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年前，当自由经济的力量得以放飞以后，浙江温州由于地理条件不佳，很多农民离开家乡，四处闯荡，在中国各地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社区，或曰农民城。这些农民城成了八亿农民如何自发地从农业经济向工商业过渡的典范。如果说温州的农民城是自发的、民营的、地方性的，那么深圳则是在政府策动下建立的具有全国性规模的“公立”农民城。

 说深圳是农民城并不单单因为它的民工比例特别高，而是由它的气质决定的。比如说北京，近六百年来除了短暂的间隔，基本都是首善之区。这就决定了北京的气质中“官气”较重。甚至北京的市民阶层也渐渐沾染了不少官僚阶层的气质。步入二环，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都城的气息。再如天津、上海、广州，具有商埠传统，同时又有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它们的城市风格中便带有较浓厚的“市井气”，城市平民的生活是它们的主要基调。而像杭州、厦门、成都这类城市，由于城市自然环境较好，市民一般都比较懂得品味生活，小资情调便成了它们的主流气质。

严格意义上说深圳还不存在市民阶层。除去规模庞大，不计入人均GDP的流动民工队伍，具有深圳永久居住权的新移民也还构不成市民阶层。新移民大多是内陆省份不甘现状的农民军，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曾经在某个城市受过高等教育，但还缺乏城市生活的累积，或者说还没有形成市民气息。按来源划分，深圳的新移民主要包括非珠江三角洲的广东人，东北重工业城市的没落市民，湖南、湖北、四川人，特别是湖南人。从我认识的新移民样本来看，湖南人的比例高得惊人，我甚至怀疑，如果算上流动民工队伍，深圳的湖南人有可能达到半数。湖南由于自身的贫困，一直盼着“脱荆入粤”，每天到达广州的火车隆隆地载着大批湖南人穿过韶关，进入岭南。湖南几乎成了珠三角的“雇佣军”了。

深圳几乎没有什么原住民，而同为新移民，具有永久居住权的这部分，大抵都不愿意和流动民工队伍等同视之。不久前网上甚至还泛起了一帮自称深圳人以精英自居的新移民。在他们看来，不到深圳工作的人都算不上生活的强者，而他们自己正是在大浪淘沙下生存下来的强者。我不禁哑然失笑，说句实话，除了受过或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内陆农民，会选择去深圳工作的人还真不多。打个比方，一个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上海人，他的择业会考虑深圳吗？新移民初涉繁华的井蛙心态由此可见。

深圳在行政上虽属于广东省，但珠三角的广东人在气质上并不认同深圳这个“空降杂牌师”。原汁原味的粤风在千年商埠广州。到过广州和深圳的人都知道，两个地方都比较“乱”，但究其根本，这两个“乱”是有本质差异的。广州的“乱”说准确点应该是“闹”，岭南的民风使然，平民化的城市往往注重民生，热热闹闹的景象正是这种朴实作风的体现。而深圳的市政规划都很新很整洁，它之所以乱，是“人乱”，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乱”。深圳民风太杂，没有自己的定格，且湖南人一多，荆蛮之气一重，乱也就难免了。在靠近罗湖口岸的几条街道上，卖春的妓女和拉客的老鸨敢于公然上街，向香港的地盘工人展示大陆妹的风姿，我不禁佩服农民城里赚钱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了。

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个深圳新移民闲聊，说起中国的几个地方，我说深圳缺乏文化积累，没想他一脸茫然的样子，说文化有鬼用，我只能呵呵而笑，不再对牛弹琴。文化到底有什么用呢？对个人而言，这是生存需求以外的精神追求。对城市而言，文化的作用在于塑造它的气质。我这里说的文化是狭义的，不包括“企业文化”这类东东。知识不等同于文化，知识分子不一定是文化人。深圳有两个“天下第一”：一曰高等教育率天下第一；二曰人均购书额天下第一。但这并不妨碍深圳依旧是文化沙漠。文化是一种气质，如果缺乏对文化的精神追求，生存需求层面的读书对文化并无助益。工程类、英语学习类的书籍读得再多，还是憨头憨脑的傻博士一个，与文化人八杆子打不着。深圳自建立起，就以香港为典范，但二十年了却处处学不像。这个原因恐怕还是在人，新移民的来源决定了深圳的农民习性，培养不起城市的气质。百多年前的上海，也是移民遍地，但江浙的民风占了主导，加之一个多世纪的积累，才有了今日的都市感觉。香港则是平民式的粤风，虽没有什么深远的文化可谈，但富裕程度使得它有较高的市民公德意识。深圳既缺乏上海的文化背景，又尚未达到香港的富裕程度，它之所以是座农民城，正是那里的新移民气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