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资本的苏醒与萌动

深圳市从6 月23 日开始实行人工降雨，6 月30 日结束，共

发射277 发催雨弹。碘化银炮弹在云层中起到了催化作用，喜

降中到大雨。尤其在宝安县、南头区一带，由于天天射炮，天

天降雨，致使河道径流增大，蓄水量普遍增加。横岗、石岩、

西沥、长岭皮、罗田、清水径、三洲田、甘坑等水库的库容量

比打炮前增加了500 多立方米。

百家企业同日奠基开张

1988 年8 月8 日8 点8 分，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时刻。这一天，深圳奠基的大厦、开业

的商场、开工的企业有上百家。全城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喜气洋洋。

1988 年，深圳受到的不是姓“社”姓“资”的责难，而是“被抛弃”的质疑。

1 月16 日，广州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5 次会议召开，雷宇被任命为广州市副市长。

一个星期后，广东省省委书记林若发布广东改革的10 项措施：广东省将筹建

广东省的商业银行，并将在全省大中城市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和有计划地批准外资银

行到一些城市逐步开业。广东省还将进行其他综合改革，包括逐步改革旧的工资体

制，使企业的工资总额可以与利润挂钩，即与企业上缴利税挂钩；允许外商投资企

业有自己的招工权；允许海外客商以合资、合作方式改造国营老企业等。3 月，国

务院即批准广东的10 项改革措施。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动议把海南建设为最

大的经济特区。

此时，东莞、顺德、中山、南海“广东四小虎”也已经出笼，再加上广州，广东群龙并起。

1 月30 日，广东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深圳市副市长周溪舞不得不面对记者“特区不

特”的提问。广州和香港的记者向周溪舞提问：中央把广东省作为改革开

放继续先走一步的试验区，并给予了超前改革的政策，实际上是把特区过去的许多

特殊政策和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扩大到全省，如地方办商业银行、设外汇调剂中

心，允许外国开设银行机构等。还有一些是比特区更加开放的政策。这样一来，深

圳特区的优势不是逐步消失了？深圳是否“特区不特”了？

“在海南经济特区强大冲击波的冲击下，‘深圳热’是否将要消退？”4 月，深圳市

委书记、市长李灏在北京与清华大学师生座谈时，也不得不回答这样尖锐的问题。

尽管1987 年年底，深圳不得不配合全国的治理整顿再一次压缩基建规模，但是1988 年

年初，1985 年以来停工的所有建筑全部恢复开工。

春节时，中央主要领导视察深圳，对深圳也多加肯定。6 月，邓小平会见

参加“90 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的中外代表时说，“现在不仅有个香港，

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深圳能否建设成为内地的第一个“香港”的讨论

在学界开展起来。10 月14 日，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实行计划单列，享受省级管

理权限。

深圳在国内的影响也大起来。千里之外的中原河南沁阳县高店乡评选最佳报

刊，《深圳风采》名列第二。在500 份评选最佳报刊调查表，《民主与法制》获489

票，《深圳风采》获486 票。那里的农民称赞这份深圳的刊物“具有浓郁的特区特

色”。到深圳来打工的年轻人纷至沓来。小小布吉镇就有近3 万外来工，分别来自

全国10 多个省的80 多个市、县。

越来越好的经济形势也呈现在夜市的繁荣中。夜幕低垂，从珠江口吹来的晚风

把白天的暑气渐渐拂去。人民桥的同惠商场和桥两边的小商品市场的100 多个店铺

全都敞开着店门，灯光如昼，人流涌涌，买卖兴隆。向深圳戏院的方向走去，马路

两边的人行道上游人如织，载客的中巴、的士穿梭来往，自行车铃声不绝于耳，街

道上空的霓虹灯和商店里的荧光灯交相辉映，把地面照得如同白昼。汇食街的生意

进入高峰时刻，几乎所有的餐馆都“高朋满座”。永新街、人民北路、立新路、东

门路的大部分商店、餐厅、酒楼，灯火通明，三五成群的人流在商店里进进出出，大

街小巷仍像白天一样熙熙攘攘，热气腾腾，深圳的歌舞厅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兴盛起来……

1988 年，吉祥数字“8”在深圳特别流行。广东方言中，“8”与“发”同音，8 月8

日，就成了非常吉祥的日子，开业的酒店、公司，奠基的工程，开幕的展销

会、洽谈会特别多，达到百家。赶上一个“8”已经很不容易了，赶上4 个“8”是

百年一遇。电子科技工业大厦、罗湖大酒店、深纺工业大厦在这天奠基，深圳科技

商场、青泉贸易有限公司、中农企业深圳总公司、湖心购物中心等在这天开业，并

且奠基开张的时刻都选在了早晨8 点8 分。

这天开业的企业中有一家集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媒体报道中特意“画龙点睛”，因

为它是由个体企业家杨世朝投资80 万元人民币兴办的民间科技企业。这一信息透露出，

1988 年的深圳，民间企业的时代开启了，资本意识苏开始醒。

任正非辞职办民企

1988 年5 月，在一篇题为《充满活力的一株幼苗：对深圳民间科技企业的考察》报道

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公司名字：“华为”。

这篇报道写道：“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是由8 名科技人员组成的。他们看

到随着商品经济日趋活跃，通讯事业必将有一个很大发展。在企业建立之前，这群

科技人员便对特区及沿海开放地区的通讯事业发展情况作了调查，了解到近年来一

些地方虽引进了大型程控交换机（200 门以上），但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和私人需要。

于是他们选择了开发生产400 门程控交换机这一项目，并以过硬的技术和出色的服

务，随时改进设计满足不同用户的特殊需要，因而在众多强大对手的竞争中赢得了

市场，产品还处于试制阶段，客户便纷纷上门订货。”

多少年来，大名鼎鼎的华为掌门人任正非都拒绝接受媒体采访，在这篇报道

中，却披露了任正非和记者的一段谈话。“公司经理任正非对我们说，我们这些

辞职或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离开国营单位，自己出来找饭吃，大家都有背水一

战的危机，人人奋力拼搏，没有内耗，没有扯皮现象。在一个国营企业里，厂

长、经理往往要用60 ％的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

想干成一件事是很难的。兴办民间科技企业，能在

一生中搞出一两个市场需要的拳头产品，这一生也

就算没白过！”

任正非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后来写华为的书很

多，《华为真相》、《走出华为》、《华为的世界》等，

把他的个性和管理智谋写得惟妙惟肖，把他家庭的

贫困和少年及读书时的情况介绍得很具体，但对于

他在部队和转业到深圳及在深圳初期的创业经历却

鲜有介绍。

程东升在《华为真相》一书中是这样介绍早期的任正非的：“1984 年，退伍后

的任正非就随着南下创业的大军，来到了深圳。先在深圳一个电子公司任副总经

理，被骗后无处就业，1987 年被迫创办华为公司，时年43 岁。1987 年9 月，华为

以‘民间科技’企业的身份正式获工商局核准，注册资本为21 000 元，任正非等6

人均持有1/6 的股份；共有员工14 人。1988 年正式营业，业务为代理进口香港康力公司的HAX 交换机。”

吴建国的《华为的世界》则介绍任正非是1982 年在工程兵集体转业时转业深

圳的，那么，他就是两万集体转业深圳工程兵的一员。他的级别为副团，转业后

任职公司副总经理也相匹配。当时转业的工程兵中，有一小部分是早期就到了深

圳搞建设的，大部分是转业时才到深圳脱下军装的。任正非应该是后面一种。

虽然，1988 年的华为只是“一株幼苗”，但后来却成长为一棵大树。2006 年，

一位深圳市的前领导曾说：假如失去一个华为，深圳将至少5 年暗淡无光；失去两

个华为，深圳的现代化进程可能放缓8 年；失去三个华为，深圳就沦落为一个死气

沉沉的三流城市。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对任正非多一些介绍。否则5 年以后，

他才再有机会出场。

任正非是1968 年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直接应征入伍到工程兵部队的。

在《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任正非提到了在部队时的情况：

“1976 年10 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

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

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

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

活，这也使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得以形成。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

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

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

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 年3 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 000 人的代表中，仅有150 多人在35

岁以下，我33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

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

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

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

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的父亲母亲》还谈到了任正非转业到深圳初期的一些情况：“我有幸在罗瑞卿

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

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

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义。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

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

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

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

下起步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

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也因此理

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销

蚀了自己的健康。”

关于1988 年的任正非，还有这样的记忆：一位采访金融的记者记得当年任正

非到银行请求贷款的模样，憨厚得像个农民，穿得像搞建筑的，见了银行的什么人

都递名片，非常谦卑。深南电路的一位负责人对任正非第一次到公司请求加工线路

板的情形记忆犹新，那个单太小了，是在任正非的恳求下很不情愿地接下的。现在

华为是深南电路最大的客户。

1988 年3 月，北京举行了第三次全国科技大会，但是没有深圳人知道这个样

子像农民的任正非曾经是第一届科技大会最年轻的代表，也不知道他是党的十二大

最年轻的党代表。

黄宏生品尝“人走茶凉”

1988年春天，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辞掉了副厅级的官职，走过深圳，去了香港闯世

界，创办了一家名叫“创维”的公司。

1988 年春天的那个早晨，黄宏生一身新装，默默整理完办公室的东西后，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打印好的辞职报告放在总经理的办公桌上。在人们惊诧而沉默的目光中，他走出了服务6 年的进出口公司。泪水不自觉地掉下来了。他知道自己即将迈入的世界，是梦想中的天堂，也是现实中的地狱，他将要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奋力拼杀。

大学毕业后，黄宏生被分配到信息产业部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公司在广州。能在这个单位工作，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它是做外贸生意的，员工待遇很高。公司里有许多干部子女。

黄宏生却觉得很失落，因为这里没有他的用武之地。“文革”后首批重点大学毕业生在哪里都是天之骄子，可在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却没有人把你当回事。因为好像贸易这行谁有关系谁就可以做，没有人重视你的专业知识。刚毕业的一年半里，黄宏生的工作是每天早到半小时，把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然后给每位同志泡杯茶，再就是拿拿报纸收收信。这种从“打杂”慢慢往上熬的日子绝非黄宏生所愿。当时他谋划了三条路：调走、考研或就在这里干出点名堂。最终，他选择了后者。向现状发起挑战而不逃避，是他一贯的性格。

单位的角落里有一台旧电脑，没有人动。黄宏生就擦掉上面的灰，没事时敲打几下。一天，他坐在电脑前若有所思，公司好像对刚兴起的电脑没有给予关注，这时商机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于是他立即写了报告，请缨成立电脑事业部，打破外贸公司仅做进出口代理、赚点手续费的被动服务方式。按照黄宏生的计划，电脑事业部先期的工作包括技术引进、新产品研发，直接服务于企业，下一步还可以直接生产制造电脑。

报告递上去之后，领导眼睛一亮，觉得是个创新，于是拨了200 万元，让黄宏生领头去干。那是1984 年，电脑市场在中国刚打开，一台电脑可以卖到5 万元。黄宏生信心十足，劲头很大，他亲自带队，四处参加各种展销会。

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以77 、78 级的为主，这两届大学生至今仍被认为是很优秀的人才，黄宏生一下子从各单位挖来十几个。这一来可不得了，这个“大学生团队”凭着一股子闯劲，当年就净赚了2 000 万元。电脑事业部的工作得到了公司的认可，也使人们扭转了对大学生的看法，不再认为他们是“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屑做”的牢骚一族。电脑事业部的经理是正处级，两年后，黄宏生的“官”又升到了副厅级——被任命为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那年他刚刚28 岁。

就是在春风得意之时，黄宏生辞职离开，走上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来到美丽的香港，和大陆截然不同的景象映入眼帘。在这里，看不到一边散步一边聊天的人，看不到有人一边牵着哈巴狗一边舔着冰激凌。人人都挟着公文包，一脸严肃，行色匆匆。

黄宏生需要解决的第一个紧迫问题是找个晚上睡觉的地方。尽管以前因业务关系也曾几次到过香港，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国家配备的小轿车，也不再是派头十足的国有大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他不得不挟着公文包，顶着炎炎烈日的烤灼，在大街上奔走，汗流浃背地去挤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走在这座繁华城市的大街上，他的心随着匆忙的脚步忐忑不安地跳动着。

他先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小公司，起了一个很符合他性格的名字——“创维”，取“创造性思维”的意思。

在香港注册一个公司很简单，但对于黄宏生来说，解决晚上睡觉的地方却很难。他没有太多的心思去畅想人生的价值和企业的使命，唯一的想法是生存下去。

常常是夜深人静了，他还无处栖身，在大街上徘徊。所幸，香港天气炎热，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路边的草地上，在公园的水泥椅子上，把公文包当做枕头，和衣躺下，也能睡得过去。但不能长期这样，因为要洗澡、洗衣服，不然白天就无法衣装整齐地进出那些摩天大厦。香港几乎天天下雨，有几个大雨之夜，来不及找到更好的躲雨之处，他就不得不躲在街头的厕所里。

后来，他终于可以在舅舅和朋友家拥挤的客厅里轮流对付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晚了。从那时候起，黄宏生就开始讨厌黑夜的降临，养成了在车上睡觉和半夜一两点钟开会工作的习惯。

黄宏生创办公司后，光大集团的朋友照顾他，在集团大楼内租给了他一间办公室。这间办公室面积不足10 平方米，并且是三角形的，办公桌摆上以后，只能堵在门口，桌子后面放一把椅子，桌子上放一部电话。这张桌子还有另一个功能——晚上睡觉的床。这间屋子虽小，却几乎解决了黄宏生的所有问题。晚上可以工作到深夜，把电话机拿下来，就可以在桌子上酣然入睡。

那个时候黄宏生每天要在香港的大街上奔波十多个小时，辛苦异常。每逢过节，比如中秋节，大家要聚一下，怎么办呢？就到水果摊买一些苹果来吃，也算改善一下生活。买苹果的时候专挑有点烂的，因为价格便宜。

黄宏生最先做的还是代理电子产品出口，那是他多年摔打过的老本行。深圳和东莞一排排闪烁着灯光的工厂和冒出来的浓烟，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但是眼下他只有从一点一滴做起。他盘算先以贸易立足，有一定积累后再介入实业。

像所有国有企业或知识分子初下海时遇到的情形一样，当黄宏生兴致勃勃地一家一户登门拜访过去的老客户时，才深刻理解了“人走茶凉”的冷漠，每次都是满心希望地进门，失望透顶地出门。几乎每一个客户不是闭门不见，就是推托敷衍，没有多少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些过去生意场上的朋友非但不兑现当初合作的承诺，还把他看成了竞争对手。黄宏生渐渐明白了，老客户们已经割袍断义，不再看好他这位一贫如洗，再也没有利用价值，反而可能给他们带来竞争威胁的“朋友”了。感伤之余，他又进行了“逆向思维”：这就是商业竞争法则，不能怪朋友们无情无义，香港就是这样一座华丽富贵而残酷无情的城市。

黄宏生遭遇了下海后的第一次危机，用微薄的资金进的货卖不出去，造成了亏损。眼看着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黄宏生心力交瘁，病倒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这次挫折让他真切地体验了主动改变命运的代价。

民营企业的萌芽

任正非和黄宏生为什么辞掉国营官位下海？他们创办的是一类什么样的企业？他们的

动机是怎样的？是什么动力推动他们甘冒如此大的风险？

1987 年，任正非注册的华为被称做“民间科技企业”。这类企业的出现是在1987 年年

初，1 月18 日，深圳第一家民间科技企业——大成股份有限公司已得到

政府的正式批准。大成公司属民间性质，由陶裕德等7 名具有大专以上文凭的科技

人员合办，注册资本5 万元人民币，分为等额7 份，每个股东各执一份，以此分享

公司的利润，共同承担公司的风险，经营期限6 年。

2 月4 日，深圳市政府颁布《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为鼓

励民间科技企业的发展。

1988 年5 月，经市政府发文批准的民间科技企业有77 家，已在工商管理局注

册的有65 家。迈科电器公司、繁星电子公司、亚安太电子公司、声海、五环、时

达、晨峰、华黎、五岳、辉煌等民间科技企业纷纷挂牌。原河北承德自动化计量仪

器厂总工程师刘宗奇辞去了职务，与其他3 名股东各出资2.5 万元，在深圳办了五

岳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大学工商企业管理系讲师姜长喜领头，与其他两名

科技人员出资开办了一间亚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从事电脑软件开发，为企业培训

电脑操作员、开办厂长经理企业管理培训班、开展中国业务代办。32 岁的许若明

1986 年12 月与38 位在美学习并获得高级管理硕士学位的青年人一起归国，先回

到江苏无锡市当了一名教员，然后停薪留职来到亚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任中国业务

代办部经理。南昌电视机厂副总工程师邓清辉也停薪留职到深圳创业，创办了辉煌

电子有限公司。

1988 年7 月，深圳市工商、海关、税务、企业和各区县负责人100 多人，在

深圳锡威电子公司召开增强大工业配套能力鼓励发展私营小工厂现场会，提出深圳

应该允许和鼓励发展一批“家庭作坊”式的“私营小工厂”，为大企业配套。逐步

变来料加工为自己生产制造，变委托加工为打造自己的品牌。发展“私营小工厂”

被提上台面。

“民间科技企业”这个称谓尽管还不太准确，但在实践上深圳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1988 年12 月，国务院机关事业管理局财务司副科长王文京到北京海淀区工商局申请在

科技创业如火如荼的中关村创办“自己的公司”，工作人员说他走错了门，因为当时

中关村只能办国营或集体企业。王文京只好办了一张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

民间企业遇到的不仅是政策的歧视，更多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也在等待着他们。

1991 年，任正非的华为公司因货款回收慢，资金出现危机，多处告贷未果，不得不将

公司申请变更为集体企业，并获得批准。但是，危机过后，任正非重新让公司实行股份制，又回到民营企业的阵列。

黄宏生之所以到香港下海，是因为他清楚在国内办民营企业是不可能的，也非常困难。到香港去，披上“外商”的行头，就出入无阻。多少年中，创维都自称“外商投资企业”，直到2000 年之后，大陆环境宽松了，创维才恢复民营企业的真面目。

说到去香港创业的动机，黄宏生说，他觉得官办公司的路走不通。公司的人越来越多，进出口任务也越来越重，利润每年都要上新台阶，要求大型机电产品出口。可当时的客观条件极不配套，产品在质量、包装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干外贸的销售人员在洋鬼子面前被骂得狗血淋头：“让你们送个样机，竟然包装得如此之差！电视机的屏幕都被磨损了！”可是当对方找上门来投诉时，负责生产的厂长居然说没时间见：“嫌我们包装不好？我们还不愿出口呢！”

为此，黄宏生每天疲于奔命，消耗了很多精力。但是面临体制问题，他感到个

人无力解决，无奈得很。还有一件事情令黄宏生很受刺激。他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把

一车车大豆、花生、棉花运出去，却只能从国外换回来一些小机器，而中国的新技

术产品即使出口了，也是摆在人家的地摊上。在美国的跳蚤市场上，1 美元可以买

一打中国电子产品，像电子表只能贱卖到一只2 美分。

那时，中国的电子产品的生产能力和质量水平都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华南电

子进出口公司要么天天收到许多国外订单而交不了货，要么因产品的质量、规格

达不到国际水准，遭到退货。外贸公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要国家的大额补贴才能维持。

当时，在广东深圳和东莞一带已兴起了加工制造业，日本、美国、新加坡，以

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厂商纷纷到那里设厂，景象十分兴旺。那时的一大奇观

是：由于运输产品的车辆日渐增多，深圳通往广州的107 国道经常严重塞车。黄宏

生从外面回广州，往往是到了晚上八九点钟还被堵在路上。堵车的时候，黄宏生就

欣赏公路两边的夜景：马路两边灯火辉煌，无数间工厂热气腾腾，可以想象工人们

正在加班赶工，运输工人们忙着装货卸货……这对又累又渴又饿的黄宏生来说，有

无限的吸引力。

这些都成为吸引黄宏生创业的动力。

但实际上，任正非、黄宏生们已经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应该创自己的业，办个

人的企业了，并且一定要划清这个界限，并且要甘于付出和冒险。

赵新先第一次“赎身”

在笔架山创业的赵新先在市场上左冲左突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原始出资的500 万元是

一个后患，他不甘心旧体制的羁绊，当年就归还了全部投资款。

1988 年，建成投产两年的南方制药厂销售收入近亿元，利润1 400 万元。

这时候，赵新先已经表现出了他的营销天才。产品生产出来以后，他穿上整洁

威严的军服，到上海、北京、济南各大中心城市去开“学术报告会”。在商界和公

众心目中，军队和军队医院的信誉一向很好，赵新先自是占了信用和权威上的先

机。他把各地的卫生局、药材公司、各大医院和新闻媒体邀集在一起，大讲“三九

胃泰”的病理和药理。赵新先一个月跑了10 个城市，开了10 场学术报告会，所到

之处必刮起一阵“三九旋风”。等他回到深圳，订单已如雪片般飞来。1987 年办厂

第一年，南方制药厂就实现了1 100 万元的销售收入。

在广告营销上，赵新先有两个发明。他是出租车顶箱广告的中国发明者。1988

年，他在一部美国电影中偶尔瞥见一辆车顶背着个广告灯箱的出租车一闪而过。第

二天，他就跟广州市的出租车公司洽谈，费了一番周折，在400 多辆出租车上安装

了“胃药之王，三九胃泰”的顶箱广告。这些车在市区四处跑，传播效果出奇的

好。这种广告形式很快风靡全国，连香港也在两年后立法通过了这种广告行为。当

时，广州年轻人结婚接新人，都会租用“999 ”出租车，在广告灯箱上用红绸布披

挂，把后面的广告遮挡起来，只露出“999”，取其天长地久之意。

赵新先还是明星代言广告的首倡者。也是在这一年，他说服著名的老电影艺术家李默然为产品做广告：“干我们这一行的，生活没有规律，常患胃病……三九胃泰是治胃病的良药。制造假胃药品，是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这则半功能、半公益的明星广告在中央电视台一播出，顿时就引起轰动。人们开始讨论，明星到底能不能做广告，李默然到底收了企业多少钱，这些争议让始料未及的李默然困扰不已，却把“三九胃泰”的名气越炒越大。

市场营销如鱼得水，但南方药厂的内部环境却很糟糕。

1987 年，南方药厂建成投产，总后委派的专职委员焦万里也到了深圳，他受

命调查赵新先的四大“罪状”。据从有关渠道反映到总后的情况，赵新先有四大

“罪状”：一是挪用公款买鸭场；二是工厂没建成就把家属搬来；三是搞豪华舞厅；

四是违反财经纪律，把盖房子的钱拿去买设备。

到现场一看，事情就搞清楚了。所谓挪用公款买鸭场，是因为厂门前有两个水塘，农民养了3 000 只鸭子，赵新先想搞点副业生产，改善职工生活，考虑到把水塘买下来增两块地，花了2 万元钱买下来；所谓家属搬来，也是为了安定人心，让家属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搬到荒山吃苦头，显示背水一战的决心；所谓豪华舞厅，就是在饭堂牵几条彩带，让年轻人活跃一下文化生活。

让赵新先最在意的是违反财经纪律，把盖房子的钱拿去买设备。事情确实如此，为了设计三九胃泰生产线，计划买设备的钱差60 万，只能咬咬牙把盖生活设施的钱先花了。

药厂的建设规划从属于南方医疗中心，因此，一切权利归医疗中心所有。尽管在药厂名下有500 万元的款项，但按照规定，药厂动一分钱都要事先请示，赵新先的一举一动都要先经由医疗中心批准，方可实施。那是一个在那个年代内地很常见的庞大的领导班子，是那种连买盒火柴也要开会研究才能拍板的领导体

制，中心大本营设在深圳市内，距赵新先的药厂坐汽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药厂

又没有电话，只有一部破旧的“大屁股”北京吉普，所以赵新先几乎每天都要带

着各种各样的请示报告往中心跑，最多时—天上报过12 个报告。报告到了中心，

不管你如何十万火急，也要等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到齐才能研究，拍板，差一个人也得等。

赵新先要研制中药自动化生产线，已经超出了计划和预算，打报告也不会通过。但赵新先认为不搞自动化生产线，企业就根本没有竞争力，所以就采取了一个变通办法，悄悄把盖房子的钱先拿来用在自动化生产线。当时这可是冒了大风险，

如果自动化生产线研制不成功，就是吃不了兜着走。就是研制成功，没经过研究挪用资金，也是一大罪状。

总后的调查组走了以后，在南方医院的支持下，南方药厂立即归还了总后医疗中心投资的500 万元，将南方药厂划归南方医院领导。500 万元建厂投资，是南方药厂从总后医疗中心借的，现在还上了，自然就可以脱离了。这算是赵新先的第一

次“赎身”。但就是由于这500 万元借款，南方药厂从此不能摘下“国营企业”的

红帽子，连企业改制都不能进行。

赵新先从建厂之初就要建立一套全新的企业体制。他提出原则是“三高一少”，

即高科技、高速度、高效率，用人少。他只有6 个人，用不着照搬过去那种因人设

岗的旧框框。药厂只有他一个厂长，不设副职，不设厂长办公室，只有一个秘书，

赵新先直接对下面实行面对面的领导。对于部门的设置，则完全是根据当时工作需

要而定，按需设岗，因岗定人，优胜劣汰。1988 年的时候，最多时只设过5 个部

门：生产部、供应部、经贸部、后勤部、开发部，一个部只有一个负责人——部

长，最初时有的部门往往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既是部长，又是办事员，这些部门根

据企业发展情况随撤随立，部门下面既不设科，也不设股。车间不设车间主任，只

设班组，班组长均由工人担任。大多业务部的领导都是身兼数职，就连秘书胡国城

也同时兼任司机、车队队长和公关先生。

这种体制是赵新先“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雏形。赵新先试图否定旧的企业体制，建立一套全新的体制。

万科股改

王石的转制是成功的。在讨论公司改名时，一个刚从深圳大学英文专业毕业的小伙子说：“Marlboro”能翻译成中文“万宝路”，为什么现代企业公司“MEC”就一定要叫“麦科”，而不能叫“万科”呢？

王石为公司改名，是因为公司要股改上市。现代企业公司的英文缩写是“MEC”，因此有人就建议改名“麦科”。但在广东话中，“麦科”是“特别黑”的意思，那就成了“特别黑的公司”。

因此，王石接受了“万科”这个名字。

王石本性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现代企业公司在1984 年组建后，就与它的母

公司——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简称特发）摩擦不断。1985 年，母公司想要从万

科账上调走800 万美元，王石抵死不从，自然在公司的控制权上与其明争暗斗。有

一次王石差点就被调离。1986 年前后，深圳政府要在国营企业系统推行股份制试

点，当时国营企业的日子还比较好过，很多人认为搞股份制设置董事会，又增加一

个“婆婆”，所以没有企业响应。只有王石自告奋勇，他意识到，“公司正处在十字

路口，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让公司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当然，公司的上级特发

对此则断然拒绝，当时的董事长对王石说：“你就是孙悟空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

心。”王石感慨地说：“万科不是孙悟空，却感到一只无形的手掌摊在下面，随时可

能收拢。”

角力从此开始。王石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深圳政府领导的秘书们，市委书记

兼市长李灏不定期地约见王石，用王石的话说，“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

政府有关部门，属于市委书记的秘密渠道，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到1988 年，万

科的股份制试点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当特发得悉市政府准备下文同意万科股改方案

时，派了一个请愿小组到市府办公厅，强烈要求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

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办公厅只好暂停下发同意万科股改的文件。

倔犟的王石只好铤而走险，直接向李灏告状。他记录当时的景象时说：市委书

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提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听

王石倒完苦水，他把笔一搁，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

人不要急躁，要沉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在李灏的“暗中”支持下，万科的股改方案在被搁置一个月后终获通过。12

月，万科发行股票2 800 万股，每股1 元，当时万科的净资产仅为1 324 万元。王

石亲自带队上街推销股票，他在深圳的闹市区摆摊设点，走街串巷，对居民区进行

地毯式宣传，有几次甚至跑到菜市场里把股票和大白菜摆在一起叫卖。他还请工商

局帮忙，由个体协会出面邀请个体户开会，王石在会上反复宣传股票发行的意义和

股票的投资价值，台下的人听得不耐烦了，便站起来大声说：“不用讲这么多了，

该摊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吧。”

一年多后深圳股市开张，万科以0002 号正式上市。

王石与特发的抗争还将继续12 年，一直到2000 年，在王石的妙手运作下，特

发同意将所持的万科股份转让给中国华润总公司，这场“母子斗”才算告一段落。

在第二天上午8 点，王石在网上发帖写道：“在第16 个年头，万科总算彻底脱离特

发，本来一肚子的牢骚，在脱离的昨天却瞬时消失全无。回想风风雨雨，面对特发

大厦，默念着：再见了，老东家。”

深圳企业发展较晚，但也面临许多体制的困境和难题。1988 年，深圳就有两

件典型的案子发生。

1986 年年初投产的蛇口迅达电子有限公司，两年来生产电解电容器2 375 万多只，收回的利润已接近建厂的投资，其产品在深圳的覆盖面达35 ％。但是由于股

东之间的矛盾，无锡方股东用83 张封条将他们投资的所有生产设备和器材仓库封

存，并撤走了受雇于迅达公司的所有无锡方面人员，工厂因而被迫停产。

1982 年，哈尔滨通江晶体管厂职工张延览带领4 名员工在深圳办起一家生产

可燃性烟雾报警器的通华厂，1983 年产值485.7 万元，实现利润200 万元。随着

效益进一步向好，1985 年3 月，张延览被哈尔滨方面调回“提拔”，新派来的经

理被称为不熟悉业务、不懂“内联”企业管理、不重视产品质量、不支持工人的

技术培训学习、不爱惜技术骨干的“五不经理”，3 个月就把原经理攒下的钱折

腾完了。随后又换了3 次经理，换一次折腾一次，1987 年6 月，通华已经停产。

1988 年5 月，搬得动、抬得走的东西（比如设备、零配件、半成品等）归哈尔

滨，搬不动、抬不走的（如厂房、围墙、树木等）归上步区，一家好端端的“内

联”企业因“内乱”而倒闭。

“内联”企业成了唐僧肉，创业者被调回，好处大家沾，不停地换领导。企业

每年要接待内地企业和政府一拨拨的考察团，接待费就让企业难以招架。

深圳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不断探索，最早的办法是招聘厂长经理。1984 年深

圳拉链厂率先竞选招聘经理。接下来深圳在小企业实行承包制，在大中企业实行厂

长经理目标管理。1986 年起推行股份制，1988 年年底，有200 多家企业完成股份

制改造，发行股票和债券筹资2.4 亿元。“金田”、“原野”等公司相继进行了股份

制改造，随后成为深交所第一批上市公司。

企业的兼并重组也已经开始。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的兴业企业公司、新安企业公司等5 个优势企业对翠园酒家、工农酒家等5 个劣势企业实施兼并，5 家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

富士康深圳建厂

深圳西乡崩山下的一栋新建成的厂房前，一个大个子的台湾老板对全厂150 名员工演讲，他慷慨激昂地宣布要建成“世界最大的工厂”，那些员工就在下面偷偷地笑：“这老板真能吹牛。”谁也没有想到，20年后，富士康就成了全球代工企业之王。

2006 年10 月，富士康邀请在大陆设厂时招收的第一批员工回厂叙旧，大家激动地述说着当年的艰苦情景。

1988 年10 月，富士康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建立富士康海洋精密电脑插件厂，

首批150 名员工从广东澄海、潮州、丰顺招募到深圳，从此开创了富士康在大陆的

事业。

当时，海洋厂一栋五层厂房是租来的，一楼

是仓库和外厅，二楼开始空着，三楼办公，四楼

生产线，五楼是宿舍。100 多名女工睡一个大通

铺，隔壁的男生也睡一个大通铺。深圳夏天炎

热，虽然有风扇，吹得也是热风，热得睡不着，

有人就跑到地板上睡，说是很凉快，大家就都睡

到了地板上。一个夏天就是在地板上度过的。一

年后宿舍盖起来了，大家搬到宿舍里住，就要分

开了，大家还有些恋恋不舍，觉得在一起睡挺

好。深圳一下子建起了很多工厂，电力供应不

上，经常停电，又不事先通知。电一停，大家就

找个地方休息，电来了再上生产线，经常是夜间

12 点来了电，大家也爬起来回车间工作。如此，

睡觉都不踏实。

1988年，这间不起眼的深圳

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日后成长

为全球代工大王富士康科技集团

（富士康科技集团提供）

停水是一件痛苦的事。有时餐厅洗碗的水都没有，就用纸擦一下饭盒。下班以

后大家就端着脸盆，提着水桶到一公里外的村子里去找水。在村民们的水井旁刷

牙、洗脸、洗衣服，完了再把一脸盆水端回来。

最困难的是冲凉。一停水，在公司是没办法冲凉的，附近村子外面有一个施工

队留下的小木屋，就成了海洋厂女工的冲凉房。大家轮流从老乡井里端来水，在小

木屋里冲凉。木屋缝隙很大，外面能够看得到，里面冲凉时，外面就有人站岗。

与台湾的环境相比，来自台湾的干部们的生活更为艰苦。不但停水，水质还不

好，煮出来的米都是红的，大家都吃这种“红米饭”。那些来自农村的打工仔、打

工妹，什么也不懂，他们要手把手地教；这些孩子刚刚离开家，又来到这么艰苦的

地方，有人想家，有人哭，他们要哄。最难的是交通和通信，工厂不能直接给台湾

打电话，他们只能偶尔用香港的无线电话给家人送上几句短短的问候。

1987 年11 月1 日，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隔绝近40 年的两岸交流开启。由

于赴大陆探亲人员大多要经过香港再到内地，深圳就成了接待第一站。每天，口岸

上就涌来众多台湾探亲者。有人回来探亲还不太放心，不敢回到家乡，就让大陆亲人到深圳或香港相聚。

郭台铭祖籍山西晋城，父亲叫郭龄瑞，母亲初永真是山东蓬莱人。1949 年，

国民党退守台湾，在军队当兵的郭龄瑞携家眷来到台湾。探亲路过深圳，郭台铭看

到了这里热火朝天的开发建设场面，决定到深圳来投资建厂。

资本的动力是直接的。在台湾，雇5 个工人每月2 500 元工资还招不到，大陆

每月500 元，还有那么多人围在工厂门口让你聘用。台湾的地价高得要命，而深圳

的地价不但便宜，而且政府还给你搞“五通一平”，提供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特

别是深圳毗邻香港，从运输出口的角度看不比台湾差。

但是到大陆投资，台湾在政策方面还没松绑，郭台铭的企业在台湾还算小企

业，不引人注意，再说自己是民营企业，当局也不太理你。这样，郭台铭就得以捷

足先登，利用和发挥大陆的成本和制造优势，迅速在台湾企业中崛起。

作为第一代外省人，郭家的生活不但不安定，而且颇为艰难。郭台铭兄弟姐妹

4 个，全家6 口人的生活全靠当警察的父亲的薪水维持。所幸郭台铭头脑聪明，而

且很能吃苦，在学校是孩子王。郭台铭点子多，说服大家富有煽动性，被同学们称

为“锅盖”。在家里对弟妹也有号召力，从很小的时候起，郭台铭就带领弟弟半工

半读，每年暑假都会打工，赚取下学年的学费。

1974 年，24 岁的郭台铭在部队服完役，正要开始做事，寻找机会，有个认识

外贸公司的同学，打听到有一笔塑料零件订单，正在找公司承接。于是，郭台铭就

和几个朋友商量办厂，把这笔订单接下来。郭台铭就到台北建设部门登记注册了“鸿

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5 万元，是大家凑的。

不成想公司开得并不顺利，经营非常困难，第二年，合伙的朋友决定撤资不干

了。郭台铭又向岳父借了17.5 万元，硬是把工厂顶了下来。公司也重新登记更名

为“鸿海工业有限公司”。

作为民营企业，大陆、台湾的境地遭遇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郭台铭把自己称做

“打不死的蟑螂”。

有一次郭台铭带台湾模具公会到新加坡参加亚洲模协大会，新加坡劳工部长请

吃饭，向郭台铭问起台湾中小企业为什么会这么强？为什么新加坡的中小企业都扶

助不起来？郭台铭说：“因为新加坡政府太好了。这就好像一个小孩，一岁的时候

就要吃奶，三岁后除吃奶外要加维生素，一切的生长过程都是父母照顾保护，没有

机会受到刮风下雨的锻炼。新加坡的工业好像机场旁的两排大树，都是从马来西亚

深山里运来移植的，没有向下扎根。新加坡没有台风，没有地震，不然那两排树早

就倒了。”

郭台铭说，台湾中小企业能成长，一定要先有个磨炼的环境。第一，政府效率

一定很低，没有辅导，只有找麻烦。第二，没有金融资源，只有退票坐牢。第三，

政府把所有资源都拿来照顾大企业、国营企业。第四，护照在海外也没有用。

在艰苦的环境中，中小企业如何靠自己的力量打拼壮大？郭台铭讲了三点：毅

力、傻劲和智慧。

1977 年，鸿海的资本额增加到50 万元，郭台铭准备投资模具机器，盖一间属

于自己的模具厂。这50 万元来得是相当不容易的。创业初期，每月出货的塑料成

品加工值约1 万元，全年营业额12.5 万元，当时的15 名员工就挤在租来的83 平

方米的厂房里工作。就像现在深圳出租屋里的那些遍地都是的小家庭作坊，并且还

是最差的。特别是经历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原料价格大幅度上扬，市场变得

不景气，经营困难，公司处于严重的不稳定之中。

正当郭台铭筹集资金建模具厂的时候，一个土地掮客找上门来，向他兜售一块

地。那是一块在台湾土城永福宫后面的土地，1 平方米才卖290 元人民币。那是20

世纪70 年代末，台湾土地开始进入狂飙的年代。如果抓住这次机遇，郭台铭有可

能进入房地产业。另外，当时制造业开始起飞，原料也很缺货，有的工厂老板干脆

拿钱买原料，囤积起来牟利。

这时郭台铭开始犹豫，到底要拿这第一笔钱去盖模具厂、买土地，还是买原

料来囤积？如果从赚钱快和多的角度去想，买土地和囤积原料，都好过盖模具厂。

“当我以一个工业经营者的心态做出决定时，就开始看得比较长远，想把公司的基

础打好。”郭台铭阐释经营者的心态和理念，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成长模式。

因此，郭台铭最后还是决定把第一笔资金投入打造自己的塑料模具厂。然而，

不到半年时间，永福宫后的那块地涨了三倍，而原料也大幅上扬。“反而是自己的

塑料模具厂才刚刚开始建立，设备是新的，工作人员也是新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机

器装不起来，大家都相对无言。”郭台铭说。

有人可能说，郭台铭完全应该先抓住买土地的机遇，先大赚一把，然后再回来

建工厂。其实，在制造业的人都清楚，如果当时郭台铭一犹豫，去买了土地，就再

也不可能回到制造业来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富士康。对此郭台铭认为，当一个创

业者，要在两三年内做出重大投资决定后，不要去理会土地市场、股票市场、外汇

市场的变化，如果没有一股埋头向前的冲劲，心理必会不平衡。“一个企业的创业

者，一定要具备不受外界干扰的傻劲。”

正是凭着这股傻劲，郭台铭埋头5 年致力于模具开发，然后从电视旋钮转到电脑连接

器。不过，1988 年的时候，富士康的销售收入不过3 亿元人民币，在台湾

是非常小的企业。在大陆的投资让富士康的竞争力显著提升，1991 年，“鸿海”股

票在台湾上市。

吴桂贤受邀

吴桂贤在深圳？过了不少年，外界才吃惊地听到这个消息。而这位在特殊年代曾任国

务院副总理，人生波澜起伏的吴桂贤，也是在1988 年来到深圳的。当然，她来到深圳

不是资本的冲动，却是人生事业的追求。

这是一个老一代打工妹的现代故事。

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一个农民的家里，父亲常年在陕西打工。爷爷为躲避抓

壮丁，全家一路逃荒离开家园来到陕西。这年吴桂贤5 岁。解放了，家乡搞土改，

爷爷带全家赶回河南老家，但回到家土改结束，土地分完，他们回来晚了，全家生

活无着落。12 岁的吴桂贤又回到陕西，先在蔡家坡远房姨妈家打杂，带孩子。陕

西西北国棉一厂开始对外招工，她就踮着脚站到了招工者前面，她多报了3 岁，被

工厂录用，从此穿上白围兜，戴上白帽子，成了西北国棉一厂第一批工人。纺织厂

有3 000 人，让13 岁的姑娘心里充满了初当工人的骄傲与自豪。

吴桂贤进厂后，感到没文化不行，就开始自学。近在身边的模范人物赵梦桃成

了她学习和追赶的目标。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桂贤于1955 年入团，1958 年入党。入党转正的那天，领

导找她谈话，郑重其事地告诉她，鉴于她表现非凡，决定把她调到赵梦桃小组去，

任党小组长。

吴桂贤任赵梦桃所在小组的党小组长，赵梦桃任工会小组长。这时的赵梦桃已

经是全国劳模，党的八大代表。吴桂贤与赵梦桃相处很好，就近请教，切磋琢磨。

不幸的是，赵梦桃得了癌症。

从此，吴桂贤就成了小组的主心骨。为了降低棉花损耗，提高棉纱质量，多纺

纱，纺好纱，她每天带领姐妹提前40 分钟上班，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清扫现场

和机器。她总是抢着看最难看的车，将好看的车留给操作技术欠佳的姐妹，利用下

班时间交流操作经验。由于姐妹们齐心协力，小组年年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年年

被评为先进标兵，以赵梦桃小组为代表的西北国棉一厂班组管理经验，一时传遍全

国纺织系统。

1969 年4 月至1977 年9 月，吴桂贤当选中共中央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

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 年在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

她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她在北京工作的三年，形势剧变。1976 年秋天，吴桂贤向中央打报告，要求

回陕西国棉一厂。华国锋挽留她到省里工作，她还是坚持回到人生的原点。9 月27

日坐火车回到厂里，丢下行李，佩上百围腰，戴上工作帽，当夜就赶一点的夜班。

还和原来一样，挡四台车，一台不少，还完成了当天计划；还是和原来一样，眼到

手到，线梭如飞。到后半夜四点，终于熬不住，呕吐不止，吐的苦水都淌出来了。

1987 年年底和1988 年年初，吴桂贤以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的身份，两度

到东南沿海地区包括深圳来考察。

1988 年4 月，深圳考察团由副市长朱悦宁带队到陕西考察，其间有深圳外贸

集团的副总李瑞荣，李瑞荣所在的国企与港商合资建了一个三资企业鸿华公司，他

们设想将纺织、印染和服装办成一条龙，在深圳崛起一个30 万锭的大企业。他们

在咸阳考察的时候，忽然提出，到吴桂贤所在的西北国棉一厂去看看。

吴桂贤无可避免地与深圳来宾会面，并成了车间参观的陪同与讲解。车间里机

车轰鸣，震人耳鼓，但这里是她最熟悉也最亲近的地方，她用职业性的大嗓门一一

给客人介绍何为纯棉、何为化纤，一人挡几台车，一个厂有多少纱锭……交谈时，

吴桂贤说：“深圳很好哇，生活节奏快，城市也漂亮。”

当晚，深圳的客人在万年饭店做东请吴桂贤，力邀她“孔雀东南飞”。吴桂贤

被客人的诚心所感动，但是转念自己年纪已大，挪动不大容易，再则自己是陕西的

山水养育，熟门熟路熟人，到深圳去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自己能行吗？她不得不认

真掂量，于是一口谢绝。

事情在她先生得知消息之后出现转机。她先生是位技术干部，虽然没有去过深

圳，却到西欧考察过一个月。他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正在为我们借鉴，而深圳与沿

海地区先走一步，必定发展比内地要快。吴桂贤坚守的“军心”，终被丈夫的卓识

与力推动摇了，两人于1988 年6 月9 日受邀联袂来到深圳，做进一步考察。到位

于葵涌的鸿华印染厂时，眼前一派建设景象，车间正在封顶，连海外运来的印染设

备的集装箱还没拆呢，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专业技术人才的缺乏，确确实实是当

务之急。

在陕西省委主要领导以及一系列公文批复后，吴桂贤终于来到深圳报到。

吴桂贤肩负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的职衔，上任伊始的头等大事就是招兵买马，

急性子办急事，第二天她又千里迢迢飞返西安。她在陕西一待10 天，从一印二印三

印3 个印染厂，共招了108 人，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皆有。

突然招来那么多人，生活设施跟不上，吴桂贤等8 个人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

里，女的、年纪大一点的住在室内，男的就睡在客厅里。她带头清扫卫生、买菜、

做饭。

鸿华印染厂顺利开工，生产效益不错。20 世纪80 年代末深圳城市规模发展有

限制，进户口很难，外贸集团这么一个几千人的大企业，一年也只有三四个进人指

标。身为副总的吴桂贤深感不进户口，难安人心。她多次到有关部门去游说，深圳

市人事局开了绿灯，给了鸿华25 个进深指标；宝安县也被她的诉说所打动，给了

50 个宝安县户口指标。

人员安定了，印染上了档次，出口合格率很高，坯布又现出紧张。她九去新疆

等地购置坯布，人家一听说来自深圳的吴桂贤，感到惊讶，吴桂贤不是赫赫有名的

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吗？当年纺织战线上的一面旗呀！现在为特区效力去了，

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呀。

此后，吴桂贤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深圳人，在深圳创业，打拼，退休，安享晚年。

【城市日志·1988 年】

3 月28 日，美国花旗银行深圳分行开业。

5 月12 日，经贸部驻深特派员办事处成立。

5 月23 日，深圳开办市内特快专递。

5 月25 日，城市建设开发服务中心成立。

6 月9 日，深圳住房改革方案出台。

6 月26 日，华达电脑软件公司开业。

6 月28 日，深圳市首届荔枝节开幕。

7 月21 日，深圳首家ABS 箱包厂投产。

10 月14 日，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实行计划单列。

11 月3 日，中国首届高尔夫球大赛在深圳开幕。

12 月28 日，深圳机场隆重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