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饿肚子逼出改革

龙岗浪背村社员孙谭英家有一棵杨桃树，结果2 500 多斤，

卖钱900 多元。孙谭英说，这棵杨桃树是其父70 年前种下的。

这棵杨桃树枝繁叶茂，高十三四米，主干树围达2.3 米，树冠覆

盖面积140 平方米，每年结果两次，每次可连续收摘杨桃50~60

天，一年可收摘100 天以上。

 “马太”购物中心5 天赚回总投资

充满大冲突大争论的改革，其实是逼出来的，是被吃饭逼出来的。小岗村的干部签字

画押“大包干”，是为了吃饱肚子；“傻子”卖瓜子，也是为吃饱肚子。深圳许多改革的动

力，也是为吃饱肚子。这种朴实的道理胜过理论家、经济学者的宏大理论。

在1982 年讨论赤湾开发的一次会议上，袁庚说：“蛇口危机四伏，层层卡，办

事难，香港报纸批评我们效率低，弄不好会垮。”广东省省长刘田夫说：“要多写内

参往上捅，中央看了，很管用。”

“四分钱惊动中南海”是蛇口最典型的故事。

1980 年前后，在第一期600 米顺岸码头的施工中，交通部四航局中标。四航

局用的全部是从日本进口的新挖土机和翻斗车，但是每天每车只能运20 ~30 车，

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四航局的车队长亲自试车，最后制定出40 车的任务指标，

司机每天完成40 车，每车奖励两分钱，40 车以外，每车奖励四分钱。

司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大家提前上班，天黑了，还要由车队长赶工人下

班。为了不上厕所，司机们连水都不喝，下班以后还主动检修车辆。这样人均每天

能够完成80 车的任务，最多的一天完成了130 车。工地上热火朝天，日夜加班。

工程提前完成，公司也因此得到了30 万元的奖金。

但是蛇口工业区拿四分钱奖励工人的办法却与国务院颁发的制止滥发奖金的规

定顶了牛。当时，“奖金挂帅”还是要批判的，四航局被有关部门勒令停发奖金。

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被废除了，工人的积极性严重挫伤。运泥土又回到了每天每车

只能运二三十车了。

蛇口工业区负责人王今贵去北京参加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会上发言讲蛇口工业

区的经验，说到提前完成工程的给予奖励，台下一阵嘘声，听众突然轰动起来。王

今贵想到全国正在批判奖金制度，发出去的奖金也要退回，连忙补充说：“特区，

特事，特办。”算是做了圆场。

蛇口四分钱奖金被停的事，袁庚找来新华社记者，写成内参，呈报中南海，蛇

口的奖励制度才得到肯定并恢复。

1982 年6 月28 日，“马太”陈惠娟在蛇口的第一个项目——蛇口购物中心开

业，它虽然只有100 多平方米，建的是简易房，设施简陋，却是大陆第一家可以直

接用外币来购物的商店。1981 年，袁庚找“马太”建购物中心，其建成也是内参

发挥了作用。

当时二线海关没有建成，蛇口的一线海关也很小，仅仅是九龙海关驻蛇口的办

事处，只有少少的几个人在海滩上的一座黄色小楼里办公。办购物中心，涉及大量

物品的进口，涉及进口物品的关税，所以海关一时不同意。招商局尽力争取，向广

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做了汇报，后又经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记者写成内参报给国

务院，才得以获准。

购物中心开张的那一天，成为

“马太”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那天，

商店还没有开门，门外已经排起了长

长的队伍，大门一开，人们蜂拥而

入，抢购物品，拥挤的人群把商店大

门的玻璃都挤碎了。收银人员的手数

钱数得发酸、发软，仓库里大多数品

种的货物都被抢购一空。晚上关门后

结账，—天的营业额竟多达50 万元。

购物中心开张5 天，就收回50 万元的全部投资。

“马太”曾经动员她丈夫的一位朋友参资购物中心，他到蛇口考察回去后说：

“那么穷的地方怎么能去开商店呢。”后来错过这个机会，他后悔得要命。

看到“马太”的生意这么好，后悔的还真不少。最初同“马太”一起来蛇口的

还有3 个香港“太太”，被称做“蛇口四太”，留下来的只有“马太”。

“马太”的购物中心一直经营到1995 年，拆掉以后，建起了现在的海景广场大

厦，成为蛇口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马太”的事业也越做越大，逐步进入房地产，

并进入内地市场。“马太”后来当上了深圳市政协委员。

一个购物中心也值得这么大书特书？它确实是太重要了。它的开张，解决了蛇

口人的吃饭和生活用品供应问题。而深圳那边正在为吃饭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左冲

右突。

深圳存粮只够吃两天

“你怎么搞的，我这当市长的中秋节吃饺子连醋都买不到？”市长梁湘向分管供销、

商业的副市长周溪舞半开玩笑的这句话，生动地道出了当时深圳的困难。

实际上，吃不上醋不是大事，吃不到粮才是大事。

1982 年7 月19 日，全国公布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有9.5 亿人申报，深圳有

34 万多人登记。

”

何止34 万？周溪舞这样计算：在深圳市区，即原宝安县政府所在地深圳镇这

个地方，只有三四万人口。建市初期，常住人口（户籍）由于受到控制，所以增长

不快。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增加非常快，在深圳市暂住人口其实并不暂住，一住就

是一二十年；流动人口并不流动，往往是一家人都流到了深圳。这里面有大量的建

筑工人、打工者、求职者，还有跟随这些人来的家属。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来去匆

匆的游客。在1981 年、1982 年的时候，大约有五六十万人在深圳市生活，而且每

日每时都在增长。

到饭店吃饭必须交粮票，没有粮票，有钱饭店也会把你赶出来。现在的年轻人

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特区刚开办时，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刚来到深圳的

人大多并没有把户口迁过来，粮票、肉票的发放在内地。第一个月是随身带过来

的，第二个月是家里寄过来的，第三个月就不及时了。有不少人是从内地偷偷跑出

来的，单位就找到粮局，说不要给他粮票、肉票了。没有粮票、肉票，就买不到粮

和肉，就无法生火做饭，到饭店也吃不到饭，在深圳就无法生存，好多人就这样被

逼回了内地。

那时候，饭店也是凭粮票到粮局去买粮的，火车站泮溪酒家的老板就找到市

里，说可不可以买点议价粮，没有票，也可以吃饭，价格贵点就行了。市里说，可

以试一试，一碗米饭，有粮票5 分钱，没有粮票5 毛钱，结果还是有不少人去吃饭。

价格能不能接受是一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没有粮食。五六十万人口的城市，

国家调拨的粮食指标只有几万人的。深圳就到湖南、江西等省去求援。他们说，

粮食是有，但国家统购统销，管得严格，运不过来。深圳就说，价格可以高一点，

但质量一定要好。有人就试着到农村高价收粮，运到深圳赚了钱，不少人就悄悄

做起来。

即使是这样，有一次深圳存粮也只有两天的量，大雨把路冲坏了，运粮车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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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这可把领导急坏了。当时有一船粮食正从泰国运来，市领导要求该船每行10

公里，就向市里报一次位置，最后一刻，粮船到达蛇口，市领导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议价粮价格虽然高，但质量好，拿着粮票购粮的人就少起来，有的人就通知外

地家里不要再寄粮票了，粮票逐步退出了市场。

肉票是通过价格并轨取消的。到外地采购粮食的同时，深圳也派人到内地采购

生猪，弥补市场的不足。开始采取凭票和议价两种价格，议价肉价格要贵两倍，但

是凭肉票买肉要排队，有肉票的人没有时间排队，有人就收购肉票，凭肉票买了肉

再到市场上议价销售，套取政府补贴。促使政府采取了价格并轨的措施，降低议价

肉价格，提高凭票肉的价格，统一为一个价格，这样肉票也就逐渐没用了。

因此，20 世纪80 年代初，深圳就取消了粮票和肉票。而1992 年，全国才正

式发文取消粮票和肉票。

有一次，副市长周溪舞到北京开会，报到时，管报到的人看他是深圳来的，就

说：“你们深圳取消粮票了，不收你的粮票。”周溪舞十分得意。因为过去到北京开

会，经常会有人提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比如“你们深圳的干部是不是都发财

了？深圳是不是有很多人搞投机倒把？深圳是不是赚的都是内地的钱”等等。只有

这一次，北京人是用羡慕的眼光主动向深圳人提出不收粮票的。

人不但要吃粮吃肉，还要吃菜，解决了吃菜问题，让深圳在全国率先放开

物价。

市委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李定管的就是日常这些棘手的事。他后来讲述深圳

这段物价改革的过程时说：“那时候，物价全国统一，违反者就是扰乱社会主义经

济秩序。是小平同志的特事特办的政策给我们壮的胆。

”

1981 年，深圳在和平岭搞了一条商业街，搞商品展销。当时是11 月份，但级

级通知电风扇价格上涨15% 。有香港人过来看到后悄悄说：“神经病。”有人告诉

了李定，他反觉得香港人说得有道理，商品应该随行就市，不能统—价格。李定就

要求在这条街上搞浮动价，结果，把香港、东莞、惠州的人都吸引来了。做生意的

人说，价格降了，但销量大了，钱还是赚了。

第二年到了收购外贸荔枝的时候，李定又动起了价格的主意，因为已经几年收

不到荔枝。外贸公司规定收购价每斤8 分钱，果农自己到小市场卖是3 毛多，卖到

香港是1 元港币，任你围追堵截加教育，果农就是不卖给你。荔枝是出口换外汇的

重要商品，收购荔枝是国家计划。李定就以质论价，随行就市到南山收荔枝，不但

深圳的果农来卖，周边地区的果农都把荔枝挑来了。结果省里坐不住了，先是打电

话，后是发新闻批评，然后是发文制止，接连下了五道禁令，严厉批评。“不过没

有给什么处分，因为我们有道令牌：‘特事特办’”。

吃菜的事，也是由李定管的。

国家定价一斤青菜5 分钱。深圳的农民种了菜，也到香港卖高价，不愿在当地

卖。深圳就向汕头求援，调来5 000 菜农，结果两个月后，人全跑光了。菜农说，

种菜不如捞虾，捞虾不如拉沙。又到广州调来5 000 菜农，还是没留住人。

李定提出菜农种菜亏本，肯定不干。市里就实行财政补贴，但补了不长时间，

市里就挺不住了。李定就提出是否调高一下菜价，那可是大事，上面开始不答应，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领导就让试一下。一斤青菜先涨到4 毛多钱，已经翻了几番，

各方面的意见太大，但不几天就涨到1 块多钱。那些日子，早晨6 点多钟，李定就

骑自行车到市场上看菜多不多，看菜价有多高，菜价涨得他头皮发麻，市民的埋怨

之声不绝于耳。

市里再也扛不住了，就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涨价措施可能会被取消。

但就是在开会的时候，传来了消息，市场上的菜价下降了，降到了8 毛多。大家有

些惊喜，又有点搞不懂，那就再等等看吧。原因很简单：由于深圳的菜价放开了，

广州、东莞、惠州的莱都运来了，菜多了，价格自然就降了。

1982 年下半年，东门老街的南塘菜市场，就是四乡菜农来深圳卖菜的地方。

这里的菜新鲜，花色品种多，就是价钱较高，生意很兴隆。

1982 年到1983 年，深圳基本放开物价，闯过了价格改革这一关。

1988 年5 月19 日，邓小平在接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谈到价格改革的意义。他

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

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

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

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行，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到广交会上订购国货

除了吃粮，吃菜，吃肉，五六十万人的生活必需品太多了。商品的短缺，促使深圳冲

撞计划经济分配商品的体制，一些匪夷所思的招数都使了出来。

1982 年，分管财贸的副市长周溪舞有点儿焦头烂额，按下葫芦浮起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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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上半年，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传来一个信息，说四川省投诉深圳市商业

部门去四川收购干辣椒，影响了四川的辣椒收购和供应计划。

周溪舞知道惹麻烦了。收购干辣椒，哪里不好去，为何偏偏要跑去四川收购

呢？周溪舞在佛山地区工作的时候，军分区有一位副政委，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

部，老家在四川。20 世纪70 年代初，他回家探亲后曾跟周溪舞闲聊，他说当时四

川干辣椒是凭证供应的。深圳公司到一个凭证供应的地方去收购干辣椒，不是自找

麻烦吗？

没多久，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又传来一个信息，说山东省投诉深圳市的商业部门

到山东去收购大花生，影响了他们的收购和出口计划。周溪舞到进出口服务公司查

看，在一个角落看到堆着七八个麻袋包，打开来，抓起一把大花生，这种花生比深

圳市面上卖的花生差不多大一倍，剥开外壳以后，里面露出了粉色的内衣、白白的

果仁，煞是可爱。周溪舞表扬收购成功，肯定价格和销路都会很好，但影响了人家

的计划就不行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1982 年上半年，省商业厅在新会县召开商业局长会议。深

圳市当时先行一步，进行机构改革，把经济性质的行政局都改成了公司，如商业局

改成了商业总公司，外贸局改成了外贸总公司、工业部门也改成了电子工业公司、

机械工业公司、轻工业公司……

因此，召开商业局长会议的通知便不知往哪里送了。深圳没人去参加这个会

议，结果失去了在会上争取多分配商品的机会。直到会后，商业厅打电话来问：

“为什么不派人去开会？”深圳才知道这回事。好在当时省商业厅厅长鹿益三和周

溪舞是老熟人，他来深圳检查工作的时候，周溪舞和他共进午餐，三杯酒落肚之

后，周溪舞便开口了，除了说明没去开会的原因外，还希望他能支援特区，多调些

畅销的商品来，如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茅台酒，大中华烟……

鹿益三表示尽量支持。过了不久，周溪舞问商业部门，是调拨来了一些畅销产品，

但数量不多，不好销的产品却调来了很多。

为了解决商品短缺，深圳打起了外汇的主意。当时国家给深圳的特殊政策，其

中有一项是外汇收入全部留用，国家不分成。再加上深圳准备发行特区货币，可以

和外币通用。因此，也许深圳可以拿外汇采购出口商品来解决市场问题。去找国务

院和外贸部谈，领导表示支持。

1982 年下半年，深圳组团参加广交会。开始受到阻拦，后来工作做通了，由

广交会发了一个通知，通知各省代表团：深圳市由副市长、副秘书长分别担任团

长、副团长来参加广交会。但采购开始以后，情况并不乐观。各省代表团反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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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来出口商品的，只有深圳是来采购商品的，不知道怎么和你们打交道？有些政

策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如商品卖给你们算不算完成出口计划？怎么作价？用什么货

币结算？等等。

深圳解释，外贸部同意我们来采购，当然应该算完成外贸计划，价钱要按照给

国外总代理的到岸批发价，货币基本上用外汇。

周溪舞考虑到政策的问题容易明确，但还要做宣传特区和建立感情的工作。于

是，他提出，邀请各代表团到深圳参观，进入特区和沙头角的通行证由深圳负责办

理，费用由深圳负担，然后布置大家分头邀请。结果各代表团到深圳参观这件事情

反应很热烈，因为有些人过去没来过深圳；有些人虽然来过，也是在创办特区以

前，大家都想到深圳去看看，中国办经济特区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深圳已经有了东湖宾馆、竹园宾馆和与广州合作办的泮溪酒家，招待吃饭

是不成问题的。深圳有些项目已经开始建设，有了一点大兴土木的气氛。还有两个

亮点可以参观：一个是沙头角镇的中英街；另一个是到罗湖桥头，看对岸香港罗湖

车站挂着的英国国旗，也算看到一点“异地风光”。

经过这次参观以后，大家也开始熟悉起来，于是便开始了采购工作。一般来

说，凡是出口好销、创汇率高的商品不大容易成交；出口销路不好的产品比较容易

成交；有些出口销路不好、创汇率又不高的商品，用人民币就可以成交。其实，国

际市场畅销的商品，深圳不一定都需要，国际市场不畅销的商品，深圳可能很需

要。利用这种需求互补关系，深圳在采购商品上大有文章可做。

1982 年秋交会到1983 年春交会前，深圳采购了1 亿元人民币的商品；春交会

上采购了1 亿元的商品；春交会后又采购了1 亿元的商品。1 年左右的时间，深圳

采购了3 亿元的商品，对解决深圳市商品短缺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竹园宾馆砸了“大锅饭”

竹园宾馆砸了“大锅饭”和“铁饭碗”，开创了全国先河。这种做法在深圳的国营单

位得到推行。

深圳第一家实施劳动制度改革的是竹园宾馆。

1981 年的时候，竹园宾馆是深圳最早的中外合资经营宾馆，也是唯一一间设

备较好的宾馆。开业不久生意很好，许多外商来深圳都指定要住竹园。但是，好景

不长，几个月后，旅客越来越少，有的外商在深圳宁愿住条件差的旅馆也不住竹

园。合资经营的港商刘天就找到市里，要求终止合同。

问题出在哪里呢？1982 年年初，市委副秘书长、财贸办主任李定带工作组去

调查处理。当时的饭店服务员称“同志”，“同志们”反映：刘天就这个资本家太恶

毒，他要求“同志们”每天都要把房间的床上用品换洗一次，厕所不但要没有臭

味，还要洒香水，更恶毒的是要求“女同志”涂口红，还要站在门口面带微笑地迎

接那些资本家。我们“革命同志”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有的“同志”被“资本家”

批评了几句，就不来上班了。不来上班不要紧，工资要照发，一分不能少，因为这

里是社会主义。

李定问刘天就，在香港遇到这种事怎么办？刘天就说：“炒鱿鱼。”李定想了半

天，就发了一个通知；“如果再不上班，就要开除。

”

“社会主义还开除人？天大的笑话。”有一些人还是不来上班。

李定就让人列出一个表现最恶劣、在家待着不上班员工的名单，共列出12 个。

李定感觉打击面太大，就减少到6 个人。第二天就把开除6 个人的名单和决定张榜

公布出去。

这一下炸了锅，并惊动了有关领导，有领导从省里给李定打来几次电话：“你

们这可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政治问题。”李定坚决顶住，解雇了那6 名员工。

这一招管用，在家不上班的都回来了，也听话了，按照要求做起来。刘天就又

说，这还不行，干好干坏一个样，都拿一样的钱，这样调动不了积极性。将工资与

表现挂钩，奖励干得好的，这样才真管用。

那个时候的工资制度可是国家制定的，这能改吗？李定犹豫之后还是制定了一

个职务工资、技术工资加浮动工资的改革方案：50% 是职务、技术工资，相对固

定；50% 是浮动工资，其中一半与当月的住房率挂钩，另一半与个人考核表现挂

钩，每月浮动。除了工资制度，这个方案还把干部、工人的身份打破了。过去只有

干部当管理人员，并且按照级别担任职务，现在，工人干好了，也能当管理人员，

干部干不好，照样当一般服务员。

竹园宾馆砸了“大锅饭”和“铁饭碗”，应该是开创了全国先河。

沙头角商场搞承包

国家干部每月最多才400

元工资，一个商场经理，最多是个股级，每月工资350

元，

太高了。这个经验不能推广。”在第一次深圳财贸系统承包经营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承包者

不准提自己的工资收入。

1982 年，深圳财贸系统搞起了全国第一家承包经营的商店。

有一次，李定带人到沙头角的综合商场检查工作，看到与咫尺相隔的香港一方

的商场比，这里简直是另一番天地。香港的商店，货物非常应时，早晨很早开门，

晚上营业到很晚。店里的服务员笑脸迎客，不停地向顾客介绍商品，还到店外招呼

客人。而深圳的综合商场，早晨9 点钟开门，11 点关门吃饭休息，下午2 点半开门，

4 点半关门。商场的商品货不对板，夏天了，还有一半是冬天的货。服务员更是冷

冰冰的样子，坐在柜台后面，顾客进来了都不看一眼，顾客询问商品也不搭理。

原因很简单：全市所有的商场都拿一样的工资。这个综合商场已经是先进了，

每年上交60 多万元的利润。

李定接连在香港的商场转了几天，算了一笔细账：如果照着香港人的方法经

营，深圳的这家综合商场一年最少要赚600 万元。他就拿出一个大胆的方案：如果

谁能每年给政府交600 万元，就任命他当总经理，月薪从58 元提高到350 元；完成上交任务，员工工资从每月35 元提高到200 ~250 元。他到组织部找到部长说：“咱们试一下。我先选好人，任命，然后组织部再下文件。”

开始没有人敢接这个任务，大家心里都没有数，有人说，600 万元太高了。李定说，我算过，能完成。工资一下涨了好几倍，一些坐不住的员工着实高兴，就不断地推举他们信得过的人。一个副总经理答应试试。选定了新的总经理，老的怎么办？工作组就去做工作：老的总经理改当书记，工资与总经理相同。能多拿几倍的钱，老总经理答应得很痛快。

不过，这时候有领导却担心起来，把一个国营商场承包出去，交的钱是多了，但合适吗？李定去做工作：“一年国家多挣了500 多万，比过去翻了近10 倍，有什么不好的呢？”

综合商场实行承包经营后，完全变了一个样。他们天天看着路对面的香港人做生意，模仿就行了，香港人早晨7 点钟开门，他们也7 点钟开门，香港晚上11 点关门，他们也晚上11 点关门，香港的服务员在路上揽客，她们也打扮一下到路上揽客。经理就忙里忙外找货源，让店里的商品丰富起来。

第一个月，沙头角综合商场上缴利润70 万元。经理很诚实，把一个月赚的钱全都交上了。一个月赚的钱就超过过去一年赚的钱，大家心里都非常激动。这个商场年底交了600 万元，还结余了100 多万元，他们就在沙头角盖了一栋楼，是当时沙头角最高最大的楼房。

李定算了一笔账：承包经营后，沙头角综合商场全体人员的工资每年只多发10 多万元，但为国家多挣了500 多万元。这笔账太合算，经验也就很快被推广了。

但是在经验交流会上，还是临时要求不准讲出承包后的“高工资”。

接下来实施承包经营的是合资经营的友谊餐厅。说到友谊餐厅，20 世纪80 年

代初的深圳人无人不晓。那是高档时尚的象征。里面有洋酒、洋烟，有酒吧西餐，

花的也不是人民币，是港币。友谊餐厅下属有一家蛇餐馆，也是和香港人合资经营

的。承包制就先从蛇餐馆着手。三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组成“曾振康夺标小组”在

众多竞争者中胜出。为首的曾振康是友谊餐厅的司机，曾为总经理们开过车，他

是个有心人，耳闻目睹懂得了许多做生意之道，也产生了一些想法。陈清源是山

珍楼的采购员，办事认真，对货源、行情、顾客口味、季节时菜等业务已了如指

掌；梁建基在友谊餐厅和竹园宾馆开过车，平时也留心学到一些“做生意”的奥妙。

夺标之后，他们各显其长：曾振康抓全面经营兼小卖部采购主管；陈清源采购

餐料货源；梁建基当了楼面主管，所以，平时多数是他留守大本营。谈到承包，梁

建基说，在承包前，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光是“打算盘”，就熬了4

个不眠之夜。精打细算，他们“内定”的最高利润承包额是9 万元，但投标投到8

万元，就没人敢要了，还有1 万元松动呢。3 个年轻人在调查研究之后充满了信心，

一上任就宣布了他们的施“政”方案：精减人员和压缩不合理开支；增加花色品种

和经营项目；发扬民主建立班长制；改善服务态度等。

一个月，蛇餐馆发生了变化：过去传菜、厨工人手太多，他们实行精减，将多

余人员送回友谊餐厅另行安排工作。仅这一项，每月就节约开支近6 000 元。人少

了，但服务质量和效果却比过去好了。过去，楼面没有接待员，承包后安排了两位

大方礼貌的姑娘当“知客”，顾客一进门，就有人热情地上前招呼了。过去蛇餐馆

的菜式受“蛇”字限制，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明显。现在，以蛇为主，在吃蛇淡季推

出海鲜、山珍等清淡品种，将生意做活，淡季也能发足浮动工资！另外，增加早点

项目，延长早茶夜市时间，开设西茶冷饮……仅这部分营业收入，就占餐厅收入的

20% 。过去，小卖部经营品种单调，不引人注目。他们绞尽脑汁，在4 平方米见方

的铺面上，扩大实用面积，四处采办各种糖、烟、酒、副食货源，使小铺生意兴隆

起来。节约就是利润。为了节约，经理也当搬运工，300 人就餐的餐厅，一天要用

多少米、面、肉、料？50 斤一袋的面粉，100 斤一袋的大米、好几十斤一箱的冻

鸡冻肉，全是3 位经理和他的同事们扛上3 楼伙房的！仅这项，就不知节约了多少

搬运费！

其实，这时候深圳已经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个典型就是

友谊餐厅。

当时，对友谊餐厅经营管理模式的总结是：“企业管理中坚持新事新办，在管

理体制方面，实行了一套全新的做法。友谊餐厅新事新办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的

管理体制。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有权开展独立的经济活动，因此，它能够充分按照

经济规律办事，施行一套切实有效的、比较合理的管理制度。”友谊餐厅是一间合

资经营独立企业，它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合资双方各派三人组成的董事会。它代表双

方股东，有权决定企业经营的方针和制度；有权审定企业的财务计划；有权批准任

免门市部主任级以上管理人员；有权决定企业人员的薪资等等。也就是说，它在

人、财、物和收购、销售等方面都可以根据营业的需要，不受那些不必要的牵制，

独立采取决定。

在董事会领导下，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董事长兼总经理曾炳涛，因别的任务较

多，只参加友谊餐厅经理部中的一些重大决策，一般情况下，均委托副总经理邹洪

代行职权。邹洪拥有企业的组织权、人权、财权和经营权，负领导和指挥企业全盘

经济活动的总责。总经理部下设饮食、商场、财会、人事等部门，层次少，人员精

干，各部门、班组以至营业员都有具体的岗位责任制。他们都得服从总经理的统一

指挥，不能各行其是。总经理有权任命和调整门市部主任以下员工的职务和工作岗

位，解雇、辞退不称职的或犯有错误的员工；有权派人到各省市出口单位洽谈商品

的采购、调拨、加工、销售，签署采购合同；有权审批10 万元（港币）以下（副

总经理有权审批2 万元以下）的设备、基建购置开支权。还有对部分商品的定价和

调价权。总之，有权有责把分散的职工组织成一个协作劳动的有机整体，把各部

门、各环节、各工种的活动引向实现企业目标的轨道，并且要解决实现企业目标过

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由于企业有比较完整的自主权，机构设置、人事安排较为合

理，经营管理得法，所以工作效率比较高，经营效果比较好。

1982 年夏季，友谊餐厅总经理部研究深圳市饮食业和附设工业品市场情况，

认为在闹市区开办网点将大有可为，提出租赁深圳大戏院对面的一家老店铺办店。

可是，那块地方同时被一家港商和一家上海企业看中，三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原

店主认为奇货可居，提出每月租金1.5 万元。怎么办？邹洪经过与总经理商议，马

上决定拍板成交，并且再投资143 万元人民币进行装修和增添设备。结果，只用两

个多月时间就兴办起装修豪华、新颖的山珍楼，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如果按有些

企业的情况，两个月内呈批报告都可能批不下来。

1983 年，浙江海盐衬衫厂的步鑫生被树为改革厂长的典型，是国内厂长经理

负责制的雏形，也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呼吁。因为在那个年代，工厂要修一个厕

所，厂长也没有权力，也得报告上级审批。

友谊餐厅在深圳多年发展迅速，1983 年投资2 亿元筹建33 层高的亚洲大酒店，

这就是现在火车站的香格里拉大酒店。

高考改变命运的一代

1982 年秋季广交会，深圳采购团中出现了一个年轻人陈应春，他跑前跑后，深受大家

的喜爱。他是年初从中山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的出现，表明“文

革”后的第一代知识人才走进了社会。

写1982 年的深圳企业史，乃至写中国当代的企业史，1982 年毕业走向社会和

企业的77 届大学生是一定要写的，由于他们是“文革”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大学

生，特殊的历史塑造出不凡的群体。

陈应春是海南人，当时海南隶属广东省。他1977 年高考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

经济学专业，1982 年5 月毕业，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财贸处、政府财金办公室干

事，2003 年3 月担任深圳市副市长。

陈应春的老乡，同为海南黎母山林场职工做下乡知青的黄宏生，也是77 届的

大学生，1982 年1 月从华南理工学院无线电专业毕业，分配到电子工业部华南进

出口公司。到公司报到之后，黄宏生强烈要求到维修部工作，因为只有维修部用得

到技术。黄宏生后来下海创业，创办了创维公司。

黄宏生还有一个同学梁伟，也是海南老乡和同一个农场的知青，毕业分配到省

气象局，一进门他就介绍自己动手能力特别强，两个月后，梁伟动手能力强的特长

得到证明，他让办公室的所有仪器设备焕然一新。梁伟后来也下海创业，在东莞创

办了德生电子，成为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收音机制造商。

饿肚子逼出改革

黄宏生那个班还有一个从海南农场考来的学生霍东龄，是华南理工那一届的学

生会主席，也曾在深圳创业，后来创办了京信通讯，他的同学张跃军在深圳创业

后，随他一起到京信打天下，担任了京信通讯的副总裁。黄宏生创业的时候，他的

同学胡秋生和他在一起，后来胡秋生担任了TCL 的副总裁。

TCL 总裁李东生，跟黄宏生不是一个班，但是一个系的同学，也是知青考上大

学的。1982 年毕业的时候分到党政机关，他没去报到，而去了惠州一个叫TTK 的

生产录音带的合资公司，他报到时是第34 名员工，工牌号是“第34 号”。李东生

当技术员，他的上司是一个女孩子，当线长。李东生说，当时最大的目标是能够当

上车间主任和当好车间主任。后来TTK 发展成为6 万多员工的跨国公司TCL 集团。

1982 年，从华南理工毕业来到深圳的还有一个陈伟荣，他到华侨光明电子厂

当了一名技术员。后来，华侨光明电子厂改名康佳，陈伟荣担任总裁。他主政期

间，康佳列中国彩电企业第二名，仅次于四川长虹。

后来，有人说，黄宏生、李东生、陈伟荣这三位中国彩电业前四强的巨头，同

出华南理工大学一个班。这并不是太准确。黄宏生、李东生所在的系为无线电系，

代号“50177”，有两个班，李东生是一班，黄宏生是二班。而陈伟荣是电工师资

班。后来在深圳担任南山区委书记的叶明辉跟陈伟荣是一个系，但叶明辉是数学师

资班的。叶明辉是1977 年从宝安县考上大学为数不多的学生之一。

2007 年6 月，恢复高考30 周年的时候，笔者曾到华南理工大学采访，了解了

“50177 ”的一些情况。

李东生高考前在农村下乡，他说，越是在艰苦的环境里，越是激发出一种将

来要做大事的潜意识。“当时，我坚持写日记，虽没有每天都写，但每周总有三四

篇，到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写了好几本。”由于参加高考的人多，他考试时分在一个

小学教室，桌子特别小，甚至怕会压垮。他是以全县理工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华

南理工学院的。

黄宏生、梁伟同在海南琼山农场。黄宏生是农场的团委书记，青年突击队长。

几百人开山筑路，点炮眼是最危险的工作，一块巨石上打上上百个炮眼，装上炸

药，同伴们把黄宏生放到半山腰，一个个炮眼点下去，后面的还没有点燃，前面的

已经爆炸。黄宏生回忆说，在震耳的爆炸声和纷飞的碎石中操作，心中没有丝毫的

恐惧。他要报名高考，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留在农场，这里有他的大好前程，要

提拔他当副场长，是副处级。但是黄宏生还是毅然放弃了这些诱惑，加入到高考大

军。复习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他通宵达旦，最终取得成功。

梁伟在海南的农场待了5 年，但年龄算是比较小的，身体也比较瘦弱，他的

任务是放羊。不过他是一个无线电发烧友，不论见到收音机还是什么无线电的东

西，他总会给你拆了，再给你装起来。他放羊时怀里藏着小收音机和无线电书，

不管羊吃什么，他只管听自己的收音机，读自己的无线电。有一天放羊时，他听

到收音机里广播恢复高考的消息，想起5 年前下乡时，隔壁的一个邻居看他痴迷

无线电说：“如果能到华工去跟冯秉铨上大学，这孩子肯定有出息”。他扔下放羊

鞭就下了山。

陈伟荣是穿着露着脚趾的解放鞋走进教室的。他来自广东罗定农村，高考对他

命运改变最大。他曾说，如果不是考上大学，他就是一个农民，一个有四五个小孩

的农民。

当然也有从其他渠道考到“50177 ”的。郭丽翔是一名军官，是从部队考来的。

当时她所在的军区有几百人报考地方院校，考上15 个，她是其中之一。她现在是

中国工商大学副教授。

梁伟在学校仍然保持了爱动手的习惯。他的床上有一半是种种收音机、无线

电，床下也放得满满的。一有时间就鼓捣起来。大家说蚊子太多，他就做一个电子

驱蚊器。有同学失眠，他就送一个电子催眠器。戴上他做的这个装置，就能听到水

的嘀嗒声。

1981 年，“50177 ”二班获得广东省和全国先进班集体，《南方日报》还以一个

版的篇幅进行了宣传报道。至今还是同学们引以为豪地事情。

当班长黄宏生创业急需要人的时候，黄宏生就找到二班的同学郭丽翔，她又说

服一班的刘小榕——她丈夫放下北京60 多人的民办研究所，南下深圳加盟创维，

直到今天，刘小榕始终是创维产品技术研发的领头人。

1982 年3 月，袁庚向来深圳视察的谷牧提出从清华、交大的应届毕业生中招

收人才的想法，得到支持后专门向中组部写一份报告。当年，蛇口从清华引进周为

民、余昌民、顾立基“三剑客”。

十几年后，周为民、余昌民、顾立基都曾经过民主选举成为蛇口工业区最高权

威机构——董事会的成员。周为民曾任蛇口文化艺术发展公司总经理，顾立基当上

了蛇口工业区总经理，余昌民担任了招商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城市日志·1982

年】

1 月，深圳市宝华电子厂投产。

2 月，中美合资企业深圳饮乐汽水厂投产，生产“百事可乐”。

068

饿肚子逼出改革

2 月，深圳市新光牛奶公司投产。

3 月，蛇口凯达厂投产。

3 月，深圳友谊餐厅蛇餐馆开业。

3 月，第一家国际性金融机构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开业。

4 月，深圳特区分界线开始施工。

5 月，香港新鸿基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法国国家巴黎银行、万国实通银

行、美国渣打银行、日本拓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英国莱斯国际银行、法

国东方汇理银行获准在在深圳设立办事处。

6 月，深圳华强电子器件工业公司招标。

6 月，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与港商文伙泰合资“华城有限公司”成立，开发深

圳旧城区。

6 月，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正式开业。

6 月，光明农场大宝鸽场动工。

6 月21 日，深圳自行车厂建成投产，组装成“骏马牌”自行车。

7 月24 日，深圳华侨大厦落成开业。

7 月27 日，深圳赤湾港动工兴建。

8 月1 日，深圳光明汽水厂投产。

8 月7 日，深圳友谊大厦正式动工。

8 月20 日，面积250 平方米，深圳当时最大的超级市场——友谊公司超级市场

开业。

9 月14 日，深圳上步、八卦岭工业区破土兴建。

9 月15 日，南洋商住大厦动工兴建。

9 月，深圳第一家农商合资酒楼湖溪大酒楼落成。

9 月22 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厂建成投产。

9 月，深圳市工人文化宫艺术馆建成。

10 月8 日，汇丰银行驻深圳代表处开业。

11 月，深圳成立副食品总公司。

12 月18 日，龙华塑料厂投产。

12 月23 日，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将在大亚湾兴建，总装机容量为180 万千瓦。

12 月24 日，深圳饮食服务公司与重庆市饮食服务公司合营的重庆酒家开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