中让人最向往的地方是，自由，不压抑，没有人需要让我怕，我也不怕任何人，包括校长王铮。”

“你女儿跟她初中的同学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面对这询问，李如嘉的父亲摇摇头，“更疯，没大没小，整天嘻嘻哈哈。”李如嘉的母亲补充说“她自己说是翻身农奴把歌唱。”

约束少了，空间大了，选择多了，李如嘉不是没有新的烦恼。比如，有时难免会很茫然，究竟该怎么度过三年高中生活，特别是偶尔想到一天天逼近的高考，心里自然也会有点害怕。

李如嘉的情况并非个案。“这是几乎每个踏进深中的高一新生的一个必经过程。”深圳中学高二（5）班的曹迪说，从处处有人呵护、照顾、管教，一下子变成我的地盘我做主，就像圈养许久的鸟突然飞出了禁锢，“不过，你怎么能因为暂时的不适应而拒绝天空，拒绝飞翔呢？”

                             尖子生之死

     2006年，大年初七日下午，王铮突然接到一个噩耗：本校一位叫刘逸（化名）的高一男生在家自缢身亡。

     据刘逸的父母后来说，当天中午做好饭菜，一家人还在一起吃了，孩子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地方。下午，从亲戚家拜年回来的父母忙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务后，去敲儿子的房门叫他出来吃饭，这才发现儿子自缢身亡。桌上放了一本《红楼梦》，留给亲人的纸条写有《红楼梦》葬花词的一段词句。父母反映，他离世之前没有任何明显征兆。

刘逸进校才一个学期，成绩很优秀，人聪明，与老师、同学的关系也不错。这么小的年龄好端端地怎么会自杀呢？据调查，刘逸是从福田区某中学考进深中的，从初一开始就是班上的尖子生，在朗诵、英语、演讲等各种比赛中经常获奖，备受老师喜欢。不过，刘的家境与同学相比，并不是很富裕。这似乎是他的“软肋”。在同学面前，刘逸滔滔不绝，在家里，却几乎难得跟父母说上几句话。回到家里，除了吃饭的时间，刘逸就躲在自己房里。

一位刘逸的高一同学说，刘逸知识面比一般同学要广阔很多，尤其是古典文学方面。每天午餐时间，他就坐在讲台上，一边吃着自带的饭菜，一边眉飞色舞地给同学们讲《红楼梦》，下面坐满了人。

刘逸的初中老师说，从刘逸自杀的结果看，他可能有阴性的“抑郁症”。另外，他正处在青春期，情绪波动，对生命很容易感到迷惘。
    “如果有人能在刘逸成长的过程中，教会他负责、爱，和谐地与社会、与环境、与父母、与同学相处，健全地发展，健康地成长，悲剧不会上演。”这件事至今让王铮的心隐隐作痛。由此，他更坚定了把学生作为“人”培养的目标。

2002年3月，王铮就任深圳中学校长。此前，他是北大附中的副校长。新校长上任后，提出要做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以学生发展为本，促进学生真正的自主、主动、充分发展的教育模式。” 王铮解释，其实就是要给学生一些自由，让他们能作为真实的、有权力的、有思想的、有自己个性的人来成长、发展。

“人们一般认为，一所好学校，尤其好高中，是升学率高，特别是升入北大、清华等国家重点院校的多------这是教育的本真意义吗？这是成人世界的功利教育思想，决不是为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的教育。这种模式即使做得再好，又有多大意义？不能真正解决学生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问题。”王铮说。

什么是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呢？

2003年暑假，深圳中学组织老师参观、考察了新加坡的莱弗士学院，莱弗士是新加坡最好的学校。

“莱弗士整个教育体系的设计非常具体，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很强，不像我们的太泛了，”王铮感叹，比方谈素质教育，我们从上到下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目标。“当时我想，首先我们要提出‘要什么’，这个‘要’应该是可以操作的。”

从莱弗士回来后，关于学校培养目标调整的争议终于烟消云散。2002年，王铮主持研讨会，把学校原来的培养目标全盘改成：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原来的培养目标是团结、勤奋、严谨的意思，几十年来，不论城乡，几乎中国所有的学校都是这么“千遍一律 ”。  

    “这个定位的前提是主张教育的多样化。”深圳中学科研处魏尚平主任认为，新定位不会像传统学校那样被社会认可。

不提爱祖国、爱社会、爱集体？

新培养目标之所以没碰上大的反弹，并不是老师、家长、学生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人取得了一致的共识。

“不就是一个口号？当时我们认为，每一届领导都会提一个口号，没想到王诤把我们骗了，他来真的！”一位对高中课改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老师抱怨。

“提出来的时候没什么太大的反应，因为这东西不触及他的利益，他是不会关心的，比如说学生评老师，当我们把指标体系发给老师，老师们看了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真到学生给他们打了分了，他们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 王铮说。这，表明校长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实人。

新培养目标由七个定语构成。

“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其实就是他的个性品质。‘个性鲜明’是指向自我的，‘充满自信’也是自我的，‘敢于负责’其实也是自我承担他们的社会责任 。” 王铮说，这里突出强调学生的独立性 。独立，为什么看得那么重要呢？现在我们提倡责任感，责任是需要承担的，学生不独立，是无法承担责任的。我们无法设想一个还要依附于别人的人能够承担责任？

王铮认为思想力、领导力 、创新力是强调学生的能力。思想力，就是说他们要独立思考，对问题要有他们自己的独立见解 ，要把他们所学的知识变成自己的思想；“领导力”这个有精英教育的思想在这里面，这个领导力不是简单，不是职位上，权利上的。我们认为，一个人如果对别人能够产生影响，他就有领导力；他有号召力，他就有领导力，他有亲和力，能和别人融合在一起，他就有领导力；他愿意为别人付出、服务，他就有领导力；他在学科上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和有价值的思想，他就有领导力。“创新”就是说你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你要做出来。

“公民指什么呢？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除了深圳中学尚无任何学校敢提出这个有点敏感的词？”记者问。

“我觉得公民，他不仅要实现自己独特的价值，还要对社会能够起到自己的作用，同时能够与社会融合，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无论你是上清华北大，还是上深大，或者直接工作都没关系，关键是你的目标是否是热忱服务社会，并且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和他人的尊重和关爱。”

这份培养目标只字未提爱祖国、爱社会、爱集体。

“不要把它仅仅当做大口号，要细分、细化，融汇到每一个教育环节。”王铮说。

“圈养”初中，“放养”高中

“为什么这样的课改只针对高中？”记者抛出心里的疑问。

“这个课题改革是定在高中，而且还定在深圳中学，它的特定性很明显，不是说你拿到哪里都可以用。”王铮解释，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是12年，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这期间的教育应该是有阶段性，层次性，成长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横向的，千篇一律，千教一面，大统一的模式；一个是纵向，也是大统一。这样的教育合理吗？小学一年级和高中人是不一样的，那么教育体系上是不是也应该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小学和高中教育管理都基本一样，都是四五十分钟一节课，都是一个班一个班主任事无巨细，从头管到尾，都是上课听老师讲，放学回家做作业，然后考试升学。交往范围都是在一个班内，班级概念也没有变化，模式没有变化。

王铮补充说：“这样，从幼儿园到高中，一个人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只是自然的成长，年龄的增长，而他的社会性教育体系并没有给他很大帮助，所以我们认为，高中，初中和小学应该是不同的教育目标，不同的培养方式，结果出来应该是不同的结果。”

在很多人看来，在深圳中学，初中学生是“圈养”，高中是“放养”，两种教育方式迥然不同。

“初中生一般是12----15岁，情感、心智、能力等等，决定了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在一种被保护的、安全的环境里学习成长，高中阶段不同，要引导、帮助学生独立，注重独立价值，独立思考，独立发展，不是说18岁了，举行了成人仪式就成人了。”

王铮在美国考察时发现，美国非常注重高中，它的高中是4年，因为在这里他面对着即将走向社会了，因此要做好准备。除了基本知识教育之外，怎么认识自己，怎么认识社会，怎么参与到社会中来，这种成长成熟的教育对高中生十分必要。

“人自身的成长要建立在很多的直接经验上，在课程设置上，要给它一个真实发生的过程，不能够急于求成，只看结果。真实包括有问题，有挫折，有困惑，有困难，这些都要存在。到深中所看到的东西就是最真实的东西，它不需要掩盖，我们相信真实就是相信他们的成长的过程。”王铮的这个观点引起了深圳华侨城一位老师的共鸣。

选课制逼出三大创举

“我们要的是在一个心灵自由和方式多样、价值多元的环境中多选择多角度的发展，我们要学生首先是个人，而不是一直被高考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想飞却又无从起飞的小鸟！”王赫老师总结深中的试验有两大关键词：自主学习、自主发展，“用理论化的语言表述就是以‘生’为本”。

这与国家教育部高中新课改的培养目标----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不谋而合。

为把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落实到位，实现“以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为本”，就必须在课程制度上体现选择性和多样性。深中因此首先在高中学生中推行选课制、走课制。

选课制即按国家课程规定的八大学科全面开设必修、选修课程，同时开设校本选修课程，学生可以跨班级跨年级自主选修：同一学段，学生修习的课程内容可以不一样；同一模块，学生修习的先后顺序可以不一样；每个学生在不同学段都有自己的课表。

这么一来，1000多名高中学生就有1000多张课程表！一个年级有20个班，一个班大约有50名左右的学生，每10周就换一次课程表！这样算来，1000多名学生可能同时存在1000多张课程表，而每学年就要全校性替换4次课程表。
　　与选课制同时诞生的就是“走课制”。在深圳中学，你会见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高二的同学们背着书包、抱着课本，爬上爬下的，在每个楼层寻找自己下一节课的教室。接着他们在同一间教室里上完课后便再次“各奔东西”。这就是“走课制”——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将来的发展方向自己制订课程表，完成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

“选课制与走课制的好处是，学生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中拓展交流沟通的能力，能够更全面深入地享有学校的教育资源。”一位教育专家说。

如何切实保障选课制、走课制执行到位？深圳中学出台了导师制、单元制、学生辅导中心三大创举。

2003年9月，深圳中学开始取消班主任，实行导师制，尝试教学班与行政班脱离。一般每个班级安排两名导师，每位导师负责该班级半数学生个体的基础管理与教育工作，具体工作包括：迅速认识、了解学生，按时组织师生见面，与学生沟通，对学生个体进行辅导与帮助，与学生家长交流等。

“导师制的优点在于，充分结合学生的个性，提供最具针对性的指导和服务，使教育和管理针对活生生的个人。”一位现任高二某班导师的语文老师评价，这是大锅饭式的群体管理向注射式的个性管理转变。

在传统行政班建制的基础上，深圳中学实行单元制管理，将高中部20个班分为7个单元，每个单元由3个班组成，高一、高二、高三各一个班，自动形成传、帮、带格局。每个单元有150位学生，设有学生单元长，配有6位导师。

每个单元还组建了单元内阁，由单元主席、副主席、团总支书记和学代会委员4人组成。这是学校管理的基层组织。

因为选课制与走课制的实施，传统上相互统一的教学班与行政班分离，尤其是导师制取代班主任制后，导师虽然对学生有了更多个性化的关照，但“一对一”的方式并不利于学生集体荣誉感的形成。深圳中学就提出一个大的“集体观”概念，要求学生实现从“班级人”到“学校人”的转变。

单元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组织单元集会。单元集会是教育集会的主要形式，其主题以加强单元建设、促进学生发展为主；

第二，打造单元共同体。单元制通过强化不同年级相同单元的纵向交流、竞争和合作，形成了纵向的单元共同体。在这里，高年级同学对低年级同学的个别帮助和集体指导，使单元共同体充分发挥带动、示范、影响、激励的功能，让学生形成学校归属感。在每一单元里，学生、任课教师、导师、家长均是主体，他们从不同方面参与单元的管理，共同参加单元的活动。

第三，建设单元文化。深圳中学以“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主体颜色划分单元，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标志性颜色和旗帜，并对应不同的价值目标和品行要求，设置单元节，以单元为单位开展教育活动。

导师制取代班主任制后，导师只承担了班主任的部分工作，即对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的关注和指导，然而，这还远远不够。

针对学生管理过程中遇到的不同问题，为了满足学生不同层次的需要，2004年，深圳中学组建了学生辅导中心。辅导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开设校本辅导课程，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规划能力；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选课指导、生涯规划等指导。还承担了以培养班干部为主的专项团队训练工作，如新班干部培训、拓展培训、假期磨砺营，以及“HELP”计划。

                         耐人寻味的自主管理

“任课教师负责课堂管理，导师负责个体关怀、指导，辅导员提供专业化引导，那么，诸如打扫卫生、集体活动，组织这类班级事务性工作谁来做呢？学生会选举、社团换届、大型学生活动谁来组织呢？”记者询问。

“学生！”深圳团委范书记回答。

“在这次课改中，学生的个性与差异性被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学生的差异性不仅是一种现实存在，更是一种教育资源，我们不仅要尊重学生的个性，更要鼓励并挖掘学生的个性，使每个学生在不断的选择中提高选择能力，学会规划人生，使每个学生的发展都能各得其所。”辅导中心王秋英老师谈到，这样一来，学校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学生发展模式必须发生改变。

怎么变呢?

一是学校和老师由“执政党”退回“顾问委员会”，真正把“地盘”和权利交给学生，让他们主动在学校的指导、尊重、信任、鼓励等环境中，“自己说服自己，自己感受自己，自己战胜自己”，自觉形成责任、自制、真诚、公正、合作、宽容、友爱等价值观，成为能够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

二是要求教师全面担当起课堂管理的职责，真正实现学生教育的全员负责制。同时增加学生承担责任的机会，拓展学生自主发展的空间，培养学生理性规划、自我管理的能力。由学生辅导中心每学期定期对学生干部进行封闭式训练，培养团队精神、合作意识及领导力。

深圳中学班干部由如下程序产生，即在高一新生开学前一周封闭式军训的基础上，由本人自荐、竞选、同学投票选举产生第一任班干部。这一活动过程由上届学长负责，辅导中心审批后进行上岗培训。在第一学期考试后，学生基本了解了自主管理模式及自我发展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班干部改选。

没有了班主任的“撑腰”，班干部的工作自然会遇到许多实际困难，如怎样管理班级，使班级具有凝聚力，如何面对同学的不配合，像调座位、值日、文化宣传等；怎样调动同学的积极性，如何协调工作与学习的关系等等。

这时候就该轮到辅导中心出马。但辅导中心不能越厨代庖，只能把自己摆在一个管理咨询师的位置上出出主意。

普通同学也有渠道监督“领导”。每个年级有一个由普通同学组成的“班级工作评议团”，该团定期对各班的班级工作进行检查、评议，并在全年级发出通告。

“我在深中当个班长，比我在初中当学习部长还累。但在这三个月的锻炼中，我真感觉自己有了很大提升。” 一位高一女生在日记中写道。

深中有个庞大而活力无限的“民间组织”----社团联盟理事会。这个组织是独立的。“独立不代表对立。”理事长曹迪是高二学生，他说要加深与校团委、学生会的合作。

社团联盟由话剧社、动漫社、机器人社等25个社团组成，规模最大的义工联有250人。社团联盟理事会分为五部分：活动策划、宣传、管理、财务、赞助联系。每部分由一位理事负责。

记者第二次去采访时，恰好碰上深中高中部年度足球总决赛。数十场赛事，上千人的盛会，从策划、组织、宣传、拉赞助、定赛场、组织拉拉队等等数十个环节，竟然全部由学生大包大揽！

更让我惊讶的是，学校也安然若素。校长王铮与我静静地站立在人群中，没人理会他。一瞬间，我感觉不仅我，王铮也是外人，那个狂热沸腾的世界完完整整地是他们的。

“没有老师参加，遇到纠纷怎么处理？比如黑哨？”我问王铮。王示意我去找提案委员会。提案委在跑道一角设了一个接待处当场处理应急问题，一位高一女生笑着说，当然也发生“黑哨”的事，“受伤”的一方会把情况反映到提案委，经过调查视情节轻重，我们会给予警告处分。不过，裁判太少了，不敢取消“黑哨”的资格。

“重要的不是胜败，而是让同学们学会调解、妥协、合作，自己找到处理自己事情的办法。”旁边一位高二女生说。

2004年7月，在辅导中心的直接推动下创建的学长团，也是深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学生自主管理的组织。它由50名至80名优秀的高二学生组成，目的是帮助新生适应校园生活，建立班集体，形成班级文化。学长团每学年末进行新学长的竞选，任何深中的学生只要符合学长要求，均可申请加入学长团。

一个高二女生这样充满深情的描述学长团：

还记得刚进校园的我们，青涩、害羞、不知所措，看着偌大的校园，陌生的面孔，不禁猜测渺小的我该如何在这一片火红的土地上生活。这时，学长们出动了，还记得军训时为我们送来的一瓶又一瓶的水，还记得早晨他们陪跑的身影，还记得开学典礼上他们排成心型唱的《感恩的心》，还记得他们亲手绘制的一张又一张的新年贺卡……是学长们的爱，让初来乍到的我们开始习惯深中、适应新环境，融入班集体；是学长们的爱，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温暖；是学长们的爱，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不是只有一个人……

学长团的任期只有一年，但是很多学长“离团不离队”，在其整个的高中生涯中都在履行使命和责任。截至目前为止，深圳中学学长团已经开始了第三届。

面对学弟学妹的认可，一位学长团的学长说：“在帮助学弟学妹的同时我们也锻炼了自己，尝到了许多同龄人尚没有体验过的责任感。”

“在传统教育中，学生从小到大，不论情愿不情愿都要被管。部分学生习惯了被管，没有人管就无所适从，不会自我规划，不会选择，不愿融入集体之中。”辅导中心主任王秋英说，学生自主管理模式为每个学生提供了表现自己个性和才能的机会与环境，但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需要对学生内心的唤醒和激励。

用艺术唤醒学生的自尊、快乐和价值

2007年深圳中学高考本科上线率、重点上线率创历史新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人数跃升为36人，此前，深中已有9名高三学生拿到了美国、日本等国8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不久，高三学生简超明、高二学生王桓在国际奥林匹克物理、数学竞赛中夺冠的消息又传来。
　　 深中今年的高考和学科竞赛成绩，是许多深圳市民想像不到了。因为3年前深中实施新课程改革时，社会上疑虑重重，争议一片。不少学生家长担心：学校不设班主任，不搞加班加点，学生选课走课，各种活动连连不断，这样的改革会不会让孩子成为实验的牺牲品？3年后他们会不会考上不了大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的36人中，有8人是参加艺术类、体育类高考被北大、清华录取的。

这意味着“深中试验”开辟了一条迷人且宽敞的个性化成长之路：真正的上帝是不会拒绝让每一个人成为太阳的。

去年被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系提前录取的许瑶璇从幼儿园开始，就是一个明星小主持人。从高一开始，她就拿着学校开的证明把北京等地的艺术院校考了一圈，而且几乎全部通过。高三时，许瑶璇又参加了全国中学生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并进入全国决赛前六名。她说，如果不是在深中，如果深中没有进行新课改，她这种情况是不可能被允许的。
    今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录取的郑瑜，在欧盟文化部举办的第十六届国际青年音乐家大赛上夺得钢琴比赛亚军。郑瑜说，深中的课改让她有时间准备自己的音乐会和出国比赛。而哥伦比亚大学之所以挑中她，其钢琴比赛成绩功不可没。
　　确实如此，深圳中学新课改的成果并不仅仅局限于高考、学科竞赛等这些最容易被舆论关注的成绩上。近年来，深圳中学合唱团、深圳中学交响管乐团多次参加国际、国内的比赛，多次拿下金奖。

其实，记者最关注的不是美术、音乐、体育这些“副科”，为一部分特长生、兴趣爱好者打开了一扇通向名牌大学的门，而是艺术教育对一个学生的性格、情感、心智、价值观这些核心的品性究竟有多大影响，怎样的影响？对一所学校氛围、气质、环境有怎样的改变？

“有个学生很孤僻，一点也不喜欢跟人沟通交流，文化课也在年级靠后，其实她智商和基础不错啊，为什么呢？自卑，从小就对自己很失望。”美术老师房创武举了一个例子，他偶然发现这个学生画了一张版画，学生走后，就给他悄悄作了修改，然后给这个学生看，哇，你小子刻的这么漂亮！这个学生又刻了一张，比第一张明显有进步。房又及时给了肯定。这第三次刻出来就真的非常漂亮了。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父母和老师跟他反映，这个学生变得开朗、自信起来了，学习进步很明显。他甚至还调皮地要收房做“学生”，教他钢琴呢。

“艺术的作用是，也许这个学生的作品不是最优秀的，但给他在心理上创造了自己是最优秀的感觉。”房创武说，教育的目的不是某一方面知识的传授，关键是唤醒一个人的自尊、快乐、价值这些非智力因素。

“你不觉得我们的学生比其他学校的优雅、沉静、动感、快乐，连空气都要清新，天空都要开阔？”一位跟他学版画，叫他“房子”的男同学问我。                  

一场注定与高考博弈的困局

 “当时，拍着桌子找王校长闹的大有人在。”王秋英老师回忆起2002年改革初期的情形，感慨万千。
　  王铮简单、平静地向记者概括了深中课改走向深入的原因：超前意识，先人一步。
　　在教育部还在对《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进行审议时，2002年暑期，学校就开始聘请有关专家对新高一教师进行新课程知识培训；9月，高一年级政、史、地、生就开始尝试集中排课。2003年5月方案正式颁布后，学校发给老师人手一份，要求在教研组学习研讨；9月，学校在教材未变的情况下开始了高中新课程实验，对新高一学生实行“走班制”教学、学段制连堂集中排课等新课程教育教学模式。
　　2004年新课程方案开始在四省区正式实施时，大多数学校对此还很陌生，深圳中学却因为超前一步成为教育部首批高中新课程实验示范校。

不过，“深中试验”距离“经验”、“模式”尚远。即使它取得了一系列令深圳其它中学难以企及的成绩，它现在仍停留在尝试探索的阶段。目前，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也显露出来。

在王铮眼中，自主意味着选择，选择便意味着承担责任。“很多人问我所谓‘深中试验’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其实就是给学生一些自由。围墙之外的生活交往是什么样子，学校就提供什么样的条件让他们去经历。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作为真实的，有权力、有思想、有个性的人来成长发展。”

这样宽松的环境，王铮也承认并不适合所有学生。

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完全开放的自主选择，让很多家长，甚至本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有这样的担心，这不是全盘自由化吗？对未成年人来说，学校不是失去了教育的责任吗？

在对深中高一、高二226名学生所做的调查中：

有22%的同学认为：大部分同学浮躁，学习分心，负面影响大；

有60%的同学认为：老师授课快，跟不上，学得很吃力；

有40%的同学认为：管理太松了，缺乏管束对自己有负面影响，希望得到更多指导；

有38%的同学认为：导师不了解自己，缺乏有效指导；

此外，记者在观察中觉得，深中高中课改实验的最终目的是要摆脱现在的高考选拔模式，目前最大的阻力亦在高考上，但在这场博弈中，它早已显出左支右拙之态。

深中高中部是三个年级三个模式。高一进来学生按行政班上课，以必修课为基础，课业比较均衡，帮助学生打好基础，更好地实现从初中向高中的跨越；高二完全放开选择，学生有了基础就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实行流动的走课制；高一高二学的很多东西是不针对高考的，到了高三，沿用传统模式按报考方向重新分班，这一年要做的就是为高考做准备。

深中不得不向高考屈服！

尽管，深中可以自豪地说，高考成绩并不是我们高三毕业生通往理想人生的唯一出路。

浙大每年自主招生的人数，深中都排在全国前列。其他许多名牌高校的自主招生加分，也使一批批深中学子步入了梦想中的殿堂。

这里还有一批优秀学生并未参加高考，国际竞赛的优异成绩、艺术或体育方面的专长使他们被北大、清华、中科大、上海交大、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名校提前录取。近年来，出国深造的同学也越来越多。校长会花精力与国外的高校建立联系，校长助理（一个在中国工作了11年的美国人）也会帮同学们写数百封推荐信。

在王铮看来，甚至不是每个学生都应该追求上大学：“很多人认为高中是低进高出，通过加工训练把学生送入大学。加工作得太多可能把本不该上大学的人送上大学，我不想让学生这样死拼学科成绩去上大学。高考分数上去了，能力上并不一定适应完成大学生活，名校中的退学、自杀不是每年都在上演吗。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自然的状态。作为学校，我们力求为学生提供更多种的道路，不一定非要禁锢在现有的体制下。”

但有多少人能认同王铮的理念？

由王铮我想到了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教育的任务不仅要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而且要给每个人精神生活的幸福，使每个人有丰满的内在精神世界，能享受劳动和创造的欢乐，具有个人的尊严感、荣誉感和自豪感。

深中试验能走多远？下一步怎么办？对学生、老师、学校、家长、高考、社会提出了严肃的叩问。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高中处处长刘月霞在深入考察后，感叹说，深圳中学为学生创造了未来和当下的幸福。

其它学校的孩子什么时候也能像深中学生一样，无忧无虑地享受本该属于他们，却被大人和社会剥夺的幸福呢？

摘自：深圳青年菁英版200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