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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庾文翰的故事：
在香港的保安局，有这样一份调查报告：2000年8月24日13时29分，神色彷徨的庾文翰冲过罗湖联检大楼出境大堂进入深圳，13时47分深圳边防来电称截获一名大约15岁的智障男童，17时05分深圳边防将男童移交港方，查问未能证实男童是香港居民，19时05分男童移交深圳边防人员，送到派出所后男童逃走。庾失踪后第8天，特首董建华致电深圳市长于幼军，希望深圳市协助寻找庾文翰，此后深圳部署警力展开地毯式搜寻，未果。
7年过去了，如果文翰还活着的话，他已经从一个15岁的男童成长为22岁的小伙子了，但是寻找文翰的努力一天也没有停止。不仅深港警方没有放弃，文翰的家人没有放弃，深圳民间还因此催生出一个专门的“寻人网站”。 2001年，一个叫沈浩的年轻人创办了中国首个“寻人启事网站”。据说，7年来，有7000个家庭在这个网站刊贴了寻人启事，300多个家庭从中获得了帮助。网站还首次创造性地推出“寻人扑克”，第一版1万副寻人扑克面世时，小文翰的照片和特征资料就出现在特制的扑克牌上。
一个香港弱智儿童意外走失，牵动了从深圳市长到广大市民的千万人的心。人们再一次感到，深圳河北岸的深圳人与深圳河南面的香港人，命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改革开放，就是向南面的香港学习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人在向南学习香港中得益非浅。
27年前，当深圳经济特区宣布成立之时，在全世界关注和质疑的眼神中，深圳仿佛一匹负重的骆驼，在黄沙漫漫的戈壁上，寻找那一汪清泉和一湾绿洲。
27年的征途，深圳人用青春和血汗书写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深圳从几千万元贷款起家，到2006年，深圳GDP达到5684亿元，人均GDP达到8619美元，雄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今年3月25日，由中国社科院牵头，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参与完成的《2007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显示，深圳竞争力排名仅次于香港，名列第二，超过北京、上海、广州等老资格的大城市。
深圳并不是中国唯一的经济特区，深圳为什么能够在众多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榜样呢？
原因有很多，但是深圳问题研究者认为，有两点最根本：一是对香港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发自内心的亲善和学习态度；二是对追求独立、自由、幸福的深圳移民前所未有的宽容和鼓励态度。前者让深圳人充分享有来自香港财富、技术、管理经验、生活理念外溢的好处；后者使深圳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喷薄而出，成就了举世瞩目的深圳奇迹。
对香港开放，以香港为榜样进行自我改革，香港因素，是解开深圳斯芬克司之谜的关键。
深圳观念来源于香港经验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曾是深圳精神的标志。今天没有人会质疑这句话有什么不妥，但在20多年前，蛇口人提出这句口号时，一度引起轩然大波。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汇报完蛇口港的工作以后，郑重其事地对小平同志说：“我们有个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邓小平说：“很好！”
从此，这条标语安然地矗立于蛇口，这句口号风行于神州，成为80年代深圳精神的象征，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强音符。
后来，人们慢慢知道了，这句经典的深圳口号的最初灵感来自袁庚在香港的经历和感受。
袁庚调到香港招商局工作的时候，他了解到，当时在香港请一个菲佣，每月要付3750港元，比请内地工人要贵，但效率高。而在“文革”后，国内的人们对时间没有概念，对比内地和香港，袁庚感受很深。袁庚上任的第一笔生意，是为招商局买一幢位于香港中环的24层大楼，楼价6180万港币，定金2000万。买卖双方约定星期五下午2时交付支票。招商局的人先以为总要一起吃顿饭吧，建议把时间推后一些，以便接近吃饭时间。但对方坚持要在下午2时之前。双方见面、交钱、签字后，对方三名随员拿着支票匆匆下楼，他们连汽车都没熄火，直奔银行。因为第二天是周六，银行关门，周日也关门，如果不能在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把支票交到银行，就要损失2000万元的三天的利息。当时的利息是14厘，三天就是上万元。而在招商局，支票总是锁在保险柜里，觉得这样保险，根本不把利息当回事。
有感于此，袁庚拟出了四句话的口号，头两句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效益的观念、时间的观念、金钱的观念……，这些从香港引进的种种新理念，使得深圳人的观念更加接近现代世界。
“我们的做法是从香港老师那里学来的”
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内响起了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槌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马建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广东、深圳的政府要员齐集拍卖现场，观看拍卖。拍卖主持人开价200万元，44家中外企业举牌应叫。牌起牌落，竞叫不断。待竞叫价升至400多万元时，多数竞买者知难而退，只有深特公司、市工商行房地产公司和工程公司三家仍在继续角逐。又是一番厮杀，拍卖重槌击下，深特公司以525万元的价格获得了这块面积为8588.25平方米商业用地的使用权，期限为50年。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深圳市通过出让三块土地获得的土地使用费超过了1985年和1986年收取的有关费用的总和。当然，深圳拍卖土地使用权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她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土地收入。它的意义更在于，一向被人视作是资本主义专利的市场机制，已开始在我国土地配置和使用上发挥作用，土地也开始在流动起来的过程中得到了增值。为此，有人说，整个拍卖时间虽然只持续了17分钟，但这是为此后深圳创出“一夜崛起”速度奠定基础的17分钟，也是整个中国迎来土地真正成为“黄金”时代的17分钟。香港报纸称“这是新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空前壮举，也标志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历史新时期”。
那么，这种“空前的壮举”是谁教会的呢？
当年小平同志在深圳画了一个圈，中央在深圳建特区，但是不给钱，没有钱，要深圳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
那时侯，特区政府建房子、办工厂，一无资金、二无厂房、三无设备技术、四无商品市场、五无管理经验……，真正是“三无”、“五无”特区，一穷二白，有关负责人抓头挠耳，莫知计将安出。这时香港商人提醒深圳市领导：香港地价是深圳的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香港缺的就是深圳的土地，深圳人为什么要抱着金碗讨饭吃？一语点化深圳人，这才有了深圳率先在全国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大创举。
引进香港的市场经济的运作方法，使深圳人懂得了什么叫市场。
深圳市领导人李灏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就曾经这样说：“老老实实地说，这些办法都是从身边的老师那里学来的。”
李灏所说的“身边的老师”，就是香港。
以港为师，给深圳人带来滚滚财源。
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的多年生聚积累的财富象水银泄地一样流入内地的时候，聪明的深圳人在财富从香港经济高地向内地经济低洼流动的大潮中，抓住机会做贸易、做服务，从贩卖女人的三骨袜、四骨袜、内衣胸罩到推销男人的打火机、刮胡刀、香烟手表录音机，再自己开公司、办工厂，率先富裕起来。敢为天下先，敢吃第一只螃蟹的深圳人也率先买靓衫、住洋房、开私家车，深圳人财富的增殖是港人的资金与经验外溢的结果。
面临新的挑战，深圳最终的出路还是向南
今天，随着沿海和内地的开放，中央给予深圳的特殊政策已由优惠变成普惠。
随着上海浦东、天津环渤海经济区的崛起，周边广州、东莞等的迅猛发展，过去深圳的“一马当先”，变成了现在全国的“万马奔腾”，区域和城际经济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
就在深圳的外部发展环境的绝对优势逐渐消失的时候，由于地域狭小、资源紧缺，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之后，“速度深圳”如今正面临缺地、缺水、缺人、缺环境容量的内在威胁。这种危机被深圳领导人概括为四个“难以为继”（一是土地、空间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三是实现万亿GDP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而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四是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确实，改革开放以来，以深圳为龙头的“小珠三角”地区以“三来一补”经济为主要发展模式，尽管工业化、大城市化程度高，经济增长速度快，但增长的可持续性正在减弱，这表现为资源短缺、市场狭窄、腹地缩减、发展的空间日益受到挤压。
面临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深圳人将如何“突围”呢？
各种建议汇聚到一块，可以总结为8个字：“北上、南下，软硬兼施。”
“北上”，就是通过扩地、直辖、外联、融入泛珠三角等各种办法向北拓展经济腹地和发展空间；
“南下”，就是进一步与香港对接，借助香港完善的营商环境、完备的法律体制、自由的贸易政策、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便利的金融网络、资讯通信条件等，杀入国际市场，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在经济全球化盛宴中分一杯羹；
无论“北上”还是“南下”，成功与否，取决于软条件与硬条件的建设、完善的程度。
北、南、软、硬，轻重缓急，该如何选择呢？
“北、硬”组合，直辖、扩地，改善深圳与泛珠三角的交通硬件条件，可解深圳的燃眉之急。难的是，决策权不在深圳，很多事情不可操之在我。在深圳范围内的“北上”，实际上就是近年来的“西进”，就是“东进”。 所谓“西进”，就是把深圳城市的重心由特区内向特区外的宝安中心区西移；向东莞、中山、珠海辐射影响力。所谓“东进”，就是把城市重心向龙岗中心区东移，向惠州和潮汕地区辐射影响力。
深圳城市的能量由特区内向特区外辐射、由深圳地区向周边地区辐射，这是深圳城市发展的自然路径，是深圳城市壮大后影响力外溢的自然而然的现象。问题是，城市规模扩大、腹地扩大，都只是饼画得更大，蛋糕做的更大，并不一定意味着饼更香，蛋糕更甜。即使深圳既成功“西进”，又成功“东进”，那也只是城市规模更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城市品质的提升，深圳不会因为单纯的城市规模放大而自然成为“全球先锋城市”。要使深圳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先锋城市、伟大城市，深圳在向外辐射的同时还必须吸纳世界上最优秀的城市营养，充实自身实力，提升城市品质。
况且，从长远来看，从深圳的实际情况开看，软实力的提升更是迫在眉睫。
于是，“南、软”组合被推为优选的战略方案。
明确提出“深圳向南看”主张的，是素有“深圳民间智库”之称的因特虎研究团队。
因特虎，作为一个民间的、自发的研究团队，近年来一直把深圳城市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跟踪研讨，每年都以“深圳蓝皮书”的方式出版一个研究报告。
2004年，因特虎深圳蓝皮书的名称是《十字路口的深圳》，极言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深圳，因为未来目标不清晰、发展路径不明确而显现出来的彷徨与徘徊。
2005年，因特虎深圳蓝皮书的名称是《深圳选择突围》，力图展现深圳官方和民间为了突破城市发展瓶颈，寻求清晰城市定位的种种努力。
那么，深圳选择突围的具体方向和路径应该是什么呢？
因特虎2006年的深圳蓝皮书的书名就提供了一个肯定性的答案：《深圳向南》！
深圳要进一步提升自己，达到全球先锋城市的目标，获得“西进”、“东进”（实际上都是“北进”）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必须坚定地继续自己赖以立市的南向政策：向南面的香港学习，与南面的香港携手，共同缔造全球城市文明的制高点。
今年第三界文博会上，因特虎研究员的一篇《深圳赋》引起深圳市民广泛关注，赋中写道：
大势在向南，斯为深圳之运也。成就昨日之深圳者，深港经济一体也；成就明日之深圳者，深港一体也。寰宇大竞之下，此亦香港自广所必谋也。大势所衍者，亦谋国者所求大域之造极，国运之交泰也，故尤须以九天玄思，凌云猛志，接厉而践行之。
民间的诉求与官方的政策不谋而合。
就在深港民间就深港合作奔走呐喊的时候，深港两地政府都作了积极的政策回应。
“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写进了深圳市政府文件，24小时通关，西部通道建设，河套地区大面积解禁，“深港创新圈”概念的提出与政策的落实……，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香港回归后深港两地的观望和磨合期正在结束，新一轮的紧密合作已经悄然启动。
深圳还可以向香港学习什么？
今天，人们对于经济上借鉴和学习香港的深圳模式已经逐渐认可了，但是对于深圳是否还可以向香港学习更多的城市和社会管理的经验，认识则比较模糊。有些人甚至认为：“香港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深圳内地学习了。”
由于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补课式的经济增长，由于香港回归以后接连遭受“金融风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冲击，内地人学习香港、以港为师的热情转冷，似乎百年香港的真经已经取光，深圳已经可以出师毕业，自成一家了。
香港真的不行了吗？深圳真的要被遗弃了吗？珠江三角洲真的要衰落了吗？
研究表明，长三角的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珠三角的衰落，上海的辉煌并不必然意味着香港的暗淡。相反，因为市场经济的成熟和法治社会的完善，香港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导地位还远远不能被取代，香港可供深圳和内地学习和借鉴的东西还远远没有被发掘完。如果说，前30年，深圳向香港学习的主要是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接下来的几十年，应该是深圳全面学习香港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的时候了。
香港一百多年的坎坷历史中，有多次的起落沉浮，香港人有很多解危纾困的经验，并因此锤炼出一种不依赖、不等靠、相信自己、顽强打拼的精神。后特区时代的深圳人正需要这种精神、经验。(建议采访一个对香港历史比较懂，口语表达比较好的学者，如郭国灿，结合香港的起落沉浮与深圳发展的曲折迷离，谈深圳如何借鉴香港经验，在狭缝中求生存，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香港弹丸之地，能产生高出深圳数倍的GDP，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发达的市场经济高地，没有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系是不可能的。由速度增长型经济向效益增长型经济转变的深圳，正需要香港这样的更成熟、更高端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建议采访一个对香港高端服务业比较了解，对深圳四个难以为继的具体情况也比较了解的学者，如锅万达，谈深圳如何借镜香港，实现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的转变，实现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的提升。)
香港作为自由港，向全世界开放，却依然能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向市民提供合理的社会福利保障，在新老移民形成强大的城市凝聚力和向心力，没有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是不可思议的。由新兴移民城市迈向成型中的市民社会的深圳，正需要这样的香港法治经验和法制体系。（建议采访几个不太学究气，对香港社会有切身了解，深圳市民也比较乐于接受的社会知名人士，如金心异和呙中校，以口语方式生动表述相关意思。总之，这个环节不宜太呆板，也应尽量减少解说词，要多一些现场感。）
打开心墙，全面向南
2005年，深圳开始自己下一个25年的城市发展规划。
这次冠以“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的中长期规划给深圳未来的城市定位是“全球先锋城市”。
就是关于“全球先锋城市”的定位，一些市民和专家认为“太高了，不恰当”。
自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人们对深圳的期望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人们不再以“特区”角色来要求深圳，相反，人们似乎更希望希望深圳以普通城市的身份来参与国内的区域经济竞争。改革、开放、探索、突破、先锋……，这些曾经几乎就是深圳别名的语词突然之间好象与深圳有了距离。对于“全球先锋城市”的定位，就是深圳人自己，也突然之间有了一种不自信。
心态影响志向，志向影响未来。
从更深层意义上来讲，深圳人向南跨越深圳河，不存在技术问题，不缺乏资金和方案，横亘在深港之间的，本质上一道心墙，这道心墙之所以难以逾越，可能主要障碍也还是心理上的——
首先，深圳人没有真正融入香港的决心与准备，缺乏一种历史的大定位。整个八十年代，深圳有一条特别明显的主线，那就是从思想、观念、管理、技术等方面彻底地学习香港，从产业布局上彻底地对接香港，承认差距，甘当小学生。深圳之所以如此“谦虚”，不光是底子薄，能耐小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从中央到深圳上上下下有一个历史大定位：做改革开放的先锋，为中国浴血杀出一条血路。所以这种“融”是发自肺腑，落在行动，没有条件，着眼大局的“融”。前些年，乱花迷人眼，深圳因为种种原因改革的锐气受挫，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大定位，从向南发展转而向北称王。这样一来，自然不见森林，只见树木。
其次，深港没有打造“中国第一艘经济航母”、称雄世界级大都会的信心，缺乏一种大眼光。要与纽约、伦敦、东京的世界大都会扳手腕，上海远远不行，光是香港或者深圳单打独斗也不行。只有一个办法：深港一体化。深港一体化是一个什么概念？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外学者对全球110个城市竞争力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香港和深圳的综合排名分别在第19位和73位，分值分别为0.68和0.43。如果两地共建形成国际大都会，那么合成的竞争力将排第7位！两地按国际大都会的模式发展后，在经济总量、人均水平、进出口贸易诸方面都稳执全国牛耳，其经济总量足以与世界级大都会相抗衡！但这些年，曾经有着宏图大业的两个人 ，却互相猜疑戒备，为一箪食一瓢饮斗气。
最后，深港备感困难却缺乏解决空前压力的大思路、大眼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香港，此后香港经济一直处于低迷之中。深圳由于定位不明、长三角崛起等因素，深圳发展遭遇瓶颈。左徘徊，右彷徨的难兄难弟，在应该挈手并肩共赴难关时却双双采取了近于驼鸟政策的保护主义。
正是因为心存顾忌，深圳失去了冲击全球先锋城市的信心和勇气，香港也把自己囿于一隅，无所作为。
值得庆幸的是，深圳河终于开始解冻，深圳航船继续开始破冰南行。
只要深港合作到一定阶段，政治隔阂消弭，城市规划达成共识，深圳河套地区将是深圳真正升级为世界级一流城市、全球先锋城市预留宝贵的空间。假以时日，深、港的结合部将不再是两地互相防范的关卡，而将代表深、港两个城市共同发展的新高度。在深港河套地区的水田里，将立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采访建议：有关学习香港观念方面，采访原市委宣传部长杨广慧；深圳如何开辟新发展路向的问题，电话采访原深圳市长于幼军等；关于深圳“二次创业”，可采访当时的市委书记厉有为；关于深圳近年来的高效益数字和做法。可以采访深圳市委领导人李鸿忠、许宗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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