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不好说，因为说故事的本质不是罗列事实而是诠释事实。较之纽约、伦敦、东京和上海这些早已被过度书写(over——written)、叙事色彩浓厚(storied)的文本(text)，香港就好像一幅抽象画或者一件普普艺术品，内容平淡无奇与显而易见得几乎没有可以诠释的空间(uninterpretable)——没有历史的灾难，没有苦日子里熬炼出来的人格，更没有悲壮的英雄事迹。用张爱玲的话来说，香港「没有巍峨的过去，有的只是中产阶级的荒凉，更空虚的空虚」。换言之，香港的故事不好说，因为香港是反诠释的，至少表面上如此。
然而要说的还是要说，特别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的前后。香港是一个华人社会的异例，甚至孤例，所以写评论和搞学术的，以至关心中国前途的，若有机会在这个课题上发言，没有一个不跃跃欲试。在这些有关香港的论述中，香港故事(the story of Hong Kong)的叙述往往只是幌子，论者的真正目的，是要从香港的故事中撷取香港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Hong Kong)，甚至香港的教训(the lesson of Hong Kong)。这种论述着眼于自身的功能性和应用性，论述本身也通常是某种理论的套用；而香港人——他们的体验和感受——也就在诠释的过程中被权宜地省略掉。
在香港大学以一级荣誉毕业，其后于美国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取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周蕾(Rey Chow)，是少数长期关心香港殖民状况的国际知名学者；但她一九九五年在《写在家国以外》提出的论点——香港是欧洲帝国主义全盛期后所剩余的其中一个最后基地，但因为只是弹丸之地，所以难以引人注意——却显然与事实不符。
以美国经济学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为首的自由市场拥护者，多年来对香港的自由经济体系推崇备至，并视之为市场的无形之手妙手回春、能医百病的最佳范例。在二零零六年十一月离世的市场经济「超级推销员」佛利民对自由市场投的最后一次信任票，就是死前一个月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以《香港模式之死》(Death of Hong Kong Model)为题，狠批曾荫权二零零六年十月在泛珠三角经济论坛上宣布积极不干预政策并非政府经济政策蓝图，是对自由市场的背叛和出卖。这正好说明了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内，一个地方的现实只要能够为某种理论服务，地方的大小根本无关宏旨。
香港的殖民现实(colonial realities)几乎彻底颠覆了所有的殖民理论(Colonial Theories)，这才是有关香港的论述，在大部分的殖民与后殖民讨论中缺席的真正原因。本来，理论是用来解说现实的，当理论与现实出现严重的脱节和不切合，我们应该做的，是对理论进行修正。理论必须经过严格和持续的「现实审查」(reality check)，否则它便剥夺了自己介入现实的最基本条件。殖民理论因无法解释香港的殖民现实而干脆对它视若无睹，反映了在大部分殖民理论家的手上，殖民理论已变成了一门毋须依赖经验去判断真伪的先验知识 (a priori knowledge)；有别于不能独立于经验而判断其真伪的后验知识 (a posteriori knowledge)。
无法把握建基于香港独特殖民处境的香港例外主义(Hong Kong exceptionalism)的一流学者不止周蕾一人。二零零四年快要结束之际，来自台湾的龙应台挟旁观者的清醒，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承担精神，忧心忡忡地为后殖民的香港诊脉，发表了《香港，你往哪里去？》一文。龙应台自言，她是在缴完税，正式取得香港纳税人的身份后，才写下这些对香港的「一点偏颇的观察」。
金钱打造的发言权
一开始，金钱与在香港的发言权就被不着痕迹地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搭起了一个坚固的舞台，让之后「中环价值」等同香港价值的大戏瞩目上演。说龙应台是两岸三地其中一个最厉害的修辞家(rhetorician)，应该没有过誉。
在这篇近万字的长文，龙应台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将中环价值与人文价值、发展与历史、人与城市、香港与个性，通通对立起来。问题是她对香港的理解和认知太受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她以慷慨激昂的演说腔叫香港人「脱离殖民」，尝试「以自己的眼光了解自己」、「用自己的词汇定义自己」和「重新发现自己是谁」。殊不知香港人对自己的了解、定义和发现，早已在他们「拥抱殖民」的期间已经大致完成；反而是在九七「脱离殖民」之后，才「无法以自己的眼光了解自己」和「找不到自己的词汇定义自己」，并「重新发现」了自己的身份危机。龙应台无法想象或者接受的，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统治不但没有杀死香港人(的灵魂)，反而令他们更强壮。
在龙应台对香港的殖民想象中，香港是一个被帝国主义者强奸的失贞者，它的历史只能够是悲剧性的，不堪回首但又不可遗忘。这样的一个失贞者，没有可能在殖民者的摧残下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文化。所以她坚持香港没有文化，「香港甚么都有，唯一没有的是个性」。至于曾经在全球华人地区建立文化霸权的香港电影和流行音乐，展现的不是香港的个性，甚至香港性吗？龙应台的论述对香港的个性视若无睹，是因为她解释不了这个性，便干脆当它不存在吗？
在有关香港的论述中，说故事的人不管是旁观者还是局外人，都各自有他的执迷与不悟。一九五二年生于上海、四岁来港的《号外》杂志创办人陈冠中，二零零四年写成《我这一代香港人》，在大陆和香港广受谈论。我认识的陈冠中，聪明而不外露、机智而锋芒内敛；擅于在胡扯之中谈大理论，很有可能是大陆、香港和台湾其中一个最精采的闲谈专家 (conversationalist)。
然而《我这一代香港人》的说服力并非单单建立在作者那种有亲和力的轶事式(anecdotal)写作手法上。虽则陈冠中口口声声说他发表的仅属个人意见，但他的话在今日的知识分子听来掷地有声，因为他挪用了他那一代人——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七十年代投身社会、八十年代出人头地的社会精英——的文化权威(cultural authority)和文化威誉(cultural prestige)。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也同时流露于陈冠中的字里行间。《我这一代香港人》表面上自责自省但骨子里自夸自大。在陈冠中的笔下，他们那一代不仅是香港价值的化身，更是香港价值的缔造者。他几乎要说出口的，是他们乃香港的开埠元勋(founding fathers)。陈冠中对他那一代——以及由此推论的他那一代之后的香港人——的最大批评，是他们乃「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这即是说，香港人不长进，不成大器，因为他们由始至终没有经过考验(remain untested)。
出自一个香港例外主义的主要受惠者的口中，这不啻是惊人的误解、盲点和偏见。任何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上帝对人类最大的考验，就是给予他们偷食禁果的自由；而亚当与夏娃怎样行使他们的自由，就是历史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在赋予香港人史无前例的自由的同时，也给予他们最严峻的考验。这个考验对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有巨大意义。任何有关香港的论述和对香港人的评价，当中没有考虑到香港人怎样运用他们的自由，都只能够是残缺不全的。
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将清澈、亮度和透明(transparence)奉为评论最可贵的价值。所谓清澈、亮度和透明，就是抛开所有理论的包袱和功能性的计算，去感受和体验评论对象的本质。在我听过的所有香港故事中，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清澈、亮度和透明。当然，说故事的人可以继续说下去，但没有人可以说最后的一句话，因为香港的文本将永远在书写之中。■
perrylam@yahoo.com
* 本文根据作者本月底出版的新书《香港，你还剩下多少》的序言改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