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春风又绿南海湾

6 月17 日，住在6 楼的滨河新村居民刘承忠家突然发现一

条一米长的长尾“怪物”卧在阳台上，背呈灰褐色，间有淡黄

色斑点，头尖尾长，腹粗，腿粗爪尖。刘承忠13 岁的小儿子刘

伟翻阅《少年自然百科辞典》，对照彩图及文字，发现这个怪物

就是“巨蜥”。老刘掂掂它，有六七斤重。经专家鉴定，闯进刘

家的“不速之客”果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巨蜥，俗称“五爪

金龙”。

三九机制

在深圳的企业家中，最早感受到春天气息的是三九赵新先和一个军队作家李延国。报

告文学《亚洲王之剑》在《人民日报》隆重推出，让他们嗅到气候的变化。

1992 年2 月20 日，赵新先在新兴大酒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以南方药

厂为基础组建的三九集团正式成立，该集团将开展制药、食品、电子、房地产、旅

游、金融、服装、印刷包装等多个行业的业务，并实行跨国经营，直接参与国际市

场的竞争。

这是赵新先的第二次“赎身”。

南方药厂投产之后，销售收入年年升高。1989 年之后，南方医院有人感到南

方药厂是个好地方了，有资历的同志就想到南方药厂任职，被赵新先婉言谢绝了。

于是，有人开始怀疑，这里面一定有鬼，就非要憋这个劲，非要派人过来。第一军

医大党委（简称一军大）还做出一个决定，南方药厂一万元以上的非生产性开支，

一律要经过一军大党委审批；中层以上干部的聘用、任命，一律要经过一军大党委

研究决定；再一个，就是一个月的重大决策、经营情况都要汇报，还要定期汇报。

一军大的一些人还把一些偏见和误解灌输到总后的有关领导那里。最困难的时

候，赵新先想去总后反映情况，解释一下，领导也不见。

最后，这件事惊动了赵南起部长和政委周克玉，于是安排时间听赵新先汇报，

见到两位领导，赵新先已是热泪盈眶。

领导认为，赵新先与一军大领导没有个人恩怨，这次交锋，触及的是国企改革

的深层问题，是新旧体制和新旧观念的冲突，涉及能不能真正做到给企业放权，做

到政企分开这样一个国企改革的关键问题。

既然赵新先和一军大闹得不可开交，总后就提出了一个方案：南方药厂本来就

是隶属总后南方医疗中心的，现在南方医院管起来不顺，就再归总后算了。当然，

为了平衡利益和关系，总后算是收购，1 个亿的收购资金由南方药厂出。这样，南

方医院也无话可说，赵新先也点头同意。

1991 年10 月，总后勤部党委批复了《组建深圳三九(999) 企业集团的实施方案》。1991 年10 月22 日，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赵南起部长带领工作班子亲

临深圳，着手组建三九集团。包括新兴集团在内的35 家总后在深企业并入三九

集团。

总后关于组建三九集团的方案，明确规定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原

则，三九集团拥有决策权、分配权、经营权、外贸权、人事权，把企业的人财物、

供产销、党政群、责权利统一交给了经营者。组建三九集团的文件中还明确指定赵

新先为集团总经理，总后只管赵新先一个人，赵新先对三九集团全部资产的增值和

安全负有全权和责任。

此时，正是南方药厂资金最优裕的时候，手中有3 亿元利润存在银行里，负债

率仅为19% 。赵新先就用1 亿元支付给南方医院作为总后的收购费用，2 亿元支援

划入集团的其他企业。

1990 年秋天，总后周克玉政委组织了几个部队作家来写总后的几个典型。有

写青藏高原的，有写上海吴孟超教授的。周克玉对济南军区的作家李延国说，你经

常写企业，你去写写南方药厂。

20 世纪80 年代是“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初期，文学在思想解放中发挥了不小

作用。济南军区的两个部队作家在国内热得不得了。一个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后写出

《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保；一个是写出《在这片国土上》等现实改革题材的报告

文学作家李延国。李延国，山东牟平人，文化程度不高，但文章写得漂亮，再说，

报告文学这种题材还是刚刚出现，写的又是现实中的改革生活，激动人心。因此，

李延国赢得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第一人的美誉。

李延国以前给《人民日报》文学版写过一些经济题材的报告文学，比较关注国

有企业改革问题。那时候，南方制药厂和海口的一家药厂为“三九胃泰”商标打过

官司，闹得全国上下都知道。有说长的，有说短的。李延国采访完南方药厂以后，

写了一篇文章，叫《第一生产力》，写出了赵新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

抓住了南方药厂知识型企业的本质。

李延国在南方药厂采访的时候，正是赵新先最困难的时候，于是把自己的一些

苦恼和思考的问题跟作家讨论，李延国意识到，这是关系到国企改革具有普遍意义

的一个事件，就写了一篇《亚洲王之剑》。赵新先看过稿件后说：“老李啊，这篇文

章太尖锐，能发出来吗？”李延国也没有把握，因为当时对国企改革的不少问题争

论激烈，特别是在企业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职工当家做主这些问题上争论激

烈，甚至回潮。李说，试试看吧。

稿件送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他们觉得太尖锐，压着不敢发。不过，不到一个星期，

《邓小平南巡讲话》传达到部主任一级的领导，部队传达到军领导。文艺

部想到《亚洲王之剑》这篇报告文学正好配合了形势，于是马上送给副总编和总编

看。副总编看完后批示：“加编者按，发。”加了编者按，主标题是《亚洲王之剑》，

 副标题是《科技实业家赵新先的“机制革命”》。

《人民日报》编者按是这样加的：这篇报告文学讲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知名度很

高的南方药厂，说起来令人振奋。从这个故事里人们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营企

业正在深化改革中崛起，我们党制定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针，就是为了在社

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找到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最佳选择”。文章反映的事情确是

一场机制革命，总后领导高瞻远瞩，立足于邓小平的理论，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果断地举起了“亚洲王之剑”，一刀砍断了旧机制的脐带，给一个好

的机制。总后收归过来以后，以南方药厂为龙头，在深圳组建了三九集团，明确地

放权给赵新先一个人，把企业决策权、分配权、经营权、外贸权、干部聘任权统归

集团，总后只管赵新先一个人。这样，既保护了“三九机制”，又发展了三九机制。

1994 年8 月15 日至19 日，《人民日报》再次在头版头条和经济新闻版重要位

置连续发表了关于“三九速度”、“三九机制”、“三九精神”的长篇通讯，对包括

“法人代表个人负责制”的三九机制的基本内涵进行报道。

东方风来满眼春

当了一辈子记者，这样的机会能有一次就是大幸了，特别是记录重要历史关键时刻的

事件和人物，更是可遇不可求。这个春天，《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陈锡添成为一个幸运者。

当陈锡添被召到市委办公厅接受采访任务时，得到的指示中特别强调：“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在以后的5 天里，陈锡添忠实地履行着一个记者的职责，每日“屏住呼吸，快笔疾书，

用纸片记下一句半句”。晚上绞尽脑汁回忆细节，把零星的记录勾连成完整的段落。

可是到了第三天，陈锡添发现虽然严格保密，自己一个字没有见报，但外国几

家通讯社却同时报道了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

法新社说他正在深圳视察；美联社补充说：“这是约一年来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在视察

过程中，他一点也不显得累。”这些消息全部发自香港，消息来源是深圳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

1 月23 日，邓小平站在码头上和大家握手，转向离去，又突然转过头来对深

圳市委书记李灏嘱咐说“你们要搞快一点”。那口吻就像老人嘱咐孩子。老人的背

影渐行渐远，陈锡添冲动地去请示市委宣传部发消息，但指令是“暂不报道”。当

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受命前来和陈锡添一起整理邓小平在深圳的谈话记录，

全部眷清呈递市委。在陈锡添失望之时，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明报》、

《东方日报》、《信报》、《新报》，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共同社，英国BBC 的

报道已经铺天盖地。《邓公此行必有大动作》；《邓小平一行抵达珠海，下榻石景山

庄》；《邓小平促改革升温，批评停顿就是倒退》；《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

革只有下台》；《邓称三中全会路线要讲百年，广东二十年赶上四小龙》，媒体的大

字标题分外惹眼。

让陈锡添和报社领导坐不住的是，2 月4 日，大年正月初一，上海《解放日报》

的社论写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这分明就是邓小平的口

气。陈锡添眼看人家如火如荼地说邓小平如何如何，可是他这个最了解事情经过的

人，除了等待上级指示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不免沮丧。他每天像往常一样上班下

班，在家里过了春节又过周末。四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任何指示传达下来，连一

点暗示也没有。

报社领导再也坐不住，商议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

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这办法似乎不算违背“此事绝密”

的规定，更何况还有上海《解放日报》在前呢。有人私下跑到市领导那里说了这个

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

春节假期过后，杨广慧和吴松营走进报社，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开始撰写计划

中的评论。杨是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到深圳之前在中宣部任职。在以后的

14 天里，《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8 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署名

为“本报编辑部”。作者显然不是鹦鹉学舌，还倾注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识，文笔也

非常生动。比如写到《要搞快一点》，就信誓旦旦：如果不搞快点，“有负党和国家

的期望”；写到《扭住中心不放》时，引述古人诗句：“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

西南北风”；写到《要敢闯》时，引用格言：“世上没有永恒的‘禁区’”；写到《多

干实事》，就先讲一个故事：“湖北神农架野猪为患。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电线杆上

装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狮叫虎吼的录音，吓唬野猪。开始果然有效，后来野猪听多

了，总不见狮虎的踪影，识破了是假的，便把电线杆拱倒了。当地人说，讲空话，唱高

调，连野猪也骗不了，何况人呢？”

与之呼应，《深圳商报》社长高兴烈安排发表《八论敢闯》。高兴烈也是从北京

派来的官员，政治敏感性极强。“八论”题目分别是：《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鸣炮》、

《快马再加鞭》、《防右更防“左”》、《实事求是贵在“敢”》、《敢用他山之石》、《险

处敢登攀》、《胸怀大局才敢闯》、《借鉴香港互利共荣》。

2 月28 日，《深圳特区报》发表“八论”的第8 天，邓小平南巡后的第40 天，中央将

邓小平在4 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要求各级党委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

3 月的第2 个星期，陈锡添被社长区汇文叫去，让他找个安静地方写通讯。陈锡

添住进一家宾馆的套间，一边回忆两个月前的情景，一边想如何写才能通过审查。这时候，《南方日报》发表了《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的报道，这是南方报纸第一次报道邓小平南巡的消息。陈锡添一急，跑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急不可耐地铺下稿纸，挥笔写下《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个标题。

文章一气呵成，这边写，那边排。区汇文急不可耐地转瞬间看完，两个人带上稿子就去找宣传部长杨广慧。上气不接下气地讲述完毕，杨说：“发吧。稿子我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第二天，3 月26 日，文章发表。

“南国春早。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跨进新年，深圳正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各族人民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到深圳来了！”邓小平南巡深圳和谈话的场景和细节展现到全国人民面前。

当天下午，《羊城晚报》详细摘要转载了这篇纪实，3 月28 日，上海《文汇

报》、北京《中华工商时报》全文转载；3 月30 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

文转载。当晚，新华社以“A”稿向全国和海内外播发了这篇11 000 字的纪实；3

月31 日，全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都登载了这篇文章。陈锡添也因为这篇文章获得当年中国好新闻一等奖。

蒋开儒的春天

陈锡添是记者，李延国是作家，在那个春天书写着历史人生。有一个词作家这一年也

来到深圳，谱写出一首《春天的故事》，传唱大江南北。

1992 年5 月13 日，57 岁的蒋开儒怀揣2 000 元钱乘坐火车来到深圳。

1935 年，蒋开儒出生于广西桂林，1951 年考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1 兵团军政

干校，7 年的军旅生涯中立过三次功，并创作了许多军旅题材的作品。1958 年，被

“流放”到了北大荒；1979 年起，先后历任黑龙江省穆棱县文化馆馆长、文化局副

局长、文联主席、政协副主席。

一个接近60 岁的人为什么要放弃稳定的生活而在不确定性中奔波？蒋开儒并

不能确定，但他朦胧地意识到深圳有大主题、大题材和现代主流生活在召唤他，他

要感受特区城市清新的呼吸、跳动的脉搏和奔走的步伐。

刚到深圳，他的生活是拮据的，不敢随便花钱。从他住的莲花二村，到工作单

位所在的东原路，公共汽车只需3 角钱，蒋开儒都舍不得，每天早晨提前一个多小

时走着去上班，下班又走着回家。一个月下来，车费是省了，鞋费却没省：愣把一双鞋底给走穿了。

昔日的县政协副主席，如今成了深圳一个小公司里的临时工，连住房都是几个人合租的。社会地位的落差带来的苦和累蒋开儒都不怕，唯一怕的是自尊心受伤害。一天蒋开儒下班回到宿舍，听到楼下有人喊：701 房的，下来拿饮料。701 是三房一厅，住着3 个人：一个作词的，就是蒋开儒，一个作曲的，一个主持人。听到喊声，蒋开儒想自己初来乍到，遇事都得表现积极点，就咚咚地跑下楼了。到楼下一看，共有４箱饮料，他就搬起两箱，其他人每人搬一箱。本来蒋开儒想多出点力气，可刚走几步，送货司机说话了：这是两个在编人员的。蒋开儒一听：原来没我的，我是临时工，只有他们两个在编！当时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

当天晚上，蒋开儒就写了到深圳后的第一首诗《闯世界宣言》：既要往前走／

就别为丢失脚印心碎／既要奔明天／就别为告别昨天流泪／功劳簿不是席梦思／单

相思不是鸳鸯被／这世界不问你当年勇／只问今天你是谁／是金鹿你就跑／是银燕

你就飞／海阔天空想怎么美／你就怎么美。当时蒋开儒是写给自己鼓劲的，没想到

这首词写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了。

生活的笑脸终于绽开。第一个月发工资，会计给了他一摞钱，这么多！他的手都有点颤抖了，会计说，你的工资是1 600 元，还有稿费、福利费等，一共3 000 块钱。蒋开儒能不激动？原来在单位月工资200 块钱，现在一下子拿到了3 000 块，这就是市场经济……

就是在这种拘谨、失落和激动的状态中，蒋开儒以浪漫的激情，捕捉住1992 年历史的主旋律，创作出《春天的故事》这首歌词，传达出时代的最强音。《春天的故事》一举获得第三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金奖；中宣部第六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一名；中国首届金钟奖金奖。

后来，蒋开儒又创作了《走进新时代》，同样以高昂优美的主旋律红遍大江南北。

一百万官员去深圳

3 月20 日，北京举行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还没有写

进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但代表、委员的关注点却放在了深圳。

凌志军的《变化》记录下了1992 年3 月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议论深圳的一些发言。

述说去深圳的经历，北京的马耀骥说：“看与不看大不一样。”浙江的徐起超说：“深

圳过去是个小渔村，我们宁波是个市，十余年过去了，差距拉得这么大。”

内蒙古的王维珍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深圳人那种敢闯敢干敢改革敢开放的精

神。”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感到困惑：为什么辽宁人吃的是广东饼干，喝的是广东

饮料，穿的是广东衣服呢？为什么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广东比辽宁多？他去了深圳

以后就不奇怪了。每天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工人在挑砖，简直是一路小跑；看不到

工厂里的工人把手停下来，看不到商店里的营业员三五一群地闲聊。“目睹此景，

我当时心里暗想，如果马克思活着看到这般劳动景象，他会说，我的后代懂得怎样搞

社会主义了！”黑龙江省省长邵奇惠说：“这些年，我们替广东操心操得太多了。

操什么心呢？无非是怕人家担上姓‘资’的罪名。但广东却不为自己操心，因为不

需要操心，也没有时间操心。”一个代表问：“这些就是深圳经验吗？”另一个代表

说：“对了，先生孩子后起名，孩子没名字，没户口，都不要紧，但生孩子的事却

耽误不得。”

全国人民渴望了解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1992 年邓小平与深圳》一书的时

候，在版权页上加了一个括号：“内部发行”，可是却又公开发出征订广告，全国

新华书店都跑去订购。第一版印了10 万册，两个星期以后又印了12 万册。有人

感叹深圳纸贵，另一个人说，“整个深圳都‘贵’了。”第三个人说，“整个国家都‘贵’了。”

春天和夏天之间的几个月里，全国有100 万官员去了深圳。“最多的一天”，政

府接待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说“我们同时迎接60 批考察团”。进出深圳的飞机火

车人满为患。

《半月谈》在第十三期豪迈地说：“让改革开放的旋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在北京两会上，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乘势向记者表示：深圳拟扩大特区范围，有

关方案正加紧论证。李灏说，深圳将改革宝安县的建制，方案之一是将特区范围扩

大到整个宝安县，有关方案目前正加紧论证。目前的深圳市＝深圳特区＋宝安县，

将来最好是深圳市＝深圳特区。第二个方案是一步到位，干脆把它扩大为特区的一

个部分，也是建成几个区。这两个方案，现在都在加紧研究论证之中。

深圳雄心勃发。1992 年11 月，《深圳赶超“四小龙”若干重大策略》提交中

共深圳市委一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讨论。深圳的设想是，用20 年时间，不仅

要在数量指标上，而且要在城市功能、政策环境、运行机制、人民生活水平和整体

素质上赶上“四小龙”，尤其是以新加坡、香港为追赶目标，建成一个多功能的国

际性城市。

1992 年，深圳吸引全国眼球的事情很多。2 月，深圳赛马俱乐部在香蜜湖马场

首次举办“猜头马有奖平分赛”。“入场券”每张港币10 元或人民币8 元，购买数

量不限。无论是谁，看中一匹马，把代号写在上面，撕下副券投入票箱，便是“赌

马”了，不过，当时不叫“赌马”而叫“猜马”。马场老板许诺，把入场券利润额

的65% 用来发奖，由猜中头马的人平分。骏马奔腾，人头攒动，全场鼎沸。当天

共有3 场赛事，每场有9 匹马参赛，首场的“好得意”、二场的“运财之宝”、三场

的“快如风”马成为“冠军马”。猜中冠军马者每场分别有2 人、27 人、28 人，他

们均获得了相应的奖金和奖品。3 个月后，广州也如法炮制。一个姓郑的年轻人得

了头奖5 万元，引起160 个中国记者和70 个外国记者的兴趣。外国媒体说，这是

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国从来没见过，广州市市长就回答他们：“马在哪里都可以

跑，它不姓‘社’，也不姓‘资’。”

李嘉诚和黄集团投资经营盐田港一、二期码头，也为深圳增色不少。经过10

年建设，深圳相继建成了蛇口、赤湾、东角头、妈湾、沙渔涌、盐田和内河共7 个

港区和众多的货主码头。1991 年各港口共完成吞吐量1 585 万吨，客运量157 万人

次，居广东省港口的第3 位。

1992 年10 月，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达到5 000 家，居全国城市之首。全国已有

近80 所高校涉足特区建设主战场，进行科技创业和技术开发，不仅创造出一大批

适销对路的高科技拳头产品，而且涌现了如深汉科技实业公司、长虹通讯设备公

司、深圳活力宝公司、南方药厂、深圳京科科技开发公司等一批技术力量雄厚、经

济效益显著的明星企业。“民营官助”经营形式和企业化管理的中国综合开发研究

院建设也引来东南亚各方的关注。

随着浦东开发的进展，深沪在第一高楼上展开争夺。国贸大厦曾是国内第一高

楼，接着日本熊谷组进入深圳，“地王”酝酿之中，主体88 层，高360 米的国际经

贸中心总体设计方案招标确定。3 天一层楼的中建二局进入浦东，带来深圳经验和

速度，88 层上海金茂大厦开建，成为中国第一高楼。

10 月，深圳评选“商界风云人物”，赵新先、乔胜利、潘强恩胜出。

创业潮涌

1992 年，深圳掀起一次新的移民潮以及又一波创业潮，现在的企业家中，有许多就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来到深圳的。

河南新乡的朱保国，20 世纪80 年代初就以专业技能以及成功率极高的办事能

力获得了领导们的赏识。两条道路摆在了他面前：一是作为第三梯队的人选，将来

可以走上仕途求发展；二是到一个全市效益最差的化工厂当厂长。朱保国想了又

想，觉得自己看不惯的东西喜欢说，这是从政人员的大忌，但在企业当管理者，这

就是个优势。最后他下定决心到最差的化工厂去报到。他对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充满

信心。

“三角债”让朱保国和企业面临困境，一百多人的队伍，素质较好的走了，剩下

的酗酒、斗殴、旷工、人心涣散。但朱保国没有放弃，一方面组织人员，外出追债，

筹措资金，一方面稳定人心，维系队伍。1989 年，中原石油公司开始偿付1988 年的

借款，并预签了1990 年的订货合同，获得新血的企业，开始逐步走出困境。

1990 年，朱保国参加广交会，在朋友的力邀下，去深圳特区转了一圈。朋友

对他大谈特谈深圳的种种好处，有两条朱保国听得特别入耳：第一，深圳这个新兴

的移民城市，人人都很独立，没有盘根错节的复杂的人事关系；第二，特区政府对

小企业很放手。就这两条，让在内地当了几年厂长的朱保国感觉到是找到了梦想中

的天堂。搞企业一定要在深圳搞！

1992 年，30 岁的朱保国离开新乡来到深圳。他怀里揣着一张花费9 万元从一

位老中医处购得的一剂口服液配方。

公司成立第一年亏损1 200 万元，两个合作伙伴离他而去。情急之下，朱保国

只得以32% 的高息，拆借了当地民间地下钱庄的资金，买下两个合作伙伴的股份。

买下股份钱又没了，员工们的工资仍无着落，人心开始涣散。一天晚餐时候，员

工们正在饭厅，嘀嘀咕咕地发牢骚。朱保国召集全体员工，给员工们讲了40 分钟

的话。他说了自己的梦想、公司的发展前景和目前的困境，说了同舟共济或是一

哄而散。最后他说：“在目前这种暂时的困难面前，何去何从，大家来决定，要散，

我卖厂房，卖设备一分钱工资都不少地发给

大家，然后我们大家承认失败；要留，我们只发

生活费，勒紧裤带，坚持走出困境，我保证不仅

不少一分钱，并且利息照发。”

最终，朱保国创建了国内知名的保健品品牌

“太太口服液”。

1992 年，一个漂亮的哈尔滨女孩子刘伟宏也

来到了深圳。

刘伟宏本来是一个国营企业的员工，可是到

了1988 年，她却辞掉了铁饭碗，在大街上租了一

个摊位卖起了服装。服装摊不大，她也没有什么

经验，但她有女孩子的直觉，进的衣服总能卖得出

去，很多女孩子都到她的店里买衣服，一个月能赚1 万元。直到有一天，刘伟宏宣

布，她要到深圳去发展，家人、邻居和朋友这才认真打量起眼前的这个女孩子，这

孩子不简单，能做大生意，敢闯天下。

到了深圳，刘伟宏很快发现当时的东门汽车站具有极大的商机。细心的她发

现，在东门汽车站周边的门店，每家的汽水批发生意都很好。刘伟宏每天下班后就

到汽车站附近转，看有没有机会租个铺位。正好有一个40 平方米商铺出租，她就

毫不犹豫地租下了。由于汽车站的人流量大，汽水批发的生意很好做。很快，刘伟

宏手里可运转的资金迅速攀升。

接着，刘伟宏凭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开始投资开酒楼，1992~1997 年，刘伟宏一

连在深圳皇岗口岸、泥岗村、笋岗等地方开了四家酒楼，生意越做越大。

租房开酒楼，把地方做旺后，房主就要求提高租金，否则就不续租。这个时期

的刘伟宏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物业开发的重要性，做商业必须要有自己的物业。

1994 年，为了使事业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刘伟宏凭着自身的聪慧和胆识，集

中全部财力投入数千万元，开发了1.5 万平方米的怡景大厦，集银行、娱乐、餐

饮、酒店、购物、写字楼等功能于一体，同时成立了深圳市怡景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于是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发展的大舞台搭建成功了。

从此，深圳房地产界有了一个美女老板，也有了一个怡景品牌。

丁凯是踩着历史的脚步走着人生之路。第二次来到深圳是1992 年，她创办的

RGB 公司已经小有成就。

1984 年，丁凯第一次来到深圳创办南方信息公司，开始赚钱以后被调回山西

原单位，但她的心已经留在深圳。正巧，1987 年秋，深圳彩电总公司决定筹建彩

电厂，有人推荐丁凯当厂长，丁凯正想回深圳，就一口答应，“走门子”调离所在

的单位785 厂，来到深圳。这个时候，彩电厂就她一个人。

所谓彩电厂是一个急救章。当时国内在香港最大的电子企业康力出现危机，电

子工业部从各方面抽调四十多名干部前去拯救，根本没有办法，就想到把康力的一

条彩电生产线搬到深圳来生产。

要去香港搬设备，海关进口首先要有单位名称，因此，丁凯第一项工作是给彩

电厂起一个名字。由于时间紧迫，就采用了南京一个老师给起的名字“RGB”，这位

老师解释：“RGB ”是英文单词红绿蓝三基色的第一个字母，彩电呈现给人的是色

彩，“RGB ”最能传神地代表彩电。丁凯也感觉用英文字母很新奇。以后创维一直在

彩电色彩上出奇，近年又推陈出新出“六基色”，也就是缘于“RGB”，这位名字。

但是到工商局注册时却遇到了麻烦，国家规定不允许使用英文字母作为注册企

业的名字。但是第二天就要过关搬设备了，改名字已经来不及了。丁凯就说明紧急

情况，许诺搬回设备就来改名。工商局这一关才获通过。

不过搬过设备后，工商局再也没有追究改名的事，一直到后来与创维成立合资公

司，“RGB ”一直使用。今天，创维财务部门等正式对外的名称仍然是“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司。

”

1988 年3 月，丁凯带人跨过罗湖桥到香港，来到康力的工厂简直傻了眼。偌

大的工厂，没有一个人，电子表、收录机等产品堆积在厂房里，就像一座座小山。

而所谓彩电生产线，就浸泡在齐腰深的水里，锈迹斑斑。康力集团在20 世纪70 年

代，曾是香港规模最大的工业集团。除了电视机当时还生产交换机、电子表、收录

机等产品。

所幸，工业区的保安非常负责，搬厂的员工开始想把电子表等产品也打包运

出，被保安识破，除了机器、设备，产品之类的东西一律出不了门。

面对泡在水里的生产线，也是老虎啃天，无从下口。所有的人都没有接触过这

种生产线，也没有任何图纸资料可供参考，除了螺丝刀、扳手，没有任何工具。

丁凯就让人先将生产线的每一个部位都做了记号，然后一点点拆卸。拆卸、包

装、装车、运输、卸车，一颗铆钉，一个螺丝，都没有丢失。整整46 个集装箱，

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把一座彩电“工厂”从香港搬到了深圳八卦岭。

在搬迁生产线的一个多月里，白天，丁凯身穿一套工作服，和年轻人并肩作

战。晚上，她再赶回深圳，办理报关业务。她和十多个外单位的年轻人住在兴华宾

馆的一间大房子里，年轻人又唱又跳，她就拉上一条布帘子，填写报关单，经常填

写到深夜，第二天早晨又早早办完手续去香港。

电子表、收录机不能搬，但其他设备只要能搬得动、用得上的，丁凯都让人拆

卸、装箱搬过来。连厂房里的铁皮办公桌子都拆卸后搬了过来。

46 个集装箱的零散件堆在八卦岭的厂房里，光各种电源线就有3 集装箱。这

些零件怎么组装起来？谁看了谁摇头。

丁凯就和员工们坐在地上，把一个个零部件打磨掉锈迹，再根据拆卸时做的记

号，一个个地去对接组装，几个月后，一条彩电生产线竟安装在了八卦岭的厂房

里。那段日子，丁凯就睡在车间的地板上。

有了生产线，却没有人知道彩电是怎么做出来的。丁凯就来到华强三洋公司，

它是一家生产日本三洋彩电的公司。中方的一些管理技术人员原来曾是山西785 厂

的员工，有的还是丁凯的手下。因为他们是广东人，后来调到系统内粤北的一家企

业，这家企业后来合进了华强三洋。丁凯就来到华强，当起原先手下的学徒，弄懂

了彩电的原理，学会彩电组装。

接下来的难题是，资金不足，股东不愿投钱购买元器件。丁凯又想到了泡在香

港厂房水中的那些电容、电阻之类的电子元器件，反正放在那里也没用，康力又同

意丁凯把那些废置的元器件搬了过来，一个个地清理掉锈迹，一台台彩电就这样组

装起来，质量还相当不错。

1988 年8 月，RGB 接到来自美国的第一份订单，生产彩电2 万台。1992 年，

RGB 已经是深圳的重要彩电品牌。

1992 年，深圳东园路的一家名片印刷店挂上文具店的招牌。“都都文具”就是

从这里开始的。

邱文钦来自潮汕陆丰县碣石镇，家里穷，没有念过书。15 岁的时候，拜当地

的一个木匠为师学做木工。每天跟师傅学拉锯子、推刨子，3 年出徒，学得了一手

漂亮的木工活。1988 年，刚刚兴起的打工潮几乎席卷了中国所有的内地城市，许

多热血青年纷纷离乡去陌生的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邱文钦和哥哥也对外面的世界

充满了憧憬。邱文钦和哥哥借了240 元钱，坐上了开往深圳的汽车。到深圳后一个

搞装修的老乡收留他们在工地做工。第一个月，兄弟俩各领到了330 元工资，除去

90 元的生活费，还有240 元钱。兄弟俩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挣这么多钱。

在老乡的工地上做了一年多的小杂工，到了1989 年年底，兄弟俩辛辛苦苦攒

到了4 000 多元钱。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兄弟俩决定跳出来单干。他们在黄贝岭租

了间每月200 元房租的铁皮房，印刷了些承揽家庭装修业务的小卡片，四处派发，

上门揽一些零碎的木工活。由于没有本钱，他们只好从别的包工头手中再转包下工

程中所需的木工活，这样一来，他们既不承担什么风险，也能从中赚一份比以前给

别人打工多几倍的钱！

在装修这个行当中，兄弟俩口碑好、人缘好，许多对他们业务十分满意的装修

住户，又把他们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于是兄弟俩的生意越做越好，到了1990 年，

手中有了一定积蓄的兄弟俩已经可以自己扯一班人马独立承揽整个家庭装修工程了。

1991 年冬天，一个在东园路开名片印刷店的老乡因生意不景气，欲将名片店

转让出去，转承费只要三四千元。邱文钦大胆地将这个名片店接手承包了下来，和

店子一起接过来的还有原来店里的两名员工。

这是一间只有7 平方米的小店，一台破旧的手摇名片印刷机就是店里全部的生

产设备，但邱文钦却是兴奋异常，因为这是一间属于他自己的店子，第一次做老板

的他被创业的激情撩得激动难抑。

一次，一位文具店的业务员来给他推销名片纸，随身的挎包里还插着一大包钢

笔、圆珠笔及其他文具。邱文钦看到这些东西眼前不禁一亮，他想：自己可以一边

印名片，一边卖文具，两不相误，在名片店里卖文具也挺配套的。说干就干，他利

用自己精湛的木工手艺，在名片店的内墙一侧，做了个精致的文具售货架，再装上

透明玻璃，一个漂亮的售货架立马就成了。开始的时候，邱文钦只是在这名业务员

手中购进一些文具，零星搭配着卖，月终一结账，零零碎碎卖文具赚的钱，超过了

每日辛辛苦苦做名片赚的钱！

1992 年初，邱文钦将手中仅有的7 000 元钱全部拿出来，用来批发一些新潮、

适用的文具用品。不到1 个月，文具被销售一空，赚的钱也是以前的好几倍。于

是，他开始周而复始地进货、销货，慢慢地熟悉了文具这个行业，店里的货也越进

越齐全了。到了第4 个月，手中已有了两万多元存款的邱文钦为了扩大经营规模，

又将名片店隔壁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发廊转租了下来，自己装修一新后，成了一间

文化用品专卖店。

又经过一年多的磨炼，邱文钦的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资金积累逐渐增多，进货

渠道也越来越广，并取得了韩国、日本等七八家国外文化用品公司的代理权，加之他

有深圳大企业做稳定的用户，自然而然，他的业务量飞速上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93 年，邱文钦开了自己第二家文具分店。1994 年一口气开了4 家连锁分店。

1995 年，注册成立都都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从1993 年到1995 年3 年间，“都都

文具”的超市连锁经营方式给这个行业吹来了一股新风，极大地搅动了这个市场，

“都都”专业文具小超市在深圳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000 新疆老乡“玩”深圳

四川万县人杰地灵，当代企业家中出众者不少。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刘永行兄弟是

万县人；大名鼎鼎的德隆唐万里、唐万新虽从西北新疆起家，祖籍也是万县；当时名

振全国的牟其中也是万县人。1992年，唐万新兄弟就带着5 000新疆人浩荡南下深圳了。

1992 年7 月底，许多乌鲁木齐人接到一家朋友公司老板的邀请：到深圳“玩”

一圈。到上了火车，才发现被邀请的人相当多，几列火车差不多被包下来了。

发出邀请的是刚成立不久的新疆德隆实业有限公司。

德隆的老板唐万新出身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均是20 世纪50 年

代从四川支边的知识分子。唐万新是个天生不安分的人——两次考上大学又两次主

动退学，他对经商的兴趣比读书要大，这与他父母对儿子的期望相差甚远。1986

年，唐万新承包一家名叫“朋友”的彩扩部，并从此开始他的商人生涯。新疆当时

还没有彩照冲印机，唐万新就亲自坐飞机带着客户的胶卷到广州冲洗，或者托去广

州的乘客代为冲洗胶卷。

唐万新出手阔绰，当时能乘坐飞机的大多数是新疆本地商界的实力人物，唐

万新就此在当地银行圈结交了广泛的人脉。唐万新在彩扩生意上赚了60 万人民

币，这在20 世纪80 年代并不是个小数目。后来他又尝试过自行车锁、卫星接收

器、魔芋挂面等诸多生意，但均遭到失败，一度还欠下银行180 万债务，差点被

送进监狱。

侥幸逃脱牢狱之灾的唐万新又分别在海南热、新疆石油开发热中寻找机遇，但

都不很成功。1990 年代初中国股市创立，“杨百万”、“孙百万”等股市一夜暴富的

故事鼓舞了唐万新，他开始到股市上寻找机会。

1992 年，唐万新从朋友赵世平那里借了5 万元钱一个人来到西安，在西安先

后做了精密合金、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认购权买卖，然后再倒

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下家。这是很赚钱的交易。

唐万新从中可以赚取每股0.5 ~1.5 元的差价。

这时候，深圳的股市火得不得了，前几年无人

问津的股票成了人们争抢的宝贝，谁能买到股票谁

就能发财。新股票不断上市，但仍然僧多粥少，只

好采用抽签的方式。深圳的大小宾馆里住满了外地

到深圳买股票的人。在深圳倒卖法人股认购权的唐

万新灵机一动，想到了这个高招，从乌鲁木齐组织

人到深圳排队买股票。德隆出路费到深圳旅游，这

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一招手，浩浩荡荡5 000 人

来到了深圳。5 000 人被组织到新股发票抽签的窗

口排队三天，晚上也不离开，上厕所也要尽量忍

着。但德隆是东家，不但火车票是人家出的，排队时吃饭也是人家送来的，这些人

心甘情愿，把领到的抽签表送给德隆。

唐万新到底赚了多少钱？后来他说：“到1993 年3 月份，我就赚到了5 000 万

元至7 000 万元。”

在深圳炒过股票，德隆就转到北京，在北京开起了豪华夜总会，为接下来大举

进入股市养精蓄锐。德隆后来成为中国股市的大鳄。

“8·10”股灾

1992年8月，到深圳“玩”的绝不只唐万新的5 000新疆老乡，据称有100多万人挤

到了深圳街头排队抽签买股票的队伍里，聚集起来的人群终于在深圳“爆炸”。

翻手云覆手雨，天翻地覆，1992 年的中国股市正是如此。

5 月的第二个星期，一个叫康柏华的上海男人悬梁自尽。股市低迷，他的股票亏了6 500 元，他不堪打击，终于走上绝路。

康柏华死后一个星期，5 月21 日，股票就一飞冲天了。上海股市价格全面放开，刺激股价一路上涨。这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面值100 元的“豫园”以10 009 元收盘。微软股票10 年涨了33 倍，被称为西方股市的奇迹。不过，与“豫园”5 天涨了100 倍相比，微软又算什么呢？

6 月1 日，上海股民增长到30 万人，证交所带领20 多家“会员”开进文化广场，广场有足球场大，没有座位。官员告诉股民，人太多，就在广场办公交易，但交易时却只卖不买。有人看出了门道：政府只许“做空”，股价还能不跌？于是人心大乱，你拥我挤，隔离栏被冲得七零八落，局面不可控制。官员赶紧下令停止营业。

上海的“证券大集”停业了，炒股的人就跑到深圳。8 月的第一周，上海人挥手告别“文化广场”，匆匆赶来深圳，租下闹市中心上海宾馆的整整一层楼；一群北京人，在帝豪酒店安营扎寨；一群黑龙江人、辽宁人和吉林人，他们驻扎的天池宾馆，距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几个小时的工夫，这些人就把深圳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都买光了，就像蝗虫席卷一片正在生长的麦田。

有媒体描述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

1992 年新股发行的数量早已确定，但怎么卖出去却让政府颇费踌躇。新股票只有几种，而想要买的人却有150 万。政府研究出4 个办法，让《金融早报》公布出去，由民众讨论，没有讨论出结果，领导小组只好捡起1991 年的老办法：发售“新股抽签表”。你要想买到新股票，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认购表”须得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证买10 张表，10 张表中一个签。

8 月7 日，政府公布，9 日、10 日两天当年新股抽签表发售，303 处网点发售抽签表格500 万张，中签率为10% 。8 月8 日，《深圳特区报》的年轻记者钱飞鸣在街头采访，记录了倾城爆满买股票的情景，经报社反复润色，8 月9 日的报道称：

“昨天，深圳的街头巷尾不少人都在谈论股票的事，据悉，可能有数十万人购买新股认购抽签表，昨晚在300 个发售点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昨天上午，许多发售点已出现‘人龙’。队伍中以青年男女居多。虽有数十万人排队，但据记者观察，各发售点的秩序基本良好。银行、证券、工商、公安、监察等部门为发售好500 万张抽签表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人员冒着烈日，汗流浃背地维持秩序。入夜，又为维护良好秩序而彻夜不眠。排队的人们虽然购表心切，但大多数都自觉配合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听从安排。有关人士称，股票买卖属风险投资，大家在买抽签表时要有风险意识，要防止盲目性。同时，此次排队购买抽签表的人较多，维持好秩序极为重要，希望大家自觉维护秩序，听从指挥，互相监督并防止少数坏人作案，此外目前天气炎热，还要注意防暑安全，保证500 万张表顺利发售。”

当然，一些细节是无法写到报道当中的。新股抽签表发售令颁布后，股票市场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价先涨了：25 元的涨到100 元，30 元的卖到200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有边防证的人理直气壮向前挤，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吕庆才没有证，踌躇再三，忽听武警一声喊：“是去买股票的吧？证丢了？给100 块钱弟兄们吃个饭就行啦。”“20 吧，不都是咱们国家土地嘛。”“最少80”。

深圳大街上，人越来越多，宣传车到处跑，高音喇叭的声音也越来越大，男女老少排成的队伍浩浩荡荡，神龙不见首尾。走在街上的人看到队伍，便站进去，站着的人看见有人加塞，便赶紧宣布纪律。紧张的气氛弥漫在队伍上空。钱飞鸣观察了一个下午，到傍晚终于得出结论：全城21 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着两万人，40 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

排队的人大都肩负着亲朋的希望。一张车票带过来的不是一个人，他一下车就会直奔邮局，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军团”在等他。“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年轻的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了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扔。”有一个身份证的包裹重达17.5 公斤，邮政小姐说：“800 个身份证1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有多少个。”

夜幕降临，人们开始疲倦，开始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希望能坐在地上休息片刻。送饭送水的来了，还有送座椅送凉席的，有人试图换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喊“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男女女全都紧紧抓住绳子甚至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像狂风暴雨中紧握着一条生命线。

8 月8 日中午，街头聚众已超过80 万人。队伍外面的人们掐指一算，一共才卖500 万张表，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于是加入了插队者的行列。排队的人严守自己的位置。绳子早就丢了，即使没丢也没有人去抓了，能依靠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身体。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了年龄和性别，没有了羞涩和陌生，也没有了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着。很多人已经20 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的叫骂、女人的抽泣，孩子的呼号、老人的喘息……困难之时，素不相识的人们相互勉励：“坚持就是胜利！”然而人们还在不断拥过来，到了这天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小城的街道上，已经站着100 万人。

政府预感要出事，警察、军队都出动了，他们组成一道人墙，把插队者赶到外面去。队伍中的人刚喘了一口气，却发现他们的后援团都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把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更加令人难忍的，谁要是离开队伍去一趟厕所，就再也别想回来！但大多数人终于坚持到晚上，借助夜幕的掩护，再加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和报纸里拉屎，在矿泉水瓶中撒尿。有的人找不到这些东西，就往地上一蹲。

然后，天亮了，太阳出来，温度无情地升高，受尽折磨的人群平添新的折磨。“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9 日上午，抽签表准时出售，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各发售点的窗口全数拉下。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两天两夜苦候，却没有几人买到抽签表。怒火迅速蔓延：“有人走后门买走抽签表”，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内各大马路全部瘫痪，商店被砸，警车被烧，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并拉来了高压水炮。股市恶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发。11 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增发50 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事态才渐惭平息下去。

事后调查，抽签表发售出现了集体舞弊的事件，涉及金融系统4 180 人，各发售点平均私分私购达44.6% 。知情者认为，事实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比例。舞弊事件对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在之后的4 天内，深沪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更高达45 ％，几乎跌去一半。

“8 · 10 ”事件促成了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10 月12 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证监会首任主席为刘鸿儒。

“8 · 10 ”事件也导致深圳市市长郑良玉离开深圳，任职江西省副省长。

“原野”大案

春天，万物复苏。邓小平南巡催生的1992

年的股市中，也是良莠同生，春风浩荡，

江河开冻的同时，原野里也不免长出有害的萆草。

1992 年，“原野”股票案差不多纠缠了一年，成为中国股市第一个大案。

4 月6 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封了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

并冻结了其银行账号。4 月7 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又通过新闻媒介

发出了关于处理原野公司的公告。对此，原野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市工商局和人行侵

犯了其合法权益，遂于4 月23 日分别对两家行政机关提出起诉，请求法院撤销人

行公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01 亿元，并请求立即恢复该公司职员方小文、肖

继杰的人身自由，同时追究人行有关非法拘禁责任人的责任。诉工商局的起诉状则

要求法院判令查封原野公司财务是违法行为，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50 万元。

1993 年5 月7 日，“原野案”终审判决宣布，广东高院判令深圳原野公司清偿

贷款，香港润涛公司负连带责任。

“原野”是深圳“老五股”之一，大股东彭建东恶意操控股价，是其被追查

的原因。在原野的上市招股说明书里，并没有彭建东这个名字，但他却是幕后操

纵者。

彭建东是一个欲望很强的人。他是潮汕人，但没有潮汕人的勤劳、刻苦和勤

俭。他没有去卖菜、卖鱼，而是到一家单位上班。虽然他还是个贫农，却到处宣扬

他的海外关系。他没有多少钱，却经常带着妻子出去，把一个月的工资花在一顿好

饭上。他是要不动声色钓大鱼的潮汕人。

正是彭建东的“海外关系”让他获得了机会。1987 年6 月，深圳市原野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家小公司，注册资金为150 万元，其中两家国企占股

60% ，港资占20% ，彭建东和另一个人各出15 万元，各占10% 。当时的深圳，这样的公司不少。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经过6 次股权转换游戏，到1989 年3 月，原野只剩下

两个股东，一个是原隶属于深圳市工业办公室的新业服装公司，占股份5% ，另一

个就是香港润涛公司，占95% ，而彭建东在此之前已升任润涛董事长。润涛公司

是彭建东舅舅的公司。

5 个月后，新业公司也退出了。当初新业公司入资45 万元人民币，一年半后

退出时收回290 万元人民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看起来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1989 年夏天，彭建东还得到一个好机会，收购了两家国营企业。“原野”以

2 000 多万元收购了深圳大华企业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国际贸易公司。“原野”公司

收购后，把“原野”原有企业和收购获得的企业资产打散，重新进行组合。形成了

以专门经营和开发的大华公司；以综合贸易为主的国贸公司和以纺织印染制衣为主

的华润公司三个小集团式联合企业。通过这样的调整，“原野”的纯工业产业结构

得到了调整，从主要从事纺织印染制衣发展成为多元化的经营综合企业集团。不仅

增强了原企业的资产实力，而且使两家原来亏损的企业，在产权转让以后发挥出了

应有的资产效益。1990 年1 月份到4 月份，该公司全系统利润达1 500 万元。

1990 年2 月原野上市。原野公司是高调的，但彭建东却高深莫测，甚至作为

一个公众公司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在原野上市招股说明书中，董事长及主要股东

一栏内，居然都找不到“彭建东”三个字。

原野股票节节攀升。1990 年5 月21 日到28 日，股价从14 元猛升至28 元。

如此成绩，为原野增资扩股摇旗呐喊，为彭建东的钱保值增值前呼后拥，彭建东的

钱包更鼓了。炒股不是为了当股东，而是为了套现。彭建东亲自挂帅，专门抛股套

现。从1990 年6 月到9 月，共向社会转售法人股1843 万股。9 月，原野第11 次

股权变化为总股本9 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香港润涛4 707 万元，社会公众4 293

万元。

但在此期间，原野与管理层的矛盾开始激化，主要矛盾在哪里？公开的说法是

关于原野股权的设置，但传媒少有报道。1991 年管理层对原野的审查，公众不知

道；当年8 月26 日对原野处理的会议纪要，也没有公开披露。

今日查到当年的会议结论是：“原野问题的基本线索是：注入资本（或他人代

垫）成立公司——获取贷款搞基建——转换股权转走资金——评估资产将升值收益

分配汇出并扩大账面投资额——转让法人股获利增大年度经营实绩。这是一个投机

取巧钻管理上政策上空子的案例。”

到了1992 年4 月7 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发出公告，以要求原野配合落实企

业利润和归还贷款为由，原野部分工作人员被带走。显然，此时人行的态度还是

缓和的，公告两天后，4 月9 日，人行负责人发表谈话，宣布“原野的前景是美好

的”。4 月18 日，原野起诉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请求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

6 月20 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公布了对原野的财务检查结果：润涛公司将折

合一亿多元人民币的原野公司外汇资金转至润涛公司及其海外关联公司，有折合两

亿多元人民币银行贷款逾期不还。同一天，工商银行起诉原野拖欠2 000 万元人民

币及300 万美元逾期贷款。

原来，彭建东及国外公司的投资都是国内银行的贷款，精心包装骗取上市，操

纵股价套现后把资金汇出，却不归还银行贷款。

前台打着官司，幕后彭建东却将原野大股东润涛的股份转让给香港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这是一家驻港中资机构。自家人打自家人。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7 月7

日，原野被停牌。

终于，1994 年1 月3 日，原野股票复牌了。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了润

涛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对原野公司债务的清还，原野亦改名世纪星源。1995 年9 月

28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挪用公司资金罪和侵占罪，判处澳大利亚国籍的彭

建东有期徒刑16 年，附加驱逐出境。

后来，彭建东在香港发起诉讼，企图翻盘，并声称在国内坐过6 年牢。其实，

彭建东从没有坐牢。1989 年彭建东花200 万美元在悉尼市郊的富人区建了一个家，

1990 年用560 万美元在香港买了一套华贵的滨海住宅，1991 年又在香港买了一栋

价值4 400 万港元的日式花园——山坡上住着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当法院判决书

下来的时候，穿着一身休闲服的彭建东正在悉尼市郊一幢价值200 万美元的别墅里

悠闲地浇水养花。他是第一个在诡异扭曲的中国股市浑水中获利的商人，但肯定不

是最大的一个。

说穿了，彭建东就是一个“老千”，广东人把“骗子”叫“老千”。他先骗银行

贷款，再到股市捞钱，但银行贷款却不还。

【城市日志·1992 年】

1 月2 日，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汽轮发电机组在大亚湾核电站并网成功。

1 月6 日，深圳首次开通国际集装箱航线，蛇口至日本班轮首航。

3 月16 日，我国首个“超导系统”在安科公司研制成功。

3 月18 日，我国首台世界最先进FT8 机组在福田热电厂并网发电成功。

3 月29 日，全国首个超细纤维生产基地“艺丰皮塑”投产。

5 月1 日，李嘉诚首次到深圳投资，深圳长和实业公司成立。

5 月16 日，“天马”引进国内第一条大面积液晶显示器生产线。

5 月18 日，深圳购进首艘三万吨级远洋轮。

5 月24 日，海王大厦动工兴建。

7 月7 日，“中粮”总公司在深圳成立全资控股公司。

7 月17 日，深圳大学单位从单细胞原生动物体内发现8 种神经肽，尚属世界首次。

9 月8 日，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开业。

10 月14 日，国内首家专业性基金管理公司——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成立。

10 月18 日，宝安撤县改区获批准。

11 月18 日，深圳信联咨询有限公司成立，深港首次联手开发信息咨询业。

11 月20 日，首家异地上市公司，武汉商场股票在深上市。

12 月18 日，深汕高速公路开工。

12 月19 日，中国平安保险（香港）公司开业。

12 月26 日，郑州首次出让土地，深圳“捷利”捷足先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