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就位后，首次出京，即到深圳，令到所有深圳人，所有关注深圳、关注中国改革的人们遐思。李光耀先生曾有这样的忠告：“中国不能没有深圳”，为什么？因为深圳曾经是、现在依然可以是：“撬动中国改革的支点。” 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人文改革，都可以沿用经济改革的深圳模式，先行先试，续推中国。

回到深圳，回到改革的出发点

因特虎 老亨

2012年12月7日

中国的改革，正在向深水区前行。当改革被利益各方拉扯乃至撕扯的时候，改革改什么？改革是什么？要不要改革？能不能改革？改革谁？谁来改……，改革本身成了令人纠缠不清的话题，与改革相伴而生的深圳，一时也深陷泥沼，成了一个问题城市。

我赞同这样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要识破眼前的迷雾、看清改革的前景，可以先回到为什么改革的起点、出发点。扪心自问，我们当初为何改革？为何以当初的方式改革？是我们一开始就错了，还是我们一路走来已失初衷？

当初人民公社导致亿万农民没有饭吃，没有生产积极性，小岗村村民冒死立约，包干到户，中央因势利导，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给农民多几年承包生产、自谋生路的自由，这样的改革，动机不对吗？主义不对吗？出发点错了吗？

当初计划经济窒息企业活力，中国与国际社会隔绝经年，蛇口“第一爆”，打破“大锅饭”，打开“世界之窗”，将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引入中国，为死气沉沉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带来无穷活力、无限生机，这样的改革，动机不对吗？主义不对吗？出发点错了吗？

30多年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过了最初15年的期限，后来只是被动地延长15年，延长30年。农民的经营权再没有实质性放宽，农民的所有权被无限搁置，农民的土地被无休止地廉价地蛮横征收。农村的土地改革、地权确认，却被怀疑动机不对，主义不对，出发点不对，这样的后续改革对吗？对得起最初的改革者对我们的救赎吗？

30多年来，企业改革、城市改革神不知鬼不觉地度过了放权让利、放水养鱼的“蜜月期”。改革的红利多起来以后，就开始忙于征税，忙于卖地，忙于垄断，忙于行政干预，一切资本手段、一切金融手段、一切公共服务、一切公共权力，都用来聚敛财富。股市是为民营企业融资的吗？银行是为民营企业贷款的吗？教育、医疗、养老、社保，还是居民的福利吗？城市，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了吗？这种变态的所谓改革，连海水都抽干了，以至当初所有“下海”经商的人都拼命地往岸上爬，拼命地往体制内钻，唯愿子子孙孙都考国家公务员，企业精神、企业家精神消弭殆尽。这样的变态的改革，动机对吗？主义对吗？还对得起当初的出发点吗？

今天的农村改革，如果不能给农民享有30年前更多的经营权、所有权，那就是扯淡的农村改革；今天的城市改革，如果不能给洗脚上田离乡进城的农民家园感、安全感、幸福感、主人感，那么一切城市化、城镇化、现代化都是空话。

深圳，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从工业化、城市化中得到好处，也因此最早面临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工业的持续发展何以为继？城市的公共治理还靠“生产队长”的那几招？严重倒挂的城市人口如何分配就业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医疗保障资源、社会福利资源？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深圳，他们只贡献体力和脑力，需要人工时召之即来，经济萧条时挥之即去？“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深圳人只能以“买房”的价格从开发商手中“租借”70年的“蜗居”并视之为“家园”？ 他们以什么法定身份、法定程序对这个城市的公共问题发表看法、参与决策？他们为自己的物业选择物业管理公司对吗？他们自己选举自己的业主委员会行吗？他们成立自己的行业协会、公益组织、慈善组织、兴趣爱好组织、学术研讨组织，有问题吗？……

深圳的城市化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急骤的城市化。这个城市是不是市民可仰赖的自治的家园？这事关中国城市化的终极意义，事关更多农民还会不会进城，进城以后留不留得住。

改革面临的问题不能以退回到改革以前的方式来解决，“重庆模式”的吊诡就在这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解决，这就是人们对“广东模式”尚存念想的原因。深水区的改革，不是什么空空洞洞的宏大叙事，而是实实在在的鸡毛蒜皮；不是什么故弄玄虚的大是大非，而是到斤到两的利益均衡；不是什么大包大揽的信口雌黄，而是可操可持的议事规程。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最起码的权利义务，要明确具体，不能什么都模模糊糊，似是而非，任由他人上下其手。照应农村发展，不应以否定城市发展为前提；照顾中西部发展，不意味着要否定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共同富裕，不是明火执仗，以权力之手剥夺民间财富去充实政府的小金库。所有走回头路的馊主意，无论红与黑，都必须叫停。真正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走过深水区、走向新天地的大道、正道，一定是在借镜全人类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才能求索得到。

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最早享受工业财富的国家，也是最先面临工业化问题、城市化问题的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城市贫民、阶级对立、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被认为是自掘坟墓。法国就果然被不幸而言中，残酷的大革命，将物质和人文的沉淀涤荡一空。而英国则从城市规划、社区建设、国家救济、社会福利、权力妥协、阶级和解入手，遇到什么问题，就实事求是地去解决什么问题，最终贡献了《济贫法》、贡献了“睦邻运动”、贡献了“福利制度”，避免了大革命、避免了法西斯、避免了对人类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大折腾。当初，深圳得以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佼佼者，得益于一河之隔的英治香港。今天，深圳要少走弯路，轻快地解决自身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可能还将以谦虚的姿态迈过深圳河、迈向浩瀚的海洋。

这些年来，深圳所面临的问题是改革中的中国行将全面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被直面，不被深究，不能从制度层面加以创造性地解决，才是更根本的问题。

《张之洞》的作者唐浩明曾经这样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技术的强国富民运动，它是好事。但为什么50年间挫折甚多、规模甚小、收效甚微呢？这段时间正是日本的明治年间，明治维新起步比洋务运动要晚几年，但日本却因此迅速强大起来，终于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取得对中国的完全胜利。两相比较，实在值得人们深思。”从中国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始于深圳的改革开放不正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融合的梅开二度的重放吗？近代中国的大门是由西方坚船利炮轰开的；30年前的对外开放则是中国人主动敞开大门，走向世界。而深圳作为最早、最成功的开放窗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这段历史的缔造者。深圳人只有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才能更妥帖地把握现在。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至少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国家发展靠政府、靠计划经济（官办企业、政府投资）还是靠民间、靠市场经济（民营工商业）？经济发展是否需要社会创新与人文创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行不行的通？“师夷长技”还是“师夷长制”）？这是曾经缠绕近代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人久萦于心的问题，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如今更紧迫地面临这两个问题，更迫切地需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深圳人能够超越张之洞吗？今人能胜近人吗？

习总就位后，首次出京，即到深圳，令到所有深圳人，所有关注深圳、关注中国改革的人们遐思。李光耀先生曾有这样的忠告：“中国不能没有深圳”，为什么？因为深圳曾经是、现在依然可以是：“撬动中国改革的支点。”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人文改革，都可以沿用经济改革的深圳模式，先行先试，续推中国。

详细论说早在十年前就说完了，参见2003年8月12日的因特虎报告《中国不能没有深圳》。http://www.interhoo.com/Content/4049.aspx

注：此为深圳民间智库欢迎习近平深粤之行的命题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