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买股票快发财

1990 年7 月，深圳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整理南头红花园发掘

的9 座汉墓时，发现一块刻有乘法口诀的墓砖。砖长宽厚分别

为37 厘米、17 厘米、4 厘米。砖青灰色，火候极高。平面拍印

菱形网格纹，“九归”在三分之一的砖面竖刻两行，书写较为工

整，笔画清楚。字体是砖坯未干时所刻，然后入窑烘烧而成。

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中国股票市场的命运是在飞机上决定的。1990年11 月，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设立10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到深圳参加庆祝活动，专门对股票市场做了调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通知刘鸿儒在返京的飞机上谈谈股票市场的问题。交谈两个小时，江泽民在下飞机时表示：两个试点不取消，但暂不扩大。

1986 年12 月，中国银行家和华尔街金融家之间举行了可能会改变中国未来的会议。20 名美国投资银行家和律师向250 名中国银行官员介绍错综复杂的西方股票和债券交易所、证券法和海外集资情况。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对这些资本主义观念的开放令人吃惊，发人深省，充满商机。那些美国人认为，10 亿投资者涉足中国股票市场的前景可能尚有几十年之遥，但这一可能性令人敬畏。

美国是证券市场的发源地。1792 年，纽约24 个股票经纪人聚在曼哈顿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股票市场。因此，至今纽交所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1792 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

1988 年夏天，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处长李青原家院子里的柿子树下常常聚着一群年轻人，为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细节争论得面红耳赤。李青原一头短发，是北大毕业的才女，动作干练，思维敏捷，演讲时经常引经据典：“马克思《资本论》× 卷××× 页说……”聚会当中有两个人是从美国华尔街回来的，一个是律师高西庆，一个是证券交易员王波明。这些年轻人写出一份《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获得了国务院的认可。他们在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搞证券交易所，“一是条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

就在李青原他们在北京的院子里争论之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已经急不可耐地跑到深圳，因为深发展的股票已经上市销售。他要亲自看看中国的股票是什么样子。看过后他告诫说，股票是潘多拉的盒子。

行动往往先于理论。

1990 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院子里的好多人已经因为买股票赚了一大把。两年前深发展发行股票，没有多少人敢买，市政府只好决定像承销国库券一样分摊到党委、政府各部门，部门就分摊到人头，并且是按级别分摊，职位越高分摊得越多。即使是这样，也只售出49.9% 。甲乙两处长各领到购买2 000 元股票的“政治任务”，赶紧回家向“一把手”汇报。甲处长的太太通情达理，支持丈夫工作，2 000 元买了1 000 股深发展。乙处长却遭到太太的一顿骂“吃饱了撑得呀，2 000 块买一张废纸”，死活不让买。两年内，甲处长看出了一点门道，追加几千元认购新股，拥有了6 000 股深发展股票。1990 年，深发展暴涨到每股80 元，甲处长的股票市值接近48 万元，太太乐得天天笑。那个不让丈夫买股票的乙处长太太气得哇哇叫。

更有一个党的好干部，完成党的任务买了股票扔在一边就忘了。听人议论股票大涨，忽然想到自己的股票已经是一大笔钱，赶紧回家翻出来，市值也是十几万元。心里打鼓：这钱是不是自己的，该不该要？最后还是决定把钱交到纪委去。

1989 年1 月，以“企业筹办、政府扶持”方式邀请深圳市一些财团，成立《深圳商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出现了第一张企业办的报纸《深圳商报》。1989 年6 月以后，报纸停刊，记者和编采人员集中学习整顿。领导突发奇想，找关系弄来不少原始股票，动员大家买。这些文化人头脑好用，现在没事做，就捉摸起股票来。不过大多是刚到深圳，手头没有多少钱，就到内地向父母和亲戚朋友借，多的凑了几万元，少的也买了几千元。没想到他们也成了第一批靠股票发起来的人。到1991 年，《深圳商报》以深圳市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复刊，大部分人辞职不干了。

深发展之后，1989 年1 月27 日，万科股票上市。2 月28 日，金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向社会发售1 000 万元股票。12 月23 日，蛇口安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500 万股票一日售罄。一大早便有数百人冒着寒风细雨在露天排起长龙，有人是在深夜一点多钟就带上席子排队的。1999 年3 月3 日，第一家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许多香港澳门人携款过来购买，僧多粥少，不得不采用限期预收股款和公开抽签的方法来发行。至此，深圳已经有深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5 只股票上市，被称做“老五股”。

1989 年6 月，深圳股市全线溃退，发展银行普通股每股市价从95 元的峰巅跌落到73 元的谷底；金田股情况更惨，一度攀升到26 元的价位，直跌到了接近面值的水准；万科股亦劫数难逃，每股从1.5 元降到1.2 元。一时间，蒸蒸日上的深圳股市弥漫着一片悲观的气氛。人们开始认识到，股市绝非仅仅是发财的捷径，而且也是破财的险途。它可以让你一夜腰缠万贯，也可以让你一夜囊空如洗。股市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风险。

1989 年7 月18 日，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全面开办证券业务，在红岭大厦一楼中国银行内为发展银行普通股、优先股和万科、金田股票挂牌代办转让交易等一系列服务。被视做深圳股份经济在“动乱”平息之后，继续发展的具体表现。

1990 年，深圳股市已成燎原之势。深圳红荔路的20 多平方米的证券公司门市部里里外外被挤得满满当当，每天都聚集着几百人。男人腋下挟着皮包，女人肩上挎着手袋，皮包和手袋里藏着股票、现金、银行存折、电子计算器、身份证，当时最先进的BB 机和手机也都用上了。

5 月，国内的炒股大军开始涌向深圳。广州、北京、湖南、湖北的都来了。他们携款住进宾馆，专职炒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东莞的银行几天内突然发现少了几亿元存款储蓄，因为深圳红荔路证券公司门前多了一批东莞口音的炒股人。

到7 月末，深圳已建立了9 家证券交易机构，11 个交易网点，从业人员近百人，1989 年1 至7 月份的累计成交量就达5.72 亿元，日平均成交量为272 万元，比去年增长30.56 倍。5 家上市企业的股票市值总额已达29.7 亿元。

但仍然是资金太多，股票太少，抽签、限购、限价措施都用上了。炒股人就通宵达旦地在证券公司门前排队，代客排队的“排队专业户”也出现了，每个位子200 元。“走后门”的人也来到了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经理每天都收到一大把“条子”。那间为证券公司提供餐饮的饭堂师傅也要买股票，他们的办法更绝，不给股票，就让你们吃夹生饭，弄得公司的几个人闹起了胃痛。

股票“黑市”随即出现了。1990 年11 月，面值1 元的深发展，黑市130 元，面值10 元的金田白市250 元，黑市340 元。

那些未经批准上市的股份公司看到人们求股心切而又“股不应求”，就擅自在社会上招股集资，自印股票，自办交易市场，自办过户。

自5 月出现黑市交易，股票持失激增。不到1 个月仅发展银行新股挂失就高达85 980 股。所挂失的股票基本上是在场外私下交易的混乱环境中遗失的。有些已挂失的股票在黑市流通，使购买者蒙受损失。更有人已经利用虚假消息哄抬股价。有人散布说：“深圳不再扩大股份制改革试点，不再推出新股票”，可谓火上浇油。

从6 月份开始，深圳就着手取缔股票黑市。7 月开始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首月收税93 万元。9 月，开始打击擅自以股票债券等形式的集资行为，深圳国润小汽车服务公司擅自招股集资受到处理。

1989 年，不少人已经在股市上成了百万富翁。后来被称做“三湘股神”的邱立原多年后透露，1989 年，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商场老板，一次在深圳谈生意，偶然接触到了股票，从中察觉到了机会，尽管他在生意场上做得非常顺利，但他最终还是决定南下深圳，在股市里开始一番新的搏杀。来到深圳几个月，邱立原购买的深发展权证让他把40 万变成了60 万，此后，他又因为成功炒作深宝安净赚100 万。

1990 年5 月25 日到6 月27 日，深圳仅有的5 只上市股票价格持续狂涨：深发展涨100% ，万科涨380% ，原野涨210% ，金田涨140% ，安达涨380% 。在市场人士看来，这不过是长期不发行新股带来的供求严重失衡、资金供给过剩引发的暴涨而已。但在那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这个年交易额不过17.6 亿元的市场的火暴引起了政治层面的争论。一些“左派”人士认为，股市姓“资”，应予取缔。

刘鸿儒奉命调查此事。最后他对时任主席的江泽民说，“请您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要轻易地给我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则，谁都没办法搞改革试验。”

深交所抢先成立

上海在证券市场的建立上，站到了支持的一边，态度坚决。这就是中国股市深沪并立的由来。沪深芥蒂也由此开始。

给深圳透露上海拟建证券交易所信息的，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1990 年4 月，他在深圳透露，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将在5 月赴深圳开展工作，帮助当地建立目前中国大陆第一家真正的股票交易所。他的助手宫著铭说，目前上海、深圳等地已开办的一些证券公司，都不是真正的现代证券交易所。如上海海通、万国、申银三大证券公司，仅从事柜台交易，没有设立经纪人和建立交易所进行入场交易。这些证券公司发行的多为债券，也不是真正的上市股票。中国有关方面希望深圳和上海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在业务范围上有所不同。深圳交易所初期主要面对当地大量的“三资企业”，以股票交易为主。上海交易所则以债券交易为主，同时有种类不多的股票上市。

1990 年5 月出版的上海《1989 股票年报》报道显示，上海证券市场在全国创买股票快发财下了4 个第一的纪录，其中证券交易额居首位。

上海的股市是从倒腾国库券起家的。有中国第一个股民之称的“杨百万”也是从倒腾国库券赚到第一桶金。

1988 年4 月，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丢了一吨多铜材，管理员杨怀定成了重点怀疑对象。案子很快破了，跟杨怀定没有关系，不过，受了一肚子气的他却决定不干了。虽是个仓库管理员，但杨怀定喜欢读书看报，订了26 份报纸。他辞职，是因为他在报纸上看到，从4 月开始，中央相继开放了7 个城市的国库券转让业务。

第二天，他就凑了10 万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盘是，当时各地的国库券价格都不同，只要有价差就能赚到钱。果然，他在合肥银行的门口吃进10 万元国库券，然后倒给上海的银行，前后三天获利2 000 元。杨怀定收进的国库券上有合肥银行的标志封条，他怕上海银行看破其中的诀窍，进行银行间互相调剂，便很有心机地撕掉封条，把编号弄乱，让迟钝的银行摸不到他赚钱的法门。

随后的一个月里，杨怀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6 个开放城市跑了一个遍，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 万元，他一人就占去1/7 。

与仓库管理员杨怀定相比，留学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获商业管理和法学两个硕士学位的管金生，也在倒腾国库券，他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万国证券公司的总经理。一上任，他第一眼就瞄上了国库券。中国从1981 年开始发行国库券，流动性差，差不多是强行摊派。1988 年3 月，财政部被迫做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4 月，上海、深圳、武汉等7 城市率先试点开放，6 月又开放了54 个城市。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10 多个人，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 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有一次，他亲自到福州去采购，一出手就吃进200 万元的国库券，这些从无数散户手中收来的券额都是5 元、10 元的，足足塞满了几大麻袋，租了一辆汽车直送上海，装不下的两个大旅行袋，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去。在机场安检入口，他好说歹说硬是没有让安检人员打开旅行袋检查。到上海，袋子的底部已经撑破了，他连拉带抱地总算出了机场。到1989 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3 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

1988 年秋天，管金生和杨怀定终于走到了一起。1989 年元旦刚过，管金生告诉杨怀定，他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串门，看到处长张宁桌子上压着一份文件，内容是1988 年国库券准备在不久后上市。谁知道这个消息，黑市价75 元买进，一上市可能就是100 元。于是，杨百万成了万国证券的授权代表，拿了一台万国的点钞机，在海宁路1028 号自己的办公室内大张旗鼓地收购，短短时间买走了上海市面一半1988 年国库券。管、杨的狂收行动引起了金管处处长张宁的注意，张宁在一日赶到万国突击检查，管金生想出了个绝招，把所有的国库券从地下室的金库转移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张宁来检查，一无所获而归，万国证券躲过“一劫”。数月后，1988 年国库券上市，价格为104 元，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两只“国库券鼹鼠”，管金生和杨怀定完成了惊险而收获丰厚的原始积累。

如此看来，上海股市远没有深圳那么有股民基础。1989 年12 月2 日，上海市委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讨论开发浦东，书记、市长于一身的朱镕基突然提出明确要求加快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场有些干部对此颇有迟疑，交易所会不会分流银行信贷资金；证券买卖是不是赌博，不利于精神文明建设；国营企业向个人发行股票，是不是变相私有化；证券交易所会不会在上海滩培育出新的资产阶级？

1990 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过年，浦东特区呼之欲出。邓小平反思，如果10 年前搞深圳等经济特区时加上上海，现在的长三角，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

开放的形势都会不一样。1990 年

3 月，朱镕基出访美国、新加坡，

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在记者

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

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而此时

的上海金融官员第一次听到这个

时间表。6 月，35 岁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副处长尉文渊受命筹建证交所。

当时，上海有万国、申银和海通3 个证券公司，比较盛开的股份公司11 家，够上市资格的只有6 家。尉文渊要把“三棵蔬菜”、“六块肉”炒成一盘菜。12 月19 日，上海举行

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朱镕基亲自致辞。当日有30 种证券上市，国债5 种，企业

债券8 种，金融债券9 种，公司股票8 种。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深圳一直向中央申请开办证券交易所，迟迟没有得到

回复。11 月22 日，市委书记李灏约见深圳特区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禹国刚，

问：“什么时候可以开设市场？”答：“如果你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

12 月1 日，深圳抢在上海前面举行了证券交易所“试业仪式”。由于没有得

到中央正式批文，李灏就没有出现在开市仪式上。股市第一天，成交安股票8 000

股，算是开张大吉。1991 年7 月，深圳证交所才获得正式批文，7 月3 日，陈慕华

和李灏隆重出席。禹国刚日后说：“孩子生出来了，还能再按回娘肚子里不成？”

王石购买特发大厦

1990年，王石一赌气要收购老东家的特发大厦。因为特发这家深圳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已经负债累累。深圳搞股份制，建证券交易市场，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探索。

1990 年，深圳发展中心大厦竣工，但它的建成并不代表特发集团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高峰，而是正在走向下坡路。

可以说，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曾代表了深圳企业的辉煌。特发成立于1981 年10 月，它没有走行政公司的道路，而是走创办经济实体的道路。但它毕竟掌握政府的行政资源和土地资源等，先后与世界五大洲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 家财团、大企业取得了业务联系，与外商签订协议124 项，使得该公司拥有工业、交通、房地产、金融、商业贸易、旅游服务等各类企业160 多家，固定资产达13 亿元，成为特区实力雄厚的综合性经济实体。

1985 年5 月，特发与香港两家有实力的地产公司共同组建香港新峰企业有限公司，涉足香港的房地产业，先后在香港多处购买地皮兴建商住楼宇，兴办各种实业。之后，特发又把脚步迈向美国，在洛杉矶组建了中国长城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兴建了商场、酒楼和停车场。1989 年，特发连破难关，以变应变，出口创汇逾亿美元。

但此时，特发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当特发大厦建成之后，公司高层不是在考虑乔迁的日子，而是考虑如何迅速脱手回笼资金，偿还债务。

由于万科天景花园销售的成功，特发有意委托万科销售发展大厦。万科从江西景德镇军用飞机制造厂租来直升机，郑凯南导演带着摄制组登机，接连数天围绕着特发大厦航拍。售楼书也完成了。万事俱备，只差销售。初步测算，发展大厦的销售可以为万科带来近1 000 万元的利润。

可就在报纸广告刊登的前一天，特发突然撤回对万科的委托，决定自己销售。

万科只好紧急撤回报纸的广告稿，预订的版面改做万科地产的形象广告。特发的变卦，刺激了王石，他决意购买整栋特发大厦。万科自身筹措资金的能力有限，便通过电话联络香港新鸿基证券、香港天安中国和泰国正大集团。新鸿基证券曾是万科股份化的咨询顾问公司，天安中国是万科的发起股东之一，而正大，是王石经营饲料时期熟悉的公司。前两家公司在电话里就谈成了结果，各占25% ，正大集团也表态支持。

万科牵头，四家联手，正式向特发发出收购大厦要约。参与收购的还有香港的一家财团。

特发管理层对万科的购买心里很不舒服。当年大厦急需还贷，你拒绝上交800 万美元的额度，现在竟然反过来要收购这栋大厦。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行！宁赠友邦，不卖家臣。最后，发展大厦的90% 产权卖给了香港那家财团，特发公司留下10% 的物业作为集团的新总部。

其实，此时深圳的国有企业遇到困难的不只是特发。石化公司因“两军一宝”案大折元气，几近倒闭，食品公司也是连年亏损，不得不重组。一些小企业更是被租、被卖才丢掉包袱。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承包、租赁都尝试过了，股份制成为一种重要的探索。因为承包、租赁还是国有企业，企业利润增加了，多发奖金、滥发福利的现象比比皆是，企业亏损，贷款也要发奖金。

承包制的本意在于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然而旧的大锅饭砸烂了，新的大锅饭又出现了。似乎社会主义企业是“阿爷”的，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个拿，不分白不分。在一些厂长、经理的眼里，企业的积累是国家的，分进口袋、吃进肚里才是自己的。企业的积累与厂长、经理无关，厂长不大吃大喝、滥分滥发，不但在民意测验时会失掉一批选票，而且自己也显得是个傻瓜。承包也罢，租赁也罢，都有一个期限，承包租赁期内，厂长经理不会把利润投入再生产，因为以后企业发展得怎样与他无关，而待承包租赁期满，厂长经理就会溜之大吉，留下的只是破旧的厂房和设备，甚至一屁股债。

如此，国营企业再不深化改革，已没有动力、活力和压力了。试行股份制改革就此破冰。

 “起士林事件”

1990 年的深圳，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打击假冒伪劣的讨伐战。国内的这场讨伐首当其冲的是浙江温州，民营个体经济发达的广东、深圳也被看做重灾区。不过，深圳的这次行动更为深入、激烈。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是1983 年开始的，深圳的打假就从“3 · 15 ”这一天开

始。深圳市消委会等单位在国贸大厦举办了“伪劣商品展览会”，指导市民识别

多种假冒、劣质的食品、药品、电器用品。据有关部门调查，深圳1989 年发现

生产、经销假冒、伪劣商品的单位占抽查总数的30% ，发现的伪劣商品占被查商

品的40% 。

深圳起士林厂百万港元设备成废铁废弃5 年未处理，负责人不闻不问的事件被

捅了出来。“起士林”糖果是国内名牌产品。1984 年12 月，天津起士林厂、天津

市经济开发公司与深圳市食品饮料工业公司合作，成立了深圳起士林厂，希望以糖

果为龙头产品打开国际市场。然而事与愿违，公司决定改变原来的产品方向，贷款

100 万港元，引进雪糕生产线。香港、伦敦雪糕厂得知深圳起士林厂要引进雪糕生

产线，立即向该厂推荐这套旧设备。1984 年8 月，该厂经理、副经理及主管部门

负责人一行5 人赴港“考察”7 天，以93 万港元买下这条残缺不全的雪糕生产线。

1985 年3 月设备到货后拆箱一看全傻了眼，厂里花了10 万港元请人安装后，运转

了不到两小时，这套设备就“长眠”了。另外，随生产线运来的3 个冷库有两个不

制冷，60 个销售雪糕用的雪柜，只有18 个勉强能用，但一年以后都不制冷，成为

废品。6 台冷藏车拆了零件凑成4 台廉价卖掉，1 台被废品站收走，还有1 台就永

远扔在门口了。后来，有人请来专家对生产线进行鉴定，连专家们都搞不清那些设

备是什么年代制造的。有的说是40 年代或50 年代的，有的说可能是30 年代的，

总之是不能用了。1986 年10 月，该厂因亏损严重，回天乏术，被迫停产，随后，

市政府中止了该厂联营合同。从1986 年到1989 年，合作三方停停打打，开了三次

董事会研究，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当年参与引进这套设备的人早已各奔东西，谁还

管这些呢？起士林厂欠银行贷款本息合计近160 万元，偿还遥遥无期，只好诉诸法

律，罗湖区法院于1988 年3 月30 日封了该厂的门。

“起士林”事件被认定为一起被外商收买欺骗、内外勾结，坑害国家和企业的

案件。

顾雏军初出茅庐

中国许多杰出企业家或多或少与深圳都有一些缘分。刚出道的顾雏军也是一个。他出自天津，但其格林柯尔公司在深圳的业务却相当多，在很长一段时间，深圳差不多是他的大本营。

1990 年4 月，一项以“顾氏循环理论”为基础的全新节能技术和与这项技术

配套的制冷剂等工作介质已在我国研制成功并开始推广应用。用这套技术改造的深

圳香蜜湖度假村大型空调冷水机组获得了年节电150 万度的显著效益。据世界能源

研究所和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联合发表的《世界能源1988~1989 》报告统计，每创

造一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我国消耗的能源等于法国的4.97 倍，印度的1.65 倍。另

外，1987 年世界31 个国家在蒙特利尔开会，决定1998 年在全球禁止使用氟利昂，

1990年，发明“顾氏循环理论”的顾雏军

以保护人类的生命之伞“臭氧层”。因此，

节能和研制全新的工作介质，是摆在科技

界面前的重大课题。

这一年，顾雏军31 岁，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年轻热物理学硕士，8 年前开始对这两项课题进行研究，终于证明，目前国际上冰箱、空调等普遍采用的朗肯循环方式并非最佳循环方式，并推出了更好的循环理论。顾雏军的论文在美国发表后，被英、美合办的世界权威杂志之一《能源》命名为“顾氏循环理论”，引起强烈反响。顾雏军应用自己的理论，在冰箱、家用空调、大型冷水机组节能改造试验中获得成功。经国家空调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重庆冷冻机厂等国家权威检测部门检测及用户的试用，节能率分别达到了20% 以

上、14% 和17.2% ，而且顾氏GM4 、GM5 工作介质对臭氧层的破坏系数仅为0.03 。

顾雏军的理论走出实验室，首次改造深圳香蜜湖度假村总功率1 480 千瓦的大型中

央空调冷水机组，获得节能24.4% 的好成效。据深圳市“三电”办公室测算，如

用此技术改造深圳空调用电大户，可年节电1.2 亿度，相当于增建一个装机容量为3 万千瓦的发电厂。

顾雏军的“顾氏理论”发表于上一年的3 月，顺德科龙电冰箱厂厂长潘宁从《经济参考报》上看到这条消息，节能20%~40% ，不用氟利昂的这项技术吸引了他

的目光。他把报纸剪下来，让部下去了解。一个月后，部下汇报，这个顾雏军年轻

气盛，自称已有100 多个国家的电冰箱厂在跟他接触，他不太愿意把技术转让给国

内企业。潘宁犹豫了一下，这件事情就放下了。想不到，12 年后，顾雏军收购了

科龙。

看着深圳一天冒起来

1981 年年初，黄秋君从惠州的华侨农场调到光明电子厂工作。“车子到了深圳老城，全都是砖瓦房，过了铁路，也就是蔡屋围还有几栋房子，再往西走，一路上汽车都是在山中穿行，公路很窄，两边一个个山包闪过。”这是黄秋君第一次到深圳康佳报到时的情景。10 年后，一切已经是另外一副模样。

黄秋君到了工厂，也就是在丘陵连绵中的两栋厂房，周围全是山和树林。当时女工们就住在现在康佳医务所的楼上，小房间住8 个人，每层楼两边的大房间住10 个人，医务所紧靠着山，一出门就是山。山的两侧，一侧是一个汽修厂，一侧是一个家具厂，到这两个厂去，都要翻山越岭，走很长一段山路。最高的山，有现在的8 层楼那么高。再向山里走，树林很密，就不敢走了。所幸工厂前面还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公路，当时叫广深公路，可通到广州，偶尔有车来往。

当时每月工资30 多块钱，生活补助四五块钱，但消费也很低，一份青菜1 毛钱，一份带肉的青菜1 毛5 分钱，排骨等也就是3 毛钱。当时工厂经常断水断电，天再热也没有空调和电风扇。喝的水是黄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处理。如果断水，黄泥汤也没有，想洗洗都没办法。

开始，康佳有一个做元器件的车间，一个做线路板的车间，一个组装收录机的车间，还有一个修产品用的发泡车间。黄秋君在元器件车间，技术并不复杂，主要

是眼疾手快。香港方面派人过来进行技术和生产管理指导，管理很严格，上班打

卡，计件任务，抓产品质量，都很严格。

由于产品是来料加工后出口的，不做内销，员工买自己生产的产品也不是很容易。当时有一个规定，来料加工中有一个百分之几的原料损耗，如果没有损耗，做成了合格的产品，每百台产品中可以拿出几台来供员工购买。因此大家就排号买这类产品。黄秋君就是排号购买了自己工厂生产的一台卡式收录机，爱不释手。

1990 年，由香港港华公司与华侨农场投资的光明电子厂（康佳集团）前身在荒野上动工兴建时的情景。

康佳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是三用的，电视屏幕很小，装在一台录音机上，这台

录音机还有收音机的功能。产品是美国客商订购的。

1986 年，黄秋君购买了16 英寸的康佳彩色电视机。那个时候有彩电的家庭不

是很多，把彩电买回家，着实让家人高兴了一阵子。

1990 年，“康佳牌”彩电及系列电子产品总产量首次突破年产百万台大关，位

居全国电子行业首位。在“第四届全国十大最佳合资企业”评比中，深圳企业界的

明星——深圳康佳电子有限公司首次被推荐参评，即以7 项效益指标位居全国同行

第一的优异实绩，而一举当选，成为我国电视机整机行业中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合

资企业。

特区成立的前几年，也看不出多大变化。但是深南大道开通以后，路两边每天

都有建筑冒出来。华侨城到处都是工地，热气腾腾。最初深圳湾大酒店建成了，旁

边还有一个游乐场，黄秋君和工友们星期天就去玩。但不久，那里就被围起来了，

知道里面搞建设，不知道建什么，建成以后，康佳员工发了免费的游览票，进去一

看就惊呆了，呈现在眼前的是锦锈中华的“小人国”。

1990 年4 月29 日，开业7 个月的锦绣中华接待了第200 万名“幸运游客”。

最激动的是它的创始人马志民。

1984 年，中旅社和香港新闻摄影协会举办的一次中国旅游摄影展览，在香港

引起强烈的反响，刮台风、下雨都有

参观者排长队买票，展出半个月还关

不了馆。后来到泰国、菲律宾、澳大

利亚展出，同样是这般轰动。由此，

马志民深信，中国的锦绣河山、灿烂

文化，只要向世界展出，必定有强烈

的吸引力。1985 年他到荷兰参观了“荷

兰小人国”后感触很深。“把中国的历

史文化、山川、工艺、民族特色组成

微缩景观”，他下决心要干成这个事

业。在人民大会堂，他向叶挺元帅汇

报过开发华侨城的想法；当国务院正式批准开发华侨城时，马志民提出了“锦绣中

华”的构想，次年为此举行了专家、教授研讨会，不久就着手总体规划。1987 年

12 月，“锦绣中华”工程破土动工。马志民对工程的要求是：求真求实。他看过荷

兰、菲律宾、泰国的“小人国”，他希望超过它们。参与景区规划、设计和建设的，

有天文、文学、地理、历史、宗教、古建、民俗、美术、美学、园林、声学、光

学、电子学等各个学科的名家共53 人，他们怀着一颗爱心，戴着草帽和工人蹲在

工地上忘我地工作，把毕生研究的心血倾注在一片片小砖、一个个小陶人身上。洛

阳龙门石窟奉先寺，由于屡经战乱和“文革”浩劫，主佛卢舍那失去双臂，再造景

观保持了这种历史的真实，卢舍那成了“东方的维纳斯”；为了弄清光绪婚庆大典

8 000 多个人物的身份、服装，多少马匹多少罐酒，专家毛凤德翻阅了浩如烟海的

清朝皇家档案。1989 年9 月22 日，景区试业，国庆节这天，游客数高达29 452 人。

一位台胞含泪挥笔留诗：“华夏形胜一园胜，山绕古刹水绕楼；贺朗归来抚桑麻，

乡思泪洒小神州。”

1990年，设华侨城建设指挥部主任马志民，因创办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被称为

中国主题公园之父。

1990 年7 月，老山前线战斗英雄史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1986 年，史光柱负

伤，深圳大学特准其入校读书。就读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双目失明等重重困

难，学完了大学本科的全部课程，毕业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在深大四年，他还坚

持文学创作，出版了《我恋》及《背对你投下黑色的河流》两本诗集，发表了许多

单篇散文和诗歌，这些作品获得了文学评论家和读者的好评。此外，史光柱利用课

余时间在深圳、云南、北京、上海等地作了大量的报告或演讲，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史光柱毕业后回到原所在部队工作。

1990 年10 月8 日，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深圳女孩邱洁云前来参加面试餐厅服务

员。这一天，世界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在深圳开设中国第一家快餐店。这家位于解放

路光华楼西华宫的麦当劳餐厅，拥有500 个座位，共投资4 000 万港元，经营的食

品及质量与世界各地的麦当劳餐厅相同，包括肉香扑鼻的各式汉堡包、热辣香脆的

薯条、冰凉软滑的奶昔及雪糕新地等。

邱洁云想，应聘服务员顶多就是擦擦桌子，端端盘子，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她被

分配去洗厕所。她感觉心里委屈，一边洗厕所，一边掉眼泪。但几年之后，邱洁云

当上了这家店的店长。

蛇口工业区也有好消息，1990 年1 月8 日，南海油脂赤湾公司开业。该项目

由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香港鹏利有限公司、山达有限公司、集成汇财集团有限

公司和中国的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丰企业贸易公司参股的中外合资企

业，坐落在赤湾港侧。厂房及生产设备的投资总额超过1 亿港元，总占地面积达

4.8 万平方米。从洽谈到工程竣工，仅用了11 个月时间。该公司拥有一座年产25

万吨油的食油精炼厂、年产150 万个铁桶的全自动铁桶生产线以及总容量达5 万吨

的储油罐。从马来西亚、菲律宾、加拿大和欧洲进口优质毛油，然后采用先进的自

动化生产线进行加工提炼，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油脂行业标准。每天可生产500 吨精

炼油。

著名品牌“金龙鱼”由此诞生。它是港口经济低成本的产物。海上运输成本低

廉，从海外运来毛油加工，比国内原料的价格低出很多，从而使“金龙鱼”以极强

的竞争力进入国内市场。有人举例比较，广西的蔗糖运船经过珠江运输到蛇口赤湾

的成本，相当于用汽车将这些蔗糖从赤湾港运送到十几公里外的深圳笋岗仓库。海

上运输船更大，成本更低。

1990 年，深圳工业又创新纪录，工业总产值达160 亿元，工业品出口产值突

破百亿元。

【城市日志·1990 年】

1 月4 日，宝安最后一个村坪山镇马峦村开通柏油路。

2 月8 日，福田保税工业区奠基。

2 月11 日，国家审计署在深圳设特派员。

2 月16 日，深圳“金粤”承包朝鲜重点工程，揭开了我国铝合金玻璃幕墙走向

国外的序幕。

3 月17 日，我国第一座开采深海石油的海上堡垒惠州21 –1 导管架竣工。

6 月27 日，深圳台商协会成立。

7 月3 日，深圳青年企业家俱乐部成立。

7 月3 日，深圳环保产业协会成立。

7 月4 日，中华自行车公司收购美国WSI 。

9 月4 日，深圳国际金融大厦启用。

10 月8 日，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

12 月6 日，德国西门子集团投资中国第一个产业实体深圳海曼电光公司开业。

12 月9 日，香港华润集团深圳办事处成立。

12 月24 日，国务院批准深圳试办保税生产资料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