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一代人和一座城市树碑立传

一

人的命运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牵引，梦游般蒙蒙眬眬行走的。

1997 年年初，我从北方的一座城市来到深圳。当时我已经在那个城市的市委

机关核心部门有了非常好的职位，背景也相当不错，在别人看来前途光明，令人羡

慕。可是我抛弃了这一切，来到深圳做了一名记者。此举在那座城市引起一次小小

的震动，有人向市委抗议：“党培养多年的一个年轻干部，怎么允许他到深圳去？”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背叛，在他们心中深圳是“资本主义”。不过我清楚，我的举动

动摇了他们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

南下！一定要赶在香港回归之前到深圳，心情急迫。这项计划“蓄谋已久”， 此前

两年我分了150 平方米的大房子，没做任何装修，只是刷了白墙，把旧家具搬了进去。

那时候我就有了撤离的打算。

我不清楚我的血液里为什么燃烧着不安分的DNA 。

也许是家族的遗传，我虽然生在一个小山村，但我们祖上总是产生两类个性鲜明的人：

一类是文人，一类是土匪。

祖爷爷那一辈，村里就闹义和团、红灯照，我小的时候还能翻出家家户户保

存下来的大刀、长矛和土枪。爷爷那一辈，大爷爷是东北有名的胡子，在关外就跟

日本鬼子较劲，日本鬼子进关他也跟着回到家乡，继续打鬼子。当时山下驻扎着伪

军三团，大爷爷经过都是大摇大摆，通报姓名，因为我大爷爷的枪法厉害，左右开

弓，百发百中。大爷爷武功了得，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我们村，就被他挥着大刀堵在

胡同口。鬼子兵不多，上来两个比划了几下就被打倒了。但大爷爷没有杀死他们，

让后面的汉奸告诉鬼子这是比武。被打倒的鬼子爬起来抱抱拳走了。抗战八年，我

们那一带是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前沿，经常被日本鬼子扫荡，有的村子被烧过三

次，寸草不留。但鬼子经过我们村，从村边走，就是不进村。一天晚上，一群鬼子

伪军在村边的山崖下露营睡觉，被村里住着的八路军发现，他们悄悄攀上山崖，捆

了几捆手榴弹要往下扔，被我的一个爷爷死死抱住：“你们扔下就跑了，村里正睡

觉的几百口人怎么办？红了眼的鬼子能饶过他们？”八路军失去了一次杀鬼子的机

会，我们村也躲过了一次被屠杀的劫难。此后，那个爷爷就成了全村的“爷”，逢

年过节，家家户户都给他送礼，谁家孩儿生日满月娶媳妇，他都要坐上席。平时，

不论他走到谁家，都要好酒好菜伺候。

四爷爷是那一辈的文人。他没念过书，但凭着自学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医，连山下城

里的大户人家都要牵着骡子大马来请他去看病。可惜，他英年早逝。

我没有见过大爷爷，他后来定居黑龙江齐台河，在那里为人打马掌，开铁匠铺。后来

我们家族有一个传统，弟兄两个的，有一个要下东北，加入齐台河那一支。我也没有

见过四爷爷，但他死后留下的中药铺的药柜等家当一直保留着，那是我们家族的骄傲。

我爷爷是老三，最本分。老二也去了东北，失散多年，没听说过他的故事。

还有几个其他分支的爷爷我是见过的，都下过东北，说话骂骂咧咧，走路横着，一副

泼皮样，偷鸡摸狗，名声不佳，连后辈们找媳妇都没人愿意嫁，只好逼着再下东北。

父亲是独苗，没有下东北，在他那一辈是老大，一直到去世都照应家族的事。

我那些爷爷在外面惹了祸，都是我父亲出面摆平，在家族上下很有威信，可惜不识

一个字。据说四爷爷和父亲年龄相差不多，关系最好。因此，父亲经常念叨的就是

四爷爷。四爷爷死后留下的几个叔叔跟我父亲关系最好，最铁。

我弟兄两个，成年后就曾被东北的家族召唤。小时候，我手里不离棍子，走路经过

的每块石头、每一棵树，都要被我敲一下。老辈人留下的大刀、长矛、土枪、土炮

都是我的最爱。不过我读书还好，曾考过全县的第二名。高中毕业当了兵，遂了心

愿，把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火箭筒、八二无后坐力炮全

都玩了一个遍，叫一兵多能。直到今天，夜里做梦，还常常搂着一支五六式半自动

步枪。

当了四年兵，我突然坚决要求退伍，要回家考大学。那时高考已经恢复四年，当时

读书时的课程也就相当于初中水平，高考需要的高中内容根本就没学过。于是我决

定考文科，但数学是一定要考的。再说，也没有多少时间复习，我就买了一套福建

的高考复习题，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从一月退伍到七月考试，我就把自己锁在屋子

里做题，结果考上了师专。

我感谢命运。考数学的前天晚上，县城最好的四中给学生猜题，别的学生是

不让进的，我就在外面偷看。有一道证明勾股定理题和一道解析几何题是我过去没

有看过的，记忆深刻。第二天打开考卷，就有这两道题，解析几何题是最后一道

题，最难，分数最高。我立即做了这两道题，就得了四十多分。结果最难对付的数

学让我考出了最高分。入学以后，我的高考数学分是班里最高的。我成了我们那两

个山区管理区第一个考上大专的人。

这样，家族的匪性和文气就搅混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毕业以后，我先在一所城市中学当了半年老师，然后调到市委宣传部。当时

是团市委和宣传部由我挑，我选了宣传部。这段时间里我任劳任怨，尊重领导，团

结同志。我出自农村，没有任何背景，全凭工作业绩一步步提升，而写作又为我赢

分不少，令我成为市委写作班子的一员。工作顺利，结婚生子，一切顺顺当当。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安分的DNA 又燃烧起来，让我毅然抛却即有的前程，

南下深圳。

二

扯这些闲篇我是想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江湖情结、英雄本色，血液里

流淌着野性、血性。在不同的社会和环境下，人的血性有不同的宣泄方式。战争年

代，就当兵打仗；社会不安定时就上山当胡子，当绿林响马；“文化大革命”，就去

造反闹革命。

如果是在旧社会，难保我不当胡子。山东人自古就把响马当英雄，把梁山泊

一百单八将当好汉。

不过我们这个时代，英雄气概的宣泄有了文明的渠道，经商、创业、赚钱的

人成了令人羡慕的社会精英。

商场就是人生的战场。人的勇气、胆魄、智慧、能力在商场上得到淋漓尽致

地发挥释放，并得到证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为中国人找到了发挥聪明才智、创

造人生的机会。

我曾在某报社广州办事处工作，除负责省里的政务报道外，还负责报纸发行

等业务。我招聘了一百多名卖报员，写了培训教材，经常给他们作动员报告。发行

员来自全国各地，有不少人来自湖北随州，那里出过不少开国将领。我就讲当年当

红军是需要勇气的，要冒掉脑袋的风险，一上战场，枪林弹雨，生死考验，人的本

能和智慧就逼出来了。战场最考验人，一些红军没念过一天书，在打仗中长了见

识，再加上共产党的宣传教育、政治工作，让这些人树立了解放全中国的目标，有

了革命觉悟，出生入死，留存下来的，都成了国家功臣。现在市场经济，也是一场

战争，下海、经商、创业也需要勇气，也要甘冒风险，有成功，也会有失败。不过

不下海，就永远没有成功。因此，不要埋怨我们出身贫贱，来自农村，又没有文

化，相反，正是这些不利因素逼着我们走一条创业路，这是一条市场经济社会的人

生之路。

不过，我最终没有走到经商之路上去。粗犷的外表下，我的文人情结占了上风，根

本原因是衣食无忧，没有逼到那分儿上去。

不过，在中国做记者也是吃青春饭的，年龄大了就跑不动了，也失去了活力。

幸好我在被逼迫中实现了转型。2003 年的一场索赔3 000 万元的媒体官司，把我逼

到了财经书的作者行列。

2003 年3 月，我在《深圳商报》“商海风云”版刊出《传长虹在美遭巨额诈骗》一

文，首次披露国内彩电巨头长虹在美国遭遇APE 公司巨额诈骗的事件。

逼使该公司在年报中披露，截至2002 年年底，长虹应收账款高达42.2 亿元，其

中被骗传闻中的APE 欠款高达38.3 亿元人民币，即4.6 亿美元。到2003 年年

底，长虹公司的应收账款达49.85 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国APE 公司的应收账款为

44.46 亿元。也正是APE 公司的巨额欠款不能收回，致使长虹在2004 年全年亏

损36.81 亿，每股收益–1.701 元，创下中国股市有史以来上市公司亏损之最。

长虹的巨额应收账款被暴露在阳光下，我却被长虹公司推到被告席上，罪名是

“纯属子虚乌有、捏造事实，以逻辑混乱的臆想引导出莫须有的结论”等等。

长虹公司的索赔额更是高达3 000 万元，创下国内媒体官司诉讼最高的索赔额。

长虹的官司经过报社的努力费时半年才以和解，但这件事激发了我对长虹的兴

趣，悄悄搜集长虹的有关材料。2004 年7 月，倪润峰去职，我知道时机正在成熟。

到9 月底，大部分文字已经成稿。

2004 年11 月30 日，国内另一家彩电企业——创维的老板黄宏生的香港事件触发了

我写创维的念头。作为一个家电行业的财经记者，我对深圳本土企业多年的跟踪报

道，积累了不少材料。经过半个多月的思考，确定了以危机处理为主线的写作思路，

一个多月的时间，近30 万字的初稿就脱手了。

2005 年1 月底，《博弈危机—创维18 年实战案例剖析》和《长虹隐痛—巨额应收账

款覆盖下的企业难题》两本书同时出版。2006 年8 月，出版《三九陷落》， 2007 年

11 月出版《郭台铭与富士康》，在企业史写作上一发而不可收。

现在想来，当时敢揭长虹黑幕，并不是鲁莽行为。我是明白社会规则的人，我的报

道负面稿件基本没有，为什么这一次去戳一个“老虎屁股”？我的人生需要占领一

块更高的阵地，长虹就成了突破口。并且我对代价和风险与价值都做了判断。这一次，

我身上的匪气又暴露了一下子。

此后，国内刚刚兴起的企业书写作队伍里，就加入了一个新人。

三

在写作《郭台铭与富士康》的过程中，我就产生了为深圳企业家群体写一本书的念头。

在以往的报道策划中，我也产生过这样的想法，意识到深圳这座城市是一个

创业之城，许许多多的创业者聚集到这里，在这里形成了浓厚的创业氛围。这是深

圳不同于北京、上海的地方，也不同于邻近的广州。深圳的活力就在于这种创业精

神。不过，在报道中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

就是在这个时候，《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的写作框架在头脑中形成。

我先试着写出四章，传给蓝狮子的吴晓波和中信出版社让他们提意见。因为我是

蓝狮子和中信出版社的签约作家，有作品必须先跟他们协商。意见很快反馈回来，

认为构思不错，文笔生动，赶紧写作，并立即签了出版合同，国庆节前交稿，年

底出书。

能够为深圳这座城市写创业史，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记者，

但是，自从我来到这座城市，我的心就已经属于这座城市了。我刚到深圳时，上海

宾馆还是城市的边缘，西边到南山只有零星的建筑。当时的深圳商报社周围一片荒

坡，野草比人还高。一年一年，身边的建筑拔地而起，一天一个模样，连路边的树

木都特别蓬勃，刚刚栽上，一眨眼的工夫就绿树成荫遮天蔽日。

两三年，空空的中心区就高楼林立，福田和南山连接起来。2000 年之前，香

蜜湖一带还十分荒凉，没有路，没有建筑，晚上没有路灯，一片漆黑。刚开发时，

房价3 000 元一平方米还没有人买。一眨眼的工夫，这里就成了高档住宅区，房价

过万了。

罗湖、福田、南山连成了片，城市就像潮水般向特区外一波波浸漫，漫过山后的龙

华、布吉，瞬间就涨满宝安和龙岗。现在深圳已经没有了特区内外的分别，连房价都相差无几。

一千多万人的城市，就像夏天雨后的庄稼地一样膨胀得满满当当。

是什么魔力让深圳一夜间拔地而起？全世界的人都迷惑不解。

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最初的时候，到深圳就要割断与

原单位的所有关系，成为“盲流”，没了工作，没了户口，没了粮食供应，就是一

个“黑人”。因此，到深圳得有点儿勇气，离婚的、“犯罪”的、有“经济问题”的、

和单位领导闹僵混不下去的、“神经不太正常”的，在原来的地方没法混了，就跑到

深圳来了。深圳当年的条件恶劣，连惠州往深圳派的干部都不愿来。

广州那些大城市的人被派到深圳，就相当于下乡改造，没几天就闹腾着回去了。

在深圳待住得有能力、凭本事，没能力的不敢闯深圳。不但要能吃苦，还要会动脑子，

这里做事的方法跟内地不一样，可以发挥创造。深圳是个大工地，百业待兴，机会多

多，脑袋灵光，就能赚到钱。

深圳生活成本低，没地方住了，睡在草地上，也不会太冷。季节变化不大，连衣服都

省了许多，一身衣服几乎可以穿四季。

深圳讲究“时间就是金钱”，大家都在忙碌，走路都在小跑，没有人听你聊天排解小

情绪，即使是再好的朋友、老乡，没有事情，也不会陪你扯闲篇。但是，如果有事可

做，即使是陌路人，大家也能立即坐下来攀谈。很多时间，大家就是寻找能共同做事

的志同道合的人。大家组织参加各种聚会，实行AA 制，吃一顿饭，饭钱按人分摊。

深圳人“贱”，事情越多越忙越高兴，忙得吃不上饭、睡不了觉才好。没事情做了，

心里就发慌。即使是在公司里当白领，工作也越忙越好，说明位置重要，一旦清闲起

来，就说明你已经没有作用了，离被炒鱿鱼的日子不远了。

深圳讲关系，讲学历，讲背景，但更讲能力。“老板，我能做什么事，达到什么业绩，

我要求什么待遇，要多少提成……”只要你敢提就有人用你，给你职位和条件，业绩

达到了，该给的就会给。

只要能力达到，本职工作之外，你可以做兼职，可以做自己的事业，没有人限制你，

没有人议论你。在办公室里，深圳人不会东长西短地议论别人，你住哪里，家里都有

什么人，跟什么异性朋友交往，这些隐私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说，都是埋头干自己的

事情。同事赚了钱，大家会羡慕，不会问你是怎么的钱，更不会去告你。挣钱成了成

功的重要标准，因为钱，道德的评价淡化了，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只要不违法、不

犯法，谁挣的钱多，谁就是成功者。

大家面临太多压力。当老板的有压力，没处宣泄，把气撒到员工头上，莫名

其妙地发火，骂人，不讲道理，不问青红皂白。谁叫人家是老板？要不受别人的

气，就自己当老板。一跺脚，有人就把老板炒了，老子自己当老板。

压力还来自身边的人，同事、朋友、老乡、同学，人家都当老板了，都发达

了，自己也不能当孬种，也干吧。人家行，为什么我就不行？

上海小资说：“我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深圳的星巴克却远远

没有上海的火。深圳人哪有时间去小资。来到深圳一无所有，先要找个工作立住

脚，要买个房、买个车、找个女朋友，当然还要开公司搞事业，哪有时间和心情

小资？

华强北，原来是卖碟的地方，接下来就卖元器件，先做别人的代理，然后自

己生产，从电脑，到手机，到MP3，几年就形成了全国、亚洲最大的电子市场。

华强北摆一个摊，身后建一个厂，全国建一个网，销售面向全球。不论手机、电

脑，只要在这个行业里干上一段时间，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就能开公司创业。不论

赛格还是华强电子市场，从一楼到顶楼，走上一趟，所有的电子元器件都能买到；

设计有人为你做，制造有人为你加工，销售有人给你跑。如果你有好的主意和策

划，没有钱，有人会给你投，但人家要占股份。

还有那些海外投资者，也纷纷到深圳来投资。那些香港人、台湾人，最初也

是穷光蛋，摇身一变成了“外商”，把他们的信息、技术、市场带过来，迅速发达

起来。这些“外商”就是国内创业者的榜样。

作为一个记者，感受最大的是每天都能遇到新鲜事，遇到让你吃惊的人。走

到哪里，都可能遇到身价不菲的人，他们的创业故事感人至深。因此，深圳人都没

有优越感，你有啥可张狂的，说不定站在你身边的这个其貌不扬的人身价上亿。你

也别瞧不起人，就是路边捡垃圾的，也难说明天就是老板。深圳就是一个创造奇迹

的城市。

再加上深圳是特区，改革试验田，束缚少，限制少，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勤

劳勇敢在这里都能充分发挥。在内地不能做的事，做不成的事，在这里都能做，而

且做得成。

深圳30 年，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创业磁场，越滚越大，吸引力越来越强。成千

上万的人在这里创业、奋斗、拼搏、成功，这座城市也急剧成长膨胀，一天一个样

地发展变化，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和城市发展史的奇迹。

这就是深圳的创业史。深圳就是被这样一些无名之辈、草根、草莽、小人物、另类

建造起来的。来到深圳的每一个人，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做的事业大小，都

在这座城市留下了梦想、脚步、汗水，都对这个城市做出了贡献，都应该记录下来，

珍存纪念。

八年抗战，三年解放，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为那些英勇献身者和功勋卓著的

英雄们树碑立传，在深圳30 年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为这些创业者树碑立传，

彪炳市场经济的英雄功勋。

因此，这本书就是讲述这些创业者的英雄故事的。在结构上，我采取了纪年体，每

年一章，记述这一年的人物、大事。当然，每一年有一个主题，记录城市的经济、

社会、制度、产业等方面的深刻变迁和上升。

另外，我还试图探寻到深圳创业史的主线，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逐步向民营企

业蜕变。大多数创业者，都在国有企业做过事，或在外资企业打过工，积累了原始

资本，积累了技术、管理、市场等资源，自己创业，从小到大，做大做强。

我还试图从国际国内市场、产业、政治、经济社会的大环境中，洞悉深圳创业者的

独特性和城市的个性，在宏观大背景下考察深圳的产业走向和城市竞争力。

四

创造财富，是社会和人生最重要的活动。劳动创造财富，战争占有和掠夺财富。如

何获得财富、占有财富、分配财富、享受财富，对人生、社会都是最大的考验，考

验人的能力、智慧、胆魄和道德。

创造财富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及能力的证明。财富演绎出瑰丽人生和传奇故事。

作为一个创业、创富的欣赏者，一个财经作家，以创作而欣赏、记载创业者、企业

家的瑰丽人生和传奇故事。财经书，不是文学，但也是对社会、人生的品读。

写黄宏生，写创维，是一种理念的认同。我和黄宏生接触很多，能感受到他的一举

一动，有一种很深的理解。创维永不负债的理念、专业化经营的定力以及民营企业

在管理、人才等方面的文化，我都非常认同。甚至对业界流传的黄宏生的“小气”、

“抠门”，我都认为是可爱的优点。因此，我是饱蘸着感情和激情来写创维的危机，

写黄宏生创业的故事的。

而长虹一书，是对我世界观的一次考验。我出生于20 世纪50 年代末，经历

过理想、激情甚至颠狂的年代，经历过历史的反思和思想解放运动，接受过传统文

化，也面对西方文化，商业、物欲、金钱、腐败都是我要面对的事实。因此当我披

露长虹巨额应收账款的报道引来3 000 万元的官司时，有压力，同时也有原则的坚

持。由于按现行法律，我无法看到事实证据，甚至要面对败诉，但能用人生信念来

做判断，坚信一个一年欠债四十多亿元的合作是无法用“正常”来解释的，其中必

有黑幕，终有暴露的一天。两年等待，最终再次验证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

句中国最朴实、最深刻的箴言。

作家思想要深刻。2006 年关于“血汗工厂”的媒体风波，是促使我写富士康

的动力。我对这场风波看得更深更远，认定是国外竞争者挑起的对中国制造的全面

否定。中国肯定有“血汗工厂”，但是如果富士康成了“血汗工厂”，中国就没有可

以立足的企业了。因为富士康是中国制造业的龙头和代表，打倒了富士康，也就彻

底否定了中国制造业，失去了制造业，中国还有什么呢？因此，我把写出真实的富

士康、为中国制造正名，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作家必须坚持良知和立场，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三九陷落》在赵新先

被拘捕之后出版，我仍然偏执地坚持赵新先没有经济问题。2007 年10 月初，赵新

先以滥用职权罪被诉并立即刑满出狱，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不是有什么先见

之明，也不是出于对赵新先本人的喜好，而是深入客观分析的观点。

写作需要勇气。创维董事长黄宏生在香港风波案件中败诉获狱6 年后，我已经

写出了整个案件诉讼分析的一本书，我曾到香港旁听近30 次，主要环节都曾到庭，

认为黄宏生的法庭辩解无懈可击，反而主诉方有先入为主的嫌疑，而英国大法官对

大陆文化的隔阂以及内心深处的不信任造成误判，让判决的依据相当牵强，判决甚

至有违西方法律疑罪从无的原则。写出这本书并不是为黄宏生个人喊冤，而是对中

国企业，特别是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如何面对香港司法，提供一个范例。司法是

公正的，但任何司法也是人格化的，打官司就需要技巧，有时候，技巧非常重要。

《春天的故事——深圳创业史》是我创作的一个新高度，它是劳动的收获、智

慧的记录、能力的考验，也是人生的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是一个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