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0—2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考察深圳，他寄语深圳“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并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此次高度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似乎意味着中央开始重新重视起深圳改革试验田的地位。

事实上，自2003年起，温家宝已经8次到深圳考察、调研，多次提到深圳要在“特”、“新”上下功夫，要敢闯敢干，在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众多领域探索新路。但这毕竟只是讲话，不是国务院正式文件，早已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和勇气的深圳地方政府历来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应景逢迎，过后不了了之。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显然仅非国务院所能决定的大事，温家宝也只能表达个人心愿，而无法将其落到实处。深圳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由此进入一个只有多次高喊“狼来了”的怪圈。

温家宝本次深圳的呼吁，将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从逻辑上上升到国家前途的高度，的确有振聋发聩的效果，但汪洋、王荣是否能够具体跟进，却不得而知。人们知道，自汪洋大喊深圳刹车之后，正全力以通过集中民意的方式来突破阻力、推动广东省的各领域改革，但缺乏“从制度上解决权力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问题的措施，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擅长经济的王荣似乎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十分谨慎，主政深圳一年以来从未在这方面置一词。于是，深圳是否能在温家宝总理的呼吁下，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重新担起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责任，依然是个难解的迷局。

自1979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动向不是看上海、北京，而是看深圳。尽管深圳早已“特区不特”，但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非任何一地可比。

首先，深圳有30年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成功经验。自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几乎全都由深圳先行先试，再逐渐向全国推广。30年来，深圳的成功经验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可靠的实践保障。

其次，经过30年的发展，深圳已经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成长为一座初具规模的、人口超过1400万的现代大都市，相对于全国更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超过1万美元的人均GDP实力、有着强大出口能力的高度外向型经济结构，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样板。尤其是在08年以来的金融海啸中，深圳保持双位数以上经济持续增长的骄人表现，更是让全国上下对这座城市充满信心。到今天，“深圳制造”、“深圳模式”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号召力，成为深圳企业向内地扩张的群体品牌利器。

除此以外，由于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历史地位与长期实践，这座远离北京、临近香港的城市具备推行任何改革开放政策的群体心理基础和公民社会基础，将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最低成本试验区。在未来很长的时间段里，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变动、大改革，基本上都应该从深圳开始。

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外贸环境的恶化，迫使中央政府开始向内生市场寻求经济发展的动力。但由于体制因素所限，每年数万亿人民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及银行贷款额度，并不能充分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市场经济的繁荣，反倒更有“国进民退”、私营企业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市场活力进一步萎缩的不良效果。经济丧失快速发展的动力，社会问题就逐渐凸显出来，于是，重新找到改革开放的突破口，以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成为中央政府的头等大事。

小范围摸索实验、成功之后大面积推广，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模式。从南方五个经济特区开始，到开放更多经济开发区，到陆续布局天津滨海、上海浦东以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成渝经济区三个不同功能的改革试验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依此有序展开。从目前来看，尽管中国自身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得以让整体经济形成一个自运行系统，但因私营经济的单薄以及市场制度的欠缺，这个自运行系统难以独立完成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保八”目标任务。一种新的、大胆的、足以完成“保八”任务以维护执政党合法性地位的改革尝试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

这就是民间、学者领域多次呼吁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重大意义在于，能够有效建立法治环境、完善市场制度，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快速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产品与人才竞争力得到提升，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在另一个方面，它将改变现有的分配结构，建立更合理的国内消费市场，形成一个强大而发达的内生经济系统。

应该说，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万众瞩目于政治体制改革。到今天，所有经济政策领域的改革无一例外碰触到政治体制这一天花板，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执政党的合法性依据全系于此。

袁庚的蛇口实验，在中国只需释放部分劳动力自由即能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洪流中被淹没，于幼军的“行政三分”在没有大的经济社会背景需求下无疾而终，“大部制改革”基本上成为毫无作为的形式主义。如果说袁庚的蛇口是生不逢时，则于幼军的“行政三分”与今天“大部制改革”的命运就早已经被注定了。在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中，民间的力量不足以主导社会变革，只有来自于中央的政令决策才能让社会变革以最低成本有序运行。而中央的决策往往有滞后的特性，大多数时候只有待经济社会出现强烈反弹时，突破性的改革政策才可能被制定推行。于是，无论“行政三分”还是“大部制改革”，在中央政府尚没有探知经济社会的严峻形势而做出主动变革的举动下，深圳地方政府推动的政治体制上的“先行先试”必将被传统路径依赖锁定，不了了之。

2007年末，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要解放思想，以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闯出一条新路，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是继78年之后真理标准讨论、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第三次解放思想。媒体似乎嗅到了任仲夷式的改革人物重临广东的气息，大声呼吁“解放思想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恰逢全国两会期间，不少广东代表联名提出“深圳可在全国率先搞政治体制改革”。到2008年5月22日，深圳顺势在政府在线网站发布了一部《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这个纲要提出全方位的19项主要改革任务，最引人瞩目的是纲要提出要用三年时间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和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

但在此前，人们已经知道，并无尚方宝剑的汪洋已经在同年3月底调研深圳时否定了政治特区的说法，对深圳的解放思想来了一个急刹车。于是，一部曾被称为“政治体制改春雷”的改革纲要在低调再低调的状态中渐渐变得悄无声息。从发布这个纲要的征求意见稿开始，到今天已近两年半时间，纲要中提出的包括差额选举、独立法官审判制探索、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模式建立反腐机制等三年计划却基本上见不到影子了。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已经成胎死腹中的状态。

在深圳的官方，基本上没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一方面由于深圳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获得一定程度的积累，且金融海啸之下仍能保持一定的增速，社会稳定的基础较为牢固；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将涉及重大的利益重新分配问题，必然遇到势力庞大的地方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在没有来自中央的政令之前，深圳地方政府难有打破当前利益“均衡”机制的勇气。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便是王荣入主深圳之后09年9月开始实施的“大部制改革”，也无多少新意。除了被人诟病不已的多副职现象以外，据关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专家李红光称，所谓一百多项审批精简为几十项，大多为简单的合并同类项，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多少（呙中校：《深圳，改革之死》）。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2008年底国务院通过《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广东省组织多场群众论坛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宣讲珠三角城市合作与产业发展，以建设“首善之区”模糊政治体制改革。深圳彻底退到改革开放的次席。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定位也于2009年被国务院重新确定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在这些大而泛的城市定位概念下，深圳的地位被进一步模糊。更让深圳尴尬的是，仅仅数月之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划定的五大中心城市，和天津、北京呈双核状态一样与广州地理位置靠近的深圳却被排除在五大中心城市之外。深圳在国家发展规划层面已经不再处于重要位置。

非常明显，即便深圳GDP排名全国第四、城市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二（《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但只要失去改革试验区的地位，即便有再大的经济成就，也必然被抛弃在中央决策的视线之外。反过来也可以说，在今天，只有中央面临国家宏观发展策略调整需要时，深圳才有机会站在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位置，重新成为世人的目光焦点，才有机会实质性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从宏观角度看，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不明朗，国内宏观经济调控总有难以为继的时间节点到来。从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虽然GDP保持11%的增速，但以6月份为例，与工业经济正相关的用电量增速回落到14.14%，这表明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民生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滕泰预计，假定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延续，明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7.8%左右。这将突破国务院“保八”任务的底线。温家宝总理是否因此忧心忡忡而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以保护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事实上，但凡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阶段，就是国民更集中精力于注意到分配公平的阶段。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在全球环境下的放缓，对于法治、廉政、机会公平等方面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社会矛盾也将爆发性增长。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自然越来越强烈。这是中国乃至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央能够在这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则温家宝总理要求深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才有可能快速落到实处。

同时，如果广东省、深圳地方政府能够预判形势，在经济不明朗的今天主动呼应温家宝总理的呼声，率先在深圳迈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亦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深圳的使命就是为国家的未来探索新路；因为，深圳已经具备一定程度成熟的公民社会基础。现在看的就是主政者能否在深圳特区三十而立之后有“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来破解深圳政改的迷局。■南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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