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子拉开了，客人会不会来呢？

骑自行车闯进来的港商和外商

客人真的来了，而他们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

据《深圳创业史》作者徐明天考证，由港商刘天就投资的竹园宾馆是中国第一家合资酒店。刘也是最早到深圳投资的港商之一。他第一次进深圳，乃是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过罗湖关来到市政府的。

1979年，深圳市委给香港有关方面打过一个电话，称刚刚研究商定了一个合作“房产补偿贸易法”，即深圳出土地、厂房，外商出设备、资金，赚的钱双方分成。第二天就有一个港商迫不及待地到了深圳。过罗湖桥后，他看到的是一片田园风光，没有大巴，更没有的士，不得不找来一辆自行车，在一片黄泥地中一路颠簸找到深圳市政府的临时办事处。晚上找不到合适旅馆，就在某个办公室拉张长桌子睡下。

这个港商是刘天就——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长、第一个到深圳投资的外商。市政府的人问他为什么这样急？他说：“香港几十年前也是一个小渔村。邓小平把深圳划成特区，这是机会。我要来投资。”后来，除了创办深圳第一家合资酒店竹园宾馆，他还是第一个到深圳投资房地产、第一个在布吉办工业村的人。

这样，刘天就首期出资港币1500万元，深圳出地皮和劳动力，合资兴办竹园宾馆。

刘天就投资酒店的初衷非常简单：深圳即将全面开放，然而酒店业却只有侨社旅店和深圳旅店两家，住宿条件非常简陋，房间条件稍好的才配有风扇，条件好的十天半月才换一次床单，稍差的半年才换一次，服务远没有达到能接待外商的水平。

徐天明告诉记者，自行车驮过来的不只刘天就，还有大名鼎鼎的世界五百强百事可乐。1979年1月2日，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人就跟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这大大刺激了竞争对手百事可乐。

同年8月28日，在深圳特区设立仅一个月后，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就向深圳市政府抛出了橄榄枝，希望能够到深圳投资设厂。深圳市政府约其来市面谈。

由于当时香港的汽车不得过境，李文富在深圳路段只好用自行车代步。随着经济的发展，像其他大城市一样，深圳早已汽车路满为患。然而，人们早已忘记它的起点乃是人力驱动的自行车了吧。

1981年2月，双方代表签约。按照约定，深圳提供5000多平方米的土地，百事可乐提供设备和5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80％产品外销，港币结算；20％内销，以人民币结算。合作期15年，前5年，企业利润我方55％，百事可乐45％；5年后，我方利润60％，百事可乐40％。骑自行车的李文富兼任深圳市饮乐汽水厂董事会董事。

从那以后，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来到了这片热土上，寻求自己发展的春天。在企业赚钱的同时，也把世界拉近了中国。深圳作为窗口，成为最先受益的地方。

徐天明说，除了外商，深圳发展还得靠“内人”。“内人”又指谁呢？

深圳造福了什么人

人们在总结深圳精神时，把敢闯敢干列为第一位。此言不差。思想的解放带来人能量的释放，一切都因此而改变。

1988年8月8日8时8分，一个百年不遇的时刻。这一天，深圳奠基的大厦、开业的商场、开工的企业多达百家。全城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一派喜洋洋的景象。这是属于深圳的一刻，也是属于资本的一刻。

这一年春节，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后，对深圳再表肯定。6月，邓小平会见中外宾朋时表示，“现在不仅有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深圳能否建设成为内地第一个“香港”的讨论在学界开展起来，而社会各界祖国各地掀起了下南方、去深圳的热潮。各类企业也雨后春笋般的兴起。

现在炙手可热的企业家中，不少是从深圳起步，进而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的。比如王石和任正非。如果没有特区的设立，也许万科的王石将在官府当差而了却一生。1983年，这个在广东省外经委工作的年轻人放弃了一种生活，去开创另外一种命运。此后的近30年里，他卖过玉米，倒过外汇，贩卖过录像机，最终靠房地产成为闻名人物。万科，这是时人眼热的名字。

任正非则在1987年创办华为公司，共有员工14人，业务为代理进口香港康力公司的HAX交换机。谁也没有想到，此时的幼苗会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2006年，一位深圳市的前领导曾说：假如失去一个华为，深圳将至少5年黯淡无光；如果失去两个华为，深圳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放缓8年。

不过，如果一个城市只是造就了企业和企业家，那么很难称得上是伟大的城市。深圳的伟大则是造福了不同的人群，既有王、任之类的王者，还有无以计数的草草之辈，他们统一的名字叫：打工者。比如谢吴艳。

1991年逃婚到深圳闯荡了一段时间后，谢吴艳遇见一个潮州女孩，发现这个女孩每次回家，哥哥都给她钱，很是让人羡慕。女孩告诉谢吴艳，她哥哥是开的士的，每月挣1万多元。谢吴艳动了心思。她和老乡“黑皮”等花了4万元包租了深圳华兴出租汽车公司唯一一辆的士。这辆的士翻开了攸县的哥发家的第一页，这是1992年的事。

3个月后，看到这是一条生路，谢吴艳就辞掉了工作，东拼西凑1万元，也包租了一辆车。此后，不断有老乡托谢吴艳帮忙办理包租的士，她感觉零散来太费劲，就一次包租了20辆，然后转给大家。到1995年，谢吴艳就能够一次性买断了一家公司49辆的士10年的经营权，然后转给老乡。有老乡认为她转包挣钱，就告到主管部门。结果谢吴艳的做法被认为违规，遭到了处罚。

然而此时攸县的哥已经发展起来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迅速向珠三角和全国扩展。如今攸县3．8万人在外经营的士，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攸县4家驾校每年培训4000多人，火的不得了。也被官方确认为，“湖南十大劳务品牌”之一。

如何看待当年大胆的城市规划

1985年。惠阳机场。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焦急地等着自己的行李。然而，行李始终没有出现。万般无奈下，他只好沮丧地去往目的地：深圳。

这个老人就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宋启林。他的行李中没有什么金银贵饰，却有一份《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是他和同事们一年工作的成果。

到了深圳，宋启林凭着手中的资料和脑中的记忆，又重新找回了总报告的思路与主要内容，终于在年底之前完成了又一个5万余字的深圳蓝图。

1984年邓小平南巡后，深圳的经济继续蓬蓬勃勃快步如飞，而它的领导者则开始大胆的猜测这个城市的未来规模。以人口数量论，50万~100万为大城市，100万以上则是特大城市。深圳当时的人口为40万，其中特区人口17万。深圳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问题提给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双方约定，中规院用一年时间完成深圳总体规划，收取业务费30万元。30万元搁现在算不上大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中规院一年的事业拨款也仅仅100多万元。何况，这是它首次以收费形式签订的业务合同。怠慢不得。

1984年10月6日，宋启林和蒋大卫带着一行八九人来到了深圳。由于国内外无先例可循，他们不得不进行最广泛的调查和多方案比选，最终规划师们达成了相对一致的观点：

一、特区规划必须按城市标准规划，充分考虑特区的相关政策；二、要摒弃中心—边缘的传统城市结构，赋予真正意义上更具有弹性的带状组团式城市结构。

直至今日，深圳在城市空间上沿袭的仍是这一布局。尽管当时规划师们已经意识到强大的空间结构适应性远比预测城市规模更有意义，但城市规模仍是规划中绕不过去的一个主题。

怎么办？最后讨论时，宋启林开了口：“我们斗胆按特大城市规模100万人以上来规划，让实际来验证吧！”就此，在深圳经济特区这个391.7平方公里范围内，2000年规划人口达到110万人（80万常住人口，30万暂住人口）的总体规划确定了。后来，这个规划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总体规划一等奖。

现在看来，这个大胆的规划还是不够大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深圳市总人口700.9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9万，外来人口577.0万。这远远的超出了宋启林们的预设。城市布局方面，和一河之隔的香港比，也不够现代和先进。

然而，记录这此事的徐明天，《深圳创业史》的作者，告诉记者，后人可以轻巧的指责宋启林们的规划缺乏远见，可是如果身处当年的深圳，身处当年的中国，该规划已经是最逼近真相的猜测了。“毕竟深圳的发展，乃至中国的发展，是超出人们的想象力的。”徐明天说。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