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外商投资蜂拥而至

1983 年12 月14 日，市建一公司的职工，在深圳市上步区施工时，打死大蛇一条，蛇身长2.3 米，体重19 公斤，去掉蛇皮，净肉重16 公斤。据估计，这条蛇的皮可做15 把二胡。这样大的蛇在当时的深圳市区十分罕见。

外资大举“入侵”

1983 年年底的一天，蛇口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集装箱框架立柱上，赫然出现了“岂容国土再遭蹂躏”的大标语。这条标语表露的是资本的博弈，境外资本已经在深圳形成巨大的力量，它要按照资本的意志改变中国以往的企业和社会结构，引发矛盾和变革。

风波是由一名中国工人被外国老板“炒鱿鱼”所引发的。这位被外国“资本

家”解雇的工人在蛇口工业区劳动服务公司哭诉：中国工人阶级的尊严受到了严重

伤害。

这位被炒的工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七级焊工，凭借技术好的本钱，像在中国企业

一样，监督着徒弟拼命干活，自己指手画脚不干活。老板对他提出了严肃批评，但

他不吃“老外”那一套，反而以“主人翁”姿态与之理论。“老外”被激怒了：“你

技术再好但不出效益，又有什么用！炒！”

这位高级技工被“炒”了。不知是他的徒弟，还是其他愤愤不平的中国工人，

在集装箱框架立柱上挂起了“岂容国土再遭蹂躏”的大标语。

当然，这位被解雇的高级技术员被介绍到别的企业工作后，再也不敢因有“七

级焊工”证书而不恪尽职守了。

另一件事，更让中方感觉难办。蛇口有一家外资酒店刚刚开业，总经理是一位

酒店业资深的德国人——柏尔文先生。他发现—个女服务员在9 楼贵宾房收拾餐具

时把几个纯银器的刀叉用纸包好，丢到楼外一个树丛里，下班换了工作服以后，走

到树丛中想取走银器餐具。

柏尔文当场把这位女服务员请到办公室，很有礼貌地对她说：“你明天可以不

用上班了，但你可以到财务室去领这个月的全部工资。

”

女服务员跑到中方副总经理处又哭又闹。中方经理一看，这位服务员是某位上

级领导的小姨子。他犹豫之下，一面安慰女服务员，一面写了个条子，用信封装好

派人送给柏尔文先生。

柏尔文打开一看，纸条内容是：被开除的小姐是某某的小姨子，万万开除不得。

柏尔文淡淡一笑，把它撕碎丢在纸篓里，随即通知人事部门立即执行开除决定。

这下子全酒店员工都传开了，有什么样的后台在外国总经理眼中都不起作用了。

还有一次，一位香港“资本家”直接把“巴掌”打到中国高级官员的脸上。

这一次，袁庚却没有向香港资本家让步。

1983 年5 月，由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独资经营的凯达玩具厂发生了一件震

动整个蛇口工业区的事件。这家工厂是最早到蛇口和深圳来投资的香港企业。

一段时间以来，凯达玩具厂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常常强迫工人超时加班，有时

干到凌晨三四点甚至六点。许多年轻人都累得昏倒在地，发病率亦急剧上升。厂方

规定：不肯加班者开除！

5 月下旬，工业区召开首届“团代会”，凯达厂女工郑艳萍是团员代表。而这

时，工厂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的销售旺季，接受了大量订单，正在拼命赶制玩具。

尽管团代会是晚上举行，并不占用正常的劳动时间，厂方还是不准郑艳萍去参加

会议。

郑艳萍平时劳动表现好、效率高，很少出差错，可仍然因为最后参加了团代会

而被厂方按“规定”予以开除。

凯达厂工会挺身而出。工会主席端木默及时向工业区领导递交一份报告，反映

有关情况。报告当天便摆到袁庚桌上。

凯达厂是较早进入蛇口且人数较多的

一家大厂，当时有1 200 多名工人，占工

业区总人数的1/3 。来自香港的厂长以为

袁庚不会为一位女工而得罪财大气粗的香

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然而，袁庚却奋笔

在报告上批示：“加班应是自愿原则，要

找资方严肃讲清楚，不准他们胡来。

”

据此批示精神，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下，一份更为全面、翔实的材料迅

速整理出来。有关部门向凯达玩具厂发出通知：如不改正错误，就诉诸法律。

厂方明白诉请法律的后果，终于答应给郑艳萍复工，补发停工期间的工资。并

表示：工人加班自愿，每天加班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以内。

外资企业带来的这些冲突，不只是思想观念方面的，还有制度方面的。劳动用

工制度由此而来。

“砸铁饭碗”、“破大锅饭”，深圳率先进行的企业工资制度的改革，对全国影响

最大，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

1983年，蛇口凯达电子厂的打工妹。

074

外商投资蜂拥而至

1983 年，有位劳动部副部长到深圳“国贸”视察，问服务员一个月拿多少钱，

一位女服务员说拿200 多元，这位副部长吃了一惊：“好啊，比我还多！”

1983 年3 月，广东省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会议在深圳召开，市委书记梁湘在会

上介绍经验。之后，劳动合同制在全省推广。1984 年11 月，劳动部在郑州召开全

国劳动工作会议，深圳在会上介绍了劳动合同制的经验，之后，劳动合同制便在全

国推广。1985 年，劳动合同制推广到集体企业，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也引发了深圳机关事业单位最初的工资改革。

当时，深圳属7 类地区，工资标准是57 元。1983 年8 月，深圳提出了“180 元的

标准，一职分4 级”的方案。1984 年4 月，梁湘在北京参加特区工作会议，劳动

部赵东宛部长听完汇报后认为，180 元的标准也可以，深圳可以大胆地试。当年6

月，赵部长来深圳考察，认为深圳的工资改革方案可以实施，不用报部里审批，报

省里批就可以了。8 月报到省里审批，省委常委会议研究深圳的工资改革方案，有

的省领导担心180 元是否高了一点，但经过研究，最后还是定下科员月工资180 元

的标准，接着，9 月就开始按新的工资标准发工资了。当时的工资分4 块：基本工

资、工龄工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到1985 年，又进行了完善，增加了职级，

1~48 级，最高490 元，试用期最低60 元，从1986 年起实行。

劳动用工和工资制度改革涉及切身利益，推行几年后仍有风波。有一年，深圳

市59 名退伍军人联名上书，要求把他们的合同制工人身份改为固定工。一名女退

伍兵，则直接写信给市长诉说不平说：“工作不稳定，再次就业难；社会地位低，

分房成家难；社会偏见多，要求进步难。

”

中央军委、劳动部、民政部也派人前来调查深圳复退兵安置情况。他们了解

到，在深圳合同工是能上能下的，只要你有才能，就可以当厂长、经理，甚至总经

理。在联名上书的59 名退伍军人中就有7 人当了部门经理、部长，19 人当行政干

事。如果改回固定工，就意味着他们只能当一辈子工人，岂不埋没了他们的才能？

北京和深圳取得了共识。

1983 年，“跳槽”这个词也出现在深圳。老板可以“炒”工人的“鱿鱼”，工

人也照样可以“炒”老板的“鱿鱼”。这是深圳推行劳动合同制后司空见惯的事。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及其劳动实现理论设想，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者应

该能够选择实现体力和脑力劳动的适当岗位。但在我国原有固定工制度下，劳动力

的合理流动一直没有解决好，人才单位所有制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障碍。

许多国家都把公民的“择业自由权”和“就业机会和待遇平等”作为就业政

策的核心。这种为多数国家公认并对经济发展有利的通行办法也在致力于发展外向

型经济的深圳特区得到推行。“双向选择”的劳动用工制度，打破了过去一潭死

水的局面。一方面，企业用工自主权的扩大促使工人积极向上，提高素质，以免

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工人择业自由的实现又反过来促

使企业完善内部机制，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最终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劳动者

实现自我价值。

深圳华强肉菜市场楼上，是全市人才市场。这里人群川流不息，每天约有

2 000 人次进出，且“成交”活跃，成功率达20 ％左右。

深圳的暂住人口多于常住人口，在全市238 万人中，常住人口只有73 万人，

而暂住人口达165 万人。“打工仔”、“打工妹”随处可见。他们来自广东、湖南、

四川、陕西、河南、黑龙江等全国各地。

深圳报刊的招聘广告仅次于商业广告，几乎与发达国家无异。

这些都是内地人在深圳看到的奇特现象。

外资企业带来的冲击和制度变革是多方面的，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引发出一

场大的变革。

在香港老板严厉的管理制度催促下，罗湖区一工厂的一名工人在操作时，4 个

手指被机器咬去。

“我的儿子被轧成了残废，难道你们工厂不管吗？”家长叫道。

“合同上并没有写明由工厂负担工人伤病费用，这个我们不能负责。”老板讲理。

最后，老板出于道德把钱送到了医院。但中方人员不得不问：“在国外工厂出

了工伤事故应该怎么处理？”

“由劳动保险解决。

”

深圳的劳动保险制度由此开始酝酿。

外企给中国企业、经济、社会、政治的冲击是深刻的，面对一下子涌进的外部

世界，很多人措手不及，出现种种尴尬。

1980 年，澳大利亚人在深圳的莲塘投资开发了乌石古石场，霍布斯是石场的

经理。霍布斯一副豪肠侠气，虽然管理严格，但与石场工人混得很“哥们儿”，加

上霍布斯的发音近似“侠士”，石场工人便亲切地称他“侠士”。他很喜欢这个中文

名字，还特别请人用汉字刻了一个“侠士”私章。“侠士”也很喜欢跟工厂外的中

国人玩，经常有深圳的老师和学生去找他学英语口语，他也经常跟他那位年轻漂亮

的太太玛云娜驾车到中国的朋友家里玩。

有一次，省里一位领导到乌石古视察，在石场的办公室听取汇报时，那位领导

掏出一包香烟，肆无忌惮地抽起来，“侠士”一看，二话没说，走过去把那根香烟

从那位领导的嘴上抽出来，当众摁灭。陪同前往的地方官员个个大惊失色，“侠士”

用手指了一下墙上贴着的“NO SMOKING ”标志问翻译，难道他没看见这个禁令

吗？那位领导宽厚地笑了，把剩下的香烟放回自己的口袋里。

事后，中国的朋友们都批评他做得太过分，他却把两手一摊，一笑了之，根本

不当回事。

没面子的事还很多。为了推动蛇口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袁庚讲了三个发生在

蛇口的真实笑话。

笑话之一：“美国人讲什么语？”美国一个商务代表团访问蛇口，有意签订一

些合作协议。蛇口工业区—位干部笑容可掬地询问对方：“英国人是讲英语的，你

们美国人讲什么语？”

笑话之二：“剑桥大学建多大的桥？”英国剑桥大学派团访问蛇口。一位干部

与外宾接洽时谦逊地问道：“你们建( 剑) 桥大学，主要建造多大的桥？”翻译有

心遮掩一下，未料正在斟词酌句时，对方已经有一位懂汉语的人笑出了声。

笑话之三：“360 度的转弯。”谷牧来蛇口听取汇报，一位干部有感而发：刚

去香港一趟，看过那边的情况后，思想彻底转过弯子了。不只是180 度的转弯。

谷牧笑问：那是多少度呀？这位干部认真答道：是360 度的转弯。谷牧笑了：同

志，你转到哪里去了？这位干部也笑一笑。遗憾的是他并没弄懂副总理忍俊不禁

的真正原因。

干部能上能下，公开招聘干部，蛇口的干部制度改革，就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展

开的。

这种冲击不仅涉及干部，也涉及所有人。与外商打交道，跟外面的世界接触，

必须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深圳的电大、夜大、函大和各种职业培训班、学习班

星罗棋布，百分之七八十的劳动者都参加了各种培训课程的学习。

4 年超过过去30 年

为什么外商投资企业对深圳的影响和冲击这么大？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当时的状况如

何？特区成立

4

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1984 年5 月，北京“两会”期间，深圳市市长梁湘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分

组会上发表书面发言，向代表们介绍了深圳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梁湘介绍，经

济特区深圳1979 年建立后，1980 年到1983 年4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办特区

前30 年（1949 ~1979 年）的总和。

梁湘在谈到特区建立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时说，主要是坚持了

“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原则，进行了如下改革试验：

一是冲破经济管理的一些老框框，探索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新路子。如在基

建组织管理上，打破过去分头把关、层层报批的程式，改为“五个统一”（即统一

规划、统一征地、统一设计、统一安排施工及施工现场管理、统一资金）的做法。

降低了工程造价，加快了进度，保证了工程质量。建一幢6 层的住宅由过去约180

天缩短为约110 天，高层楼宇6 天左右便可建一层，赶上了香港水平。

二是运用价值规律，开拓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的新门路。例如，发挥银行贷款

作用，大胆利用银行贷款进行开发性的建设，使土地商品化。1983 年收取的土地

使用费就达1 000 多万元；采取“滚雪球”的办法筹捐资金，组织兴建标准厂房和

商品住宅楼宇，预售收款，收回资金再投入新的开发，使“雪球”越滚越大。市工

业发展服务公司采取这个办法，用1 800 多万元贷款，建成了7 500 万元的工程；

运用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筹集社会闲散资金。

三是克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试验劳动工资的新形式。

四是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经济实体。

五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进行行政机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新尝试。

梁湘讲的5 条经验中，第二条筹措资金的方法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最难的，

也是外界最为不解和议论最多的。这一条是由一个叫尚志安的人发明的。

1980 年，在深圳“卖地”半年后的一天，刚从湖北武汉来到深圳的“九头鸟”

尚志安像外商一样走进了深圳市政府，他夸海口说：“给我政策，不要市委一分钱，

我在荒山野岭的上步开辟出一个工业区来。

”

反正，不用投钱，就给他一块地折腾去吧。

尚志安拿着土地批复文件找到银行，贷款2 300 万元，就在上步建设第一栋厂

房，厂房还没建成，就开始预售，拿到购房预付款，再去建新厂房。一栋刚建好

了，下一栋就预售了。不停地预售，不停地收钱，不停地滚动。

如此，到1983 年，一个上步工业区已经不够尚志安折腾，八卦岭工业区随之

开发。此时，香港联城公司在文锦渡口岸开发联城片区，港人文伙泰在老城区进行

城区改造，开发华城开发区，刘天就也在布吉开发了工业区，罗湖、福田的开发工

地便成了片。而南山蛇口工业区如火如荼，沙河的华侨农场也进入开发期。整个深

078

圳大开发的局面已经铺开。

深圳形象地把这比做“借鸡生蛋”。有人从别人手中借了10 个鸡蛋，一年利息

100% ，即一年后要还20 个鸡蛋；这人拿10 个鸡蛋孵出10 只鸡，一年后10 只鸡

生了100 个蛋。还了20 个蛋，就赚下10 只鸡80 个蛋。这是经济学中最简单的资

本增值原理，当然要附加一些前提条件。

其中，有一个条件是有人来租或者买建的厂房。只要有这一条，政府就放心地

给你地，银行也大胆地给你钱。

尚志安盖的上步第一栋厂房刚开工，就有企业来预订了。这家公司叫家乐床具

家私厂，可看做是深圳的第一个品牌企业。

现在，这家企业还在上步工业区内，在振华路上建有“家乐”大厦，业务还是

为国外客商加工床褥和家具。

港商来料加工，让深圳市属的那些奄奄一息的企业，都焕发了生机。1981 年

6 月，香港金龙机械厂的姚先生来到深圳市机械厂，从皮包里取出一张从香港一

家杂志上剪下来的广告图。图纸上印有两种不同外形的外国制造的单色纸箱滚筒

印刷机。他对厂长老王说：“你们能不能按照广告上的图样，制造同类产品？目

前，这种产品在港澳市场短缺，十分畅销。”老王接过广告图，沉思片刻，说：

“什么时间交货？”姚回答说：“越快越好，争取4 个月交货吧！”第三个月姚先

生被请到了深圳，一台单色纸箱滚筒印刷机样机就摆在了他的面前，此后订单接

踵而至。

到1983 年5 月，上步工业区初具规模，已初步形成一个以电子为中心，兼有

航空材料、机械、印刷、家具、服装等行业的工业基地。

天助深圳，上步工业区开发中不但招商踊跃，而且还有意外的惊喜。1983 年

年初，上步工业区传来喜讯，区内发现优质矿泉水。经过勘察，它的水质上乘，放

射性元素氟的含量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矿泉水埋藏在离地面40 ~100 米之间，封闭

条件好，水的化学成分稳定，水色清澈透明，略带啤酒味。据测试，每升水中游离

二氧化碳含量平均达923.62 毫克，与中国著名的五大连池矿泉水相类似，属重碳

酸碱土泉。矿泉水中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既可生产瓶装矿泉水饮料，

又可提供矿泉疗养服务，发展旅游业。

消息一传出，比利时工程企业有限公司就前来洽谈投资兴建矿泉水厂，投资额

1 000 万美元。接着又有香港中化企业有限公司投资1 亿港元来开发上步地区井田

矿泉水。

这成为深圳后来知名的怡宝、景田、益力等矿泉水品牌的起点。

079

尚志安的开发模式得到实践的证明，他的公司也被列入市属企业的序列，称做

深圳工业发展服务公司，这就是现在深圳鹏基公司的前身。

坟场建起知名手袋厂

深圳建设遍地开花，从市里到村里，都在招商引资。大开发引来大投资，深圳遍地是

工地。

1983 年10 月31 日，日本三洋株式会社在深圳设立独资大型企业三洋电机

（蛇口）公司，正式开业设厂7 间，这是深圳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件大事。因为，它

不但是深圳第一家日本外商独资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日商独资企业。为此，国务

院副总理谷牧亲自致电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社长井植薰，引用唐代诗人“欲穷千

里目，更上一层楼”以表祝贺。

不过，大头岭一家坟场中的手袋厂声名鹊起，可能更让深圳人兴奋不已。

这时候，深圳还是深圳市与宝安县并存的建制。宝安和龙岗、盐田等区还属于

宝安县的管辖。罗湖、福田、南山开发热火朝天，宝安县也不甘落后，纷纷出招招

商引资。

1980 年宝安县轻工业局找到局里干部张冠中，要求他去办一家企业，因为他

出生在香港，能够从香港招商。办什么企业，到哪里办，什么都没有告诉他。

张冠中童年时就对手袋着了迷。他在香港出生，儿时走街串巷，看见小巧玲珑

的手袋，非常喜爱。打从那时起，就憧憬着当个手袋商人。解放后，父亲带他回老

家宝安县布吉农村读书。有一次，跟父亲到宝安县城，路过县城附近的大头岭，父

子谈心，他说想当个手袋商。父亲指着大头岭说：“以后就在这岭头办手袋厂，当

个手袋大王吧！”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

光阴似箭，一晃过了十多年，1959 年，他当上了小学校长。看见学生们都提

着藤笈当书箱，很笨重。这使他“旧梦重温”，他对学生说：“我以后办工厂，做手

袋，让学生们买上手袋当书包，既斯文又方便，就不用藤笈了。

”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张冠中想起了对父亲和自己的学生许下的心愿，他要在大

头岭办一家手袋厂。

当时黄金地皮有的是，他偏偏要选大头岭，很多人不理解。因为这是一个“鬼地方”，是个荒凉的坟地，原宝安县火葬场。张冠中带领二十多个人到这里安营扎

寨，平整土地，靠贷款盖起了两幢厂房。

栽下梧桐，却没有引来凤凰，外商认为这里不吉利，闻者生畏。好不容易找到

一位法国女商人洽谈合作项目，当时市区修建道路，未通汽车，张冠中便到罗湖桥

头，用三轮车接这位客商，连人带车又拖又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带上了大

头岭。谁知道，这位女人下了车，环顾四周，见到坟墓累累，只说了声：“这个鬼

地方能办工厂？”掉头就走了。

这并没有使张冠中泄气，他继续找合作伙伴，结果与香港一位手袋制造商崔先

生合作，办起了深圳市首家手袋厂。办厂第一年就创汇几百万港元。张冠中别出心

裁，设计生产出一种造型美观、印上中英文字与深圳罗湖桥风光的皮革手袋，还生

产了以五光十色的塑料胶珠压成的女装手袋，款式新颖，参加中国、日本、联邦德

国、挪威四国在北京举行的产品展销会，被抢购一空。

没过几年，手袋厂固定资产达到一亿多元，成为国家二级企业。有一天，一

位金发碧眼的女商人来到张冠中办公室，开口便说：“张先生，你的厂鸟枪换炮

呀？”张冠中一时反应不过来，犹豫地说：“莫非你就是坐过我的三轮车的那位法

国女士？”答说：“不错呀，张先生记性真好！”老张说：“你的记性也不差，还

记得到敝厂来，欢迎，欢迎！”这位女商人说：“是想看看这个鬼地方，真想不到

变成了聚宝盆！”

外引带动内联

除了同外商合作外，特区还同国内14

个中央部门、20个省市合办了400

多个企业，

以弥补当地资金和技术的不足。不过这些内联企业，也大多与外商合资。

中航技是最早到深圳投资的内联企业，其最早的航标厂，都是与香港大同

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邓焜合资兴办的。2005 年，已经退休的金击强回忆起这段

历史。

1980 年年初，航空部辅机局副局长金击强被委任兼任中航技总公司的副总经

理，筹备深圳办事处。

有一次，北航的党委书记陈达明为金击强介绍一个朋友，这个人就是邓焜。邓焜参

加革命很早，陈达明在东江纵队当政委时，邓焜夫妻俩都是他的部下，但后来

邓焜去香港经商，陈达明则留在了革命队伍。邓焜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因此与大陆

很多领导人都有联系，改革开放后也与国内的人做生意。

邓焜当时是一机部机床香港总代理，从香港出口的机床都经过他。可是，他当

时对国内的机床质量失去信心了。邓焜说话很直，说大陆机床到香港，不是漏水就

是漏油，质量不行。金击强说：“你没与航空部打过交道，我们的飞机系统如果像

你说的漏气、漏油，飞机早摔下来了。我们上天的产品比地上的产品要求高得多，

高空压力小，压差大、温差大，更容易漏气、漏油，我们在高空几万米都不漏水、

漏油，在地面就更不在话下了。

”

邓焜觉得有道理，但并不太相信。当时邓焜在香港制造塑胶机，金击强提出

可给塑胶机配模具。如果信不过，可先弄个比较复杂的图纸让他们做。邓焜以高

薪在香港聘了一个搞模具的高手王德高，他带来两套图纸交给金击强。金击强给

宝鸡212 厂打电话，让他们选两个最强的设计员，到了深圳不许干别的事情，就

在招待所把图纸的一个个尺寸消化，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图纸的毛病挑出来。过了3

天时间，他们消化了这两套图纸并挑出许多毛病来。两个设计师把图纸一谈，邓焜

服了。他请了个高手，却被挑出这么多毛病。他认为这两个设计师真懂行，但这个

模具能不能做出来？金击强再给宝鸡212 厂领导打电话，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做

这个模具。212 厂领导要求工厂停人不停设备，一个多月干出来了，但路上却运

了两个月。做出来的模具邓焜很满意，可是邓焜说：“金总啊，你可以指挥厂，但

你不能指挥铁路呵。”金击强说：“我们可以把人调到深圳来，在深圳办厂，问题

就可解决。

”

1981 年9 月27 日模具厂正式开工，成为航空部在深圳办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

业，厂虽小但开启了深港合作办企业的第一步，意义不同寻常。

打工妹当厂长

外商投资建起了一座座崭新的工厂，带来了新的管理和理念，不但引发了制度的变

革，也给年轻人带来了成长的机会。

1991 年，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红遍大江南北。女主人公赵小云从一个普通的打工

妹成长为一个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实现了自己人生的飞跃。

可以说，在深圳有无数个“赵小云”。1980 年，打工妹张桂梅就当上了厂长，算是

最早的“赵小云”吧。

“1980 年9 月。南方的初秋，依然是热浪灼人。在深圳市宝安县龙岗工业区管理办

公室里，工业区负责人和一位香港皮鞋商对视坐着。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只听见

头顶上的电风扇发出呼呼的声音。港商不自觉地解开系在脖子上的领带，顺手拿起

桌上的茶杯，呷了一口浓茶，嘴巴嚅动着，话没说出喉咙又咽了下去。”

“‘让阿梅，张桂梅当厂长，你看如何？’还是我方负责人打破了沉默。”

“‘张桂梅？！’港商又惊又喜，没想到，双方竟是不谋而合。”

这是邱远光、叶万片报告文学《她从乡村来》描写的真实一幕。

当了厂长，张桂梅要填一份简历。她写道：1961 年至1967 年，读小学；1967 年至

1968 年，读中学；1968 年至今，在家务农。再往下，她难住了，如今又算什么职业

呢？她既不是全民企业的工人，也不是集体企业的职工，又算不上是合同制工人，更

不算干部，她的户口、粮食关系，仍在农村，她的名字仍工工整整地记在生产队的花

名册里，她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就是这样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中学读了一年的农家女被投资双方选中当了厂长。

张桂梅干得怎么样？1983 年，她当厂长的皮鞋厂已经由一间变成了4 间，她当上了4

间厂的厂长，每一间厂，她又选了1 个副厂长。一厂的20 岁，二厂的22 岁，三厂的

25 岁，四厂的也只有22 岁，都是年轻的打工妹，她们成为张桂梅的得力助手。

1984 年9 月24 日，《深圳特区报》发表这篇报告文学时，还刊登了张桂梅当时的照片

和张桂梅与4 个副厂长的合影。

在龙岗工业区，打工妹当上厂长的不只张桂梅一个人，1983 年已经有26 个打工妹当上了厂长。

到过深圳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字：“年轻”。年轻的特区，年轻的城市，年轻的事业，年轻的人。

在深圳的各个单位，老年人不多，中年成了长者，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是主

力军。处处有青春的活力吸引感染着你，处处有青春的气息包围着你。从厂长、

经理、董事、工程师到一般的工人、职员，无不以他们那种当代开放型的年轻

人特有的充沛的精力、敏锐的思维、犀利的词锋和青春的美，征服着每一个来

访者。

从秘书到深交所创始人

1983 年，有一个不太年轻的人必须提及。当大家都涌向深圳创业的时候，他却东渡日

本留学，学习让人不着边际的证券知识。

这个人叫禹国刚，原籍陕西安康，1964 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学习，毕业后

分配至国营三三七厂工作。陕西位于中国西部，与沿海边境地区的深圳相隔数千

里。1982 年，禹国刚的一位亲戚从陕西跑来深圳，没多久，他就去信动员禹国刚

举家南下，信中说：“深圳目前的条件不是很好，但我敢说这就是美国当年的旧

金山！”

禹国刚欣然接受，当即卖了很让邻居羡慕的14 英寸黑白电视机及一部三洋收

录机，拿了600 多元钱上了南下的火车，想先到深圳“看看”。不久，他当上了深

圳爱华电子厂党委秘书。

当年来深圳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来干事的，另一种是来淘金的。禹国刚说，虽然

工资待遇对他决心南下有较大促进，但主要还是因为深圳很有吸引力，他想干事。

1983 年，应中日青年研修协会会长冈崎嘉平太的多次力邀，我国终于决定选

派两名青年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据说，选人到日本学证券这件事，是日本友人冈

崎嘉平太老先生向廖承志副委员长提出的。他1979 年开始提，连提了3 年。廖承

志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会用股票这些资本主义工具，这事以后再说

吧。到1982 年的时候，老先生还是矢志不改，又一次向廖承志提出此事。他说你

这个人真是，我说过我出钱，你选人，至于学了以后用与不用，大权在你手里，你

干吗每次都婉言谢绝？这个话说得很软，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很中肯的，就是希望

一定派人。廖副委员长心想也是，用不用以后再说，派两个人学了总不会有什么不

好，单从学日语这个角度，能提高日语水平也不错，你平时哪有这个机会？

团中央派人在京、津、沪跑了一圈，都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廖承志副委员长知

情后说：你们到广东找一找吧，那是藏龙卧虎之地。

这样，团中央的一纸招考通知便发向了广东各大单位。时任爱华电子厂党委秘

书的禹国刚很幸运地看到了通知。深圳毗邻香港，各种信息资讯交流的渠道比较顺

畅。在做秘书之余，不爱交际的禹国刚阅读了大量金融类书籍，还托人从香港带来

了许多内地根本看不到的证券类书籍。禹国刚对这次考试跃跃欲试，但听说报名的

人不少，又非常犹豫。在深圳市团委领导鼓励下，禹国刚在一个星期六下班没跟领

导汇报就往广州赶考，参加了星期天设在广州迎宾馆的考试。一看卷子，全部是日

文，问的是什么叫市盈率，什么是股票等。禹国刚的日语派上了用场，很快就将题

目答完，又举手问老师能不能多要一张空白卷，说是再抄一遍整齐好看些。老师大

为惊奇：许多考生正因答不出题目苦苦思考，此人竟已全部答完，还有时间再抄一

遍！交了考卷后，几个领导当场拍板：去日本学习的人就是他了！禹国刚事后才知

道，此次考试从题目到答案，都是在日本设计拟就后拿过来的。

然而禹国刚却不知怎么向单位领导汇报这事。万一领导对他未经批准擅自赶考

一事加以追究如何是好？他硬着头皮找到当时的党委书记许昌同志。想不到这位来

自东北的书记十分豁达，他说：你是我们深圳市第一个公派留学的干部，这样的好

事我怎么不成全你？禹国刚大喜过望。书记的开明，不但使禹成为深圳市第一位公

派留学干部，还使他成为新中国最早学习证券专业的外派干部之一。禹国刚去日本

除了学习理论，还在丸庄证券公司一个部一个部地实习观摩。而在世界第三、亚洲

第一大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实习，令他对证券市场有了更深的感受。

几年后，禹国刚成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创始人。

宝安发行股票

禹国刚一行刚到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前来采访。这个记者问，你们是社会主义国

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个来干什么。这个问题很尖锐，弦外之音是说你们是

不是在这白白浪费金钱，浪费时间。禹国刚也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说，我们中国

有句俗语叫“技不压身”，多学一点知识将来总会有用的。

禹国刚还不太清楚，1983年，证券市场的萌芽已经在深圳酝酿。

1983 年7~8 月间发生的这几件不起眼的事情，却被以后认定为划时代的事件。

1983 年7 月24 日，经宝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立。

当时的深圳成立一家公司并不稀奇，每天都有公司冒出来。但这家公司不同的地方

在于，它采用认购股份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从事房地产、农工商、林牧渔业

等开发性经营。公司一成立，就已接受17.1 万股入股，入股金额达171 万元。

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计划接受100 万股以上，每股股金人民币10 元。在自愿互利的

原则下，接受省内外国营、集体单位和个人投资合股，同时欢迎华侨、港澳

同胞投资合股。县地方财政拥有20% 股权。公司保证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

付息，利润分红。股东的亲属有股份继承权，有股份转让权。公司经营所得赢利除

留作扩大再生产和经营保证基金外，50% 做股金分红，从公司所属企业投产之日

起每年结算公布一次、分红一次，股东所得股金红利属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该

公司成立股东代表大会，由股东民主选举产生代表、董事会正副董事长；建立职工

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公司所

属企业全面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和个人岗位责任制。

该公司首期项目除在深圳深南中路兴建24 层商住大厦外，计划在西乡县城内

建综合商场1 万平方米。

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股票的消息传出后，全国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均

有来函询问和商谈业务，不少人已寄来入股款项，一些华侨、港澳同胞也要求投

股。一个月就认购29.8 万股，比7 月下旬的17.1 万股增加了10 多万股，入股金额

已达298 万元。

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立之后，县委三名正副书记分别认购股份1 000 元。

市、县属机关、企业干部亦纷纷入股，金额超过2 万元。福永公社凤凰大队一名干

部和一名社员分别认购1 万元。该公司还收到全国各地集体或个人要求入股的来函

150 多封。

公司到1983 年年底的4 个月中，已获纯利15.7 万余元。公司从利润中提取5

万元分给购买股票的农民及有关人员，进行

首次股票分红，让买股票的农民喜上眉梢。

如福永区凤凰乡文富祥购买1 000 股，分得

红利10 元，股息48 元。

1984 年，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赢利更加

向好，年底分红，投资1 万元，一年分红利

和利息共1 896 元。

1983 年以前，大坑村人住在大亚湾畔，

百十口人靠的是打鱼种稻为生，当时人均收

入仅几十元。1983 年，国家修建大亚湾核电

站时，大坑村迁到了当时被称为王母墟的大

坑新村，大坑村人从此洗掉泥腿收起渔网住

进了国家给他们盖好的二层小楼，并获得了国家给的几百万元的移民安置费和土地

补偿费。宝安县投资公司成立后，村里也拿出130 元万投了进去，当时没有人敢表

示反对意见，虽然有人心里并不太舒服。

1991 年，宝安投资公司改制后成为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1991 年6 月30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后，股价一路攀升，从最初的3 元钱，经过18 个月的疯涨达

到天价33.95 元。大坑人最初的130 万元变成了1 700 万股宝安股票，他们先后将

600 万股抛出，获利6 000 多万元，将其中的3 000 多万存入银行吃利息，其余用

来买房子购地皮。大坑人被天上掉的又一块巨大馅饼给乐蒙了。大坑村靠股票一夜

富甲天下的美名不胫而走，当时的香港报纸称：“北方有个大邱庄，南方有个大坑

村。”有人曾想买下大坑人手中的股票，被大坑人拒绝了。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国内第一家公开发行股

票的企业。

其实，有一家企业比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早了半个月。1983 年7

月8 日，深圳三和有限公司召开股东联席会议推选组成临时股证委员会首期1 000

股由股东当场认购完毕。三和有限公司才是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个获准发行股票债券

的企业。

1983 年8 月14 日，深圳银湖旅游中心也发行了股票。认购近2.22 万股，计人

民币22.2 万元。

潘强恩创“万丰模式”

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国内首张企业股票的时候，沙井镇万丰村的潘强恩也正为引

进外商投资而筹措资金。在外商项目的压力下，这位写过小说、做过作家梦的知识青年被

逼想象出了“乌托邦”，深圳的第一家农村股份制公司诞生了。

1983 年10 月，万丰村党支部书记潘强恩与港商陈振豪达成口头协议，港方投

资5 000 万港元在万丰村办—家彩星玩具厂，万丰村必须在半年内盖好两万平方米

的厂房，员工宿舍要能安置1 600 个工人住宿，并做到路通、水通、电通、电话通。

根据港方送来的平面图纸样本匡算，万丰村需要投资600 万元以上。当时村里

已经集体投资250 万元完成了三通一平，还建成一座1 500 平方米的厂房，港商同

意先使用试产。但后面建设大厂房和职工宿舍的资金却没有着落。

书记潘强恩和村长潘九根又到银行求贷。信贷员面露难色：“我们的存款余额已不

多，况且万丰尚欠几百万未还呢。”两人空手而归，眼看万丰村对外商的承诺要泡汤。

不过这次银行没有白跑，在银

行，他们发现，本村农民的储蓄存

款总数竟然超过了100 万元（平均

每人500 多元）。既然向银行借不到

钱，不能向村民借吗？为何不发动

村民集资建厂呢？

动员集资的村民代表会上，气

氛严肃而凝重。面对潘强恩的动员，

村民们疑虑重重地提出：要村民出资，你们干部出不出资？出资人有无权力过问经

营情况和分红派息办法？钱交给队里办厂，经营不好血本无归怎么办？

还有一件头痛的事。彩星玩具厂厂址选在大边山东部，大边山东面要推去

1/3 ，同时还要征用山边的十多亩已分给群众的土地。大边山是万丰村的靠山，有

人认为推山破坏了万丰村的风水，一时间，祠堂、公众场合议论纷纷，反对之声不

绝于耳。

乡亲是现实的。他们看到办厂有钱赚，肯投资，但是一怕刮“共产风”，二怕

干部胡来，三怕投资回报无保障。要想让农民从口袋里掏钱出来，得想办法使农民

放心。

潘强恩年前去香港谈生意时，曾考察过一些知名上市公司，对其经营运作方法

有所了解。此时回想起来，不禁豁然开朗：香港老板搞实业钱不够，发行股票，吸

纳市民的资金。我们为什么不来个“方法”引进，也把股份制引入集体经济，让农

民投资入股呢？

于是村委会做出三项决定：一是5 个村委干部每人带头投资5000 元，与村民

共担风险；二是与出资村民签协议，股权受法律保障，可转让和继承。在出资村民

中选举、成立董事会掌管企业。经理和财会人员由董事会任命，实行财务和分配公

开。三是实行保本保息，如项目3 年无效益，由村里借钱按银行利率向股东派发利

息。5 年后股权留退自由。

如此约法三章，用今天股份制的标准衡量，的确不够规范，可是在当时，却消

除了群众的顾虑。54 个村民“斗胆”效法村干部出资认股，共筹到24.3 万元。村

集体以土地和水电设施等作价入股，占30 ％股权，出资村民占70 ％股权。就这样，

一家由村集体和农民个人合资兴办的企业——万丰村彩星玩具厂，如期在当年9 月

顺利建成投产。

第二年，万丰村第一批59 名股东全部分到了20 ％的红利。信服事实的农民用

不着再动员，也用不着村干部带头了。他们10 人、8 人地合伙把资金合在一处，

来找村委会，要求照此模式再办几个厂。当然，保本保息则不需要了。为让全体村

民分享股份经济的好处，村里还贷款给那些困难户，让他们也有钱入股。以后，万

丰村年年分红利，岁岁办新厂。滚动式发展，跳跃着前进。

从此，“万丰模式”在深圳村镇被广泛推广效仿，农村股份制蓬勃兴起，为中

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1991 年12 月29 日，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乡镇企业协会、

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的诸多知名专家学者，在人民大会堂广东厅举行“万丰模式研讨

会”，次日，邓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接见了与会成员。

潘恩强兴奋地说：“中国自80 年代以来，以一个村庄的发展模式命名的高层研

讨会，且受到邓小平同志关注的，可说是绝无仅有。

”

银行业打破藩篱

境外资本不但改变着企业的制度和结构，改变着社会的意识，而且也开始撬动国内资

本，国内银行业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潘恩强和潘九根为筹措建厂资金到银行贷款遭拒，银行自有苦衷。这时深圳的

银行正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是手里没有钱，眼看着热火朝天赚钱的建设项目不能

投资，心里有点急；二是，社会上有那么多流动的资金，却受种种限制不能吸存，

心里更急。

特别是建设银行当时的这个问题最突出。因为按照当时的银行制度，建设银行

的业务仅限于基本建设系统内，管管基建款的调进拨出，是不准去社会上吸收储蓄

存款的。按照旧的规定，建筑项目的贷款也只有建设银行办理，但1979 年，深圳

建设银行的前身建设银行深圳宝安支行的资金只有839 万元。

面对遍地开花、庞大的建设项目，这点钱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突破僵局，就要打破旧的条条框框，把手伸到建筑行业外面去吸收存款，然后

再把吸取的资金贷出去。不管是基建部门的、工商部门的、农村集镇的……哪儿有

存款就把手伸到哪儿，建设银行行动起来。

建设银行行动起来，深圳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也纷纷行动起来，你的手伸到

我的围墙中，我的手也可以伸到你的院子内。最后索性把围墙拆掉，地不分南北，

人不分老少，谁有本事谁就可以多吸收到存款。银行大战打响了。

但是，要在竞争中吸收存款，就得调动内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不然谁愿意到

战场上竞争拼杀呢？

于是，对外竞争又推动了对内竞争：银行内部的体制改革开始了。

独立核算，留利分成，哪家分支机构吸收的存款多，哪家就有权发放更多贷

款，哪家职工的福利待遇就好。

这是银行在融资方面对传统体制的一次突破。

深圳建设银行1979 年存款才381 万元，到1984 年一下子增长到71 929 万元。

建行有条件给企业发放贷款了！

但是，抓了钱的手却张不开，历来信贷的权力是由总行控制着的，要贷给谁，

贷多少，得由总行来决定，怎么办？各家银行都到上面要政策，去公关。因为这与

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系，业务经营好了，奖金福利就好，他们有动力。

中央终于同意划出一块资金来让深圳各银行自行信贷。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了贷款权又碰到一个问题，贷给谁呢？深圳到处都

是伸过来的手：你要建楼，他要开办公司，谁都要贷款，但这些公司的信誉程度谁

也没把握搞清楚。

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学习香港“资本主义”的办法，来一个抵押贷款。

要贷款谁都可以，但要视你的资产情况而定，用你的资产做抵押。拿了我的

钱，经营不好，倒闭了，银行就有权占有你的资产。

如此，银行的性质开始变了，过去它与企业仅仅是行政资金调拨的关系，银行

是替企业“打工”的一架点钞票的机器，现在银行才真正恢复了它的“权利”。它

与企业之间，变成了债权与债务的关系，银行成了“老板”。

在银行的督促下，贷款企业“如履薄冰”，经理们、厂长们、工人们，就要千

方百计去提高经济效益。

银行不断地吸收存款，不断地发放贷款，于是不断地得到存贷间的差价利息。

以年利6％计算，银行年初贷出100 亿元，年终就可收回106 亿元——纯赚了6 亿

元，深圳的银行就肥起来。反过来，得到了贷款的企业血液充足，有钱有胆在国内

外的贸易场中去角逐。即使败了，有银行做后盾，还可以补充血液，东山再起。银

行肥了支持企业，企业发了又支持银行。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血液活了，整个经济肌体就活了。深圳的金融业发育得

好，有了充足的资金贷给企业搞建设，贷给企业做生意。深圳的血是活的，不会凝

固。这就是深圳建设兴旺的内在原因。

有人把这种现象总结为“钱生钱”。

也有人记起西方的“马太效应”出自《马太福音》：“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两万工程兵集体转业

两万工程兵集体转业深圳，似乎与蜂拥而至的外商外资搭不上边。但是如果不是外商

投资活跃，带动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兴起，三万人的深圳拿什么去接受这两万军人？

1983 年9 月15 日，这一天注定要被写进深圳的历史。这一天，深圳市委和基

建工程兵领导为两万基建兵举行了隆重的换牌仪式。两万解放军脱下军装，集体转

业到深圳。

据说这一天深圳刮着大台风，但是工程兵40 多米高的大吊塔上还是挂上一串

串大爆竹，在风中噼啪直响，士兵们大声欢呼。

1979 年冬天，基建工程兵的一个连队一人背一个背包奉命进了深圳，接着有

两个连队又进驻。这次他们带来了一辆吉普车和几辆军用大卡车。

工程兵们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市政府大楼，尽管条件非常艰苦，项目施工也遇

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大楼还是按时建了起来。

据说建楼时，施工条件非常差，连挖土的铁锹都是几个人轮着用，地基灌了

水，没有抽水机，战士们就排起长蛇阵，用脸盆排水。接着又是塌方……

解放军能打硬仗的精神感动了市里的领导，他们向上面请求更多的工程兵进

深圳。

1982 年，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工程兵这个兵种，部队归口改编为地方

施工企业。工程兵总部就派人到广东联系，希望深圳能接受一些转业的部队。

接还是不接？争论非常激烈。

反对者：广东自己的基建队伍都吃不饱，哪里还有饭分给别人？深圳特区刚刚

诞生，能接受这么多人，担起这么重的担子？

省基建部门反对得最坚决：“广东不缺建筑队伍，深圳要多少，省建就给多少！”

还有担心：突然来了几万人的解放军，对岸的香港人会不会认为有什么军事

行动？

支持者：不要小山头主义，从长远看工程兵进来对特区是有利的。

市委书记梁湘争询建筑行家舒友成的意见。舒友成说：“应该接！”他列举了

三条理由：第一，原宝安县的建筑公司以前有600 人，经过两次逃港，现在只有

300 人；第二，广东的建筑队伍是进来了，但是“飞鸽牌”的，有钱赚就留，没钱

赚就走，深圳要有自己的基建队伍；第三，工程兵纪律强，作风硬，素质好，比地

方的建筑队好管理，也好用。

梁湘派舒友成悄悄到北京接洽工程兵总部首长，李人林司令员向舒友成介绍情

况，工程兵基础好，素质高，转业后还带来一批装备和资产。这支队伍拥有各类技

术干部1 088 人，设备总值5 161 万元，固定资产原值6 000 多万元，流动资金近

亿元。

听了舒友成从北京回来的情况汇报，梁湘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拍板：“接。”

是年7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调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两万人急赴

深圳执行基建任务。同年9 月，各部队先后从上海、天津、唐山、沈阳等13 个城

市向深圳集结，到12 月底调遣完毕，共两个师部7 个团、两万人。这次调动，动

用了100 多辆军列。

为了避免引起港澳方面的不良反应，部队开进深圳时一律换便服，不携带武器。

部队转业后改为公司，团长成了总经理，政委变书记，连长成了队长。

基建工程兵水文地质工程部队改编为深圳市工程地质勘察公司。

还有一个野战医院、红会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万人的深圳敢于接受两万工程兵集体转业，根本的原因是深圳的大规模建设确实需要这样一支队伍。

【城市日志·1983 年】

1 月10 日，深圳售楼办事处开业。

2 月25 日，深圳免税商品供应公司成立。

3 月1 日，中日合资企业深圳水泥企业有限公司签约。

3 月，深圳直升机场破土动工。

4 月6 日，深圳电讯综合大楼封顶。

4 月12 日，深圳华润联合有限公司成立。

4 月28 日，赤湾港深水码头竣工。

5 月5 日，中英合资兴办南海钻井公司。

5 月20 日，法国国家巴黎银行深圳代表处开幕。

5 月21 日，深圳正大康地有限公司首期工程竣工投产。

5 月25 日，深圳第一座高层商业楼宇国际商业大厦落成。

5 月31 日，中国二汽深圳联合公司成立。

6 月27 日，香港渣打银行深圳办事处开幕。

7 月15 日，24 层的深圳轻工大厦动工。

7 月，友谊餐厅投资两亿港元兴建亚洲大酒店。

7 月28 日，广东核电站厂址选定大坑村麻陵角。

8 月8 日，“深光牌”手表投产。

8 月8 日，速食面生产线投产。

8 月8 日，康乐奶品公司开业。

8 月16 日，花旗银行深圳代办处开业。

9 月5 日，深圳济南合建花岗石厂。

9 月25 日，蛇口南海酒店动工。

10 日1 日，深圳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开业。

10 月12 日，深圳直升飞机场开始使用。

10 月31 日，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开业。

11 月12 日，深圳市图书馆动工兴建。

12 月5 日，三和银行深圳代表处开幕。

12 月8 日，新华实业总公司成立。

12 月15 日，广深铁路公司在深圳成立。

12 月15 日，中国建筑深圳设计公司成立。

12 月27 日，深圳金融中心动工兴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