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博客中国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关于网络自由和网络世界规则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一个富强、公正、民主的国家，一定是因为有懂得和珍惜自由、以及会行使民主权利的公民。这个观念不是作为任何推理或者结论，而必须是我们思考的前提或者信念。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讨论秩序的问题，或者说对于自由权利的限制问题，无论我们关注的是实体世界，还是网络世界，我们关注的“秩序”，前面一定是有一个定语的，即“基于公民自由权利的”秩序，或者说“自由秩序”。那么，对于网络的规制，也就是基于公民自由权利的网络世界的秩序问题。

这样，问题的定性就会涉及到几个方面。首先，公民自由是什么意思？中国宪法上有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结社、示威等的自由，这些自由受到法律的保障，我们称它们是公民权利。这几种宪法保障的权利，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自由。所谓基本，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很多好的价值，比如自由是一种价值，秩序也是一种价值，幸福也是一种价值等等，在它们之间，基本价值是具有优先性的。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自由、基本权利，在价值序列上就是更基层的、更前位的价值观，具有价值的优先性；而在公民的这些基本自由中，言论自由又是最基础的，其实出版、集会、游行、结社等都可以视为表达途径，可能是更强程度的表达，带有行动的表达等，但是它们首先都基于个体思想的真实表达。所以思想的表达，“纯”的言论的自由，是最底层的、最基本的，也是首先应该受到保护、更充分保护的自由权利。网络可以看作是传统表达自由的一个延伸。

不过，说道“自由”，永远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理解自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会出现无序的世界，变得非常混乱，不仅在网络世界，在现实世界也是一样混乱的。所以说“自由”是有限制的。好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是自由的限度？我们梳理这种法理观念，可以看到，对于自由－－特别是基本自由权利－－的限制，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同样平等的公民自由权利。举例说，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有杀人的自由，就意味着别人的生命权有可能受到侵犯，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规定你有杀人的自由，或者说法律一定会对杀人做出禁止；诽谤是什么呢？就是有意地破坏真相，使他人的名誉权遭到侵害，所以我们需要对诽谤做出禁止。而对于思想的表达，或者说言论的自由，我们会认为，假设每个人都能够非常充分和自由地表达，我们一定会维护了平等自由权利的世界。并且，这种自由是先于其他的各种自由权利摆在第一位的，因为没有真实的表达，其他一切都可能会被扭曲。人的思想、意志本身的真实性是最重要的，对于这种自由的限制，仅仅可以为了尊重同样的基本自由的理由，而不能是任何其它。

这里就涉及到公权利和私权利之间的平衡。刚才发言有代表基于代理方的律师角色在讲话，也有站在公共法律制度上面的讲话，视角显然不一样。在私法领域里面，会有对权利的限制和平衡；但是在公权利和私权利之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即公权利的边界，它是不能侵犯私权的。所以，第三方面的问题是，对于自由的限制，这个“限制”本身的限度是什么？国际上有很多判例，涉及的就是自由“限制”的限度。我觉得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很少意识到这个问题，即：自由是有限度的，没有错，但是对这种“限制”的限制是更加重要的。因为只有符合一定限制条件的对自由的限制，才是符合保障自由权利、而不是起到相反作用的。

对于限制的限度应该包括哪些点呢？至少可以总结四个方面：第一，限制的原因确实是基于对同等基本自由权利的保障，而不是任何其他的理由。第二，它应该是特定性的，对于基本自由的限制，一定是特定限制，而不是泛义的限制，比如说，你不可以在考试的考场上面高声发表言论，这就是对言论权的限制，但是它是针对这种特定的言论行为的，符合特定场景之下的平等权利保护，所以是合理的。基本自由是普遍的，所以对于基本自由的限制必须是特定性的，而不能是很笼统、很宏观的普遍性限制。第三，限制的程度必须被证明是不超过必要限度的，是“不得不”的最低的限制，而不能高于底线。从而，当我们对一种自由做出限制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考虑限制带来的意义，而是如何杜绝限制可能具有的负效应、超于必须的过度限制，比如是不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充分的、能够保障基本权利的法则，以保证权利没有被过度限制。换言之，我们要有足够充分的制度前提，能够证明这种限制不会被滥用，不会超出保障自由权利本身的目的，否则任何对基本自由权利的限制都是不具有合法性的。第四，这种限制应该和任何利益无关。我们不能因为任何个人、团体，甚至国家的“利益”，来限制自由权利。权利仅仅可以因为权利而被限制和平衡，任何团体的或者政治的利益都不可以作为限制权利的理由。

基于此，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实名制，例如现在说的网络后台实名制度。它是对网络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为什么我们要说这种限制应该慎重实行呢？第一，它提出的理由实际上并不是基于私域空间，比如侵权案件等事件中对私权利的保护，而是国家权力和私域空间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它首先是基于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基本自由权利之间的平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非常谨慎，这样的公权力到底具备不具备正当性？这是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的，除非可以充分论证它的正当性，否则公权力对私域空间的介入就不能具有合法性。第二，网络实名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一种普遍限制措施，不具有特定性。第三，在限制的程度上，在说网络实名是否合理之前，也必须先看它是否一个前提，即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保障这种限制不会被滥用，就像银行，如果说我们要求银行入帐的时候看身份证的话，一定先有一个法律保障银行不能随便向他人－－包括政府部门－－透露这些信息；同样的，如果说网络实名，又没有法律保证运营商对这些信息严格保密，特别是对公权力的保密，那么这些客户的实名、身份，就不能保障不被透露出去用于商业目的，更不能避免被随意的、任何的政府指令，某个政府部门，甚至某个基层官员、某个条子等，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信息。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保障，在私权利不能受到足够充分的尊重和保障的前提下，这样的限制使得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存在着巨大的危险，并且它完全可能造成权利因利益的原因而被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