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骑着单车过河来

1980 年7 月27 日上午10 点，一阵豪雨，不到两个小时，

深圳罗湖一带变成一片汪洋泽国。新园招待所水深齐腰，来自

香港的游客挽起裤腿，趟过浮着粪便没过大腿的污水，走向火

车站。

谁是第一个到大陆投资的香港人？

历史总是由“第一”创造的。当时毫无觉察、微不足道的行动，却有可能因书写出

“第一”的纪录而被载入历史。

李嘉诚无疑是“文革”后第一个被当做贵宾请回国内的港商。1978 年的国庆节，他被请上天安门广场国庆典礼的观礼台。这个有点瘦弱的潮州人12 岁离开大陆，到香港闯荡创业，40 年后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华人富豪，在大陆被称做“万恶的资本家”，在香港却被奉为创业的楷模和经营之神，被称为“李超人”。

1979 年以前的深圳，那些逃港客每次回来，津津有味地讲述河对岸的见闻，总是讲到“李超人”。因为李嘉诚也是广东的一个逃港客。

1939 年，抗日战争期间，李嘉诚随着父亲从老家广东潮安逃到香港。读了两年书之后，小学没毕业，因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第二年他的父亲重病去世，身为长子的李嘉诚只好辍学挑起家担。1945 年他结束了打零工的生涯，在一家塑胶厂当推销员，每天工作16 小时以上。工作3 年后，他在20 岁那年被提拔为总经理，两年后他把所有的积蓄7 000 元港币拿出来创业，设立一家小型的塑胶厂，叫做“长江实业公司”。

1958 年因为长江厂房的房东要提高租金，李嘉诚在北角买了一块地，自盖厂房。1960 年年初塑胶花业不景气，1967 年香港房价暴跌，李嘉诚趁机低价大肆收购土地。1972 年香港股市大涨，长江实业上市并趁机吸收大众的资金购买土地，他在1958 年盖好第一栋厂房后的10 年间，持有的房地产面积达到59.4 万平方米以上，增加了50 倍。

打拼了40 年，说到创业的成功，李嘉诚说：“在20 岁前，事业上的成功100% 是靠双手的勤劳；20~30 岁之间，事业已有些基础，那10 年的成功，10 ％靠运气好，90 ％仍是由勤奋得来；30 岁之后，机会占的比率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

为了参加那次国庆典礼，李嘉诚做了精心准备，脱掉了标志商人形象的西装革履，穿上一身紧身蓝色中山装。在一大堆穿着同样颜色中山装的中央大干部的身边，这位叱咤商场的商界名流显得局促不安。

李嘉诚接到邓小平参加国庆典礼的邀请后，到大陆之前给自己定了“八字定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回香港之后，李嘉诚只是回到家乡潮州捐建了14 栋“群众公寓”，并没有立即到大陆投资。

从时间上来看，与李嘉诚差不多同一个重量级的霍英东应该是第一个到大陆投资的港商。

1979 年1 月，56 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提出要在广州的珠江边上盖一座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霍英东投资1350 万美元，再由白天鹅宾馆向银行贷款3 631 万美元，合作期为15 年，这是建国后国内第一家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国内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霍英东之所以在广州投资建宾馆是因为他祖籍广州番禺，而且当时广州是大城市，是华南的经济文化中心。

“在香港的富豪里面，我想我的出身是最苦的。”霍英东曾多次这样表示。从他的祖父开始，全家就离开了陆地，长年居住在舢板上，被人称为“舢板客”。1923 年5 月出生的霍英东，7 岁丧父，12 岁入读香港皇仁英文书院至中三，因抗日战争爆发而辍学。其后他当过渡轮加煤工、机场苦力、修车学徒、铆工等。

20 世纪40 年代末，历经二战战火蹂躏的香港百业萧条，当时的香港只有一种生意好做，就是处理战后的大量物资和沉船。

霍英东知道只要以低价标购这些物资再转卖，获利会很丰厚。1945 年至1948 年间，霍英东净赚22 000 港元，这成为他日后事业起步的“第一桶金”。

香港光复时，人口才50 万，以后陆续增加到100 万。人口剧增，住房严重不足，加上工商业勃兴，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与李嘉诚一样，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遂抢先把经营重点转向了房地产开发，并成为香港房地产业的领军人物。在香港，霍英东又被称为“土地爷”。

霍英东虽是资本家，却一直被看做大陆的朋友，被称做爱国港人。这也是他当时能在广州投资建设五星酒店的原因。

1950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在美国操控下，联合国通过了对新中国实施封锁制裁禁运的条约。其中如汽油、柴油，甚至装载汽油的黑铁皮油桶也被列入了禁运之列。前线十万火急，中国政府开展了海外组织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但是如何把筹集到的物资运到内地是最棘手的问题。当时的霍英东重回运输业，拥有十多条船和一间修船厂。这些船就成了运输抗美援朝物资的工具，很多前线急需的药品等物资就这样从香港运到大陆。

2000 年10 月25 日，北京为纪念抗美援朝50 周年举行了盛大的活动，霍英东是唯一被邀请出席的港人，而且坐上了主席台。当时主席台上坐的都是胸前挂满勋章的抗美援朝立功将领，霍英东就坐在了他们中间。

不过霍英东的白天鹅宾馆立项虽然早，但建成的时间却没有抢到前头。当时，霍英东最怕的是政策会变。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表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里就比较踏实。”北京机场的这幅画名叫《泼水节——生命赞歌》。

不过，霍英东遇到的是实际的问题。首先，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了物质短缺：“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 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代替。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红章。”

被折磨得“脱去人形”的霍英东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他先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把开业日期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那些怕担责任的部门才高抬贵手，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1983 年2 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媒体报道开业盛况，当日酒店涌进一万多个市民。而这时候，深圳已经有竹园宾馆、雅园宾馆和东湖宾馆三家酒店建成营业，全都是香港人投资建设的。已有在深圳投资的香港人赚了大笔钱，继续投资新的项目。

竹园宾馆应该是深圳建成的第一家合资酒店，也是中国第一家合资酒店。它于1979 年12 月31 日立项建设，1981 年初建成开业。投资者是港商刘天就。

几年前，本书作者到竹园宾馆采访，有负责人曾经介绍了刘天就当年过来投资的情景。

港商刘天就第一次进深圳的经历非常独特，他是坐在别人自行车后架上过罗湖关来到深圳市政府的。

1979 年12 月底，深圳市委给香港有关方面打过一个电话，称刚刚研究商定了一个合作“房产补偿贸易法”，即深圳出土地、厂房，外商出设备、资金，赚的钱双方分成。第二天就有一个港商迫不及待地来到深圳。过罗湖桥后，他看到的是一片田园风光，没有大巴，更没有出租车，不得不找来一辆自行车，在一片黄泥地中一路颠簸找到深圳市政府的临时办事处。晚上找不到合适的旅馆，就在某个办公室拉张长桌子睡下。

这个港商是刘天就——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长、第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港商。市政府的人问他为什么这样急？他说：“香港几十年前也是一个小渔村。邓小平把深圳划成特区，这是机会。我要来投资。”

这样，刘天就首期出资港币1 500 万元，深圳出地皮和劳动力，合资兴办竹园宾馆。竹园宾馆在1980 年动工，建成宾馆现今的前楼和后楼。宾馆最高权力机构是港深双方组成的董事会，总经理由港方委派，深方派出副总经理一人，受董事会委托负责管理日常事务。

刘天就投资酒店的初衷非常简单：深圳即将全面开放，然而酒店业却只有侨社旅店和深圳旅店两家，住宿条件非常简陋，房间条件稍好的才配有风扇，条件好的十天半月才换一次床单，稍差的半年才换一次，服务远没有达到能接待外商的水平。

1979 年前，这里背靠宝安县城郊外偏僻荒凉的大头岭山，原址是宝安县干部义务劳动时种下的一大片竹子苗圃场。在保持原有风貌基础上建园林式酒店——竹园宾馆以此得名。

还没盖，108套住房就卖光了

刘天就被称做第一个到内地投资的香港人，并不是因为竹园宾馆，而是因为另外一个

项目——东湖丽苑，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的住宅小区项目，也是中国第一个住宅小区项目。

今天，谁也难以想象，香港人到深圳投资的第一项目是房地产项目，并且是专门针对香港人的房地产项目。当2006 年中央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控制包括香港人在内的境外人士到大陆买房时，二十多年的历史跨度更让人不可思议。

在当时，这是被逼出来的。

酝酿建立特区时，小平同志就明确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建设特区的第一项目是开发罗湖。工程师们粗略一算，“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 元以上，第一期开发4 平方公里，最少也要投资10 亿元以上，加上根治罗湖水患需要的巨额资金，这是立在深圳市政府前面的一座山。当时的深圳，经济特区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宝安县委的班子、小墟镇的底子，戏称“五子登科”，穷得简直不成个样子。

书记吴南生无计可施，只好硬着头皮向谷牧副总理“化缘”，说：“没有‘酵母’做不成面包。深圳现在还没有条件向国外贷款，能不能给点国家贷款，作为酵母？”

吴南生还说：“我们准备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 平方公里，按每平方米投资90 元的标准搞好‘五通一平’，这至少要7 000 万元。不过开发成功后，可以拿出40 万平方米土地作为商业用地，就算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 000 元港币，总收入不会少于20 亿港元。深圳开发这一盘大棋就下活了，就可以龙腾虎跃了。”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吴南生的设想切实可行，于是爽快地答应：“行！我先帮你贷3 000 万元。”

3 000 万能做什么呢？罗湖小区建设指挥部的副指挥骆锦星算了一下：通水、通电、修路、铺管道，工程搞不了几个月就要停工。这位从来不过问油盐柴米的共产党员被逼得在工地上团团转。

背着手，两眼看着黑黑的土地，他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地——租地给外商，租出地不就有钱了吗？”

骆锦星马上在纸上算起来：如果以每平方米5 000 元的价格出租，罗湖小区0.8 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出去就是40 亿，拿这40 亿再去通电、通水，不就有钱了吗。还有办特区，不就是为了吸引香港人、外国人来投资吗？他们租了地，自然会过来建大楼，他们盖了楼，数年后还是我们的地。这样，我们就不用花一分钱，从外商口袋里掏钱给我们建一个罗湖商业区！划算。

骆锦星高兴得差不多要跳起来。

但是骆锦星很快就冷静下来。“这会不会是卖国啊，可是大罪。”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骆锦星立即想到一个问题，他要到“马恩列斯”的经典原著里查找依据，如果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别人对他就没有办法了。

骆锦星马上跑回办公室，找出“马恩列斯”原著翻起来。终于，他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

骆锦星欣喜若狂，当晚就奔去敲市委书记张勋甫的家门。据说，当时的深圳干部人人会背这段语录，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流利地背诵给那些人听。

有了思路，有了依据，但有没有香港人过来租地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消息公布出去以后，在期盼之中，刘天就骑着单车就从罗湖桥上过来了。拐过坎坎坷坷高低不平的田间小路，刘天就找到了深圳市政府。

多少年以后，骆锦星还清晰地记得1979 年12 月31 日那场历史性的对话。

刘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

骆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如何？”刘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骆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

刘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

骆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

刘说：“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

深圳的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签订于1980 年的1 月1 日。

更让张勋甫、吴南生、骆锦星们吃惊的事随后发生了。过完元旦是春节，春节过后第三天，刘天就就过来催着开工了。他把设计图纸摊开给他们看，这个楼盘叫“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 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3 天，108 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东湖丽苑户型面积大约50 ~60 平方米，均价2 730 港元/ 平方米，一套房仅约10 万港币，和香港楼价相比，便宜了一半以上。坊间传闻，前后共有五千多人排队购房，最后只好抽签定盘。深圳市市委一位当时远在泰国出差访问的高官闻讯，立即来电表示，加推单位，于是，第二批108 套单位又推向了香港，旋即再次告罄。

“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 500 港元，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 。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 年至1985 年的5 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 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 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 个工业区。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

 “东湖丽苑”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个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商品住宅小区项目；第一个合资房地产项目；中国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它还是深圳特区开发中第一项改革：土地出租。由于刘天就在其中的作用太大了，他给困境中的深圳提供了信心，开辟了出路。因此，深圳把刘天就称为了第一个到深圳投资的香港人。

由于想到出租土地这一招，找到“马列”的经典语录，并又成功地谈判成第一个项目，骆锦星被任命为深圳市特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副总，接下来升任总经理。成为中国房地产界第一人。

1981 年中秋前一周，“东湖丽苑”建成入伙。

据了解，当时，因为有户口配备，所以，大批在内地有亲戚的港人的购房欲望

更加强烈，因此，也使得该楼盘的客户遍及东莞、潮州、上海甚至海外。

差不多20 年以后，1998 年7 月3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国发【1998 】23 号)，中国延续四十多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宣告停止，同时也宣告住房货币化改革正式大规模启动。

2000 年左右，全国城镇商品住宅销售中个人购房比例已达70% 以上，当时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已接近90% 。自2002 年起，二手商品房也开始驶入快车道。

走过深圳河的港人

刘天就之前，1979年，已经有不少港商试水深圳，奔波在深圳河两岸，历史也会记录下他们的名字。今天就让我们寻觅他们依依稀稀的身影。

如果说刘天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么文锦渡口岸的威丝厂则是尝到甜头的“第一只蚂蚁”。

当时的文锦渡口岸主要用来向香港运一些猪、鸡之类的物品。内地的货车把猪啊、鸡啊在关前的空地上卸下来，一笼笼的鸡搬过去，一群群的猪就从小桥上赶过去。

1979 年年初，文锦渡出现了一个异常简陋的来料加工厂——威丝厂。14 个工人用陈旧的机械把香港一些服装厂的边角料，抽丝扎成一团团擦洗机器的纱团，然后由老板带到香港去销售。如此小的一个作坊，却被深圳人据此最先尝试了一种“引进模式”——企业由我方办，港商提供设备、资金、原料，其投资日后从工缴费中扣除。该模式叫“来料加工、以进养出”。

威丝厂很小，小得现在要想打探这家厂后来的样子以及香港老板的名字，都已经无处可询，但它却是深圳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后来这种由港商提供设备、材料，接受境外来料加工、来样加工的业务迅速发展起来，诸如服装、塑料、五金、餐具、电器、日用品、纺织品、水泥制品等等。人们也就把这家14 人的威丝小厂给忘记了。

1979 年，那个和转业的炮兵营长吴炯声合资办深圳小汽车出租公司的港商何文君，在1993 年6 月深圳首届国际合作联谊会上被请到深圳香蜜湖，奉为贵宾。当时的媒体描述他：“一个身着深灰色西装的中年客人，神情庄重地端坐着，个头壮实而充满热情。”

当年，何文君跨过罗湖桥，就踩着借来的单车，踏勘地方，洽谈项目，与吴炯声一见如故，立即投资200 万港元，合资办起了深圳市小汽车出租公司。公司投入营运的车辆达60 辆，成了当时深圳小汽车客运的主力。1993 年，当年的小汽车出租公司，已经孵化出大大小小的“子”公司和“孙”公司，还在坪地工业区发展了新的企业，盖起了别墅区。小汽车出租公司的车辆，也达到了600 辆。

这时他的角色已经变换成深圳投资的“红娘”，在深圳开办了中都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为中外企业提供信息、技术、资金、产品推销等方面的服务。何文君新公司的第一单业务是把他的两个弟弟拉到深圳来投资。

说到最早到深圳投资的香港人，不能不提“波叔”，尽管他最早的投资不过是在深圳开了家小快餐店，可没几年他就发达了。“波叔”名叫刘森波，1979 年，他听过往深圳的人说进深圳吃饭不方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几天，刘森波就在深圳火车站旁开起了一家快餐店——新兴餐厅。1985 年，赚了钱的刘森波又和罗湖村委会合资建起了京湖大酒店。这个京湖大酒店，“波叔”投了1200 万港元，主楼呈椭圆形，造型颇为别致。饭店底层为小食部、商场、桑拿浴室等，二楼为中餐厅和迪厅，三楼为西餐厅和露天音乐茶座，四楼以上均是客房，共76 套，中高档水平。

现在，深圳是国内重要的印刷基地。1979 年，香港德智发展有限公司就与广东省包装公司、深圳轻工业公司合资办起了嘉年印刷有限公司。虽然嘉年印刷1981 年10 月才投产，但合作却是从1979 年开始的。这家合资印刷厂拥有机器一百多台设备，其中彩色柯式印刷机就有9 台，这些机器基本上是全线配套，是80 年代比较先进的印刷设备。

如果以签约的时间而论，光明华侨电子厂恐怕是深圳最早的中港合资企业，起码是最早的合资电子企业。

1979 年5 月，光明华侨电子厂开始以来料加工方式装配收录机芯，1980 年5 月在沙河建好第一幢厂房后迁厂同时改为合资经营企业。

光明华侨电子厂逐步演变，就是现在赫赫有名的康佳。现在人们到华侨城的锦绣中华、民族文化村、世界之窗游玩，在深南大道上，就能看到路旁高高的椰树、菠萝蜜树林中康佳的大门和办公、研发大楼。

自行车驮过世界500 强

从香港走到深圳的不仅有香港人，也有台湾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这些先行者都

嗅到了大陆特区投资的机会，悄悄试水，试探着把脚伸到了河对岸。

商人的市场嗅觉总是敏锐的。

1978 年12 月17 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合作公报》，宣布从1979 年1 月1 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第二天，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人就跟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亨达就是可口可乐亚太分部的负责人。协议确定，可口可乐以补偿贸易方式及其他支付方式，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旅游区提供制罐及罐装设备，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在中国市场销售。在罐装厂建立之前，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协议还有一条规定：“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

此举大大刺激了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百事可乐。

1979 年8 月28 日，在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短短一个月后，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就向深圳市政府写了一封信，表达到深圳投资设厂的意愿。李文富是菲籍华人，他很快得到回音并被约来深圳进行洽谈。从双方代表开始接触到1981 年2 月签约，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辞劳苦地两地奔波。

在双方的诚意和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建立起深圳市饮乐汽水厂。李文富兼任深圳市饮乐汽水厂董事会董事。

在来往香港和深圳的路途中，在深圳路段，李文富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因为当时香港的汽车还不能开过来。百事可乐就是李文富用自行车驮到深圳的。

根据协议，我方提供5 000 多平方米的土地，百事可乐提供设备和50 万美元的流动资金，80% 产品外销，港币结算；20% 内销，以人民币结算。合作期15 年，前5 年，企业利润我方55% ，百事可乐45%；5 年后，我方利润60% ，百事可乐40% 。

饮料厂很快建成投产。百事可乐进入中国市场输给了可口可乐，但是在建立罐装厂上却抢了先。在这场商业竞争中，比的是政治敏感度。1972 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可口可乐就在北京设立了办事机构，临时办事处就设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饭店。但是在建立罐装厂时，他们却要和上海的正广和汽水厂合作，遭到意想不到的抗拒和抵制。上海的报纸发表文章，指此举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可口可乐就是引进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是打击民族工业。可口可乐的罐装厂建设被迫拖后。

后来，有人埋怨中央没有及时地把上海浦东同深圳、珠海等列为第一批经济特区，延误了上海的发展。事实是，当年上海不一定肯当这个特区，不一定肯承担背资本主义黑锅的风险。可口可乐罐装厂被赶出上海就是一例证。

而百事可乐却从深圳特区打开缺口，变被动为主动，抢先建起罐装厂。由于在建立和发展百事可乐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和促进双方良好合作方面做出了贡献，李文富从百事公司在世界14 个销售区的15 000 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百事可乐每年两个名额的杰出奖之一，百事可乐集团公司总裁亲自远涉重洋，从美国专程到香港向李文富颁奖。

在深圳，除了香港和台湾，日资企业占第三位，那么谁是到深圳投资的第一位日本企业家呢？

1980 年夏天，一列陈旧的货车，从香港方向飞驰而来，驶过罗湖桥，停稳在深圳火车站。货厢沉重的铁门打开了，拥挤的人群从车厢里跳下来，向出站口涌去。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落在人群的后面，一边用纸巾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用探询的目光环顾着四周景物，缓缓地向出站口走去。他看上去大约四十多岁，身材适中，面色温和。他，就是日本投资者二村宽。这是他取道香港，首次踏上中国大陆。

二村宽是日本东京自动车株式会社总经理，另外还拥有两家企业。他从未投资海外，这次是他第一次尝试到海外投资，他选择了中国，而且首选深圳特区。这次探访，达成了中日合作投资华日汽车有限公司的协议，并很快实施。

后来，二村宽风趣地说：“别人是到凉爽而又环境好的地方去投资，我到这个又闷又热的地方投资，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来深圳时正巧是夏天，我乘着一列很破旧的好像是用来装猪的货车，从香港上车时人又多，排队等候，挤上车后根本没有地方坐，车厢里又闷热又臭。那时，心里确实很不舒服，但是，我咬着牙，决心到中国看一看。”

二村宽认为，合资建厂最重要的是人的理解与配合，因此他把工厂取名“华日”。二村宽原是丰田公司的员工，“华日”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家丰田汽车特约维修厂。

寻根溯源，在深圳还能找到到大陆投资的第一家台资企业。1981 年，台商投资的“深圳华侨家私厂”厂牌是由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亲自书写的。台商张清源生在台湾，祖籍是福建清源县。他是假道香港到深圳投资的。工厂建成以后，他过来深圳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委派香港和大陆的人员管理。这家小厂虽然只有一百多人，但生产的家具质量上乘，打入国际五星级的日本帝国酒店等国际市场。

“鱼饵”的经济学原理

港商、台商、日商、美商纷纷试水深圳，克服以往的历史恐惧，走过罗湖桥的动力，是一种经济的原动力，资本总是向成本低、效率高的地方流动。

为什么外资会迅速捕捉到深圳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商机，及时涌来？港商韦辉和他投资的库坑鱼饵厂生动地再现了资本的冲动和原理。

20 世纪80 年代初，深圳深山的观澜诞生了一家明星企业——库坑鱼饵厂。传说姜太公垂钓渭水是不用鱼饵的。现在外国有些人钓鱼也不用沙虫，却用假饵——用色彩艳丽的各种动物毛和金属丝线编结成小昆虫的模样，诱鱼上钩，名曰“假蝇”。

要使形形色色的手编小虫以假乱真，工艺要求甚高。当时的观澜公社距深圳市区约40 公里，过去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偏僻山区。但是，这个山区小村落里诞生的“假蝇”，却远飞东南亚、西欧、北美各地。1981 年10 月，一位加拿大商人在香港购货时，指名订购中国加工的假蝇。由于赶工，部分产品来不及贴上“中国编结”的卡片，这位外商竟然不肯收货。后来，英商马上派人赶回库坑出具证明，加拿大商人才放心地收货了。

库坑鱼饵厂厂坐落在一座高坡上，厂房原是大队部。1980 年港商韦辉来投资时，大队考虑到这儿地势高，原料和产品不易受潮霉变，便决心将它腾出来做厂房，又花了5 500 元把它翻修了一遍，后来又装上了空调和全套照明设备。鱼饵厂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产品的质量，工厂招工采取了由少到多、以熟带生、稳步发展的办法。制定了严格的考勤、质检、奖惩、按件计酬等制度，很快能生产二百一十多个花色品种的沉饵和浮饵，每个工人的平均日产量由原先的两打增至八打，合格率达百分之百。天下雨时，道路泥泞，外商拉货的车进不了山，他们就把货送到文锦渡。

1981 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采访了这家鱼饵厂的老板韦辉先生，以回答外商投资深圳的经济现象。

韦辉说：“1969 年，即我从香港政府行政服务部门退休后约两年，我决定把自己的一个想法变成现实，即训练中国姑娘编结作为钓饵的假蝇。于是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对姑娘们进行训练，使其得以编结一千多种不同的假蝇。在这一时期，香港的计件工资低，房租不太贵，制造高质量的假蝇的价钱是经得起竞争的。但到1979 年后期，电子工业等行业提高了工资，加上迅速增长的工业花费，意味着如果我们再次提高计件工资，便不能使产品经得起竞争。正当我和我的儿子在考虑是否收摊时，我读了一篇文章（按：1980 年2 月2 日《经济学人》杂志上的《中国的企业地区》一文），文章分析了在中国大陆开始出现的各种工商业制度。从文中的事实和数字看，很清楚，我们的出路在中国。

“我于1980 年3 月回到香港，通过一位中国的朋友，和深圳当局联系。对于在其管辖区域内建立一个编结假蝇机构的事，他们一开始就热诚对待。我提出一个特别请求：在离边界30 ~40 英里处给我们找个地方。这件事他们几天内就办好了。

看了他们提出的‘单纯提供劳动力’协定的具体内容，我们3 个小时之内就签了草约。不到两个星期，设备的各种部件（特别是空气调节器、工作需用物资、电线等等）即从公路（入境时免税）送交公社工作人员，由他们自己出钱建立。到了6 月，我们已开始按计划训练。训练开始后不久，我们确实遭受过较小的波折，但在双方互谅互让中都解决了。到了8 月，草约改为‘单纯提供劳动力’的5 年合同：

地方当局提供厂房（一座很好的房子，有点像英国的教堂）。我们从香港派了4 个训练有素的女工去教当地的姑娘。我们按照运来的假蝇数量向公社付款（存入他们指定的香港的银行，然后公社根据每人的生产情况向女工发付工资。）你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制度，有关各方——我们、公社、女工、地方当局，都积极要保持高量。因此，如果有人打算在中国创办工业，对他要生产的产品可以规定一套计件付款的办法，就无须考虑批评工作不力等等问题。

“我常到这家公社去，为此取得了多次入境签证。我感到深圳的计划局工作人员非常合作，他们可以和我讨论任何事情，毫无禁忌。在‘我们的’公社里，现在（按：指1981 年4 月）就有这样的项目（按：指来料加工项目）150 宗，从做手套、装配玩具到开办养鸡场都有。在我的往返旅行中，我发现在中国边境对外国人的设施，比英方要组织得好得多。我和中国的入境管理及海关人员都熟悉了，他们都喜欢和我交谈，很有礼貌。”

韦辉不但自己在深圳办了工厂，而且还介绍他的上下游客户也过来投资。在韦辉先生一家的引荐下，先后又有法国、德国和中国香港的客商来此合办了钓竿厂、塑料玩具厂和制衣厂。其中，钓竿厂首批订单则达10 万打。

【城市日志·1980 年】

1 月14 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2 月，深圳火车站扩建。

3 月，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成立。

3 月14 日，华美钢铁有限公司成立。

4 月，库坑鱼饵厂成立。

4 月25 日，远东中国面粉厂有限公司成立。

5 月10 日，蛇口工业区与香港汉贸有限公司合资兴建“碧涛苑”别墅区。

5 月22 日，蛇口工业大厦兴建。

6 月，深圳工程咨询公司成立。

6 月，岗厦大队电子表厂投产。

7 月，深圳饮食服务公司与香港海通有限公司合资经营的友谊餐厅开业。

7 月3 日，华益铝厂有限公司成立。

7 月，光明华侨家具厂投产。

8 月，深圳印刷制品厂投产。

8 月8 日，江辉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成立。

8 月9 日，海虹船舶油漆有限公司成立。

8 月26 日，在全国人大五届第十五次常委会上，经国务院提出，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深圳等市设置经济特区。

9 月，罗湖区与香港双宜投资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新兴餐厅。

10 月3 日，远东饼干厂有限公司成立。

10 月25 日，远东金钱饮料厂有限公司成立。

10 月，中瑞工程机械翻新厂投产。

12 月，深圳市新华电子厂投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