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企业并购潮渐起

9 月26 日，尼泊尔国王及王后一行来深圳访问，下榻富临

酒店。9318 号台风呼啸而来，一场50 年未遇的暴风雨从天而降。

大雨来势凶猛，雨量达429 毫米，持续了30 多个小时。加上海

水涨潮倒灌，整个深圳市大街小巷变成了一片汪洋：和平路、

嘉宾路一带水深超过1.8 米，福田新村、桂园路、侨社、新秀

村、人民南路、上步村、渔民村、巴登街、草埔利村、黄贝岭

等地水深都超过1 米。富临酒店被洪水团团围住，周围水深达2

米，包括尼泊尔国王在内的三四百位中外宾客被困在酒店之中。

9 月27 日早上，市委紧急调来汽艇、游船开进成了河道的大街，

从二楼的阳台上把尼泊尔国王夫妇接了出来。

蒋一苇论国企改革

《挺进报》编辑蒋一苇是著名经济学家，国企改革理论的倡导者。去世前，他任职深

圳市无线电工贸公司，身体力行，探索国企改革。

1993 年1 月25 日著名经济学家、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蒋一苇因病于北京逝世，

享年72 岁。

讣告称：十多年来，蒋一苇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

论，特别是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和开创性的研究，发表了许多

有重大影响的论著。他的理论上独树一帜，不仅在学术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起到极大推动作用，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9 年初，改革刚刚开始，人们对城市改革从哪里开始，如何进行改革，展

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深思熟虑，蒋一苇提出，整个经济改革的立足点应该是企

业。他指出，经济改革归根到底是要解放生产力，生产力不在中央，也不在地方，

而在企业。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企业取代家庭成了社会经济的最基本单位，成了

社会经济的细胞。在现代社会，企业既是生产力的直接体现者，也是生产关系的直

接体现者，改革应当以搞活企业为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于是他写了《企业本

位论》初稿，作为内部材料送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参阅。

80 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遇到困难，效益下降，亏损严重，新华社评论员

评述：“人人皆知倘若大中企业不能振作，则今后10 年中国经济断无成功之望。”

蒋一苇对这一“共识”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国家应该放弃对国有企业的偏执性倾

斜，以更大的包容和宽阔的视野平等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吃任

何药都不如不吃药，不管就活”。

蒋一苇具有传奇经历，解放前曾在重庆参加地下斗争，小说《红岩》中的《挺

进报》就由他编辑。因此，他被看做来自四川的经济学家。蒋一苇生前关注重庆的

发展，重庆成立直辖市的动议就最早由他和经济学家林凌提出。蒋一苇关注的另一

个地方就是深圳。1991 年夏天，他“下海”任职深圳市无线电工贸公司，身体力

行，探索国企改革。

1992 年早春，邓小平在南方发表谈话，3 月11 日新华社终于发布了相关新闻。

3 天之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和《改革》杂志社在北京举行了“加快改革

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研讨会。这次学术界的会议原本是筹划

之中的事，题目原定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而后，他们乘着

南方谈话的春风，改变了会议的主题。经历了改革低潮期的老经济学家们兴奋地赶

来了，到会的学者有四十几位，作为《改革》杂志的老主编蒋一苇抱病出席，竟成

为了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1992 年12 月15 日，蒋一苇弥留病榻，深圳市无线电工贸公司总经理、蒋一

苇的助手纪兆全向媒体介绍了蒋一苇在深圳企业实践探索的情况。

纪兆全介绍，他们的改革是按照蒋老提出的“一四五模式”来进行的，这个

模式充分体现了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三论”的思想。所谓

“一四五”即一个目标，四个分开，五项制度。一个目标，是指通过改革把公司建

成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四个分开是要做到政企分开、政资

（行政管理和资产管理）分开、投贷（投资和贷款）分开、税利分开；五项制度是

指在公司建立和健全产权制度、领导制度、经营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我

国的企业体制改革之所以时快时慢、时放时收，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一个明确的

目标。提出这“一个目标”，把企业推向市场，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放远

目光，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失成败，坚持一个方向走下去。蒋老有一个譬喻，中

国的经济改革，就像一大群人熙熙攘攘地由胡同西口往东口走，他们没有列队，

难免“摇摇摆摆、进进退退、吵吵嚷嚷、磕磕碰碰”，但总的趋势是前进。蒋老还

有一个譬喻：国营企业原来像一只捆绑起来的老虎，当然没有活力，但是松绑后

不见得马上就能活跃起来，毕竟绑久了，肢体麻木了，甚至成了病虎，必须有一

个复原的过程……

深圳市无线电工贸公司是深圳电子行业的“元老”，有22 年历史，特区成立前

是宝安县唯一的电子企业，有职工近千人。改革是从领导体制开始的。按照蒋一苇

的思路，公司实行企业委员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这是股份制前的一种过渡形

式。企业委员会的职能相当于董事会，由蒋一苇任主任，成员包括市经发局的有关

领导和公司的部分中高层领导。制度好定人难选，直到1991 年9、10 月份，才确

定了公司领导班子。接着，采用民主推荐的办法产生中层干部。同样难的是职工的

重新组合。经过合理组合，余下来60 多人，公司以积极的态度成立了一家劳动服

务公司，安排这些人员到此新公司，一开始由总公司发给基本工资，效益工资靠他

们自己去挣。1992 年起，新公司完全独立核算。结果，他们不但自己养活了自己，

收入还高出总公司的平均水平。在劳动制度上，公司没有实行全员合同制，而是正

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三类并存制。三者可以互相转换，同工同酬，但福利不同。

这与蒋一苇的职工主体论思想有关，蒋一苇认为，企业应该用“安全感”、“归宿

感”来吸引工人，而不是简单地以“炒鱿鱼”来威胁职工。

经济民主化，其“选票”是资产。经济民主化的目的，应是资源（包括资本、

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企业）生

产什么东西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进一步说，企业的形象和地位也由消费者

在市场上的货币选票所决定，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与此相应，企业的领导机制

也应是经济民主的产物。如果确认了经济民主的“选票”是资产所有权，那么实现

的基础自然是产权制度改革，即产权的明确界定。股份制是比较理想的选择，股票

作为“选票”，职工的主体地位、经济的民主化才不流于空泛，管理的授权和分权

原则才得以真正实行。前面提到的“五项制度”中，就有一项是产权制度。深圳市

无线电工贸公司所选择的也是股份制。可惜，蒋一苇这个股份制专家和积极倡导

者，他搞试点的无线电工贸公司至今仍与股份制无缘。

1989 年，无线电工贸公司亏损120 万元；1990 年赢利100 万元，但有待处理

的财产损失400 多万元；1991 年赢利68 万元，但漏洞都堵住了；1992 年1~10 月

赢利240 万元。可看做蒋一苇“下海”的业绩。

叶启明现象

一个国有企业的总经理提出申请收购企业，引起一场争论、较量，甚至引来一场牢狱

诉讼。国企改革为啥这么难？

即使今天评议“叶启明现象”，观点也会是赞成、反对，两极对立。

1992 年7 月下旬，国务院中国社会经济调查中心年会上，深圳罗湖时代实业

发展公司经理叶启明提出了“集股收购国有小型企业”的设想，引起与会者的共

鸣。有学者认为，这是国企改制第一次提出管理层收购命题。首都一些新闻媒介对

此做了报道。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称，这是一次“带有冲击意义的举动”。

罗湖时代实业公司创办于1983 年年底，当初叫“时代车行”。创办人叶启明自

筹两万元资金，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开始了艰苦的创业。经过9 年的拓展，该公司

拥有了酒楼、写字楼、厂房等近千万元的固定资产，是一家集工业、商业、饮食

业、旅游业、装饰业等为一体的多元化实业公司。企业性质在创办初期为集体所有

制，后申请转为区属国营公司。

一个发展势头尚可、职工年收入超过8 000 元的企业，为什么还要动起集股收

购之念呢？叶启明回答说：“为了更大地解放企业内部生产力，给国家创造更多的

财富。”“公司发展壮大后，由于历史原因和管理体制问题，我们感到现在的发展速

度明显不如创业初期。各种流于形式的检查、评比、学习、考核，使我们疲于应

付，无端端地浪费了大笔时间和费用。还有‘婆婆’太多，政出多门，企业自主权

得不到落实；加上复杂的人际关系，使我们精力旁移，以致贻误不少经营良机，降

低了企业的竞争能力……”

叶启明从十四大报告中找到收购企业的理论依据，十四大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是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在论述如何围绕这一新体制的建立，要抓好几个

重要环节时明确指出：“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

在广泛听取职工意见后，“集股收购”的思路更为明晰。于是，叶启明拿出了

试验的一套方案：首先由权威的专业资产评估机构对企业进行科学的、公正的评

估，以确定资产现值，然后，以叶启明牵头，与卖方进行协商议定合理的收购价格

进行交易。卖方是该区投资管理公司，买方全权代表是叶启明。集股额由叶启明个

人引进外资600 万元（由其国外亲属提供），企业领导层和内部职工集资1 000 万

元以上。另外，引进少数关系企业参股。全额收购后，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内

部实行股份化管理。收购方案同时向有关主管部门郑重承诺：通过调整企业产业结

构，挖掘企业内部潜力，保证经济效益大幅增长。

一石击起千层浪。叶启明收购企业触及到一个十分敏感而又令人棘手的问题——全

民所有制企业属性是否铁板一块？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能否包含部分企业产权机制转换？

9 月初，在国务院召开的“七省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研讨会”上，国务院法制

局一位负责人就“集股收购”一事指出：“只要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不损害职工

的正当权益，我就很高兴投叶启明一票。”

一名业务员说：如收购成功，企业每年能缴纳大笔税金，对国家贡献更大，这

肯定利大于弊。

一名部门经理说：若完成收购，就炒掉了头上一批“婆婆”的“鱿鱼”。国有

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一步到位，势必大大激发企业内在活力。

一位公司经理说：谁能保证收购后的企业只赚不赔？谁能保证不损害职工权

益？现在讲收购，条件远不成熟。

一位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学者说：出售国有小型企业，首先应从全民所有

制的小店铺、小厂家开始，而不宜在一家实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搞试点。

一位政府官员说：把一个赢利的、发展中的国有小型企业出售给集体或个人，

都不可能。他还补充说，按十四大报告精神，“有些企业”可以，这个“有些”涵

盖的范畴，依我理解，应是指那些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长期亏损的企业。我们有

了政策，但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政策界限。

市体改委一位部门负责人拟就的关于收购后各方的收益分析：企业通过转换产

权机制，取得根本意义上的经营自主权，将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企业收入将大幅提

高；罗湖区原国有资产资金化，通过出售企业所得的一笔巨额资金，可用于创办新

企业，从而增加税收，亦可投资于重点项目或公用事业，等等。一位金融界人士指

出：此举还能为国有经济从实物占有型向资金占有型转化提供借鉴。能否一试？随

着我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权转让、企业兼并、收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

们耳熟能详的情形是：大国企收购小国企，赢利企业兼并亏损企业，外商购买（或

参股）中资企业。在国内尚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集股收购”缺乏现成的法律规范，

目前没有一套操作的机制。要使这一设想变为行动，难度非常之大。

有关人士则指出，这种关涉到产权关系的变革，必然触动各方的既得权益，因

而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各种阻力。根本问题还在于触动现阶段所有制结构。有人仍然

担心，出售部分国有小型企业，会影响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但经济学家指出，国

有小型企业在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很小，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能否让叶启明牵头

试一试？

深圳市体改委对叶启明持支持态度，建议有关方面指导和帮助叶启明和时代公

司搞好这一试验，加以总结和提高，借此以对全局改革、特别是国有制改革提供有

益的经验和借鉴。

广东省副省长刘维明也支持叶启明，他表示，现在观念要转变，要允许买也允

许卖。只要有利于搞活企业，有利于固定资产增值就行。叶启明的目的就是要企业

更快地发展。现在我们就是要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落后的要淘汰，先进的鼓励其

大发展。叶启明收购效益好的企业，这同样也是允许的。有人认为，叶启明欲筹资

收购国有企业，是“私”吃“公”的表现。这不能用谁“吃掉”谁来比喻。私营企

业经济不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

种收购，是等价交换、平等交易，把这笔资金放到其他地方去发挥效益，把死钱变为活钱，有什么不好呢？

在媒体和各方的压力下，8 个月后，即1993 年3 月13 日，罗湖区政府终于召

开新闻发布会表态：“去年10 月29 日，区委常委会做出决定：（1）叶启明是现任

公司经理，提出收购该公司一事是应该允许的。但因此事涉及国有资产的产权转让

的原则问题，事前未向主管部门和区政府报告，并未取得同意，就擅自在京召开记

者招待会宣布以个人收购时代公司的做法不妥；（2）按照《企业法》有关规定和叶

启明要求，对该公司进行审计，摸清家底，根据审计情况，若市里同意拍卖，则要

进行公平竞争。但在叫价同等的条件下，可优先照顾叶启明认购。”

不过，说归说，做归做。“当‘叶启明现象’甚嚣尘上，令人迷惑的时候，‘当

局者’——罗湖区委、区政府却没有‘迷’，而是自始至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

知道叶启明的底细，没有让他头上的光环弄得眼花缭乱；他们识破了叶启明收购公

司的伎俩，无非是想把公家袋里的米往他私人锅里倒；他们顶住了压力，打乱了叶

启明的如意算盘。1993 年10 月，叶启明无奈地离开了时代发展公司的经理宝座，自

任宝安区新时代实业有限公司经理。”“侦查还发现叶启明这些天像条浮头鱼，行踪

诡秘，经常在夜深人静之际，独自一人游转于街头巷尾，烦躁不安，举止反常。有

消息说，叶启明又想玩其老把戏——召开新闻发布会”（《“叶启明现象”曝光记》。

终于，有关部门抓住了叶启明以公司名义贷款，却将贷款挪到私人公司合作的

证据，1994 年5 月14 日，将叶启明予以刑事拘留。同时，各办案组将叶启明家私

营公司的账目予以封存，收缴印章及公司文件。紧接着，又搜查了叶启明等人住

宅，暂扣了一大批文件和奔驰、鹰风特、本田等高级轿车共4 部。“至此，叶启明

成了秋后的蚱蜢——蹦不了几天了。”

“儿子”告“老子”

在叶启明遭遇困境的时候，深圳市轻工业供销公司总经理张炳全正在困境中发起一场

保卫战。这场官司将国企改革引向更多的思考和更深入的方向。

张炳全向法院递交诉状告他的上级公司，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儿子”告“老子”的第一案。

张炳全曾任深圳市罐头厂生产车间主任，1989 年调到市轻工业供销公司担任总经理。张

炳全到任时，这是一家只有10 万元资金、在铁皮房办公的小企业。4 年后，这家企业发

展成为一个以外贸为主、工贸结合的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年利润1 190 万元。盖起了

10 600 多平方米办公大楼、服务大楼和标准厂房，办起了两

家外销合资企业，一家内联企业和三个商场、一个招待所等。正当张炳全雄心勃勃

准备实现新的飞跃时，他的上级公司却一纸命令免去了他的总经理职务，并给他罗

列了公司“十大罪状”。

按理，即使没有“十大罪状”，上级公司的任免，张炳全也应该执行。但是他

却没有束手就擒，而是进行了反击。首先，他没有离开岗位，拒不执行任免令，继

续“稳定人心，组织生产”。其次，向媒体呼吁，向上级机关反映情况，他还向法

院递交了诉状，要跟他的上司打官司。

市政府终于出面干预。由市经济发展局、市体改委、市工商局、《深圳特区报》

社共同组织的调查组进驻市轻工业供销公司，通过一个半月的调查，否定了所谓的

“十大罪状”，对张炳全做出公平的高度评价：“他是个开拓型的优秀企业家。”张炳

全维护了自己的名誉，保卫了自己的职位和利益。

张炳全是个“硬骨头”，他曾经在全军典型“硬骨头六连”所在的陆军一师服

役的经历，也让这个师在深圳创业的300 多名复转军人进入人们的视线。这一年，

正是“硬骨头六连”命名30 周年。

1994 年，靠近沙头角的莲塘工业区已经初具规模，并进入热火朝天的开发期，

建起20 栋标准厂房、24 栋美观实用的住宅楼；一批外商合资电子公司、服装公司

等中小型企业进驻；建起了一条商业街、一批市场、食堂等设施，总面积达30 多

万平方米。莲塘工业区的开发负责人就是从“硬骨头六连”所在部队转业的“铁

连长”黄国勇。1985 年4 月，罗湖区决定成立开发公司，负责莲塘工业区的开发。

区委只给黄国勇一个条件：拨5 万元开办费，其余的一切由公司自行解决。资金奇

缺，是迎头碰上的拦路虎。黄国勇挖空心思，四处奔波，跑银行、托亲戚、找朋

友；每天深夜回家，口干舌燥，背痛腰酸。真诚感动人心。市建设银行负责人见他

有抱负，肯吃苦，有耐力，人品忠厚，从心底信得过；又看蓝图，勘实地，论证前

景美好无讹，终于决定贷款150 万元。于是，马达轰鸣，工业区破土了。1993 年，

黄国勇任总经理的莲塘房地产开发公司已拥有资产超亿元，年工业总产值2 亿，除

向国家每年缴税1 000 万以外，还创利1 000 多万元。黄国勇被选为罗湖区人大代

表，被市评为优秀企业家。

那个时候有留学背景的国有企业老总少之又少，深圳市龙岗区裕丰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邓戈平是一个。他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揣着毕业论文和

经济学博士证书，告别富士山，回到深圳的。1986 年，国家进行了一次出国留学

的经理考试，前8 名被送到国外留学。他参加全国选拔前8 名出国留学的经理考

试，因成绩优异被公派出国。在日本，他发奋攻读，博览群书，采撷发达国家最

先进的经营战略、策略和科技成果，以《流水生产线工作地的分解实现组织自动

化》的论文名震学术界。日本留学前，邓戈平亲手创建过糖、罐头、调味品、百

事可乐、益力矿泉水、雪山冰糕等11 个工厂，任过市轻工业局第一任副局长，后

改为莱英达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在他的简历中，也有一份在“硬六连”所在团服

役的经历。

宝安区建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江义雄被看做管理企业的高人。他

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独到之处，经他手经营过的5 个企业，个个赢利丰厚。他的

学识和经验让同他洽谈合作的外商充满信心：“跟这样的老总合作办企业，我们信

得过。”1984 年，他主管的工厂，从只有一个30 多个人的小厂，发展成为拥有4

万多人的140 多个工厂，工业总产值近1 亿。建龙股份有限公司是他创建的公司，

从只有3 个人，数十万元资金起步，产值利润连年翻番，固定资产近亿元；还创

办了各种合资合作等企业18 家，年利润近千万元。江义雄没有进过高等学府，而

是从“硬六连”出来的一个班长。他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在

实践和在职自学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他自从1982 年脱下军装，从事经济工作

后，为了使自己尽快实现从军人到企业家的转变，工作之余，他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南京军区陆军一师曾在深圳多次征兵，因此这支英雄部队的复转军人在深圳成

为一个创业群体，为军旗增光添彩。

在深圳知名企业家中军人出身的不少。华为任正非、万科王石、三九赵新先

等，都是军人出身。叶启明也是军人，13 岁就参军。

1983 年底，华美有限公司女老板梁美华弃商从戎，入伍来到广州军区后勤部

某部军营，也把军人与商人联系在了一起。此前，她留着时髦的卷发，身着高档的

西裙，戴着金耳环、金项链，手上还有5 只大小、式样不同的金戒指，常常出入于

茶馆、酒楼、舞厅，与港商谈生意，签合同……接受记者采访，女战士说：“挣钱

的机会以后多的是，当兵锻炼的机会只有这一次，我不能错过。”“做生意要有本

钱，人的素质是干好一切事情最管用的本钱！”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讲军人创业的故事，而是要讲那个年代“无私”创业者开

始遇到的困惑和困扰。确实，他们开创事业时，并没有想到财产财富问题，但到了

一定程度，这些问题就纠缠到他们身边。像张炳全这样在成功之后连职位都保不住

的事情就成为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在现有的体制下，成功和财富反而为他们带来烦恼和不解。

没有成功的叶启明管理层收购企业，只是企业并购的一种形式，当时深圳的企业并购

已经潮起潮落，只是个人收购国有企业还是一个没有被打破的禁区。

1989 年8 月，原野公司兼并恒昌公司下属的国际贸易公司和大华公司，成为

深圳市企业兼并史上的第一例。

1990 年4 月，深圳首次公开出售4 家国有企业，允许国内外企业和个人购买。

出售的4 家企业是位于八卦岭工业区的深圳市装饰工业总公司属下的市心乐沙发家

私厂、市心乐金属制品厂、市心乐床具厂和市心乐木家具厂。这4 家企业是因为经

营管理混乱、经济效益差，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而被出售的。

1991 年，深圳企业并购之风渐起。7 月，“万科”斥资376.38 万元人民币收购

蛇口龙环51% 股权。龙环以开发“天赐梨”饮料和“怡宝”蒸馏水而出名，“怡

宝”矿泉水此后成为深圳知名品牌。10 月，安达公司收购蛇口船务运输有限公司

的75 ％股权和深圳东方药业有限公司60 ％的股权。

并购企业成为“粤海集团”崛起的途径。深圳粤海酒店原是某家公司兴建的，

1987 年由于多种原因，建不下去，寻求买主。粤海毅然斥资收购了这家酒店，投

资1.3 亿港元，继续兴建，于1988 年底建成开业，办得出色，被评为深圳市首批

三星级酒店。深圳啤酒有限公司是市重点工程之一，早在1985 年就已筹建，几经

易主到1988 年9 月厂房还未动工就“搁浅”了。粤海参股75 ％和莱英达集团公司

作为新股东接手兴建深啤公司，仅花1 年3 个月时间就建成投产，年产“金威”、

“好顺”牌啤酒5 万吨。金威大厦原也是某公司兴建的，因缺乏资金，刚建到2、3

层就“搁浅”了。粤海于1987 年将它收购过来续建。同时期，他们还收购了位于

南油工业区的地皮，兴建面积12 万平方米的“粤海工业村”。

1989 年年底成立的深圳艺丰实业股份有限为公司收购、兼并企业闯出了一条

成功之路。公司成立第一年，便斥资450 万元人民币从国家科委等单位手中将群星

技术开发中心和中深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收归名下。次年，公司经多方努力又一举成

功收购内联企业新宏达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并将之改造为合资企业。多年来一直成

为省建筑工程总公司沉重包袱的该公司深圳分公司，1991 年年底被艺丰公司收购

后，扭亏为盈。

从1992 年2 月开始，外贸集团把星光贸易行、东成贸易行、鹏华贸易行、华艺

贸易公司、广通工贸行等15 家下属亏损企业，通过一次性卖断、出让90% ~95%

股权、转让经营权、内部转让等多种方式，先后将它们转让给了南京、深圳、江

苏、浙江、杭州、武汉以及广东省的一些企业，及时制止了亏损滚动，转让总资产

6 000 万元人民币。这批转让资金有的用来还贷，而大部分则注入集团的优势企业

和重点业务。

1992 年7 月，深圳市食品饮料公司被下属企业深圳市东方企业有限公司和深

圳市矿泉水厂兼并，原领导班子解散，其成员或退休，或另行安排。深圳市益力矿

泉水有限公司由此诞生，益力矿泉水也成为深圳知名饮料品牌。

1993 年2 月，成立3 年多的深圳大洋海运有限公司一举兼并了它的母公

司——天津轮船联合公司，兼并后成为深圳实力最强的远洋海运公司，拥有的轮船

总吨位相当于深圳当时轮船总吨位的1/3 强。

1993 年，福田房地产开发公司斥资1 142 万元收购经营不善、濒临破产的市

属企业丰华电脑有限公司，被称做“小鱼”吃“大鱼”的并购案例。深圳“天龙”

收购“太福”新组“天利华”；“深辉”兼并“南亚”，都是重要的企业并购案例。

1983 年4 月，25 岁个体户周新明，以他私人办的罗湖区四海汽车装饰精品总汇的

名义，耗资180 万元，收购由港商投资经营的外资企业荷东卡拉OK ，创下了个体

户收购外资企业的先例。

1992 年4 月15 日，广昌彩印器材公司申请破产，市法院受理首宗企业破产

案。这是深圳市首家全民企业破产案。

市委书记李灏说，深圳的经济改革什么都做过了，就是破产还没有试过，说什

么也要试一下。

有人把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称为经济生活中的“癌细胞”，这些企业占

有厂房、劳动力、设备等诸多生产要素，并不断地从社会吞噬新的生产要素，却产

生负值的效益。还有人为这些企业编了一个顺口溜：“没钱就借，借钱不还，还不

起，耗得起。”

在清理整顿公司期间，深圳用行政手段撤销了近千家公司，尚有众多的资不抵

债者。据统计，1990 年全市企业逾期贷款就达数十亿元。按照《破产法》的界定，

在这些企业中，达到破产界限的恐怕不少。破产企业僵立不倒成了严重影响整个社

会主义经济的“幽灵”。这到底是为什么？企业破产为何这么难？

银行说，深圳的企业主要是靠贷款经营的，而许多亏损企业也是长期靠银行

“输血”来勉强维持生命的。就好像有人欠了你的钱，他一死谁还呢？企业一破

产，最大的债主——银行损失最大。银行的钱是国家的钱，你说破产，这贷款怎

么入账？

“老子”希望“儿子”破产吗？尤其是“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政策，更使政

府迫切希望企业“多多发财”，使政府收入丰厚。可是，长期以来的政企不分，导

致政府和企业“如同父子”。“儿子”一旦不行了，就盯着“老子”要政策、要优

惠、要扶植。“老子”对那些“不争气的儿子”又无可奈何，只好给予“恩惠”，或

减税让利，或要土地，或找银行说情。于是有些企业不认真研究市场，眼睛只盯

着上级。即使企业病入膏肓，也不能破产。变通的办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关、停、

并、转”，上级主管单位把债权债务全兜起来。那些把企业搞得一团糟的经理们，

要么换个地方继续当官，要么拍拍屁股走人，政府还要收拾烂摊子。

与内地不同的是，深圳有许多内联企业，让这些企业破产，还要和兄弟省市商

量才行。而破产企业的“债务链”，往往是跨几个省市。这里破产，那边也倒霉。

双方的“家长”再一介入，局面大乱不说，还可能出现地区性报复。

1992 年11 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又裁定“恒达”“富友”破产还债。

1993 年2 月8 日，中国第一家跨地区的产权交易所——“深圳产权交易所”

在深圳工会大厦挂牌，标志着深圳产权转让正式步入市场。深圳市自1989 年进行

产权改革，至1993 年已有66 家企业转让了产权，资本总额达2.5 亿元。深圳产权

交易所第一个拍卖的项目是深圳一家有进出口权的贸易公司。

深圳企业的技术入股起自1985 年创办的深圳开发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合资企

业的中方投入资金200 万美元，而外方不花一个子儿，仅以人员的技术、管理和开

拓市场作价，便占了34 ％的干股。

在实行技术入股的这些企业中，中方以技术入股、外方以资金参股的也不在少

数。深圳科智语言信息处理有限公司组建时，中方深圳桑夏公司以国家“863 ”高

科技计划的重点成果之一——智能型英汉机器翻译技术作价370 万美元入股，香港

权智公司出资370 万美元参股，双方各占50 ％股份。深圳信诺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是由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以HJD –04 万门程控技术作价入股，部分深圳企业出资

入股组建的股份制公司。

技术入股在深圳的勃兴，有其特定的背景。作为一个科研基础薄弱的新兴城

市，深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技术的需求尤其迫切。特区创办初期，引进技术

大多采取直接买断方式，精明的深圳企业家以较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不少内地技术成

果。不过，由于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可预见的问题，这种“一

锤子”买卖风险较大，利益纠纷时有出现。为寻找最佳的结合方式，双方不约而同

地相中了股份制这种新型的企业组织方式：技术持有方以技术作价入股，受让方则

出资入股，双方“各尽所能”，结成一个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共同体。

1993 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办法》及

《深圳市企业奖励技术开发人员暂行办法》，均明确规定企业总资产中应包括无形资

产，并“鼓励境内外单位或个人的专利、非专利技术向深圳市内企业入股，股份比

例不受限制，由技术出让方和受让方自行商定”。

1993 年，深圳成立全国第一家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专司技术成果、专利技术、商标

信誉等无形资产评估。这些都适应了技术入股企业组织的需要。

股市收购第一案

如果说叶启明收购国有企业引起了一场管理者与政府的对立，深宝安收购上海延中的

行动，则引发了两个城市的摩擦。

10 月4 日，《深圳特区报》发表《非凡的举动：“宝安”收购“延中”股份的

启示》一文，将股市收购第一案公开。深圳宝安收购上海延中！这一消息不仅在

上海股市掀起轩然大波，令延中股票价格飙升，为低迷的沪股注射了一支“强心

针”。，也令深圳券界人士精神为之一振，感叹深圳上市公司有气魄，宝安集团又开

创了从股票市场上收购企业的先河，翻开了中国股市新的一页。宝安集团这一非凡

举动的意义已远远超出其“收购”本身。

启示之一：宝安收购延中虽然是一个企业的纯市场行为，但它反映了中国市场

经济向深层次发展的趋势。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我国企业之间的收购与兼并，或

多或少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不少收购与兼并活动，还要有政府的参与甚至

代办。宝安集团的收购活动则是为走向市场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启示之二：深圳

上市公司实力雄厚，气魄非凡。启示之三：收购事件使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面临

新的挑战。如果上市公司规模小，效益不佳，就会面临被收购的危险，企业控制权就会发生转移。

收购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早在1992 年年末，宝安集团就已开始为加速集

团发展而谋划收购行动。在众多的上市公司中，经过审慎的分析挑选，最终将延

中实业定为收购目标。目标确定之后，宝安集团便安排下属的三家企业，宝安上

海公司、宝安华东保健用品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担任此次收购的

主角。

1993 年9 月3 日，上海开放机构人市，这对宝安收购延中来说简直是天赐良

机。从9 月14 日起，宝安的上述三家下属公司便开始神不知鬼不觉地大量吃进延

中的股票，延中实业的股价也开始连日走高。9 月24 日，延中股价飙升至11.88 元，

成交量达5057900 股，创短期内新高。延中的走强，引起了所有投资者的关注，大

批炒手和机构也开始大举入市将价位不断拉升，29 日收盘价为12.05 元。

截至9 月29 日，宝安上海公司已持有延中股票的4.56 ％，宝安华阳保健用品

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已分别持有延中股票达4.52 ％和1.657 ％，合计

10.6 ％，早已超出5％，但是此时宝安集团并未暂停收购并对外公告，而是命令三

家下属公司于9 月30 日下单扫盘，而此时延中公司还沉浸在一片平和之中，像被

偷袭前的珍珠港，毫无防备。

9 月30 日，宝安上海公司已拥有延中股票的15.98 ％。上午11 时15 分左右，

延中股票突然被停牌，上交所有关人士向场内交易员宣布了停牌原因：因目前有机

构持延中股票已超过5％，却不上报，情况未明，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

条例》第47 条规定，依例暂停延中交易。

上午收市后，宝安集团上海公司终于发出公告，称“本公司于本日已拥有延中

实业股份公司发行在外的5％以上……特此公告”。至此，宝安正式宣布收购延中。

由于收购带动，延中股价一路走高，但上海方面却不高兴，认为深圳偷袭收购

上海企业，不够友好。

10 月6 日中午，宝安公司已持有延中总股本中的18 ％股票，延中股票的价格

从9 月3 日的8.92 元，上涨到10 月6 日的21.98 元。股价飙升34 ％的主要原因

是，宝安又购入延中总股本2％的股票。

10 月6 日下午，上海延中举行大型新闻发布会，董事长周鑫荣就宝安购买延

中股票时未按照规定，一下子从持股4.56 ％跳到16 ％，指责其“不符合法规”。他

希望有关部门就购股中的联手操作等犯规行为进行调查确认，并予以处理。延中公

司正在积极酝酿对策，其主要对策是两方面：一是付诸法律，对簿公堂。二是反收

购。延中公司已聘任富有反敌意收购经验的施罗德集团香港宝源投资有限公司为顾问，

开辟出一条具有国内特色的反收购路子。

深宝安也再次回应。对于是否违规，宝安回应，按规定，直接或间接收购上市

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5％时应向该公司、证交所和证监会作书面报告，可是

在没有得到全部交割资料之前宝安方面无法知道究竟超过5％多少。这个公告该如

何发、何时发不易确定。万一成交量没有公告中说的那么多，在市场上却造成大起

大落，反而会有欺骗股民、造谣惑众之嫌。宝安是努力按现有的有关规定去做的。

对整个持股超过5％以上的操作过程中的规范化问题，是双方的理解不同。宝安还

对延中的反收购策略提出质疑，指出若延中反收购，其在资金上势必负债，那么负

债谁来偿还? 包袱必然压在全体股东身上。

1993 年10 月22 日，中国证监会官员宣布：经调查，宝安上海公司通过在股

票市场买人延中股票所获得的股权是有效的，但宝安上海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在买卖

延中股票的过程中，存在着违规行为，为此，中国证监会对宝安公司进行了惩戒，

对宝安上海公司罚款100 万元，并对另外两家关联企业给予警告处分。轰动全国的“宝延事件”终于有了结果。

就在中国证监会对宝延风波做出处理的同时，宝安集团上海公司和延中实业经

过会谈也达成协议：宝安上海分公司持有的19.8 ％的延中股票，其收益权全部归宝

安上海分公司，但其表决权的55 ％则由延中董事长行使，宝安上海公司只拥有持

股数45 ％的表决权。1994 年4 月，宝安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取代延中原董事长的职

位，从而完成了宝安对延中的实质性控股。

“宝延风波”刚刚落定，深圳特区万科收购上海申华再起波澜。11 月10 日，深

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同附属3 家公司合计购入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的2700 万股普通股的5％即135 万股。消息传出，申华股票价格猛涨，最高曾升

至70.99 元，收市报45.80 元，日涨幅达50.02 ％，成交量高达2 191.54 万股。

不过万科、申华并没有形成对立。11 月14 日，两家公司在上海花园酒店联合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双方就参股经营进行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拓展业务。

万科公司董事会还应申华公司董事会邀请，委派董事长王石和万科财务顾问有限公

司总经理郁亮出任申华公司董事。业内人士评价，这是中国证券市场首宗通过二级

市场顺利完成的上市公司参股经营的范例，亦是中国股市迅速发展和趋向成熟道路

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对推动完善我国证券法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2 月底，深圳“天极”参股上海“飞乐音响”，从二级市场收购“飞乐音响”

可流通A 股，占其总股本的5.2% 。

宝安收购延中开创了中国上市公司之间并购的先河，中国企业开始了真正的资本式

运作道路。宝安收购延中的那段时间，正是中国股市的低迷时期，大盘在830

点左右徘徊下行。然而，与大盘熊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从宝安开始收购延中，

延中的股价就逆流而上，从1993 年9 月14 日8.8 元一路走高到10 月7 日的21.98

元。从此，中国股市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炒作题材：收购概念股。

文稿拍卖第一槌

在深宝安秘密收购上海延中案争得面红耳赤之时，深圳的文稿竞价拍卖也劲爆登场，

其商业操作的价值甚至超过国内文稿第一次拍卖的意义。

从企业史商业策划的角度审视1993 年10 月的中国文稿第一次竞价拍卖，它是国内30 年来最精彩的策划案例之一。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那时的深圳，为一个普通记者的奇想提供了萌蘖和生长的土壤。

策划者王星，是《深圳青年》杂志社的记者。当他为自己想到的文稿拍卖这个

点子激动不已时，首先把它确定为一个商业行为。拍卖成交的佣金、企业对活动的

赞助、延伸开发常规的文稿交易佣金、无形资产的收益……王星梳理出一系列的商

业机会点。

当然，王星必须给自己的策划赋予一个挑战观念、突破传统的高尚文化意义。

他首先将自己的想法向《深圳青年》杂志社的社长王京生汇报沟通，这位从团中央

派到深圳的团干部立刻看到了其想法中所蕴涵的历史性意义，同意以杂志社的名义

作为主办单位，只是要求王星独自承担活动的运作经费，并承担可能出现的运营风

险。活动章程序言随后就在《深圳青年》上发表：“建立起一个市场，一个公平地

体现出知识分子价值的市场，让文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富起来，让智慧仗着文人的

经济腰杆，流通起来”、“竞价会上的第一声槌声，将声透五千年，声动千万里，文

人‘言义不言利’的藩篱，被一槌洞开”。《深圳青年》以杂志社的名义向深圳市团

委、市新闻出版局和市委宣传部写了一份报告，深圳市委副书记林祖基批示“这也

是一项改革”。

文稿竞价拍卖的商业框架主要有三点：第一，它是一次全国性的以社会效益

为主的非营利性拍卖活动；第二，太平洋保险深圳公司为参拍文稿提供保险，即使

流拍，也能保证作者得到基本稿费收益；第三，拍卖公司免费主持拍卖，免除佣金。

为了这次活动，王星差点将自己的住房和身家性命压上，他做好了挑战与牺牲

的准备。文稿竞价策划最难的应该是项目的审批立项。由下而上层层报批，越级批

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王星采取的是一种变通的方式，即政府支持、民间运作，政

策加关系，搞定！在北京期间，王星拜会了文坛泰斗冰心老人，原文化部部长、著

名作家王蒙，著名诗人艾青，他们对这个活动均表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这坚定了

王星的信心。

紧接着，他广泛接触和拜会北京的其他作家以及文艺评论家、学者和出版界人

士，所到之处，作家、学者们无不为他的惊人的想法叫绝，他们被王星充满激情的

演讲所感染，他们知道，深圳是操作这个活动最理想的地方。

除北京以外，王星又去了南京、上海、杭州，他与江浙作家沙叶新、叶永烈、

黄蓓佳、苏童等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同样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

有了卖家，关键要找到买家。王星第一个找到了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远钦，参加国内第一次文稿竞拍，花十几万元，比做一个整版的广告值。李远

钦心有灵犀，当即表示最少买两部文稿。竞价会前，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出资

8.8 万元，带头购买了王东华的社会学专著《新大学人》和史铁生的短篇小说《别

人》。这让王星吃了定心丸。

首次成交的消息在海内外上千家报刊及电台电视台发出，李远钦和深圳机场候

机楼公司一夜成名，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报纸上，到处都是深圳机场候机楼公司和李远钦的大名。

企业家说明会、港澳人士说明会，一系列的新闻推动之后，接下来，霍达以自

标价100 万元的《秦皇父子》参与竞价，不久，上海作家叶永烈又标出千字3 000

元的高价。无疑，高价为王星制造了新闻由头。

霍达叫卖100 万，引发李国文、张洁、从维熙、叶楠、刘心武、梁晓声“六作

家退出”的风波。上海《文学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漫天要价，轻率“叫卖”，引

起文坛内外不满，深圳文稿拍卖起风波》的文章。此风波对文稿拍卖不利，但也从

另一个方面推动了文稿拍卖的影响力。

霍达《秦皇父子》被深圳市三洲实业公司买走，让拍卖变得无可挑剔。签约仪

式也成了一次成功的推销。

1993 年10 月28 日下午2 点40 分，首次优秀文稿竞价会正式开始。参加竞价

的11 部作品全部成交，成交率为100 ％。按作者自标保留价计算，成交递增率为

两倍多。成交额达249.6 万元。争夺最激烈的当数10 号作品《深圳传奇》，这部由

北京作家倪振良采写的全景式、全方位再现深圳特区15 年辉煌创业史的长篇纪实

文学，起叫价为4.5 万元，结果被083 号深圳龙华物业发展公司向力群和084 号深

圳天虹商场一直竞至88 万元，最后才由084 号天虹商场有限公司竞得。

深圳索华伦实业公司的总经理李春燕女士，出资3.3 万元，购买了顾城的小说

《英儿》。在顾城杀妻自缢的消息传来后，《英儿》迅速成为热点，在大家都认为李

春燕要大发“死人财”之际，她又毅然将著作权使用权无偿捐献给了作家出版社，

体现了她本人对文化事业的真诚和关注。

参加文稿竞价的还有电影明星刘晓庆。在竞价会上，她的自传选题仅仅凭一个

标题，虽未着一字，却卖了17 万元。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成交仅仅一个月，她

的这个名为《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的选题再度以108 万元的天价被人买走。

从年初到年底，深圳的文稿竞价成为当年最重要的新闻，引来全世界的目光。

此次活动“强力”推出不少新闻人物，如女作家霍达、拍卖官郑晓星、第一宗交易

的买主李远钦、首席法律顾问傅志伟等，也都借新闻炒作出尽风头。总策划王星更

是“一举成名天下知”。本来在《深圳青年》，王星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编辑，但这

次活动开始之后，他一下就成了海内外关注的“新闻人物”，中央电视台《东方时

空》总编导时间和主持人白岩松为王星做了《东方之子》后，主持人方宏进又为王

星做了《焦点访谈》。

王星后来成为家具行业的策划师，在深圳、东莞、上海等地策划筹办了国内外

重要的家具展。

科技园的尴尬

国企改革的出路在哪里？改革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关于深圳科技创新企业的两份报告

明显对比得出了结论：民营化、民营企业是大势所趋。

深圳的国企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创办的，时间不长，国企的弊端就显现出来，

需要拿起改革的手术刀。即使是那些以创新形式创办的高科技企业也总是问题多

多。到1993 年，创办8 年的深圳科技园正面临考验。

1993 年年初，不尽如人意的深圳科技园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份调查报告分析

了存在的问题。在深圳科技工业园，有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深圳高新

技术创业中心”，其宗旨是吸收民间科技人员及成果，完成产品开发和生产开发，

向总公司以及深圳工业企业界提供可供商品化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因极

具探索性，“中心”被国家科委火炬办列为重点项目。可惜直到1992 年年初，“中

心”累计投入约150 万元，却没有一个成果孵化成功。那些到“中心”来孵化成

果的科研人员，手里拿着成果，眼睛盯着“中心”的投资，有限的经费花完了，

项目的开发也就不了了之。尽管科技工业园这些年经过艰苦的创业，已有相当一

批科研成果开始转化为生产力，如长园公司开发的“记忆材料”是深圳市第一批

列入省高新技术企业两家中的一家，但是，一位市政协委员在参观这家企业后，

直言它不像高科技企业，它的生产车间像作坊。这位政协委员的评论揭示了深圳

科技工业园的一个普遍现象：开发高科技产品不算少，能形成规模效益却不多。

科技工业园的企业，50 ％以上是中科院系统的研究所创办的，他们带来研究所的

科研成果，在科技园进行开发。实验室的色彩还比较浓厚，而工业大生产的意识

相对淡薄。科技工业园里一家高科技企业，采用膜分离技术生产乌龙茶，投资数

年，企业分文未赚却一直贴钱。而市内有一家企业，技术不如科技园的先进，投

产时间也比科技园短，但市场销售量却大大超过科技园。科技工业园的企业多数

是研究所投资，资金有限，不得不“小打小闹”。国外的科技工业园有风险基金支

持，国内还没有。这有如只有屋顶而没有支撑墙的房子。又如同只有蛋黄而没有

蛋白的鸡蛋，是绝对孵不出小鸡来的。

深圳科技工业园总公司总经理王允实感慨说：深圳科技工业园只有改变发展模

式，转换经营机制，将办高科技产业的“政府行为”变为“企业行为”，高新技术

产业才能焕发应有的活力。

“东边日出西边雨”，“官办”、“民办”两重天。当人们感叹科技园里的官办

“民营”高科技企业是扶不起来的“阿斗”时，园外的一大批民办科技企业已如春

风野草般冒出来。

6 月，一份关于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报告中，任正非的华为已经被列在榜首。

华为公司500 多人，以大学以上学历为主，其中博士、硕士、高工占70％，

总工程师才29 岁，最年轻的工程师只有19 岁，平均年龄27 岁。华为在延揽人才

方面下大力气，不惜工本。几年来他们向国内众多的名牌大学提供奖学金、“奖教

金”和“贷学金”，建立了稳定的人才渠道。“贷学金”是用来支持有潜质而读书困

难的学生读书，然后以技术或资金偿还。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拘一格延揽人才。总

经理任正非说，不论人才市场的，还是马路边招聘的，只要有用我们都收。只要“姓高”就行。

截至1992 年6 月，深圳已有私营企业483 户。以科技型私营企业为例，自1987 年始至

1992 年，由30 多家稳步发展至200 家。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经济实力的企业脱颖而出。

龚一萍在《民科企业蓄势待发——深圳市非公有制经济现状的思考》一文中分析，在少

数私营企业中，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种奇迹，主要是企业能够真正地实行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这些企业只有股东，没有

婆婆。股东是企业资产所有者和收益享有者。在那里是董事长说了算，也就是企业

法人说了算。这类企业股东之间也会有矛盾，有的还相当尖锐，但最终是个统一

体，总有人能“统一天下”。不合则分，各自另行组合。在这里，即使处于控股地

位的大股东，也同样受其他股东的制约，不能在公司内部强制推行有悖于其他股东

利益的行为。这类企业中不同要素之间互相制衡，任何一方过高的分配要求会得到

制约。因为股东不仅享有分配所得的利益，同时享有积累所形成的利益。职工为了

支持新产品开发，可以三年不取红利，使之尽量转为发展基金。它体现了“四自”

原则的优越性。

企业内迁忧思

企业内迁已经成为困扰深圳发展的一个问题，发展高科技，提升产业水平，完善城市

功能，深圳面临新的发展课题。

1992 年，深圳有90 家企业内迁。深圳市政府在1993 年年初分析经济形势时，

提出4 个方面的隐忧：

一是工业企业内迁。

二是企业产品内销限制严。

三是相当一部分企业经济效益仍不理想。

四是部分工业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房地产开发、商品贸易等项目上。

深圳企业的内迁始自1988 年。

从深圳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这种“外迁现象”不可避免。就像当年台湾大量

工厂“出岛”，香港制造业纷纷“北移”一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许多

低档次、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无法承受日益上涨的成本，被迫迁向低成本地区。深

圳市房屋水电等生产要素价格一直呈直线上涨趋势，特别是住房价格更是成倍增

长，而从当时消费市场走势看，企业如维持两年前的生产能力，则利润总额肯定下

降。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外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应流向利润

最高的地方。这就像候鸟一样，哪里的气候最适合候鸟生存，它就飞向哪里。企业

也是如此。

候鸟效应的出现，也是深圳经济特区进入经济结构调整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深圳工业结构存在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低档次、劳动密集型企业、用水用电大户过

于集中的状况必须改变。从内迁企业的情况看，大部分企业是将其用人、用电、用

水多的部分迁走，而设计、开发、高层管理部分仍留在特区，这就在客观上提高了

深圳人口的知识结构。而同时也保持了深圳工业的先进地位。只有一批“候鸟”飞

出深圳，另一批“候鸟”才有机会飞进特区。深圳经济特区，一个仅有327.5 平方

公里的“弹丸之地”，却在担负着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正迫使深圳的决策者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片“热土”的潜力。

发展第三产业，正是深圳走向“区域性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步骤。东京有个“银

座”，纽约有个“曼哈顿”，香港有个中环，当珠江三角洲像洛杉矶那样18 个城市

连成一片的时候，难保深圳不出现“寸土寸金”的局面。

企业内迁也有自己的算计。有一个公司在市区比较繁华的地方有5 万平方米厂

房，每年有四五千万利润，如果把工厂迁到宝安，利润可增加10 ％以上。另外，5

万平方米厂房改造成商业大厦，每年可收到的租金就有2 500 万元以上。

深圳有家小公司的经理，想将工厂迁到四川某地，当地竟出动警车开路，主要

领导全程接待，就像深圳创办初期欢迎外商一样，使这位经理十分感动。他只是为

了降低成本，才在这里办厂，结果却被当地像恩人一样对待。

内迁也让一些企业获得新机会。1992 年4 月，深圳莱得计时有限公司把手表

玻璃生产设备从深圳搬迁到梅州，当月安装调试，当月投产。同年9 月，双方又投

资45 万元收购深圳另一家公司的表玻璃生产设备，办起了第二家工厂。1993 年又

先后新办了三个分厂，总资产达到1 000 多万元。这给双方带来可观的利润，还解

决了梅州200 多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深圳南方纺织有限公司是一家高耗能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濒临“死火”时，及

时内迁，转换经营机制，选准内地合作对象，被河南、安徽两厂救活，赢利1496

多万元，走上了希望之路。

“8·5”大爆炸

1993 年8 月5 日中午，中南小汽车公司“的士”司机曹雄东、廖伟林和陈添财拉客到清水河，突然听到剧烈爆炸声，看到浓烟冲天，不约而同驶向出事地点，同时立即向总台呼叫通报事故情况，让同事到现场救人。公司经理李少凡接到总台的报告，立即通过对讲机，向正在附近营运的司机发出指令：暂停营运，火速赶赴清水河抢救伤员。30辆“的士”司机组成一支特别救护队，从四面八方向出事现场奔去……

1993 年8 月5 日13 时25 分，清水河安茂危险品储运公司仓库发生强烈爆炸，

引起大火。14 时28 分，又发生一次大爆炸，烈火迅速蔓延到附近3 个山头及周围

的大小仓库。中心火区的南侧，停放着18 节液化气槽罐车、17 节煤车，紧连着是

汽油库、加油站；在距火源中心区50 米的10 号仓库，储存着250 吨双氧水（过氧

化氢）。更大的爆炸随时会发生。如果引起连环爆炸，破坏性相当于原子弹爆炸，

深圳将面临毁灭性灾难。

市委、市政府立即组织大抢救：集中大批消防车，在大火和双氧水罐之间筑起

隔离墙，全力注水冷却双氧水罐。并通知广深铁路公司立即调车头将现场距火区

仅几十米远的18 节液化气罐车、17 节煤车拉离现场。当铁路部门犹豫铁轨被烤变

形，火车头开不进时。常务副市长王众孚下了死命令：“如果不派车头来，就拿人头来。”

省委、省政府领导及时赶到现场。急令珠海、中山、番禺、佛山、惠州、东莞

等地调援干粉、泡沫灭火车赴深。

党中央、国务院极为关注，派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专程赶赴火灾

现场，指挥抢救。

最令人担心的是双氧水罐。指挥部调来20 辆大型推土机，火速铲出一条平

道；速调水泥200 吨，筑成一条隔火堤。3 000 多名武警官兵和800 多名公安、边

防官兵扛着一包又一包的水泥在大火中奔跑……

6 日清晨5 时许，大火终于被扑灭。

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九明、杨水桐等在这场灭火抢救战斗中壮烈牺牲。

事后调查，干杂仓库被违章改为化学危险品仓库及仓库内化学危险品存放严重

违章是造成“8·5 ”特大爆炸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干杂仓库4 号仓违章混存的氧

化剂与还原剂接触，发生燃烧，是导致特大爆炸火灾事故的直接原因。这次爆炸和

火灾，造成15 人死亡，141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2.5 亿元。

【城市日志·1993 年】

1 月3 日，深交所新大厅启用。

1 月13 日，广东首家中外合作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成立。

2 月11 日，深圳货运中心成立。

3 月1 日，国防科工委华南地区最大投资企业——深圳和利科技发展公司开张。

3 月6 日，深圳市条码技术与应用协会成立。

3 月28 日，新中国第一条中外合资经营铁路——深圳平南铁路通车。

4 月2 日，深圳“中核集团”成立。

4 月22 日，外商独资贸易企业首入深圳，“三井物产”开业。

4 月23 日，首家境外证券机构——香港柏毅证券公司深圳代表处正式成立。

4 月30 日，台湾精英公共关系公司首次在深圳“登陆”。

6 月3 日，深圳首家融资中心成立。

7 月21 日，深圳首家外资独资医疗机构科美医疗技术交流（深圳）有限公司成立。

7 月23 日，“西水东调”工程竣工通水。

8 月1 日，深圳体育场正式落成。

8 月5 日，全国最大储蓄所——深圳市工商银行金融大厦储蓄所正式开业。

8 月31 日，大亚湾核电站1 号机组并网发电试验成功。

9 月3 日，深圳市首家中外合资银行——华商银行开业。

9 月6 日，深圳市首家税务代理机构——义达税务代理公司开业。

9 月28 日，中国首家野生动物园迎客。

10 月6 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聚酰亚胺薄膜在深圳投产。

10 月14 日，深圳航空公司正式开航。

12 月10 日，首家境外律师行驻深办事处——香港萧智林、温嘉旋、梁达坚律师

行深圳办事处开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