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变革悄然而至

1987 年5 月20 日，宝安县西部暴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

洪灾。山洪暴发，水位急剧上涨，大片的庄稼、鱼塘、果树被

淹没；一处处山塘、堤围、灌渠被冲决，一个又一个村庄被洪

水围困；广深公路松岗一沙井路段受浸瘫痪20 小时。

巨额承包款能否分给曹继光？

巨额承包款能否分给曹继光？1987

年初的这场讨论，是由上年底报纸的一则报道引

起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层出不穷，深圳不得不仓促面对。

1986 年11 月9 日，《深圳特区报》刊发了记者卓福田、钱汉江撰写的一篇题

为《承包工厂赚了大钱　百万元能否分给曹继光》的报道。刊发时，报纸加了编

者按：“这篇报道值得一读，它能引起人们的深思。曹继光承包工厂赚了大钱这件

事，早已在深圳议论纷纷。议论的焦点是：这份合同该不该兑现？有认为合同具有

法律效力，应当履行；有认为承包人所得数额过大，谁敢担这个风险，等等。如果

因所得数额过大而不敢去履行合同，那么，合同不就等于一张废纸吗？亏损以致破

产，承包者应当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样，承包者赚了大

钱的，也应按合同规定予以兑现，不然，怎能保证合同的严肃性，怎能取信于民。

现在，改革正在深入进行，新事物、新问题、新经验层出不穷，需要我们认真去

研究。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难免有不完备之

处。重要的是要善于总结经验，逐步完善，敢于开创新局面。怕这怕那，是干不

成大事的。

”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84 年12 月4 日，深圳市家用电器厂厂长曹继光和主

管部门深圳市家用工业公司签订了一份《经济承包合同书》。合同书上印着烫金大

字，条款用铅字印刷，承包者曹继光和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家用工业公司总经理张

发能、见证人深圳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所长麦宗巨都郑重地签了字。合同规定：承

包者每年向家用工业公司上缴利润18 万元，向承包企业交18 万元；超额部分再上

缴一成，余下部分3 成给企业分配，7 成归承包者分配。如完不成指标，承包者愿

受任何行政处分并以工资的6 成作为抵押。合同期为两年，分年核算。

家用工业公司当时敢把一个工厂包给个人经营，确实够胆量；曹继光敢于把自

己置于有进无退的境地，是胸有成竹的，但是熟悉工厂内情的人无不为他捏一把

汗。承包前，这个厂没有多少家底。厂房是租来的，设备是前来搞来料加工的港商

的，工人几乎全是临时工，国家没有投资过一分钱。如果港商中断加工业务，厂房

还给房主，工人另谋出路，那么这家厂会变得一无所有。1983 年7 月，曹继光开

始办这家厂时曾面临过这样的险情：当时港商因资金周转困难而拖欠加工费，工厂

发不出工资，工人人心浮动。曹继光拿出个人的积蓄为工人买饭吃，即使这样也

难以安定人心。这一年历尽艰险，工厂才赢利5 万元，上缴家用工业公司不过1.5

万元。1984 年情况有所好转，全厂的赢利也不过18 万元。曹继光居然自立“军令

状”，每年要包缴36 万元，人们能不为他担忧？

“没想到他干得这么好！”曹继光立下“军令状”后，得到了产供销、人财物

的全部指挥权，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发展生产。其中之一是在香港聘请了

一名业务员，他的任务就是动员港商把加工业务放到深圳家用电器厂。这一招果然

有效。同家用电器厂建立了加工业务联系的香港客商从原来的1 家增加到17 家，

订单不断。1985 年初至1986 年10 月底，为国家创造了大笔外汇。按合同规定，

曹继光已上缴家用工业公司36 万元，留给家用电器厂36 万元，缴完各种税收及扣

除其他留成部分后，归承包者曹继光分配的金额竟超过100 万元。许多人都从不同

角度说：“没想到他干得这么好！”这份合同该不该兑现？

曹继光承包的工厂得到了大发展，他也得到了荣誉。1985 年他被评为深圳市

劳动模范，1986 年又被评为深圳家用工业公司优秀党员。但一涉及承包合同该不

该全部兑现，意见就不一致了。一种意见认为，合同应该兑现。家用工业公司主

要负责人持这种意见。深圳家用电器厂的法律顾问认为合同有法律效力，应当执

行。另一种意见认为，归曹继光分配的金额高达一百多万元，难保今后平安无事。

有的说：“如果归他分配的不过三五千，问题好办，现在那么大的一个数字，谁敢

拍板。”有的人还说：“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干部，根本就不应该搞个人承包，

更谈不上合同规定的利润归自己分配。”事情就这样搁下来了。1986 年12 月4 日，

曹继光的承包合同就要到期了。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份承包合同该不该兑现？

在舆论的推动下，曹继光拿到了200 万元的承包款。媒体宣传他是“我国第一

个公开的百万富翁”。

曹继光承包款能不能到手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当时改革和承包已经逐步在

深圳大小企业中推广。

罗湖区桂园街道办的市政服务部职工甘炳模1986 年4 月承包桂文旅店，这个

亏损企业在短短的6 个月内出现了良好的转机，月平均住房率达80% ，营业额从3

月份的8 000 多元上升到月平均1.2 万元。

1986 年8 月，深圳特区工业品贸易（集团）公司南头分公司与职工签订了租

赁合同，将所属的16 个门店租给职工集体或个人经营。这是深圳市国营商业企业实行租赁经营的首批单位。

深圳市小汽车出租公司的吴炯声在企业改革中依然走在前列。吴炯声从农村

实行承包的实践中得到启示，先后进行了3 次经营管理上的改革。1980 年，对司

机实行按营业额提成3% 作为奖金的经济管理办法。1981 年，改为“定人、定车、

定任务”，超指标提成奖的办法（指标内奖1% ，超额奖10%）。1982 年又改为“扣

除成本、纯利润提成奖”的办法。虽然经过3 次改革，吃“大锅饭”的现象仍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1983 年5 月，正式试行单车承包经济责任制。公司确定每辆车的

月上交额后包给司机去经营，超额部分全部归己，不够则倒贴。公司只发给司机基

本工资，不发奖金和其他补贴、津贴。第一次吃糖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糖的甜味

的。单车承包获得成功，使这个公司的领导尝到了早包早受益的甜头。于是他们打

这以后，每发展一个新的企业就承包一个企业，就连13 层的宾馆和酒家也实行经

济承包。如今，该公司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包括修配厂、商场等共20 多个经济实体

均全部承包给集体或个人经营。

1986 年10 月，丰盛服装厂经营出新招，6 名职工承包推销业务，工资旅费全

部自理，提成不封顶不保底。

深圳市工艺彩瓷公司是市工艺服装公司办的小型集体所有制企业，于1983 年

开张，主要经营彩瓷。由于管理不善，职工坐店等客人上门，一年多就亏损了5 万

多元。1985 年9 月，该公司停业整顿，经职工大会决定，把公司分为3 个门市部，

由私人投标承包，本公司两位职工和一位个体户分别中标，承包经营。一年之后，

承包者都恪守合同，企业经济效益很好。

承包经营的活力在商业系统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系统承包租赁的322 家企业

中，增盈和扭亏为盈的有275 家，减亏的有20 家，变化不大的只有27 家。

由于企业承包普遍展开，草率承包带来的负面问题也引起关注。有关部门曾对

罗湖区小型商业企业承包情况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从抽样调查的10 个承包企业

里，因经济犯罪活动而使企业造成损失达4 539 万元。他们有的利用企业信誉，以

收取定金进行诈骗活动；有的利用承包流动资金大量进行套汇活动；有的以承包

商场为据点，进行贩私活动。如诈骗犯罗某，以每月上交3 万元承包一家贸易公

司，承包后利用该公司的营业执照、银行账户和印章，两个月时间共骗取了预付

款1 901 万元。一个小贩承包了沿河路一家商店之后，不但使该点成为走私物品的

转运站和销售点，而且使该店蒙受经济损失216 万多元。

1987 年3 月，深圳市表彰优秀企业家。市机械工贸公司经理郑光中、深圳制

药厂厂长邓玉开、市袜厂厂长谭卓华、市二轻手袋厂厂长张冠中、市饮乐汽水厂厂

长王永金、市深宝饮料厂厂长肖雄、市罐头食品公司经理关照、深圳三联磁带有限

公司经理陈英强等8 人获奖。当然，此次评奖局限性很大，还没有称做“企业家”

，

而是叫“优秀企业管理者”。另外，评奖的范围也仅限于深圳市的市属企业，内联

和外商独资企业没有列入。

王之下海

1986 年12 月12 日，电子部成立一家专门生产微机的工厂——“长城公司”，计算

机局副局长王之辞职，担任新公司的总经理。日后这家工厂生产了中国第一台国产化微机

“长城0520”，王之因此被称做“中国计算机之父”。

王之并不是在1986 年年底南下深圳的，即使是以后，他也没有正式宣布南下，

长城公司的总部也一直留在北京，但长城公司的大本营设在深圳却是大家都公认的

事实，长城公司与IBM 合资的公司也在深圳。以致到2005 年退休后，王之大部分

时间仍然在深圳。

2007 年，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1980 ~2006 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一书中这样描述1987 年的王之：“有两个人，即使在这些乱世枭雄之中，也是赫然

屹立。这就是王之和王辑志。这两个人既不是胆大包天之徒，也不是擅长牟利之

辈。他们从来不做投机生意，甚至不屑到白颐路上去转一转。王之是红色中国的将

门之子。他的父亲王震是共产党的开国功臣，在他的那些同事中间声望甚高。王辑

志则出身于中国传统的书香门第，父亲名叫王力，是北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文字的

教授，饱读诗书，为人谦和，虽然盛名天下，却从未拥有过权势。白颐路上的风起

云涌，给予这两人的影响同样强烈。那时候王之是电子部计算机局的一个副局长，

而王辑志是冶金部自动化所的一个工程师。除了同样姓‘王’以及同样热衷于新技

术之外，这两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不过，1987 年中关村的两项最令人激动的变

革——‘长城0520 微机’和‘四通240l 打字机’的大规模生产，主要就是得益于

这两个人。”

第一台国产化微机“长城0520 ”还与两个人有关系：一个叫严援朝，他是一

个小人物，是工厂的技术员；一个叫俞正声，算是个大人物，后来官至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

1980 年起，电子工业部六所副所长俞正声就负责微机05 系列的开发。1982 年，跟六所有合作的香港商人带来了一台IBM PC 机。一个盒子，两个软盘，一个键盘，带一个显示器，很小巧，真正有了点Personal 的意思。俞正声觉得，这应该是将来微机的发展方向，他要求“照着IBM 的PC 做”，虽然没有任何设计图纸可参考。1983 年2 月，国家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在酒仙桥召开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把生产IBM PC 兼容机定为发展方向。并计划在8 月的全国计算机展中拿出我们自己的第一台PC 机，05 系列也已经被定为国家六五计划重大产品。

但是研发计划却遇到了阻力。当时IBM PC 机用的是IBM 的DOS 系统，而我们需要自己的中文系统。与会的一百多家大学院校、研究机构没有一家敢承担，专家们认为让PC 机在5 个月之内具备汉字能力不大可能。当时离全国计算机展只有5 个月了。

参加会议的一个同事回来跟刚调过来参加研发的严援朝说了中文系统的难题，没想到这个小伙子冒出一句话：“那还不容易，汉字系统有什么难的。” 俞正声听说后立即来找严援朝：“小严，听说你对汉字系统有自己的想法，你能为我们自己的计算机做个汉字系统吗？”

严援朝略微沉吟，一咬牙：“我想我可以做。”他提出自己要当课题组的头。于是六所成立了两个课题组：一个是汉字系统课题组，由严援朝负责；一个是应用课题组，基于汉字系统。4 月，严援朝领着4 个刚毕业的学生，3 个大学生，1 个中专生，开工了。六所只有一台IBM PC 机，严援朝只在每周星期二下午有4 个小时的使用时间。严援朝跟俞正声打了个“小报告”：“这活我没法干，没上机时间啊，除非反过来，给我5 天半的机时。”俞正声很痛快地答应了，4 月底的时候批准这台机器调拨给严援朝的系统课题组，半个月之后再由电子部从香港进口一台机器给应用课题组。可是接下来，令严援朝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一天上机时，一个大学生把电源插到220 伏电源上面，可是这台计算机用的是110 伏电源。机器烧了。严援朝急疯了，“跳楼的心都有了”，没有办法，只有再找俞正声。俞正声说：

“小严你别太着急，我来给你想办法。”他把计算机拿给738 厂，挨个部件测试。

好消息传来，机器没坏，只是电源烧了。又过了20 天，电源从香港带回来了。

1983 年5 月20 日，计算机局在南京召开六五计划会，32 岁的严援朝很紧张，他做了一个关于汉字系统的报告，提出了“软方案和硬方案”两种方法，最后因为时间紧迫，计算机局决定实施软方案。1983 年5 月，在北京计算机局俞正声的办公室里，俞正声、丁世隆以及严援朝和项目组的同事们在讨论给即将问世的计算机取个名字。因为当时南京的734 厂

仿制了一台苹果机器，叫紫金1 号，大家想要起个更气派的名字。最后严援朝提议叫“长城100”，大家一致通过。

严援朝卯足劲干了两个多月。1983 年8 月份，“长城100 ”在北京展览馆的一个角落正式亮相了，当时这台彩色的可以显示汉字的计算机很吸引人，北展的这个角落里人头攒动，很多人打听并且要求购买。

1984 年年初，助理工程师严援朝很有成就感地完成了“长城0520 ”的工作，正想休息一下，但俞正声却要求他把硬件方案也做出来。1985 年春节，严援朝带着两块图形板从香港回到了北京。此时俞正声已经调到其他岗位，0520 由计算机局副局长王之负责。在内部展示时，大家嫌慢，王之给严援朝下了死命令：“你回去，5 月15 日必须拿出硬件系统。”

于是，1985 年3 月，又从738 厂调了两个工程师去香港，第一梯队的清华老师回北京，换了第二批两位老师。回香港之后，严援朝他们开始实现“自己认为最复杂的一个方案”。在两个多月里，严援朝跟一个香港工程师一个说一个画，一边嘴说得快，一边手画得快。画完了图纸另外几个工程师马上就搭线、打板、做样板，打板的时候严援朝赶着写软件，写完软件就调试……

5 月中旬，严援朝又一次回到北京，带着芯片上还打着线的样品回来了。5 月底，香港生产的第一台样机也回来了，国内一审查，大家异口同声“通过”。

一台软硬件汉字系统配备周全的国产计算机就这样诞生了，名为“0520 CH”。1986 年，严援朝决定离开长城计算机公司。离开时，在王之主持下，严援朝被破格提为高级工程师。

王之的贡献，在于把“0520 CH ”产业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长城公司，掀起第一波国产化电脑的浪潮。那个时候，柳传志的联想还在做国外电脑的代理，是一个商贸公司。

有一种说法：王之是唯一一个让微软比尔· 盖茨留住脚步的人。有一年，有人看到日理万机的比尔· 盖茨饶有兴致地站在赌城的老虎机旁，观看一个瘦小个子的中国人开心地玩乐，并不时上前一起玩，还一边热烈交谈。这个小个子的中国人，就是王之。

1987 年的深圳，从中关村吸引来的不仅仅是王之和他的长城公司，还有大名

鼎鼎的四通。它在深圳八卦岭租下一栋厂房，生产制造打印机。四通开业的当天，

就掷下广告费4 万元：半个版面，套红大字，连登4 天。这年秋天，柳传志也来到

深圳，他带回一台SAT 兼容电脑，宣布中断与IBM 的合作，转而代理AST 电脑。

而这一年底，在深圳清查违规的企业名单中，著名的北京科海公司也列在其中，它

在广信酒店租了豪华办公楼挂起照牌营业，但却没有办理工商热照。在这次查封的

企业中，还有一家在上步巴登的北京“中国老龄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也许正是这种原因，1987 年的《深圳特区报》接连几天对中关村进行了连续报道。

麦伯良出头

危机孕育着机遇，当丹麦宝隆洋行投资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面临清盘

危机时，一个小个子的广东小伙子带领59 名员工撑起危局，并在3 个月内扭转了局面。

1987 年2 月，蛇口中集集装箱厂重组，27 岁的大学生麦伯良被任命为副总经理。

麦伯良自己也没有想到，考验他的时机和命运的转折来得这么猝不及防，来得这么迅速。

麦伯良是广东肇庆人。作为“文革”后第一批

高考大学生，1982 年他从华南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

来到深圳蛇口，在蛇口工业区劳动服务公司等待分

配时，中集集装箱厂要报价，要搞技术说明书、图

纸，没有人，就叫他去帮忙。帮了一个星期，中集

第一任总经理是丹麦人，叫莫斯卡，他问麦伯良能

不能留这儿，麦伯良就留下来了。麦伯良做集装箱

的第一个老师是英国人雷诺。当时，中集的总经理

和生产技术部经理都是外国人，雷诺是生产技术部

经理。莫斯卡后来去了新加坡，但麦伯良到现在还

和他保持着联系。他感激莫斯卡当年挽留了他。

当麦伯良作为第一个大学生来企业报到，领到

150 元的工资时，他真的很高兴。因为从读大学到上山下乡，月收入第一年15 元，

第二年16 元，第三年也只有17 元。来到蛇口这个新地方做开拓者，麦伯良就是希

望多做点儿工作。

1987年，28岁时就当上中集副总经理的麦伯良不幸的是，1986 年9 月，这家蛇口最早的外资企业宣布破产。当时，国内企业刚刚出现破产的先例，它在深圳算是第一家。破产原因是这样表述的：“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每个集装箱至少可获400 美元的纯利润。但是由于该公司是半投资、半贷款企业，每年需支付银行利息和行政开支达六十余万美元。开业初期，国际海运业较为景气，集装箱供不应求。但是该公司由于刚刚成立，管理工作和技术水平还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产量未能达到赢利目标。随后，该公司加强了管理，产品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生产的20 尺和40 尺钢质干货海运集装箱远销英、美、丹麦、加拿大等国。但由于从1985 年开始，国际海运业衰退，集装箱消耗量锐减，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同类企业纷纷倒闭，少数企业也不得不实行国家补贴。受其影响，该公司的集装箱价格已低于成本价。当时据分析，国际海运业状况好转需一两年时间，为此，该公司决定宣布停产。停产期间除保留60 名管理人员进行日常工作和维修工作外，其余300 多名工人予以遣散。

公司破产，员工都想另行安排，27 岁的麦伯良却站到了前面。一是，他是大

学生，有文化；二是员工大多是广东人，他和他们是乡亲；三是当时工厂的管理人

员都是外国人，宣布破产后都离开了，麦伯良就成了中方的管理人员。麦伯良向留

下的59 名员工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能让大家有饭吃，一定让工厂重新开工。

1986 年11 月29 日，《深圳特区报》刊登了一条报道《转产三个月　亏损变盈

余　蛇口集装箱厂重现生机》。报道称：调整以后，该厂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和自己

的技术专长，生产各种钢结构件和法兰盘等产品。他们以开拓香港市场为目标，上

门找订单。有些厂家提出了技术要求，他们便做出样品送给对方鉴定，对方满意后

才签订合同。从9 月到11 月初，该厂一共在香港接受了470 多万港元的加工订单，

改变了过去“无米下锅”的被动状况。与此同时，集装箱厂还在管理上下工夫。过

去虽有一整套管理制度，但仍然存在一些弊病，工人们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转产后，该厂实行了分组承包制度，起初只是对产量和交货期实行承包，随后

又将质量和设备损耗也列入承包范围。同时对工资制度也实行了一些改革，降低固

定工资的标准，增大浮动工资的幅度。承包以后，劳动效率大为提高，9 月份的人

均月产值达2.2 万港元，比1985 年的人均月产值提高了近两倍。10 月份的人均月

产值达3.4 万港元，比1985 年的人均月产值高出三倍。过去月月亏损，10 月份按

当月计算已经有了盈余。熟悉情况的人都说：“集装箱厂走出了死胡同！”

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麦伯良的第一个快速成长期。亲临一线，不仅解决了不少

技术生产难题，还积累了大量的管理和技术经验。一次麦伯良受伤住了十多天医

院，企业的生产调度会也只好搬到病房里，企业已经离不开麦伯良了。

从企业的转机中，袁庚看到了希望，决心从破产中将中集拉回来，对企业进行

重组。1987 年，中集改组为中远、招商局、宝隆洋行的三方合资企业之后，重上

征程。麦伯良从最初的技术员当上了副总经理，当时他28 岁。

中集后来成为“世界集装箱大王”，并在中国股市上以利润成长和收益高留下

了美名。

袁庚的另类试验

1987 年的蛇口，袁庚已将改革的触角指向一个敏感的领域，其实“试验”早已开始，

只是这一次袁庚的调门格外高起来。

1987 年，北京的气候剧变，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随着中共“十三

大”的临近，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再起。

8 月9 日，袁庚接受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采访。袁庚说：“蛇口工业区的

建设已有8 年，前3 年以地下工程为主，后5 年才真正在地上建设。我们是在从事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 年来，蛇口工业区坚持以工业为主、以出口为主、

以外商投资为主的方针，没有用国家一分钱，把工业区建设起来，向银行的贷款也

已回收一大半。如果加上海关、税收的部分，我们上缴的已经超过了投资，做到了

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

”

接着，袁庚从4 个方面概括“蛇口模式”。蛇口8 年的变化是经济体制改革与

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带来的，而这种变化可以从分配方面反映出来，这些变化产

生的效益，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效益。

第一，说住房问题。蛇口的住房基本上实现商品化。“作为一个企业，我们在

住房方面的做法比较合理，尽管外地职工不断调入，新房子不断在盖，我们却没有

因解决住房问题背上包袱。看起来这仅仅是经济上的效益，但实际上也产生了不少

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为什么8 年来我和同事们都没有接到任何一张条子要求分

房？因为房子是要自己掏腰包买的，谁想要房子可到房管部门看房，根据自己的收

入情况，自己选择面积与楼层。正因为我没有批房子的特权，下面也不必看我的脸

色行事。所以，住房制度改革放大来讲，就是取消了官员的特权。

”

第二，讲工资改革。工资完全按照担任职务来定，根据才华、贡献的大小对工

资不断进行调整，不担任这个职务就不领这个职务的工资，人们不去介意什么正

科、副科、正处、副处的级别。这样，就改变了人的观念、情操与价值观，每个人

都关心自己在劳动中的作用。生产与分配的合理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多劳多

得、少劳少得的原则所决定的。不会再有人去强调那个级别。再加上人才合理流

动，改变那种强行分配、从一而终的做法，使每个人不必长期在某个人领导下工

作，否则，万一与这个领导没搞好关系就受制一辈子。这样，人的才华可以充分发

挥，造成一个平等的环境。

第三，社会公积金问题。“从工业区每名职工的劳务工资中抽出20 ％做社会保

险福利。我们这儿平均年龄为24 岁，就是说，36 年后退休，除去医疗、教育、抚

养儿童等项支出，每人可有相当一笔退休金，那时不必再靠儿女，也不必搞什么儿

女顶替和计较个人待遇了。上面三个问题对人们的基本生活至关重要，搞不好，全

家都要倒霉。不注意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就会使一些人专搞人际关系、逢迎拍

马，会把全社会都带坏了。”

第四，就是民主与法制。几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说法不一。有人说民主是资

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不需要吗？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共产党不需要吗？这样的说法

把人都搞糊涂了。“我倒是赞赏这样的提法：‘共产党需要民主就像需要空气一样。’在我们蛇口工业区就进行了民主选举的试验，我们在创造一个环境来发挥人的才能，使人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造成一种民主的气氛，使得人际关系更为和谐。”

袁庚说，蛇口提倡人们互相批评，尤其提倡对“当官”的进行批评。“我们搞民主

选举。当然，最有才华的人不一定会选上来，但是，真有丑闻的人也一定选不上来

的。我们每次改选，在接受群众评议时，都会出一身冷汗。这样总可以对权力起到

制约作用，没有制约的权力就会产生腐化。”

袁庚最后引用杜牧的《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说，小平同志早就看到这个问题，他强调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也反对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蛇口董事会提出董事最多连任两任，不管你干得多好也不行。袁庚最后说：“我们这个国家搞了三十七八年了，不改革不行了。”

袁庚在蛇口的民主试验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民主选举，废除干部终身制。

1983 年4 月，蛇口工业区管委会成立，就是在130 多位干部中通过民意测验产生

的。袁庚称这是第一次成功的民主选举。接下来，300 名干部对袁庚和管委会进

行一次信任投票，295 张信任，1 票不信任。第二年对管委会进行直选，424 名选

举人中，有93 人没有投袁庚的票，占22.3% 。7 名第一届管委会成员有3 人落选。

1986 年4 月，再对管委会投信任票，结果1 400 人中有341 人未投袁庚的票。1988

年，已经有人公开要求工业区领导人公开个人财产情况。

二是舆论监督，媒体公开批评领导。1985 年2 月，《蛇口消息报》总编辑韩耀

根向袁庚送第二期试刊的报纸。袁庚说：“《蛇口消息报》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

批评领导的文章。”结果，这一年的春节后，《蛇口消息报》就登出了一个匿名者批

评袁庚的文章：《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先生进一言》这篇稿件曾三次送袁庚审

阅，袁庚前两次口头表示：“不必送审，全文照发”，第三次文字批示：“照发”。这

篇文章历数工业区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最后说：“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来自管理，

工业区管理倘若长期落伍，就会丧失生命力。袁庚同志，请您学习一下管理，注重

一下管理，好吗？”这篇稿件在国内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是多少年来媒体

批评在职领导干部少有的一例。这篇稿件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好新闻特等奖。此后，

《蛇口消息报》还开办了新闻沙龙，每一次沙龙的内容都涉及民主议题。如“决策

程序的科学化民主化”、“如何创建蛇口的民主机制”等，可以说，蛇口发起了民主

改革的大讨论。

对蛇口的另类试验，《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蛇口的另一类探索》，给予审

慎客观的评价：“这种探索也是很有意义的”。但其一再强调，蛇口有其特殊的环境

和条件，蛇口的做法不能照搬，更不是什么“模式”、“样板”。

不经意的精彩之笔

1987 年，袁庚依然无往而不胜，在他的操作下，无意间给中国金融界留下了两个先锋

企业，“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

“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的创办，并没有太多周折，当时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相比较而言，这两个公司的创办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1987 年4 月9 日，《深圳特区报》《我国第一家由企业集团创办的银行　招商

银行在蛇口开业》的消息不过百余字，并且参会嘉宾的名字占据多半。阐述性的语

言不过“它将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像我市其他专业银行一样，执行国家统一的

金融方针、政策、法规，经营人民币和外汇等综合性业务”和“招商银行是我国金

融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企业集团办银行的新尝试”两句话。

1984 年4 月，蛇口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企业内部结算中心，1985 年9 月，结算

中心改为财务公司。财务公司属非银行金融企业，既可向银行拆借资金，也可吸收

企业存款。1986 年5 月，国家外汇局批准蛇口财务公司有权开展外汇业务，改名

为招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就是在这时，袁庚正式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创

办招商银行。同时，袁庚还亲自给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写了一封

信，请示她予以支持。果然，在讨论招商局的报告时，陈慕华说，请大家相信，袁

庚不会拆烂污的。

3 个月后，1986 年8 月11 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可以试办招商银行。创办

之初，马尉华还没有到蛇口，董事长是袁庚，行长是王世祯。王世祯为招商银行创

建了五大管理体制特点：一是具有明确的产权关系，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

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二是全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平衡，自我

约束和自我发展；三是人事和工资管理实行聘任制，干部能上能下；四是具备较为

完整的金融业务品种；五是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创新机制。

采用同一种办法，1987 年12 月6 日，蛇口工业区又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申请

创办平安保险。1988 年3 月21 日，陈慕华亲自批复签发了同意的文件。1988 年4

月28 日，平安保险召开第一届董事会，袁庚任董事长，马明哲任总经理。5 月27

日，平安保险正式开业。马明哲时年32 岁。

当时只有初中学历的马明哲首先是在广东省湛江市八甲水电厂当工人，然后在

当时的广东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担任通讯员。马明哲命运的转机，发生在1983 年

他的一次平常的工作调动中。

1983 年夏，马明哲被调动到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工作，就职于该地的劳动人事

处。在那个年代，汽车在中国是少有的专供领导们出行的工具。由于会开车，马明

哲就被选中担任当时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的专职司机，并兼任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车队的队长。由于早年丧父，马明哲是由守寡的母亲抚养长大的。单亲家庭培养了他忍耐和少言寡语的性格。而作为一个领导的司机，这样的性格恰恰是最合适的。不久，马明哲就赢得了袁庚的赏识和信任。在袁庚身边工作了两年之后，由于精明能

干，他被安排到蛇口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工作。

那个时候，公司总共也就三五个人，主要负责工

业区员工的一些福利性劳保事务，规模很小。转

眼到了1988 年，袁庚又委派马明哲参与平安保险

公司的筹建工作。

只有初中文化的马明哲，从袁庚的贴身司机升

任平安保险公司总经理，袁庚做到了举贤不避亲。

袁庚确实看出这个默默不语的小伙子其实很内秀，

1987年4月9日，招商银行

举行开业典礼（诸彪）

诚恳忠诚，又透着机灵精明，做事情又非常踏实，才把工业区的保险公司工作交给

他做，因为那是工人的钱，必须有一个信得过的人来管理。顺理成章，平安保险成

立，马明哲也担任了总经理。

从那以后，马明哲仍然兢兢业业地做事，低调做人，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很少

抛头露面。平安保险的成就已经为世人共睹，马明哲也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现

在马明哲的简历上写着这样一行字：“马明哲，货币银行学博士，南开大学兼职博

士生导师，广东省政协常委，人大代表。亚洲唯一出任美国中央高科技保险公司的独立董事。”

保险圈子里的人说“马明哲不是人，是神”。一位国内保险公司的董事长称马

明哲是其“偶像”，他说：“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长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

想到了前面，我没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总是具有前瞻性。

”

但马明哲一直强调恪守的是诚信。马明哲指出，平安立业之本，核心就是

“诚信”两个字。诚信是企业的生命，对保险公司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保险公司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客户今天交给保险公司的钱，可能要过二三十年后再从保

险公司领取收益和回报，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在经营上不能急功近利。只有从长计

议，诚信守约，客户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企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平安进入

“500 强”和“400 优”，只是一个近期的目标，把平安建设成有着诚信金字招牌的“百年老店”，才是平安员工的最终愿望，这需要平安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可能实现。

平安一直在员工中倡导诚实、信任、进取、成就的价值观。有一个保险理念，在平安可谓是深入人心：如果过于追求短期利益，放弃诚信，企业终将一无所有。

“深发展”出航

继招商银行之后，“深发展”也获准成立，它是我国第一家允许私人入股的区域性股

份制银行。它最初的名字叫深圳信用银行。

当年有位记者去采访这家新成立的深圳信用银行，在蔡屋围新十坊一号一座不

显眼的6 层小楼上下转了半天没有找到，只好亮起嗓子喊一个熟人的名字，由他带

领走进一间没有任何装修的拥挤的小屋，这里就是银行筹备组的办公室。

筹备组负责人刘自强介绍，作为新开张的银行，他们本来可以购买比较漂亮

的办公大楼。但为了节约开支，他们租用了蔡屋围二队的一栋工业厂房；在购

置固定资产上，从汽车到办公桌，一律挑价格最便宜的买，一些可买可不买的

用品一律不买。在办公楼的装修上，他们提出，除营业室、会客室外，都不装

空调，不搞高标准装修。1 800 平方米的办公楼，装修费仅用20 万元左右。这

个行的3 位负责人有两位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因为“花信用银行的钱，我们

得自觉点”。

5 月10 日，信用银行股票正式向社会发行。首期发行普通股票165 万股，总

额3 300 万元人民币，每股面额20 元。首期发行的普通股票只限国内发行，各类

企业和城乡居民均可认购。通过发行股票，7 409 名法人和个人成为信用银行股东，

其中法人股东111 名，个人股东7 298 名。股份总额中，国营企业占51.3 ％，集体

企业占17.1 ％，个人占31.6 ％。

1988 年3 月，深圳信用银行更名为深圳发展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

的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代理正式上市，“深发展”成为中国

“第一股”，编号“000001”。1988 年，深圳街头出现了很多出售深发展股票的摊点，50 或100 股一张券，每券1 000 或2 000 元。

这个事情传开之后，很多人都到了深圳。有的是过来买股票，有的则是来看

看中国的股票是什么样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也是其

中之一。

深圳发展银行副行长王健接待了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向王健和他的同事提出了

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你们这个股票印刷很漂亮，但更像钱币，而不像股票。你们

有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吗？你们的董事会和总经理怎么分工？你们有交易所

吗？股票怎样流通？

王健挠头，弗里德曼说到的这些问题，当时还没有一个有解的。1988 年，中

国企业还处在股份制改造的时期，股份制企业尚不多见，法律也不完备，遑论证券

交易所。

弗里德曼临走时撂下几句话：发行股票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潘多拉盒子打开

了，以后的事情就难说了。

“招商银行”、“平安保险”、“深发展”的现身，是深圳金融业多年改革发展的

产物。银行多过米铺，是此时深圳金融业繁荣的体现。

1982 年，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信贷部，即深圳工商银行前身，首先冲破传

统的壁垒，发放开发性贷款，支持罗湖上步几个工业区的成片开发，使土地增值

变为商品，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吸引客商兴办实业。这种做法固然属于小改小革，

小打小闹的小儿科，并未触及金融体制本身，但却是勇敢的第一步。因为，我国

的金融制度向来是专款专用，买盐的钱不能用来打醋。土地开发属于基建范畴，

而基建首先要在计划部门立项，然后财政才能拨款。深圳的建设是“只给政策，

不给钱”，除二线铁丝网是中央拨款外，其他建设资金全靠自己外引内联或从银行

贷款，到期还本付息。坚冰既已打破，航路亦已开通，金融改革的洪流不可遏止

地汹涌奔流。

1988 年5 月4 日，国际金融集团在深圳开启了它在中国大陆的第一部自动提

款机，这就是汇财Visa 卡，“每个持有汇财卡的人士可以在深圳一天提取4 000 港

元的现款”。深圳的金融业一开始就与世界接轨。1982 年1 月，南洋商业银行深圳

分行和香港民安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相继开业，随后，外资金融机构踊跃进驻深

圳，至1989 年年底，深圳共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16 家，占同期全国设立总数

的59% 。其中有日本东京银行、日本三和银行和北海道拓殖银行等，欧洲和美国

有德国德累斯顿银行、荷兰商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兴业银行、渣打银行、

花旗银行、荷兰银行和比利时联合银行等。

国外银行给深圳金融业带来的新体制和理念，推动了国内银行的体制改革。

“特区学”兴起

1987 年4 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一次中国经济特区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舆论和学术对中国特区的正面声音多起来。相对于1985 年的“特区失败论”愁云惨雾，深圳的天空放晴了。

1987 年4 月，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经济特区和开放

政策：发展与前景》国际性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

等地的40 来位学者，宣读论文32 篇。

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研究已进入到“广、细、深”阶段，“广”是指专

门研究中国特区的学术团体增多，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就专门成立了研究中

国特区的机构，并成立了专门收集特区资料的“中国经济特区资料研究室”，美

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已在原来研究亚洲、中国的研究中心内增加了研究中国

特区的课题。“细”是指研究的内容增加，分工更细。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除了社

会学、经济学领域外，已扩大到人口学、政治学、地理学、法律学、教育学等领

域。学者们讨论了特区的经济体制、社会变迁、产业结构、金融对策、土地资源、

发展模式、电力供应等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由过去单一的经济学研究发展为多学

科研究，分支越来越细。“深”是指研究内容已有一定深度。已开始从深圳的历史

变迁，发展到从深圳与国外的贸易区比较、深圳与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进行比较研

究。香港社会学家刘创楚博士在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论文中从商业化、

专业化、科学化、家庭结构理性化、生命理性化、世俗化6 个方面论述了开放政

策的社会影响。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博士在《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前途》论文中，

将中国改革与“苏联模式”、“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

讨论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相互关系，这些研究发展到了一定深度。香港中文

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在1985 年12 月成立了“中国经济特区资料研究室”，重

点工作是系统搜集有关中国特区资料，已收集到百余种中外报刊，还有许多年鉴、

手册、书籍。主要为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与中国香港的学者与研究生提供研究资料。

国内已有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深圳大学以及社科院系统成立了许

多个研究港澳、特区的学术机构，出版刊物已有《香港问题》、《港澳经济》、《特区

经济》等杂志，这些国际性学术会议，这些国内外机构刊物，中外的研究“特区

迷”，研究“特区热”，正在孕育着一门新兴学科——“特区学”。

1987 年6 月12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斯特

凡· 科罗舍茨一行，谈到4 个经济特区的情况时说，经过将近7 年的实践，现在看

来，我们关于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证明是成功的。

7 月28 日，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报道《深圳经济全面高涨　呈现良好发

展势头》。

深圳的媒体也跟着呼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会不会影响经济特区的

繁荣和发展呢？是年初，有的投资者曾心有疑虑。几个月过去了，事实证明，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但没有影响深圳经济的发展，而且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高潮

正在悄悄地到来，特区经济形势变化之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1986 年秋，有记者在水贝工业区采访时，看到一大批崭新的标准厂房闲置着，

其中属特区发展公司的就有3 幢，一些经理正在为找不到外引内联项目而发愁。为

把空厂房早日利用起来，他们在报上刊登广告：新厂房招租，价格优惠。1987 年

春节刚过，厂房的销售租赁形势突然转旺。电子集团新建3 幢大型厂房，但仍不够

用。深圳美芝股份联合公司新办了十多个新厂，董事长梁元济为租不到厂房而大伤

脑筋。其他新办项目也在寻找“栖身之所”，在《深圳特区报》上出现了这样的广

告：求租厂房。这是深圳多年少见的景象。

电子业是深圳工业的中坚，1987 年又是好年头。彩电、收录机常常从车间刚

进仓库就被客户提走。绝大多数工厂订单充足，日夜开工仍做不完。据电子集团及

131 个成员的统计，一季度完成的产值比1986 年同期猛增87 ％。许多工厂称，日

元及韩国、中国台湾货币的升值迫使一部分外国商人把买单转向香港，深圳紧邻香

港，自然得利。

元旦一过，深圳花团锦簇，阳光明媚，进入特区的外国人、港澳同胞急剧增

加，据有关部门统计，平均每天达6 000 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一成多。而内地来特

区的人数增长得更快，平均每天达13 万人，增长33.9% 。在大街小巷，在公共汽

车上，你会看到成群结队讲普通话的人，他们有的是来游览的，有的是来洽谈横向

经济联合的，有的是来做生意的。总之，是深圳把他们吸引来的。来往人员的急剧

增加实实在在地反映了该地区的形势。

李灏长袖善舞

1987 年3 月，日本大来佐武郎一行9 人抵达深圳，日本深圳协力会第二次会议在深圳举行。市长李灏的外交行动结出硕果，从此拉开日资大举投资深圳的序幕。

日本深圳协力会名誉会长大来佐武郎、会长宫崎勇、代理会长下河边淳等一行

9 人抵达深圳后，受到隆重接待，市长李灏以深圳市人民政府的名义设宴款待。

李灏是在风口浪尖之时来到深圳的。这个大个子的广东人风度儒雅，文质彬

彬，曾先后在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国务院工交小组、进出口委工作，到深圳之

前，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他协助主管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工作，不

但熟悉经济工作，也熟悉特区事务。因此，当深圳特区备受责难的时候，中央派他

从北京到深圳工作，被认为是对特区的支持。

1987年，接任梁湘任市委书记的李灏。

1985 年8 月31 日

，

李灏就

任深圳市市长，第二年5 月接任

梁湘的市委书记职务。他与梁湘

的领导风格有所不同，但更为缜

密而务实，从容不迫地化解了一

个个难题，让深圳很快走出1985

年的困境，迎来一个春天。

吸引日本企业到深圳投资，

是李灏的功绩之一。

1986 年11 月，李灏策动成立日本深圳协力会，并率团到日本参加第一次会

议，宣传深圳，在日本企业界反响良好。日本深圳协力会的成立展示了李灏的亲

和力。

日本深圳协力会会长宫崎勇长期在日本政府机关工作，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厅

长，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参与决策的重要人物之一，离任后到大和证券经济研

究所担任理事长，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他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日本自民党政调

会长伊东正义称他为“日本的头脑”。宫崎勇与李灏认识多年，并在经济上有过深

入的探讨。他表示，成立日本深圳协力会是要帮助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主要是提

供智力支持。帮忙有两种：一种是长期的，一种是短期的。有些问题不是短期能

解决得了的，我们是着眼于长期的稳定的研究，提出好的意见。比如，中国提出在20 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这是长期的目标，中国人民正为此

而努力。深圳提出建立外向型经济，这也是长期的目标。这包括特区投资环境的完

善，人员素质的提高，经营管理的科学化，以及如何筹措资金、赚取外汇和管理外

汇，还有，用什么样的贸易方式等问题，这些都是协力会研究的对象。我们将对此

提出咨询性意见。宫崎勇还表示，现在，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家纷纷把基地搬到海

外，这对深圳来说，是个机遇。我们将组织企业家来深圳进行实地调查考察。

日本深圳协力会名誉会长大来佐武郎也是李灏多年的朋友。他出生在大连，前

后十余次访问中国，李灏多次接待。

1987 年时，深圳日资企业只有36 家，此后逐年增加。1979 年，深圳市成立之

初，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就到深圳考察，1983 年，获准在深圳设立分行，被日本

各界公认为“深圳通”。1984 年，“拓银”深圳代表处就搜集汇总了大量有关中国

开放改革的材料，在日本召开了第一次深圳投资研讨会。还先后组织和安排了三百

多个日本工商界中高层人士考察团访问深圳。这些考察团在深圳期间，拓银不仅为

之提供各种咨询服务，安排他们与深圳有关部门接触洽谈，还由该行的投资顾问专

家给他们举办讲座，从智力和资金两方面支持深圳的发展。除了帮助外界了解深

圳，拓银深圳分行还先后成功地介绍和促成十来家日本和香港客商在深圳和内地投

资办厂，生产电脑打印机等先进产品。精工业信集团就是由“拓银”引入深圳。

日本吉泽手袋厂是1984 年获准在深圳办厂的。获准消息传到时，投资者吉泽

希一正在美国准备婚礼，他立即推迟婚礼，同父母一起赶到中国洽谈建厂事宜。到

1987 年，设备投资费用已收回，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欧洲、东南亚几十个国

家。1986 年9 月，吉泽希一跟太太在深圳南头工厂举办一周年厂庆时举行了婚礼。

吉泽希一的成功被《日本经济新闻》先后报道过3 次。在吉泽希一的撮合下，有两

家日资企业在南山落户。

国内拍卖土地使用权第一槌

1987年年底，那位推动深圳土地出租的骆锦星再度成为新闻人物。在国内第一场土地

使用权拍卖会上，他举牌抢下了被挂牌拍卖土地的使用权。

曾任深圳市国土规划局局长、计划局局长的刘佳胜退休后向记者讲述落下“第一槌”的激动时刻。他一生经历过不少事情，但这一次是最值得纪念的。

1987 年12 月1 日下午4 点。深圳会堂座无虚席，人声鼎沸。西装革履、手握电子计算器的买地商人在会堂内外高谈阔论；捧着一叠土地资料，前来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成员在席间窃窃私语；更多的是抱着新奇态度的旁观者。人们焦灼地等待着一个令人瞩目时刻的到来：这里将要进行我国首次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拍卖。

拍卖就要开始了，中航工贸中心的一位干部领着他的助手匆匆踏进了会堂：“才看到报纸，来晚了。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我们也要参加。”这位干部成了这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的最后一位领取应价牌的竞争者。他的应价牌编号是：44 。

“土地使用权拍卖击槌器”是这次拍卖活动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道具”。这只枣红色的做工相当精致的击槌器，正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深圳市人民政府笑纳，香港测量师学会敬赠。1987 年12 月1 日。”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刘绍钧先生说：“这是专门从英国定做的，我们镶上这块铜牌，以记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紧张、激烈的角逐出现在4 点30 分，主持这场拍卖的市政府官员刘佳胜和廖永鉴喊出了拍卖底价：200 万。语音未落，会场四处都已经亮出了白底并标有红色编号的应价牌。“205 万！”“210 万！”……几十块应价牌齐刷刷地举起来。

有人等不及了，“呼”地一下站起来，响亮地喊出了“250 万元”。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地价很快上升到了390 万元。竞争者明白这个价已比前不久公开招标成交的地价每平方米高出了86 元。

场内突然出奇地安静。市工商行房地产公司1987年12月1日，深圳市率先敲响了拍卖出让土地使用权第一锤的代表突然站起来：“400 万！”“哗！”场内一片掌声。

“420 万！”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坐在那里笑眯眯地举起了应价牌。

场内又响起一阵掌声。几个回合后，房地产公司喊出了“485 万元”。市工商行房地产公司在仔细斟算以后，“到此为止”了。就在主持人准备击槌时，场中冒出了“490 万”的喊价。

骆锦星又开始决战。直到“525 万”时，对手才鸣锣收兵。

刘佳胜一槌击下，庄严地宣告：“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归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掌声淹没了拍卖官的声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 个城市的市长、28 位香港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亲临现场，中外十几家新闻单位的六十多位记者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

第二天，“深圳拍卖土地使用权”上了不少报刊的头条。

1987 年9 月9 日，深圳就推出第一块有偿使用土地，中航工贸中心以议标的形式成交，成交价106 万元。签字以后即交付了21 万元履行合同的定金。合同履行后，抵作地价。地价余款，中航工贸中心在30 天内向政府一次付清。这块土地位于振华、中航交叉路口，面积5 300 多平方米，土地用于建单身职工宿舍。按合同规定，中航必须在1989 年3 月1 日前竣工。如延期竣工，第一、第二年按全部地价的10 ％向土地主管部门缴纳延期金，两年以上未交的，市政府就无偿收回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合同书规定，这块土地使用年期为50 年。按市土地使用规则，用地者可以将土地连同建筑物一起转让，但必须办理土地使用的变更手续。

1987 年9 月9 日，深圳媒体也发布消息：“我市对土地管理实行改革首块土地即将公开竞投面积约1 万平方米，位于天井湖碧波花园西侧，谁出价高归谁使用。”

这块土地面积有1 万平方米左右，将用来开发建设商住楼，楼层高7 层，建筑面积约20 400 平方米，并要求有相应的配套公共设施。

拿到拍卖的土地之后，骆锦星介绍，他是有备而来。他们用电脑算出了40 个不同地价的毛利，对每个叫价的经济效益都是心中有数。他们内定的地价下限为300 万，上限为600 万。由于他们曾在香港的土地拍卖中，事先分析了各种不同地价的经济指标，两次拔了头标。所以在这次竞投中胸有成竹，从容自如。

多年来，深圳方声称拍卖土地使用权的建议来自一位港商，具体姓名没有点破。一直到20 年后，83 岁的霍英东逝世，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接受记者采访，讲述霍英东为深圳做出的贡献：“在深圳发展最需要资金的时候，霍英东给当时的市领导提出了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为政府增加收入的建议，从而使深圳也使全国有了首次出让土地使用权的石破天惊之举，此举直接促进了宪法及相关法律在土地使用权问题上的修改。”

最初的那些年里，深圳土地使用的模式大体为，政府先对大范围的土地进行“七通一平”的基础工程建设。然后根据城市规划建设项目的要求，将成片土地划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小区综合开发。房地产公司通过土地资本化，如预售房产，担保贷款等，边建边售边回收。到了1986 年，随着特区建没步伐加快，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向银行贷款6.1 亿多元的罗湖、上步两个管理区的开发初见端倪，上海宾馆以西的新区开发又迫在眉睫。这边要还贷款，那边又要追加资金，市领导经常为筹措资金而紧锁眉头。

一次，霍英东不经意地指着土地说：“钱，可以从这里来呀。”当时的市领导深受触动。是呀，外商在深投资使用土地要交费，为何国内单位、企业使用土地不可以走条路呢？市里立即成立专题调研小组，迅速组织了11 个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赴港取经，年底草拟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1987 年年初，市委常委会一致通过了该方案。

与土地使用权拍卖相联系，深圳开始筹划推出住房制度改革，1987 年9 月22 日开始特区住房调查。1988 年6 月10 日，市委、市政府在深圳会堂举行深圳经济特区住房制度改革动员大会，宣布深圳特区住房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出台：房子是一种很昂贵的商品，但由于房租太低，结果把它当做最便宜最不值钱的东西来使用。

这样，国家要拿出很多资金来建房，这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住房面积大、标准高，改革起来难度就大。住房问题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并辅以行政手段才能解决。因此，我们这次“房改”的着眼点，是把由全包的供给制纳入商品生产范畴。通过实行住宅商品化，实现住房资金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从而，深圳也成为国内最早推行住房改革的城市。

扔到纸篓里的“卡拉OK”

1987 年，对罗湖艺术团歌唱演员虞洪光来说终生抱憾的是：他的计划书被合作的老板

扔到纸篓里，让别人抢去了一次创造国内第一的机会。

1987 年年初，虞洪光给市文化主管部门送来了一份拟在某小型酒店开设首家

“卡拉OK ”的报告。

卡拉OK 是日本人20 年前“发明”的娱乐项目，卡拉OK 是日文“KARAOKE”

的译音，原是背景音乐或伴唱音乐——无人乐队之意。精明的台湾娱乐商在20 世

纪70 年代末以此作为商业性经营，并给它配上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名字。80 年

代初，港商将卡拉OK 引入香港，开设了第一家卡拉OK 店，到1987 年时，卡拉

OK 的热潮已蔓延到香港的各个阶层和角落。

在深圳歌舞厅竞争日趋激烈之时，虞洪光获得一个老板的支持后，向主管部长提出了开设国内第一家“卡拉OK ”的计划。但是批文还没下来，那个老板就反悔了。虞洪光只好暂时罢手。到了冬天，生意一向清淡的深圳湾大酒店的华伦天奴歌舞厅突然“冒火”，大小老板都向那里跑。虞洪光一打听，原来那里的“卡拉OK”已经开张。

这一项目的“策划者”，恰恰是来自日本和港台的游客。他们在入住酒店时，

三番五次地向酒店服务员询问：“这里有卡拉OK 吗？”否定的答案使他们大失所

望，有的竟不住店了。善观旅游行情的酒店经营者，随即在华伦天奴歌舞厅增设了

这一项目。自从经营卡拉OK 之后，歌舞厅就热闹起来了。每当夜幕降临，歌舞厅

内“卡拉OK 演唱”几个红色大字在激光灯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入座的顾客争相向

DJ 小姐报上自己选唱的曲目单子，然后按先后顺序轮候登台演唱，场面充满了欢

快热烈的气氛。华伦天奴歌舞厅最初只在周末才安排半小时经营卡拉OK ，后见顾客竟专为此而来，遂改为每晚的必备节目。

深圳湾掀起的卡拉OK 之风，迅即成为一股热潮涌入市区。深圳市的许多歌舞厅，纷纷进口卡拉OK 设备。生意不景气的歌舞厅甚至改为只经营卡拉OK 。商业嗅觉灵敏的酒楼经营者也增营这一项目。卡拉OK 霎时间成了深圳市新的旅游娱乐热点。到1990 年年初，深圳市已有卡拉OK 五十多家。

卡拉OK 之风也迅速波及内地，在全国掀起狂潮。深圳对卡拉OK 的贡献，还在于政府拨款8 万元灌录了第一盘国产卡拉OK 录像带：以我国民族民间优秀歌曲为内容、深圳风光为主画面，是深圳市第一套卡拉OK 录像带。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总公司制作的卡拉OK 录像带也上市了。该公司于1989 年初即与港商合作，投资50 万元人民币制作卡拉OK 录像带。首批投入市场的60 首歌曲中，既有我国民族民间优秀歌曲，也有思想内容健康、艺术水平较高的港台歌曲，其目的是为了争取中外多层次顾客。不久，我国第一张激光卡拉OK 录像唱片也由先科激光电视总公司研制成功。

【城市日志·1987 年】

1 月17 日，深圳市第一家民间科技企业大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 月22 日，深圳市开办商业票据承兑和贴现业务。

1 月25 日，广深铁路双线工程完成全线通车。

4 月8 日，我国第一家由企业集团创办的银行招商银行在蛇口开业。

5 月1 日，深圳首家体育运动服装厂投产，“金狮牌”运动服面市。

5 月18 日，深圳发展中心大厦封顶，楼高165 米，为全国之冠。

7 月7 日，阿联酋在深圳设立办事处。

7 月11 日，计算机行业协会成立。

9 月9 日，深圳首块有偿使用土地推出，中航工贸中心以106 万元成交。

10 月5 日，深圳市工业展览馆新馆落成，首届中国发明产品交易会隆重举行。

12 月1 日，深圳举行首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会。

12 月6 日，我国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成立，深圳发展银行召开股东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