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再度抢眼

自我为伊狂的《抛》文发表以来，深圳问题被空前广泛地关注起来，深圳，再度成为各大媒体争抢眼球的热辣字眼。

而最近，国务院调研小组的悄然南下把人们对深圳向好的期望推高到了顶点，这种若隐若现、欲露还藏的调研委实比堂堂正正的文告发布还要更加能够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早就定位为“一切与深圳有关”的因特虎网站对这件事情加以关注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两位活跃在虎坛的网络名人金心异和我为伊狂则把虎坛的平常事演绎为一次新闻事件，人们试图通过虎坛来早一点发觉深圳未来发展的蛛丝马迹。

深圳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客观地说，人们对国务院来深调研的具体结果不可以期望过高。此次南下深圳的调研小组成员主要是政研室与体改办的智囊人物，主要是技术官僚，他们可以就技术层面的问题作调研、提建议。但是，深圳的问题，或者准确地说，深港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开关、封关、建桥、修路、人来、人往、股市、城市的问题，甚至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东北部的平衡、整合，都不是大问题，至少不是问题的实质。

深圳或深港问题的要害是：中国的制度与文明同西方的制度与文明相比，孰优？孰劣？中国还要不要向西方学习？如何学习？中国以市场化、西方化、现代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全盘西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休克疗法还是循序渐进？漫天撒网还是鼓励条件具备的地区先行先试？繁荣与幸福的根基是建立在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之上还是建立在激发民众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人类潜能的基础之上？经济繁荣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赖以孕育的温床还是藉以抗拒全面社会改革的口实，甚至是政治权威赖以巩固自己独尊地位的物质支柱和保障？中国的经济改革会不会重蹈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覆辙？会不会在亚洲金融风暴、韩日经济衰退的耳光面前接受教训，放弃东方新权威主义，步入彻底的市场经济与自由社会？民众是社会改革与进步的工具还是目的？一切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和榨取民众血汗还是由全社会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与进步？中国有无可能在等级森严的计划行政体制下、在有千百年官僚政治传统的影响下真正走向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的公民社会？

上述问题折射在深港具体事务上曾经有过多次表现，有过多次大讨论、大选择：要不要开办特区？深圳搞特区是不是资本主义？向香港市场经济学习是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不是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没落的世界观？蛇口青年是不是被西方和平演化、中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毒的青年？香港是不是西方敌对势力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发展深圳等经济特区是不是解决国内经济困难的权宜之计？深圳经济同香港接轨是不是为了收回香港而不得已采取的特殊措施？香港回归以后是吗照跑、舞照跳还是国家一统，不得例外？

深圳问题的小平解法

90年代中期以前，对于这些问题有过种种争论，但是答案的大方向是对的，令人满意的。譬如，小平关于特区的定位就是要以深圳等地为突破口，为全中国的现代化杀出一条血路!这位早年留洋、戎马一生、农场劳改、几起几落、追求真理、百折不挠、一心一意为了中华之崛起而殚精竭虑的民族战士对中西文明的优劣有切身的了解，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艰难有锥心的感受。他主政中国之后，锐意学习西方，出访华盛顿、自卫还击越南、疏远苏联教条主义、善意务实地处理港、澳、台问题，他的国际视野体现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国外的大企业要看每天的科技动态，我们的科技人员却关在牛棚里！”，“同志们，要抓紧，否则我们就要被开除球籍！”；他宴请“五老”，复兴工商；他百万裁军，依靠科技强军，和平时期，国家治理主要靠经济和科教而不是靠军队；深圳落后于香港是“体制问题”而不是军队的问题，深圳本地居民逃港不是边防管理不严，而是自己的经济发展不行；深圳引进香港的市场经验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这些做法“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于姓社姓资的无谓争吵，先是主张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后来直斥那些教条主义言论是“什么都不懂！”，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不认为前苏联的变化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而是苏联人自己没有发展好经济，没有解决老百姓的生存和生活问题。他知错就改，不为自己说过的错话护短，不愧为一代伟人。深港在这样一位伟人的大智慧袒护下，日新月异，繁荣昌盛。

90年代中期以来，深圳渐趋迷茫

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回归以后如何与以前的宗主国英国交往？在诅咒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余对于英国卓越的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经验是否能继续真诚接纳？香港学童学习文明程度高的英语还是为了表示爱国学习汉语？建立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法治社会基础上的香港资讯产业、教育产业、会计服务、法律服务要不要引进深圳、辐射内地？深圳的经济改革要不要扩大试验？国企改革以及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文化、教育、新闻、医疗改革要不要先行先试？政府行政决策要不要民众参与？如何参与？政府行政执行要不要接受民众监督？特区改革开放是大张旗鼓地进行还是低调、低调、再低调？庞大的深圳非户籍人口能不能分享深圳经济增长的繁荣和好处？他们有无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他们如何参与到这个城市的管理与发展中来？他们的声音谁来放大？谁来倾听？谁来回应？回应的不好怎么纠错？市民有无权力选择、监督自己的城市管理者？这些问题的答案至今悬而未决,也看不出十分清晰的政策指引。

国际交往中与古巴、朝鲜过从甚密，但与美国磨擦不断。回归以后的香港与国际社会的交往谨小慎微、顾虑重重，失去了国际大都市的大家风范，国际资本因此踯躅而不前；虽然与世界最庞大的潜在市场距离最近，与中国的深圳特区隔河相望，但是即使在国际上也是非常领先的香港服务业却在中国的大门外徘徊，不得其门而入。香港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本来一环紧扣西方，一环紧扣大陆，现在却环环尽失，孤独沦落。

深圳的理想主义者折戟沉沙

深圳在短暂的经济繁荣之后看不出与内地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的理想与抱负，投奔深圳的理想主义者折戟沉沙，兀自扼腕！自从1997年深圳市领导关于一系列改革的政治建言遭到无情棒喝以后，浪漫的改革思想揠旗息鼓。深圳以此为转折，埋头进行城市经营，花园城市、高交会……，凡是深圳市自己能够做的，深圳人不遗余力地做了，而且成绩不俗。但是，一旦放弃为中国现代化探路的角色定位，一旦丢掉了中国改革开放先行者的旗帜，深圳就沦为与东莞、与广州、与苏州、与上海争抢发展资源的普通的地区城市了。要与上述这些城市争宠，深圳既没有广州作为省会城市的优势，更没有上海直辖市的政治资源，前有香港堵住服务业，后有东莞、苏州赶超制造业，深圳的处境显得前所未有的尴尬。

舆论的批评铺天盖地倾泼向深圳，希望深圳继续先行先试的人指责深圳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把深圳作为普通城市看待的人质疑深圳为什么在入世之后还要继续享有特区的优惠政策？有人甚至不顾事实地咒骂：深圳什么都不是，不过是特区政策孕育的一个怪胎，干脆把它给废了。深圳人的凝聚力空前下降：丢掉了改革开放的特区理想，我们到特区来到底是为什么？既然理想可以不要了，那来深圳不就是为了钱吗？来钱最快的地方现在可是北京、是上海。

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光环下的阴影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汲取财政的能力大大增强，早年分流民间的资金重新聚集到中央，这些钱如何发落？当然赶快去北京啦，“跑部钱进”嘛！北京投钱最猛的地方是哪里？是上海，上海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复兴，民间一心希望这是复兴近代中国的东方巴黎，但是实际上这可能是近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的一个翻版，即：不体制改革、不社会改革，只把硬环境搞好，我们自己死劲往里砸钱，砸到洋人也动心，然后把洋人的钱圈进来。或者就是打造一个有钱人聚集的地方，环境好、房子好、气氛好、爵士乐、华尔兹、上层人物云集、小资MM心醉……真是一片权贵与资本的乐土，这一点上，上海更象在重归近代，看不出是学习现代。

钱没有错，但是谈钱的意义各有不同。80年代初谈钱色变，那时候深圳人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主张物质鼓励，那是对伪道德的公开宣战，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价值观的革命。如今人人都知道钱了，盘踞在权力架构顶端的大人先生们可以象魔术师般地变出许许多多花花绿绿的钞票来，这个时候谈钱，那就要看看你是谁了，看看你魔术的把戏到底是什么机关了。就象早先的深圳股市的先驱者是为了理想、为了公司治理现代化，他们呕心沥血，筹建中国股票市场，他们是可敬的；可是后来的证券公司一味地只是圈钱，再无改革中国公司制度的理想，那就变的可耻了。如果上海的发展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制度比香港的制度优越，我们可以不学习香港，不要香港的社会制度，同样可以堆砌出许多金银来，那么我们就要重蹈近代洋务运动失败的覆辙。如果深圳的发展也是为了证明我们南岭示范村就是比香港的麻姑岭强，那我们又是没长记性，又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思维模式中去了。

以广州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很宽容，但是有着一股子藐视政治权威的倔强劲，这正是南方周末生存的土壤。近年来，宽容的广州人对深圳毫不客气，并不完全是为了经济中心之争，而是价值观的剧烈冲突。岭南人刻苦、容忍、不骄纵、不谄媚，对政治权威敬而远之，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是接受西方思想比较早的中国人群，他们的平等、宽容、自立精神、契约精神是渗透在血液里的。而深圳人20年来一直是舞台聚焦的中心，容不得失落，失落了难免发出悲鸣，或者委屈以求全，北方习性中丢人现眼的一面故态复萌。所以当深圳人与时俱进走进新时代的时候，广州人鼻子里哼的一声，公然发出了嘲笑，深圳在广东人心目中的高大形象顷刻之间崩溃了，于是广州人发出了深圳佬、北方佬滚出去的怒吼。

这是深圳人学上海但工夫与火候不到家的地方。其实，较之于深、港，上海的地理优势已经远远不如近代那般明显了。空调器、航空器、电子通信、高速公路、集装箱海运几乎扯平了两地的自然条件，甚至，在海运方面，深、港已经突显出上海所没有的优势。但是，上海人丰富的商业经验成全了他们。在经济发展碰到政治天花板的时候，深圳人要么硬拼，要么回头；而上海人却在复古的口号下开创新的事业，这是初出茅庐的深圳人所不具有的生存智慧。

深圳的失败就失败在失去了理想

本来，正是特区理想，滋润着无数力图开创新生活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男男女女的梦想与追求，使深圳成为中国最有想象力的城市。这里首先生长出观念，再生长出高楼与速度。想象力成为这个城市最大的无形资产。正是源源不绝的光荣与梦想，使小小蛇口声震寰宇；使人烟荒芜的边陲小镇崛起为一座现代化新城；使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历史悠久的老牌城市都不得不对深圳刮目相看…… 

然而，也正是因为特区理想的丢失，导致近年来深圳的新观念少了。小富即安，因循苟且，妨碍了深圳想象力的发挥，思想的火花如流星般陨落，梦想的源泉变得不那么汩汩滔滔了，80年代那种意气风发、敢于创新的自由争论环境似乎成了往事。体制内与体制外奉行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来自民间的鲜活思想无法及时、准确地向体制内传递，导致信息失真、反应迟钝。以外来人才的家园感、归属感的培育为例：近年来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知识打工族，离乡背井，投奔深圳，在这个旧的计划经济模式业已打破、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的移民新城中打拼、创业。这一群受过良好教育、各自拥有知识专长的男男女女与深圳早期流水线上的打工仔、打工妹是不同的，单纯的物质激励安抚不了他（她）们那驿动的心，他们不是想在深圳赚几万块钱就荣归故里，盖房结婚；他们的人生理想也绝不局限于走下流水线，走进写字楼，做个文员、主管；他们要在深圳安家，他们要把根扎在深圳，开花结果，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他们要做这座城市的主人；他们最恐惧的是漂泊感，是居无定所，是心无依归，是婚姻没有着落，是事业没有机会，是生活在别处，是在别人的城市里自己找不到归属感。然而，当上海从复兴近代东方巴黎的梦想中找到了精神动力，高歌猛进，成绩斐然，白领人才趋之若骛的时候，深圳创业者的户籍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投奔深圳的百万移民被迫在深圳暂住，无法成为这个城市的真正主人。也许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深圳移民梦的破灭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深深知道，如果深圳只是少数深圳户籍人口的深圳，不能成为所有深圳创业者共有的家园，那么深圳就将失去数量众多的外来人才的向心力和想象力，并且最终被心灰意冷、梦想破灭的外来人才所抛弃。

要摆脱被深圳人自己抛弃的厄运，要解放思想、开放言论、改革户籍制度、打破论资排辈的陈规陋室、让大多数人参与深圳城市管理、分享城市发展的好处、成为这个城市的“股东”、建树特立独行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之外的城市文化……，有哪一样不需要特别的勇气、特别的关照、网开一面给出特别的政策？如果强求举国上下步调一致，整齐划一，那么深圳只有往后退，退回队列，退到与深圳行政级别相匹配的序列位置，退得与大家别无二致。一个这样的深圳，那还有什么意义，不如去休！去广州、去香港、去上海、去北京、去海外……，昔人都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今日的深圳不正是出现了这样的迹象了吗？

特区理想不能丢

要重拾特区理想，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特区，为什么要搞特区？如果说，深圳之“特”是特在“特区”，而“特区”又仅仅是特在几条经济政策的优惠与特殊，那么，深圳的意义就被降到了非常低、非常有限的层次上。这样的深圳，完全不值得海内外人士这么多年来如许殷切的关注与期待，也完全不足以吸引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有识之士来冒死相投；这样的深圳特区如果不特了、普通了、衰落了，也完全不会引人注目，更不值得人们扼腕叹息。毕竟地区性的经济兴衰消长实在是太平凡、太普遍了，哪里可以如此耿耿于怀呢？ 

但是，如果说，深圳之“特”是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风向标”、特在为中国人摆脱贫穷落后和封建愚昧而展开的新的探索和尝试，那么，深圳的意义就非同小可。我认为，正是从蛇口开山炮的震耳巨响中、从国贸大厦的“深圳速度”中、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拓荒者精神中、从“风中亮出自己的旗”的深圳感悟中……饱受贫穷落后和封建愚昧之苦的人们听到了春的消息，看到了梦的希望。深圳再一次激起了中国人追求财富、自由和幸福的光荣与梦想。每个投奔深圳的人都心怀一个梦，一个中国人百年未圆的富强、民主、文明之梦。深圳是这个梦重新开始的地方，深圳凝聚了这样一群追梦人，这是深圳真正的特色、魅力、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也是深圳之所以令当代中国人梦魂萦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样的深圳如果遭遇到问题、发生了变故，如何能不让人牵肠挂肚、忧心如焚？

广东省要求成立特区的初衷是：向中央要求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走一步”，在沿海划出一个地方，用比较特殊的政策，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单独管理。小平同志关于特区的名称和定位是：“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小平同志还指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把深圳特区与陕甘宁特区相提并论，这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开始就没有把深圳的作用与地位仅仅局限在“出口加工区”这样低浅的、纯经济的层面，而是希望深圳特区为被极“左”思想窒息得濒临绝境的中国全方位突围，“杀出一条血路”。至于后来深圳特区在字面上还是称为“经济特区”，那是因为“左”倾余毒还没有完全清除，是一种灵活机智的变通、折中和权宜，就象“市场经济”在当时还只能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样，是务实的“猫论”精神的生动体现。实际上，20多年来，深圳经济特区的每一项经济改革都与上层建筑的改革息息相关，当年特区土地有偿出租就是改革在先，修宪在后；当年蛇口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尝试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更加具有深远的意义。那种视深圳特区为纯经济特区、把“深圳梦”狭隘地理解为“发财梦”、以几条经济优惠政策代表深圳特区、以具体优惠政策的变更代表深圳特区的存废的观点是十分肤浅的。现在是正式确认深圳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性改革开放特区的时候了。具体的特区政策可以变，具体的特区范围可以变，但是在“富强、民主、文明”的梦想在中国成为现实以前，深圳特区的方向和使命不能变。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梦想不可能一夜之间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变成现实，她需要探索、需要尝试、需要逐渐推进、次第实现，而深圳正是各方面条件最成熟的地方，是我们的梦想赖以根植和成长的沃土与温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曾对深圳市的领导人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

“特区政策与WTO精神相违背”是遁词

就在“特区政策与WTO精神相违背”等似是而非的鼓噪声中，上海浦东不特而特，飞速发展；香港凭借更紧密经贸安排，率先与内地融合；国际上其他受WTO约束的国家也历来就有而且正在持续开办经济特区，为什么深圳就要谈特色变？事实上，只要市场进入门槛不提高、进入以后各同类企业营商环境公平、无差异，WTO就不限制成员国或成员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特殊经济措施。因此，我认为深圳特区要更特，要从小特区发展为大特区，要从低层次特区上升到高层次特区，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圳特区的面积要扩大，要从现在的二线关扩大到整个深圳现有辖区，甚至将东莞、惠州的部分或者全部都划归深圳大特，在更加宏大的范围内运行比较特殊的政策，借鉴国际惯例，单独进行经济与社会管理。如果说以往的特区试验田是实验室里的“小试”，现在深圳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中”，因此规模要更大，范围要更广。深圳大特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华文明嫁接西方文明的、有二级阶梯、两个层次的特大型过渡试验区。二是深圳大特区的实验范围要扩大，内容要扩充。要从以往的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发区、纯经济特区扩展为经济与社会管理兼而有之的综合性特别试验区，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亦且为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多方试探、上下求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社会自治体制改革、医疗、卫生、教育与文化传播体制改革等艰深复杂的现代化课题都可以在这里率先改革、率先开放、率先尝试。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开辟经济特区，进行深港对接，打香港牌，利用香港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国际市场，从沿海向内地延伸，循序渐进地带动和提升国内经济，不断拉近与西方市场经济的距离，最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

向香港学习就是向西方学习，远离香港就是远离西方

香港因素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首先是因为香港作为东西方文明的结晶，既与中国内地特别是广东有着天然的联系，又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有着紧密的关系，客观上能成为中国内地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其次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者敢于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以灵活务实的姿态开辟深圳等经济特区，真诚地、谦虚地向香港学习市场经济的经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世界产业转移通过香港通道源源不断汇入深圳、汇入珠三角、汇入中国内地。如果说，回归前的深港关系处于恋爱期与新婚蜜月期，回归六年来，深港关系正处于婚后的磨合期、不应期。那么，现在，是结束磨合，走向相濡以沫、共同发展的时候了。深港联姻要形成多子多福的多赢局面，那么在解决深、港问题时就需要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灵活务实的处理手法：一是应该鼓励香港继续保持甚至加强与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联系，在不直接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香港以独立的姿态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亲密合作，完整保留香港的自由经济体系和社会法治传统。回归后的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但是，同时也必须继续是西方化的香港。如果香港的政治、经济在回归以后迅速内地化，那么，香港作为内地联系国际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就将大打折扣。在融入国际社会、承接世界文明方面，香港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完，香港的独特地位，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内城市可以取代。在收回香港主权以后，并确保主权无虞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敦促香港与西方世界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而不把中央政府的观点和态度强加给香港，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策略，对正在想方设法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中国来说整体上是有利的，设若相反，则香港已矣。二是应该鼓励广东特别是深圳继续“以港为师”，虚心学习香港的市场经济经验和社会管理经验。回归以后的深港不应该是各守一制的城市竞争关系，而应该继续保持以港为师的学习和传承关系。自近代以来，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学习西方。什么时候盲目自大、故步自封，什么时候就贫穷落后、被动挨打。改革开放以来，被极左的教条主义禁锢得奄奄一息的中国，以巨大的勇气和发自内心的真诚，革故鼎新，励精图治，借鉴西方文明，虚心学习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这种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才刚刚开始、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国两制”中我们的这一制远非完美无暇，而是需要彻底的批评与反省。即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成功的沿海城市，深圳的市场经济体系、城市管理体系、社会文明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还需要向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好好学习。因此，克服因短暂经济增长而导致的自我膨胀，淡化两制的矛盾与冲突，多求同，少炫异，以谦虚谨慎的姿态，向以香港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系移樽就教，是消弭深港之间相互的不信任、减少深港之间人为摩擦的不二法门。

中国不能没有深圳！

那么深圳人重温特区的旧梦到底有没有可能呢？

我认为，有，而且可能性很大。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步入后权威主义时代，毛邓式人物俱成往事，英雄与伟人已经渐行渐远，平庸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学会容忍、妥协、讨价还价、用实力去较量。一个来自北京的调研组不会给我们带来多余的、意外的惊喜，能将横亘在前方道路上的杂草与荆棘剪除一些，能将施展拳脚的空间腾挪得稍大一些，应该就不错了，至于纵横拓阖的雄韬伟略、叱吒风云的运筹帷幄，是不堪期盼的。但是正如《了望》杂志最近的文章所言，中国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市场关和民主关就无法躲过。胡温新政最引人入胜之处是主张宪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就表明新政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即使在施政过程中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只要目的与方向明确，行为就不会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南辕北辙，这样，事情就总会好起来。CEPA的突然签署，调研组的及时南下，都是奇迹发生的表征。窃以为，国家之大，情况千差万别，见解各不相同，深层次改革、社会改革不可能遽切之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同样要跟经济改革一样，率先在条件具备、阻力最小的地方先行先试。深圳正是这样一个条件最成熟、社会震荡最小、深层次改革最容易取得成功的地方。不改革、不开放则已，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深圳依然是最好的试验区，过去是以经济改革为主，现在要过渡到行政、文化与社会管理等综合改革为主。谁丢了深圳，谁就丢了全盘。从这个意义上将，不是深圳想成为全国的特区，而是中国需要深圳这样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办不办特区是北京的事，谁来办，怎么办，办的好不好，端视北京的表现。既然新政的全国性方案几推不出，先点后面的渐进方案浮出水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因此，深圳的意义迟早要被重新发现。

同时，今天的深圳人要求继续特下去，并不是要国家给什么特殊照顾、特别投入，与上、北京争宠，而是要求给深圳人一个自我改革、自我革命的特别机会，继续为中国深层次改革探路，吃综合改革的第一只螃蟹。因为后续改革如果不跟进，深圳的经济改革成就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如前所云，经济改革碰到政治体制的天花板，无法冲高，就只能摊大，而深圳的饼如何能大得过上海的饼？在同一天花板高度的限制下，深圳经济决然不可能有上海经济的腰杆儿粗，更多人才与经济资源一定会离开深圳寻找发展新空间。当数倍于户籍人口的外来人口在深圳买了房、结了婚、扎了根，深圳却把他们拒之门外的时候，天晓得哪一天一根火柴点燃憋屈在这些人内心深处的无名怒火？当满怀希望投奔深圳的移民们发现自己多年打拼，交了租、交了税，却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沐风浴雨有份、吃香喝辣靠边的时候，我们可以设想最终会发生什么后果！今天的深圳已经率先触及到政经分离的最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不率先改革，行吗？

任何改革其实都是发轫于民间社会，识时务者因势利导遂成俊杰。农村改革始自安徽小岗村，素以乞讨闻名的安徽农民连乞讨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冒着杀头的风险包干到户，领导者理解和顺应了这些农民的要求，并将农民们的办法加以完善后推而广之，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农村改革。中国的对外开放始自深圳蛇口，河对岸、海对面是如此的繁荣，这边的人们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枪林弹雨也挡不住外逃的居民，主政者审时度势开辟特区，引进外资，于是成就了深圳的一夜城。前些日子里，在举国舆论骂声如潮、深圳在唾骂声中声名狼藉的时候，人们对深圳的绝望几乎达到了顶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迷茫如隆冬的暮霭在深圳的每一个角落弥散开来。谁知道四、五月份一道闪电划过长空，在深圳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肖幼美、邹家健、王亮、吴海宁、叶原百等以桀骜不逊的“独立候选人”的姿态，将呼唤已久的深圳政治文明建设一把推向前台。他们有如从天而降的太空陨石，在死水一潭的民主政治水域里激起惊天巨浪，这股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一扫深圳的颓势。人们再次将关注的目光聚焦深圳：一个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新深圳雏形，宛如雾霭中升腾而起的凌波仙子，明眸皓齿，霞光万道。舆论开始重新审视深圳。当SARS阴影笼罩中国，北京反思共和之路，上海给官商勾结划X的时候，深圳以厚积薄发的民间力量和民间智慧，再一次担当先行者的角色，为踯躅不前的政治改革照亮了前行的路。请记住，做到这一点的不是任何其他人,而是这些个很不起眼、困兽犹斗、但是绝对不乏承当的深圳普通市民!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正是数以百万计的深圳新老移民，在为古老、传统的中国探寻一条堪称“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全新的现代化之路！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一个支点，只要在这个支点上架上一根杠杆，就可以撬动中国、撬动地球。

后记

《张之洞》的作者唐浩明曾经这样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技术的强国富民运动，它是好事。但为什么50年间挫折甚多、规模甚小、收效甚微呢？这段时间正是日本的明治年间，明治维新起步比洋务运动要晚几年，但日本却因此迅速强大起来，终于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取得对中国的完全胜利。两相比较，实在值得人们深思。”我想，从中国历史的大视角来看，始于深圳的改革开放不正是近代中国与西方融合的梅开二度的重放吗？近代中国的大门是由西方坚船利炮轰开的；20年前的对外开放则是中国人主动敞开大门，走向世界。中国政府争取“复关”、“入世”，并为之不懈努力十五年最终为国际社会接纳认可，这是继利马窦来华和近代中国人醒眼看世界以来的第三波划时代事件。而深圳作为最早、最成功的开放窗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这段历史的缔造者。深圳人只有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才能更妥帖地把握现在。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这一步至少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发展市场经济靠政府（官办企业、政府投资）还是靠民间（民营工商业）？发展创新科技是否需要社会体制与人文创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行不行的通？“师夷长技”还是“师夷长制”）？这是曾经缠绕近代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人久萦于心的问题，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如今更紧迫地面临这两个问题，更迫切地需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深圳人能够超越张之洞吗？愿后人读深圳史不复似今人读近代史。


因特虎 老亨

2003年8月12日 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