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与屈辱相伴的荣耀

东门新区四幢旁有一个蛇仓，每天都有十几笼毒蛇存放到这里。蛇仓毒蛇多次逃出窜入楼房，威胁居民生命安全。没想到第一个被蛇咬死的竟是蛇仓老板谭润霞。12 月9 日下午四时

许，有毒蛇逃出铁笼，30 岁的谭润霞赶紧追打，不小心被一条“过山龙”毒蛇咬伤，五时多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六时半左右身亡。

拔掉“输血针头”！

这是一本企业史，也是深圳创业史。但是当我们搜索企业家、创业者们的足迹时，发现他们的命运往往被外部的环境左右纠缠。因此，1985年的故事就从这些“不着边际”的大事讲起。

1984 年12 月，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被召回广州，中央102 人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岛，清查海南岛进口倒卖汽车案，给深圳上下带来了一种不祥之兆。

1984 年2 月，邓小平南巡，随后沿海14 个城市和海南岛向外资开放，海南岛顿时陷入癫狂。开放前的海南岛非常落后，发展必须有原始积累，进口汽车被雷宇看做是利用中央政策的一着妙棋。当时中央的一个文件曾说：“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不过这个文件还规定，进口物资“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倒卖”进口汽车就犯了“天条”。

雷宇最初的想法是“进口1.3 万辆转卖到内地，赚2 个亿就行了”。但闸门一开，不可收拾。弄一张批文，倒卖一辆进口车就赚上万元，无疑是在家门口挖了一口大油井。顿时，全岛陷入疯魔，人人跑批文，个个倒汽车。连幼儿园都来搞汽车批文，拿到批文，就到外省卖。海南区直属的94 个单位，88 个卷入汽车狂潮。在党政机关的带领下各行各业都气粗胆壮地倒卖汽车，半年内全岛就冒出872 家倒卖汽车的公司。北京、深圳等地的人也嗅到了海南岛金矿的气味，不少人带着大包小包的钱，“到海南岛去倒汽车”。

那年炎热的夏天，汽车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密密麻麻地停在海口市内外。工商部门积极地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要交上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短短半年时间，海南一共签了8.9 万辆进口汽车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 万辆，已经开出信用证5 万多辆，进口用汇报总额高达3 亿美元。

9 月，海南倒卖进口汽车引起中央关注，尽管雷宇一再掩饰，声称进口汽车全部用在岛内，没有转卖出岛，但事实有目共睹。年底，雷宇被召回广州，海南倒卖汽车之风才真正停止。事后查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 个省市及中央15 个部委炒卖外汇5.7 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 亿元，比1984 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 亿元。除了汽车之外，还进口了286 万台彩电、25.2 万台收录机。

中央在处理决定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害，也给予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雷宇被撤职，后转任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行政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无期徒刑。雷宇后来历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等职。林桃森1996 年去世，2004 年2 月，海南省高院做出判决，撤销原广东省高院的刑事判决，宣布林桃森无罪。

接下来，与广东毗邻的福建晋江曝出“假药案”。晋江制造假药的乡镇企业共有57 家，其中45 家集中在陈埭镇，它是福建第一个工农业产值超过一亿元的乡镇，被誉为“福建一枝花”，是省委书记项南扶植起来的典型。从1980 年开始，当地的食品工厂开始兴起，为了谋求暴利，渐渐地便转向了药品生产，当地的私营业主通过各级医药公司打进“公费医疗”这个特定的消费渠道。它们用低劣的银耳加上白糖，制成“降压冲剂”、“理肺冲剂”、“益肝灵冲剂”等假药，牟取不当利润。

晋江“假药案”最终导致了福建省委书记项南黯然落马。而项南与广东的任仲夷在推动改革方面齐名。1982 年的“走私潮”，福建和广东都是重灾区。

一时间，对深圳的质疑之声再起。1984 年11 、12 月间，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在视察珠江三角洲后说：“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由于设备原料大部分进口而产品则大部分内销，使外汇短缺，黑市猖獗。如不及早解决，势将捉襟见肘，冲击人民币。”“进口设备、原料，生产‘洋货’内销赚钱不是办法，不顾一切拿外汇进口高档消费品等牟取暴利也好景不长。由于目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竞争激烈，反销产品偿还外资的办法，前景也不宽广。”

媒体也曝出一些问题：深圳的一些商品，如家电、尼龙布、服装、雨伞等，竟是从内地出口到香港，通过奇妙的价格差作用而倒流回来的。深圳不仅到处是洋货，而且港币几乎成了特区的主要货币，外汇券的内地牌价是1∶1，在特区却是l∶13，1∶15 ，甚至l∶20 。

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蛇口通讯》捅出了中央要对深圳“拔掉输血针头”的敏感消息。

1985 年4 月25 日，南下考察粤闽两省及四特区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视察蛇口时说：特区发展光靠国家长期“输血”来维持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要果断地拔掉“针头”。

袁庚说：不能一下子拔掉，这样特区会“性命难保”。

陪同姚依林到蛇口视察的还有深圳市市长梁湘。在姚依林谈完这段话后，袁庚又说，请姚依林就蛇口工业建设，特别是建材工业的发展和一些产品的出口等和有关部门打个招呼，高抬“贵手”，不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姚依林说：抬的不是贵手，也不会殃及池鱼。

“城”当指深圳，“池鱼”自然是指蛇口，这是不言而喻的。

拔掉“输血的针头”的讲话，使深圳一下子陷入了12 级台风之中。

“特区失败论”出笼

香港媒体火上浇油，一篇题为《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的文章，引发海内外媒体一起加入对深圳的大“围剿”，深圳被说成是昔日的大庆、大寨，是假、大、空的典型。

《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的文章发表在1985 年5 月《广角镜》第152 期，文章的作者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陈文鸿博士。这篇文章被看做是“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深圳速度是靠大量的基建投资获得的。1983 年7.2 亿元的工业总产值里，建筑业占了6 亿多元，制造业的产值只有1 亿多元。

其次，深圳经济结构不是以工业为主，而以贸易为主。

再次，深圳的投资不是以外资为主，而是内资多过外资。

另外，深圳经济不是以出口为主。1983 年，深圳的出口值是5 900 多万元，只占当年工业产值约1/12 ，即使只与制造业产值相比，也仅是一半稍多。因此，绝不可以说深圳的产品是以出口为主。

该文言之凿凿，用详细的分析，指出了深圳的突出问题，对深圳提出了最具杀伤力的批评。文章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深圳特区没有做到所说的“三个为主”。资金以外资为主、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是中央给深圳定下的发展目标，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特区赚了内地的钱。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叠伞，发现竟是从上海出口香港，又转回深圳的。深圳的经济是依赖贸易，而在贸易中又主要是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转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商品，或包含相当比例的进口商品。外引内联的资金之所以投资到深圳，主要是因为这个庞大的贸易和由此而来的高利润。深圳5 年多发展以来的表面繁荣，也主要根植在此。

陈文鸿还得出结论说：深圳的市场繁荣，主要是靠内地顾客维持的。

陈文鸿的文章犹如一块砸向湖面的大石头，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经济特区失败论的大合唱，各种议论纷至沓来。短短15 天时间，香港及东南亚的《镜报》、《信报》、《成报》、《南华早报》、《华人日报》，甚至美国的《美洲华侨日报》都在纷纷发表对深圳特区评头论足的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信报》十二评”，系列评论中出现了《过去的大寨》、《邓小平改革偏离正确轨道》、《搞来搞去是假大空》、《梁湘邹尔康忙于辩解》、《深圳特区人被吓呆》等刺激的标题。

国内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也有文章刊出，暗合陈鸿文观点。有文章甚至说：

“国家设立和发展深圳经济特区，目的并不在于要多一个几十万人或者近百万人的城市，要建立新型工业基地，也不一定非得建在深圳。”文章还说，如果深圳不及时转型，还照前几年的模式发展，势必成为“软骨美人”。

实际上，国外早就有对北京在特区问题上分两派的质疑。1984 年5 月，日本《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户张东夫就受报社指派，乔装成游客来到深圳，经过17 天的暗访后，突然亮出身份出现在深圳市政府的办公室里，对深圳市委秘书邹尔康进行了7 个小时的专访，提出了“特区为‘九七’而设吗”、“政治局有无反对派”、“特区路线是否太右”、“邓小平如不在，路线是否会变”等一些相当敏感的问题。这次硬碰硬的对话，被称为“一场价值10 亿美元的交锋”，吸引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目光。

陈文鸿的文章发表后，1985 年6 月29 日，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是否对还要看一看。总之，它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成功了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个经验。许多人把邓小平的这段话看成是一颗炸弹。

1985 年8 月1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13 次访华代表团时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向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不过，听说这方面有了一点进步。”“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议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态度。”

12 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再次谈到经济特区。他说，深圳特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试验。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不过，特区开始才3 年多一点时间，再过3 年总会找出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最坏的日子

“那是什么景象呢？几千家公司关门倒闭，宾客盈门的酒店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繁华的城市一夜成为一潭死水。光我们公司就跑了一半人，剩下的白天出去捡垃圾，晚上哭成一团：深圳完了，彻底完了……”多年后，一位当年的工程兵陈建光这样讲述“深圳1985”。

“工程兵罢工啦！”

1985 年11 月的一个晚上，积郁在工程兵心中的愤懑终于爆发。

两万工程兵集体转业以后，几乎全部驻扎在竹子林。在政府划给他们的这块荒地上，他们断除草木，搭屋建棚，好在有的是便宜竹子：竹杠为木梁和柱，竹篙为墙皮，油毡加竹叶为屋顶。一排排的竹棚被这些喜欢苦中取乐的“大兵”们称之为“竹叶宾馆”。

在竹棚里睡觉，潮湿难忍，蚊子叮咬，蛇鼠出没。1983 年9 月，一场台风袭来，胳膊粗的竹竿咔嚓一声就折断，一间间顶棚飞上天，一面面竹墙东倒西歪，没有一间竹棚得以幸免。1984 年年初，一场大火将几座“宾馆”烧成灰烬。

其实，对这些已不是兵的“工程兵”来说，威胁最大的并非触目惊心的台风，而是“在游泳中学游泳”的市场经济的风浪。部队改为公司，编制好变，“脑袋”可不好换，对内管理，对外交涉，施工作业都还是老一套。两万人，几十个大单位，上千个小单位，陆陆续续就有些找不上活干，一天没工程，就一天没收入，有些单位就变成两三个月才能开一次工资。平心而论，原工程兵各单位，在管理技术等各方面，与全国来的尖子施工队伍比，在技术上确实是有些差距的，但比小市小县民工队总还是强很多。但“大兵”们哪个懂“市场经济”?

哪个晓得竞标的“技术”？哪个又敢给对方“意思意思”？于是大多数单位在竞标会上都是连战连败又连败连战，最后不是拿人家不愿拿的“苦”工程，就是吃人家的“二包活”。

1985 年，有的公司连续近半年没工程，公司上下每人每月借支50 元生活费，不少人只能每天喝完粥就躺在床上“压床板”。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工程兵们只得自找出路。有人到火葬场干临时工，有人去外商开的酒楼洗碗，有人去给私人包工头干苦力……好多职工因营养不良或过度疲劳而虚脱，因为干活时无精打彩，没多久就被炒鱿鱼。一些职工家属实在没办法，背着小孩到火车站要饭；有些生病了长期无钱医治，还要拖着病体去市场上捡菜叶充饥，捡破烂养家。

其实，揽不到工程，不仅仅是工程兵们不懂市场经济，不会“意思意思”，更主要的是大部分工程停建，已经没有工程招标。

陈文鸿的文章引发的对深圳的“围剿”犹如一场暴风骤雨突然袭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深圳经历了一段最为悲惨的日子。

当时深圳面临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压基建。这一年，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银行贷款大面积压缩，深圳的基建投资，一下子被砍去了10 亿元。投资压缩，基建队伍缩减。17 万人的基建队伍只留下了9 万人。

二是收政策。陈宏在《1979 ~2000 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一书中曾列出如下数字：

国家对特区控制出口商品的数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3 年，由省、部、中央控制的出口商品129 种。

1984 年，由省、部、中央控制的出口商品152 种。

1985 年，由省、部、中央控制的出口商品244 种。

有心人一查，244 种出口商品，占全部出口商品的80 ％，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多。244 种出口商品中，有一种叫蚂蚱，是儿童利用课余时间捕捉，出口香港喂鸟用的，也受到了限制。

对深圳来说基建之外打击最大的，是特区按照省里为香港服务的要求，建立的生猪、水果蔬菜、淡水鱼和“三鸟”基地。蔬菜，每天生产1 800 吨，外贸只收1 200 吨；塘鱼，每天生产20 ~25 吨，外贸只收7 吨；猪，每年生产53 吨，外贸停止收购；白鸽，每年生产80 万只，外贸只收50 万只。省里要特区1985 年出口香港活鸡800 万只，深圳做了1 000 万只准备。然而，等生米做成熟饭后，有关部门又突然改变了计划，只准每月出口活鸡15 万只。为此还专门派了工作组，坐镇文锦渡海关，一只一只地数，多一只也不准出去。

许多的特殊政策、优惠措施被收了回去。有一份新来的文件说，不论是三来一补企业，还是三资企业，都要“全面实行”许可证制度。而且每签署一份进出口合同，就要申请、领取一张许可证。这种许可证，只能用一次，叫做“一次有效证”。

至此，那家9 个月就赚了4 000 多万外汇的华丝印染厂，就没有再敢接短期交货的订单，加工服装只能停产。他们说，一份合同一张证，光是办证也来不及。再说去一趟北京，起码10 天时间、500 元路费和旅店费。

刘天就撤资

铺天盖地的负面批评，压缩基建、回收政策的一系列大动作，严重打击了中外投资者

的信心，各种矛盾在企业层面显现出来。

被称做第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港商刘天就此时又来到深圳，他拿出一份报道妙丽集团在尖沙咀一家商场倒闭的报纸给中方合作者看：“真遗憾！我在香港的企业已经面临倒闭的境地，已无力顾及深圳的生意。”竹园宾馆就这样转到中方股东手里。

几乎同时，与竹园宾馆差不多同时建成的东湖宾馆的香港股东也因为香港的公司清盘而不得不转让股份，深圳园林集团首先接盘，然后部分股份再转给美国田纳西塑胶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当年在深圳比较出名的深圳嘉年印刷有限公司香港股东也因经营不善在香港被清盘，几经酝酿，将股权转让给了香港德智（中国）发展有限公司。

新南新染厂有限公司是港商在深圳市葵涌区兴办的一家独资企业。1981 年6 月，新南新公司在香港向以莱斯银行为首的银团借款3600 万港元，并以该公司的所有资产，包括在深圳葵涌厂的所有生产设备做抵。1983 年9 月，新南新公司的主要股东香港罗氏美光集团因经营房地产破产，所属公司被债权人“清盘”。莱斯银团考虑到清盘人将会追讨罗氏美光集团在新南新的资产，于是宣布对新南新实行“接管”。后来在深圳方面的协调下，在香港举行了新南新股权招标会，香港中冠有限公司中标。

1985 年，那个计划投资20 亿元，开发深圳福田新市区的港商胡应湘也正式宣布撤回投资，拿到深圳来的310 万港元，也转到其他公司名下。而当时刚刚在国内某杂志发表的《特区市长》一文中，这个项目还被列为市长梁湘的功绩之一。

面对深圳的凄风苦雨，在投资上变得犹豫的不只是对岸的“资本家”，国内那些到深圳投资内联企业的部门和单位也掀起了撤资潮。

2006 年6 月，深圳中航老干部谭尧基回忆起当年的那次撤资潮。由于军品部门的形势差异，具体条件不同，或者是认识不一样，对投资特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六机部、八机部只有小办事处介入，不成气候；七机部有国家重点的卫星项目，开始不介入，后来在深圳搞了个广宇集团；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对投资深圳最积极，三机部即航空工业部摊子大，包袱重，军转民中日子不好过，但却集中了精兵良将来深圳，一开始就确立了“工贸结合，以工为主”的方针，在深圳建立工业基地，现在中航的这些地盘，就是那时候圈下的。当时，深圳有大片的地，只要有人来投资就给，价格也便宜，有一些就是划拨的。当时中国家用电器还是处女地，四机部一开始就做贸易，不到两年建起了电子大厦。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四机部在深圳的公司出现了走私漏税案件，再加上各方面对深圳的看法不一，就掀起了一股撤资潮。熊猫集团在深圳投资的京华电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撤回了南京，在深圳影响很大。主管国防工业的领导在一次会上也说，听说各部在深圳都有投资，出了不少事，要去查查。调查组来的时候，中航工贸中心大厦正在打地基，航空部领导的意见是不能停。于是工贸中心以理服人，向调查组汇报深圳中航在深圳投资开发所取得的业绩，并请调查组一行实地参观。调查组最后说：“这次我们是带着‘砍刀’来的，你们的说服力，让我们举起的‘砍刀’放下了。”中航工贸大厦继续建设，公司只用4 年时间就从20 人发展到5 000 多人，建立起40 多家相关多元化企业。成为当时深圳四强企业之一。但是五机部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的部长指示，所有项目一律暂停，正在上马的项目都停建了，一停就是两年。

最早的外企罢工事件

牧马人最先失去了自己的情人，他没有落泪；接着又失去了他心爱的马，他也没有流泪；最后，他失去了朋友，他流泪了。

那是一个多事之秋。蛇口工业区也不消停，爆发了“三洋罢工事件”。

蛇口三洋职工陈琼琪早晨上班时，厂方通知他：“你不用再来上班了”。

当他回到宿舍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离开蛇口时，惆怅之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10 个月前，他和同伴们从广东饶平被招募到蛇口三洋做轮换工，年轻的心充满憧憬。但是一到工厂，失落感却来了。每天工作10 多个小时，经常加班加点，在流水线的工序上单调快速地重复着简单的动作，生活没有一丝一毫的浪漫，几乎没有业余生活。特别是工资并不高。而且，他们在工厂看到了许多不好的现象。日本老板经常发脾气打人，当然打的不是中国工人，而是日本和港方的管理人员，怒气一来，当胸就是一拳，还把管理人员的文件撕碎，把纸屑砸到对方脸上。把工人当机器看待，管理得非常严，每一个动作都是设计好的。

6 月10 日，陈琼琪联合郑成君等21 名饶平籍员工给厂里写了一封信，要求增加工资。因为招募时厂方曾许诺3 个月后提一级工资。

11 日，20 多名员工进厂吃过早餐，有人就提议回宿舍睡觉。他们打打闹闹地离开工厂回到宿舍没有上班。工厂先派人来调解，并告诉他们厂方已经贴出告示，6 月10 日起全厂工人每月增加工资20 元。他们没有理会。接着工业区方面派人来做工作，认为他们的行动影响了对外开放。

罢工持续了10 小时，无意间他们也创造了一项历史纪录：最早的中国外资企业罢工事件。

陈琼琪他们的罢工被看做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罢工时，厂方已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也有人表示理解，那其实是一次年轻人情绪的宣泄。当时蛇口四海新村工人住宅区，住着8 000 多名从全国招募来的员工，年龄在16 ~23 岁之间。他们打工的工厂不同，但却集中住宿，一个宿舍住6~8 个人，工作时间长，强度大，生活单调，住的简陋。而且，他们的用工合同一般只有4 年，4 年之后怎么办？前途渺茫。

1985 年，四川成都一名叫胡兴岳的23 岁年轻人卧轨自杀。他是深圳某公司的工人，因为所在的公司在深圳拿不到工程，发不出工资，生活贫困。他在遗书中说：“在这个金钱第一的环境里，无颜在世。”

外界传，深圳市当时已经有20 万打工妹，也就是临时女工。由于老板可以“炒鱿鱼”，一些老板就成了“女儿国”中的“国君”。有些工厂甚至用加了玻璃尖的围墙把成百上千的女工关在厂房中间，大门用铁锁锁上，吃饭是干萝卜、稀粥，来往信件都要检查。有些老板拥有若干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老婆”，等等。

有人评论，深圳就是一座金钱至上，“人吃人的资本主义人间地狱”。

《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一书在写到1985 年深圳人的心情时，引用了古代西班牙一首牧马人的民歌：1985 年，深圳多么需要理解和支持。

“一军两宝”大案

海南倒卖进口汽车事件，深圳是重灾区。中央的重拳打击，必然涉及深圳，有人已经是在劫难逃。

有人形容，“倒卖海南进口汽车”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很多公司、很多人都参与了，但并不是参与了就一定出事，如果出手快，或者一看形势不好就洗手不干了，钱也赚到了，就不会有什么事。但肯定会有人倒霉，倒霉的一定是那些在中央出拳之后仍执迷不悟，或者还有大量汽车不能出手的人。

九龙海关文锦渡分关检查员陈燕良就是一个“倒霉蛋”。时年23 岁，1980 年被招录到文锦渡分关当检查员的陈燕良，与香港走私分子赖玉莲等人内外勾结，利用工作之便，在4 个多月时间内偷放走私入境汽车32 辆，价值100 多万元，成为建国以来海关人员参与走私的最严重案件。

1982 年年初，陈燕良与香港达成贸易公司女老板赖玉莲相识，两人从1982 年10 月起姘居。1984 年3 月，赖玉莲与香港走私分子挂上钩，密谋利用陈燕良在文锦渡分关工作的有利条件，走私进口汽车。陈起初有顾虑，但为了表白对赖的“爱情”，终于丧失立场，答应帮她做走私生意。从1984 年3 月至7 月，短短4 个多月时间，陈燕良就利用工作之便偷放走私汽车10 次20 辆；同时，他又串通本班组检查员潘瑞祥放入走私汽车6 次12 辆。每次作案，赖玉莲都提前一天将进车时间，所走的口岸通道，承运司机的姓名以及载有走私汽车的货柜车号码告知陈燕良。陈接通知后，便在当班时将入境司机交验的《来往香港汽车驾驶人员专用手册》偷取出来藏在身上，再由王沛林等传递给承运司机。司机拿到“手册”后即将未办理报关和检查手续的汽车开走，逃避了海关的查验。1984 年8 月，他们放入的走私汽车在广州被查获，陈燕良畏罪潜逃到博罗、惠州等地。12 月17 日，当陈燕良潜回深圳正准备偷渡香港时被当场捉拿归案。

深圳市石化供贸公司“一军两宝”违法犯罪案则是一条“大鱼”，成为轰动深圳的大案。涉案人一名叫刘军，是深圳市石化供贸公司总经理，另两人，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一个叫董大宝，一个叫刘忠宝，故称“一军两宝”。

深圳市石化供贸公司注册资本仅有1 000 万元，职工40 人，在短短的8 个月里，经营亏损竟然达到2 000 多万元人民币。深圳市委、市政府办案组历时半年多深入调查，查明巨额亏损的背后，掩盖着大量炒卖进口物资、套购外汇、贪污盗窃、中饱私囊的罪恶勾当，而这一切，又都是一些不法之徒打着开放和改革的幌子，钻开放和改革的空子而进行的。

成立伊始，这家公司就背离了它的宗旨，走上了“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唯利是图的歧路。石化供贸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宗大生意，是同海南通什自治州经济开发公司联营进口1 200 辆汽车。汽车当然不是石化产品，更不是石化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和设备，但是，这宗生意能赚大钱，能满足石油化学工业公司主要领导人一年内赚上几百万元的要求，于是，虽然是明显超越经营范围的不合法的事，不但被认可了，还受到了鼓励。买汽车所需要的外汇，是由石油化学工业公司出面担保，从外资银行借来的。为了归还借款，石化供贸公司开始了大宗套购外汇的不法活动。自1984 年9 月到1985 年2 月，这个公司动用人民币7 360 万元，套汇374 笔，涉及深圳、北京、浙江、陆丰、东莞等19 个省、市、县的221 个单位，牵涉面之广、款额之巨，令人咋舌。

石化供贸公司的第二宗大生意，是到海南岛炒买汽车。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已明令禁止外地到海南岛购买汽车。但是，利令智昏、鬼迷心窍的刘军等人却认为海南汽车就地封存正是低价购进的大好时机，政策一放宽，就可将汽车高价抛出，届时，汽车“会像蚂蚁出洞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大把的钞票就会像水一样流进公司和个人的口袋里。他们既像红了眼的赌徒，又像为了超额利润而不惜上断头台的资本家，把宝压在汽车上，先后汇出5 600 多万元人民币，购进汽车291 辆，同时还订购了1 309 辆。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海南岛封存的汽车不仅没“开”，而且越“封”越严，封存的汽车被国家依法收缴，仅此一项，石化供贸公司就损失了上千万元人民币。

受累于“一军两宝”案，主持工作的深圳市石油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党委书记董瑞于1987 年9 月被撤销职务。

“一军两宝”案到1988 年5 月才正式审理，当时雷宇已经复出任广州市副市长，被告方试图进行无罪辩护，否认全部指控，但终因案情重大，仍获罪入狱。

在采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曾经试图找到当年的“一军两宝”，只打听到董大宝的下落。出狱后，他有几年很消沉，不太和人说话，后来开公司做生意，据说，现在深圳超市中的酱菜有相当数量就由他供货。

王石涉“灰”

晚餐时间。王石在海丰苑大厦一楼理发店理发。电视里播放的“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18%，从1 美元兑2.8 元人民币贬值1 美元兑3.3 元人民币”的消息，让他脖颈上如同被割了一刀！他一盘算，汇率一调，他的800 万美元要赎回将损失人民币400

万元。其实，他真正的麻烦远不止如此。

1985 年，王石因卷入一起4 000 万美元的调汇案而被调查。

1984 年5 月，王石成立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是做录像机进口生意的。根据当时的特区政策，进口特区的国外产品不能销售到特区外，但不限制特区外客户在特区内购买的商品运出特区。展销中心的业务与倒卖玉米没有大的区别：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 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买卖的关键是，收的是人民币，支付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展销中心的利润就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要开这样的展销中心，首先要有进口许可证，其次要联系到具有外汇出口创汇份额的单位，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和公关能力是开不成这种公司的。

1984 年秋天，一个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来深圳，宣称手头有3 000 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换汇比率为1 美元兑换人民币3.7 元。所谓“外汇留成”并非现金，而是一种“配额指标”，它应该属于某个大型国营外贸公司，最终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转移到了有官家后台的“倒爷”手上。当时的市场汇价是1 美元兑换4.2 元人民币，王石向王春堂预定了1 000 万美元的“外汇留成”，然后从中国银行“顺利”贷到2 000 万元人民币，凑足3 700 万元汇给王春堂。一倒手，展销中心赚到兑换差价500 万元。

这样的换汇倒卖看来比倒卖玉米还要痛快，在当时的深圳与北京之间，早已形成了这样一条资源输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断的国家配额和公共利益以各种形式被贩卖到南方，它们游离在法律的边缘地带，促成了某些个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销中心在这种游戏中扮演的是终端“洗钱”的角色，他从北京调来外汇指标，联系好进货和出货的港商与国内企业，通过货物的进口销售把汇率差价“清洗”成流通差价。

让人惊奇的是，尽管这种换汇游戏十分活跃，但是国家法律却始终视而不见，没有对此进行必要的界定与规范，甚至在行为性质上都含糊不清，留下极大的斡旋和模糊空间。根据王石的回忆，在1984 年前后，全国各地政府掀起一个办公设施改造的热浪，大量的进口设备都是从深圳流入的，许多公司在这次进口热中赚得盆满钵满，其中一些贸易公司还租用军队货机空运北京，以运输交货速度的优势形成竞争之势。1985 年初，王石卷入到一起4 000 万美元的调汇案中，此案的业务方式与上述过程丝毫不差，只因利益分配不均，受到中央部门的关注，便成了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由于涉及军方公司，中纪委和军纪委分别派出两个调查组南下调查。

根据当时的法律，何谓“逃汇”几乎没有条文上的清晰解释，展销中心参与的倒汇业务均有正规手续，从银行汇款到进口批文一应俱全，最后调查组无法确定这种行为是否违法，只好把重点放在这些调汇合同过程中有无行贿受贿行为。按王石日后的回忆，“随着时间推移，案件淡化了。”

我们必须说，这时候的王石和他的公司还不是人们日后所熟知的那家房地产公司，它还在悄悄地聚集自己的原始积累。

有些人却没有王石那么幸运，如宝安县友谊总公司属下的深圳宝民联合企业公司以副经理戴笑欢，石排华联展销部的郑流文、周赞全，市水上运输公司经理邓敏儿等人在这场打击炒汇的行动中中箭落马。

外汇调剂中心挂牌

打击炒汇正猛烈时，有人却在北京为深圳奔走呼吁，这位外汇黑市亲历者积极操作，让深圳“炒汇”合法化。

1985 年的打击炒汇风暴，深圳市商业贸易公司受到中纪委的查处，成为全国大案。

辽宁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深圳市商业贸易公司合伙，截留出口玉米外汇，以1 美元兑换5.15 元人民币的黑市价格，将非法所得进行私分。由中纪委、审计署、经贸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调查，辽宁省委决定，给予辽宁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经理谷岩田、副经理胡秉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辽宁省经贸委副主任李盈柱、何成波党内警告处分。

对于这个案件，深圳也传达了中纪委查处决定，指出：“国营企业知法犯法，是不能原谅的。全市一切经济工作单位都应当引以为戒，进一步完善财经特别是外汇管理制度，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应当看到，深圳处在开放的前沿地带，国内外都很瞩目。特区的国家干部和国营企业工作人员一定要模范地遵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要时刻牢记，我们的言行关系到特区的事业和声誉。我们要继续发展内联企业，同内地携手开拓创汇渠道，但决不能去搞歪门邪道。”

深圳有自己的难言之处，很多公司炒汇套汇也是被逼的。

1979 年起，深圳就成为一个大工地，但是，当时厂房建楼所需要的钢材、水泥都是由国家统一计划调配的。1979 年到1985 年，深圳建设需要的钢材102 万吨、水泥388 万吨、木材25 万吨，而国家计划供应给深圳的只10% ，钢材只有3.8% 。

那么计划外的建材是怎么来的呢？就完全靠自己。1985 年，深圳用了18 万吨钢材，拆了一条西欧旧船，和国内企业搞联营，在国内找到5 万吨，其余13 万吨是进口的。进口的外汇是从哪里来的？也是自己想办法。北京王府饭店和京广中心有一批建筑材料可用外汇支付，深圳就去竞标，报价：“我们没有价，不论在座的报什么价，我们的钢材、水泥、木材都低于那个价。”势在必得。

此外就是凭着钢材进出口权，利用帮助国内单位代理进口钢材业务的方便，从人家手里用人民币换取外汇。某省金属材料公司要求深圳金属材料公司为他们进口1 万吨钢材，深圳方就说，其实你们进口的钢材可以代替，如果你们愿意把用于进口的1 200 万美元外汇交给我们，我们可以在国内给你们组织同样质量的钢材，当然，深圳不会让你们吃亏。

这些办法之外，深圳还有一个外汇黑市可以利用，当然是地下的。

深圳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外商前来投资设厂，他们虽然喜欢在深圳工作，但却不喜欢深圳的生活，国营商店里没有他们喝惯了的可乐，国营餐厅没有他们喜欢喝的威士忌。

友谊餐厅是深圳最早公开使用港币交易的场所之一，其后又有友谊商店、友谊商场……以致一位老外问，中文的“友谊”是不是等于“外币”。

友谊商店方便了老外和港商，他们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用人民币买不到的进口物品，友谊商店直接用港币从香港进货，以港币标价出售，确实减少了兑换的麻烦。

友谊商店只认港币，不收人民币，于是，港币便乘虚而入。人们若想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就要先到黑市兑换港币，因此，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北方来的朋友，抵达深圳的第一件事就是拍拍手提袋里大叠大叠人民币问当地人：“同志，哪儿可以换到港币？”当地人遇见这样憨厚的北方同志，大都会用手朝火车站方向悄悄一指，那儿外汇黑市猖獗，人称“民间外汇调剂中心”。

有一个老干部，在深圳一家餐厅吃了一盘饺子喝了一罐啤酒，结账时服务员告诉他：饺子可以付人民币，但啤酒却要付港币。

老干部大吃一惊：有没有搞错？一国两制尚未实行，深圳就已经开始一市两币了？

他试着问服务员：啤酒也可以付人民币吗？

不行，我们的啤酒是从友谊商店里用港币买回来的。

我没有港币怎么办？

服务员用手朝火车站方向悄悄一指。她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的这个老干部不是别人，正是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局长罗显荣，她竟然教这个管外汇的局长去“民间外汇调剂中心”去兑换黑市港币。

罗显荣走进火车站炒汇的人群中，在炒汇人的包围下，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外汇黑市的存在，不正好说明深圳客观上需要一个合法合理、公正公平的外汇市场吗？有了正式的外汇市场，不就可以抑制黑市交易了吗？

事实上，海南倒卖进口汽车与深圳的这个外汇黑市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内地公司就是从这里用人民币兑换成外汇，再去拿到海南的进口批文进口汽车的。打击倒卖汽车，也就必须打击外汇黑市。

在深圳的积极争取下，1985 年11 月，中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正式挂牌成立。

它是由国务院国家外汇管理局、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的。

外汇调剂中心能够在1985 年艰难的形势下获批成立，确实不易，也说明无论如何，改革是共识，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1985 年12 月29 日，深圳的标志性建筑深圳国际贸易大厦宣布竣工，这座位于罗湖区市中心的53 层商业大厦昂首向天，显示出这座城市孤傲坚韧的性格，向世人证明，中国改革开放力排千难万险不可阻挡的步伐。

国贸大厦的建设最早是由深圳第二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提出来的。他希望建一栋38 层的巨型大厦，超过当时全国最高的37 层南京金陵饭店，创造一个全国之最。深圳市长梁湘上任后，支持加速建造这座大厦。由中南设计院朱振辉设计的大厦群楼簇拥，主楼双筒结构，楼层从原来设想的38 层提高到53 层，主楼塔顶增设了旋转餐厅。深圳市委领导决定，这座命名为国际贸易大厦的全国最高楼，是深圳经济特区的象征，选址在深圳市的商业中心。

1981 年5 月，国内38 家集资单位第一次在竹园宾馆召开筹建国贸大厦会议的时候，时年53 岁的中国建设三局局长张恩沛带领骨干挤火车南下来到深圳，他要为刚刚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企业找米下锅。和他同来深圳的还有总工程师臧克勤和后来建设国贸工程骨干力量的王毓刚与罗君东。在张恩沛的努力下，拿下了几个小项目，后来还拿到了香港投资的金城大厦。金城是大家都很渴望的项目，赚的是外汇。就在这时，张恩沛得知“神州第一高楼”——国贸大厦即将招标。他深知这一工程的深远意义，于是下定决心，争取国贸。就在他决心全部拿下时，政府的决定让他跌入矛盾之中：金城和国贸，只能选其一。

一个是外汇项目，一个是内资项目；一个已稳拿在手，一个还是未知数；一个利益唾手可得，一个只是有可能的辉煌。

经过连续多天的思考和论证，张恩沛顶住压力毅然放弃金城，参与国贸投标。

没决定之前是吃不好，睡不好，经常连夜做方案。因为要想中标，必须在速度上下工夫。而这样大的工程，要想快，就必须采用滑模。滑模对于张恩沛来说，既是一个有分量的筹码，也是一个有风险的选择。1983 年1 月22 日，张恩沛的冒险终于有了结果，中建三局中标了。

中建三局是凭借滑模方案中标的，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没有人做过。所谓滑模，就是先用钢结构搭建模板，再往里浇灌水泥，等到水泥大体凝固，再往上提升模板。这种方式虽然快，但是如此大面积的滑模施工国内尚无先例。对于这座高达53 层，建筑面积超过10 万平方米，高出地面达150 米的建筑来说，滑模施工无先例可以借鉴。

1983 年8 月，从主楼第三层开始滑模。第一次试滑以失败告终，滑完后一看就傻眼了。这滑的哪里是柱子啊，是马蜂窝！柱子上到处都是窟窿，有的墙体都拉裂开了。

第二、第三次试滑也接连失败。连续的失败让工程的甲方——深圳物业公司再也坐不住了。一次会议上，物业公司的老总拍案而起：“这不是你们的实验场！”

“没有弯弯肚子，就不要吃镰刀头子。”明确表态，让中建三局马上滚蛋。

不能就这样走了啊，张恩沛和时任国贸工程总指挥的李传芳多次找到甲方，恳求再给一次机会。在一次会议上，国贸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俞飞熊当场宣布：“我是这里的技术负责人，再滑不成功，我去坐牢。”而当时，失败的根源已经找到：上料速度太慢。

负责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和市基建办总工程师黎克强在经过详细研究后，认为中建三局的分析是对的，于是罗副市长一锤定音：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会议过后，罗副市长把张恩沛、李传芳拉到一边，注视着他们说：“这次一定要做好准备，宁可晚滑，也要成功。你们的成败就是我们的成败！”

张恩沛从湖北调来了4 台混凝土搅拌机，但还是不够，必须引进先进设备。当时购置5 万元以上的设备，就必须到北京中建总公司批准，但是时间已经不允许了。于是张恩沛找到甲方，要求向银行申请外汇支援，购进了两个爬塔、三台混凝土输送泵和一台混凝土搅拌站。私自动用外汇，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张恩沛的这次冒险，使他在1989 年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

第四次试滑在1983 年9 月18 日晚上11 点进行。“夜里失败了，没人知道！”张恩沛的小算盘显然打错了，当晚7 点，罗昌仁副市长和黎克强总工程师就已经出现在工地上。经

过一夜的努力，滑出来的柱子没有任何问题，水泥面像刀切一样平。9 月19 日上午，工程总指挥李传芳大声宣布：滑模成功。霎时，整个工地哭声、笑声、欢呼声交织成一片。

随后越干越顺，速度也越来越快。罗君东介绍，5~10 层，7 天一层；10 ~20 层，5 天一层；20 ~30 层，4 天一层；30 ~50 层，3 天一层。其中最快纪录是两天半一层。

1984 年4 月30 日，国贸主楼封顶，比预先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个月。1985 年12 月29 日，国贸大厦竣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由此传遍神州大地。

1992 年春天，就是在国贸顶楼的旋转餐厅，88 岁的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国贸大厦成为深圳速度的代名词，成为经济特区的一个历史象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时候起，速度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并深刻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节奏，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不可逆转地到来了。

科技园：梁湘的“辩解”

当国贸大厦竣工的时候，市长梁湘已经没有心情庆祝，他正在深圳会堂举行的“经济特区第二次会议”上拍桌子对抗国务院有关领导对深圳特区建设的意见。有人说，1985年的深圳是属于梁湘的，而这一年他主持上马的深圳科技园成为他留给深圳的最后一份遗产。

1985 年11 月25 日，“全国经济特区第二次会议”在深圳会堂举行。国务院29 个部委的负责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 个特区的负责人，广东省省长叶选平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开了10 天，重点研究如何解决特区发展中面临的有关问题。一上来，梁湘就与国务院相关领导对深圳特区前段基建规模过大、标准过高、投资比例不恰当等问题的评价给出回应。

梁湘以少有的激烈言辞反驳，特区建设不应当做一般的基建看待，而应看做是引进外资所必需建立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越好，外商投资就越多。同时他也坚持特区建设以外引内联为主，并没有花中央的钱，基建规模不应该控制。

梁湘的这次爆发是不明智的。1985 年8 月31 日，梁湘被免去市长职务，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从北京委派到深圳任市长。此前，广东省有领导就公开批评梁湘居功自傲：“深圳不是方针路线不对，不是纲领政策有问题，问题是执行上的偏差，个别领导人居功自傲。中央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对的，试办经济特区完全正确，不容怀疑。问题是深圳走快了，走远了，摊子铺得太大了……我们曾经提醒深圳，劝他们谦虚谨慎，多做实事。劝他们少讲空话，少说大话，可是没用啊，不听啊！他们居功自傲，急于求成。1984 年以来，更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急于求成的结果，是吃多了，吃胀了，贪多嚼不烂呀！”

历史功过自有后人评说。梁湘1985 年力主建设深圳科技园，从规划到选址和操作，都证明了他超前的眼光。1985 年时任深圳市委政策研室副主任、市体改委副主任的梁文森在2004 年11 月写了一篇《梁湘与深圳高科技的发展》的文章，让我们了解了梁湘在1985 年的这一决策过程。

梁湘初到深圳特区工作，设想改革科技体制，探索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策划特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受到《第三次浪潮》和美国硅谷的启示。他认为除了借鉴国外科技发展的经验外，必须立足国内，借助中国科学院的力量。他的想法得到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广东分院院长梁嘉的赞同。

1984 年年初，梁湘将上述想法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相谈，也得到积极的回响和热烈的支持。经过半年多的磋商，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决定合办深圳科技工业园，计划各投资1 000 万元人民币。由中国科学院在科技和管理方面给予人才支持，并派出该院一位司长张翼翼前来共同筹组工作。

1984 年，梁湘赴美国考察，还专程到美国硅谷参观取经，特别是学习有关科技体制和管理经验，并在硅谷邀请我国留学生和日本留学生举行座谈会，除介绍深圳特区，还特别介绍了对知识分子的优惠政策，欢迎中国留学生回国建设特区，为祖国发展高科技服务。当场即有不少人报名响应。

1985 年3 月，深圳市委邀请中国科学院30 多位专家和管理人员来深圳，专门研讨制定《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工业园规划》。该规划提出了发展的近期目标——发展短、平、快的风险小、投资少、回报快的项目和长远目标——着重发展电子、通信、新材料和生物工程等项目。科技工业园总公司的总目标是：在特区建立高科技产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使用中国科学院及国内其他部门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逐步形成有深圳特色的拳头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在当年6 月的“深圳市经济战略研讨会”上，该规划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好评。

选定科技工业园的园址，也颇费周折。市政府决定将原来划给南油总公司但仍未开发的，位于深圳大学以东、沙河以西，以及深南大道以北共约3.2 平方公里的土地改划归科技工业园做园址。划定红线后，南油总公司的个别领导不同意，还派人到工地阻挠开发工作。梁湘闻讯十分生气，立即责成市政府有关部门严厉处理，排除了干扰才保证了科技工业园的顺利建设。

在科技管理体制上，为适应特区“政企分开”的模式，决定成立“深圳科技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由梁湘、周光召分别任正副主任。市政府由常务副市长周溪舞分管这项工作。

深圳科技工业园是中国第一个建立新型科技体制的工业园区，后来各地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科技工业园区。深圳科技工业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吸引了国外先进技术和中国科学院等国内的科研成果，建成了一批高科技企业，现在已经初具规模。1996 年，梁湘还深有体会地说，发展高科技真难，没有点精神是不行的。人们说，可贵的是他以“开荒牛”精神，知难而进。

梁湘在深圳特区建设初期，曾构想发展工业、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目标。当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企业进入特区时，他就洞察到工业发展的后劲问题。他认为，为了深圳发展的未来，必须重视发展先进工业，并以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大力引进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工业项目，并为科技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积累了经验。深圳科技工业园的成立，就是一项为提高深圳科技基础的战略举措。

1991 年，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深圳科技工业园管委会年会上指出，梁湘为建设深圳特区和创建深圳科技工业园，探索科技体制改革，推动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功不可没，很有远见卓识，这是大家不会忘记的。

【城市日志·1985 年】

1 月15 日，市个体劳动者协会成立。

1 月18 日，深圳企业管理协会成立。

3 月1 日，沙头角口岸正式开放。

3 月22 日，广深珠高速公路破土动工。

4 月2 日，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深设立代表处。

4 月20 日，南油钜建有限公司开业。

4 月27 日，中国投资银行深圳分行成立。

6 月14 日，深圳建立农业发展公司。

7 月30 日，深圳科技工业园奠基。

8 月14 日，深圳市第一家——竹园宾馆保龄球场开业。

10 月12 日，中日（深圳）海洋渔业公司成立。

10 月28 日，广东省银行深圳分行开业。

10 月30 日，中深石化公司开业。

10 月30 日，汇丰银行深圳分行开业。

11 月9 日，蛇口南海酒店试业。

11 月18 日，加拿大皇家银行在深设代表处。

11 月27 日，富士银行在深设代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