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多远，路就有多远。深圳人的不自信，源于对深圳前景的迷茫。即使这些年来，赚的钱不少，事业也做得更大，但是内心的自豪感、自信度却大大地打了折扣。能不能稍停脚步，饮杯茶，叹杯咖啡，回顾一下深圳人的心路历程，梳理一下现时的思绪，看看脚下的路会把我们引向哪里？

本期纸沙龙主持人 老亨

曾经，来深圳，就是人生的目标。来深圳的路，无论顺逆，曾经是那么清晰和坚定。或者是更高的收入，或者是更自由的身心，或者是供梦想、野心和欲望纵横驰骋的海阔天空，彼时间，深圳人的目标从来不曾模糊。而早年的深圳，也果然很少令人失望。经济起飞的巨大利润回报，粗犷经营的豪爽与写意，弃旧迎新的意气风发……，那是叙说深圳神话的黄金时代。

曾几何时，来深圳的路出现了分叉。来不来深圳？来了深圳又何如？人口急剧增加，资源相对贫瘠，发展空间紧窄，利润平均化，后起城市的追赶，固然大大地减弱了外地人口移民深圳的激情与冲动，就是已经来深圳的人，已经初步取得成功的深圳人，也在考虑自己的去留：深圳，你还是我们不二的人生选择、终极的理想家园吗？

缘何来深圳？

几乎所有的深圳人，包括来过深圳但是现在已经不在深圳的人，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来深圳的路。毕竟历史并不久远，有些东西即使自己不愿记忆，不想回忆，不想放映，那些景象还是清晰地印在大脑深处的电影胶片上。岁月流逝，胶片渐渐有了泛黄的感觉，一些重要细节经过反复回放，不但不见冲淡，反而更形经典。老电影总是这个样子。

多数人来深圳，是因为没了其他的路。这个多数不一定真是数量上的多数，但肯定是老电影被放映时的多数。在整个国家都艰难竭蹶到别无选择，希望能在深圳找到一条出路、杀开一条血路的时候，个人命运的大背景就被定了格。

读城大家易中天说，深圳的故事，是春天的故事。

尽管事情才过去不到三十年，然而不少人已很难体验到1979年那个春天，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这个圈的艰难和分量。那时，寒冷的北方，冰河还没有完全解冻，太平洋季风吹拂的南方也依然春寒料峭。渴望播种的土地焦急地等待着春雨和暖风，担心又一次失去丰收的机遇；而肆虐惯了的寒流却伺机卷土重来，妄图再一次封杀大地。刚刚走出浩劫的共和国，究竟何去何从？以当时之形势，确实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最早的一批批深圳人就是来为国家、为自己寻找出路的人。他们为后来者打开了一个新天地，这个充满希冀的城市吸引着一拨又一拨淘金者、寻梦者接踵而来。

田间来深圳的故事很有代表性：1990年立冬时节我有机会到深圳出差，北方已是满目苍凉。可一到深圳，到处是绿色、火红的扶桑、勒杜鹃、紫荆花开满街头，环境的巨大反差让人不由眼前一亮。仿佛到了一年中的第二个夏天。办完公事，朋友带我去了海上世界、锦锈中华。当时的明华轮还在湛蓝的海水中，种满揶树的栈桥通向女娲的雕像。漫步在南海酒店、碧愉路上，美丽的南国风光深深的吸引住了我。在以后的几天里，我逛了当时的东门、国贸、免税店和上海宾馆一带、印象最深的当数漂亮的商场，舒适的购物环境，和那些色彩雅致、做工精美、品种繁多的各种商品。许多东西在当时的内地是看不到的，当然价格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晚上电视说着听不懂的语言。报导着世界各地的新闻和天气预报。整个的生活环境是那样的陌生又开放，似乎我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别看整个城市像是一个大工地，但是，房子只要一盖好绿化及物业管理立刻就跟上去了，向人们展现着美好的前景。笋岗路上、长城大厦一带绿色的草坪仿佛让人置身于童话世界，整个城市充满了朝气。有一次在中巴上，坐在我前边的两个人聊起房地产生意，其中的一人说：他前几年8万元买的住宅今年以24万的价格全部出手。他已经在美国、香港都置办了房产。我听了觉得非常震惊。深圳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深圳人干的都是内地人想都不敢想的事。这一切使我有了强烈的要留下来的愿望。

一直到1997年前后，深圳都被认为是没有出路的人们的最好的出路。一个叫“eggirl”的曾经写过一篇《缘何来深圳》的文章，她说：九七年我大学毕业，时值经济不景气，找工作完全是讲关系。我是上天无门、下地无路。最后是托了一个又一个人总算在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挂靠了关系，有了一个户口，但是没有工作，有也是400大元的月薪，安排不了我就自己找了当地的一个公司打了半年工，做了半年的前台、客服人员。那时候心里完全是茫茫然，很不甘心，于是下决心要到深圳走一走。全家反对，我说那你们有本事就给我找一个好工作，没的话就让我走。父亲暴跳，说你走碰了大跟头再回来！我拎着一个小包，带了1500元钱到了深圳。到深圳的一个月后找到了第一份工，月入1500，每个月算算计计过到月底，第三个月，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开始恋爱。三年多来，我换过5份工作，我和老公都是做事很勤力的人，我们的收入开始成为全家人羡慕的数字。

应该说，公元2000年以前来深圳的人，基本上都得偿所愿，至少可以说，无怨无悔，即使也有混得不如意的，也不至于怨天尤人。原因很简单：整个中国大陆，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能够象深圳这样宽容地接纳你，这样毫不吝惜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你各种各样的机会。这么低的门槛、这么多的机会，自己都进不来、把不住，能怨谁呢？

十字路口的深圳人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投奔深圳的脚步犹豫起来。

网文《深圳，你是来到还是离去?》的作者金心异是1997年的6月来到深圳的，他的一位朋友这样对他说：如果谁现在离开深圳，那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如果谁现在来到深圳，那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是深圳在全国政治地位重要性所达到的最高点，从此上升通道已经完成，此后要么窄幅波动，要么进入下降通道。在中国，最有用的是“政治经济学”，政治地位决定经济地位，而经济形势决定这个城市的居民的信心，居民的信心决定这个城市的未来。如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那就意味着他断定深圳走入下降通道，那他若有更好的选择，他就会离开深圳；如果他认定深圳前途一片大好，因而来到深圳，那他便是乐观主义者。

经过五年的多空对峙，2002年10月，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把深圳人的悲观情绪引爆了，深圳人的自信心倍受考验。

呙中校的《抛》文，引人瞩目，但是争议甚多。文章援引事例上的争议其实意义不大，人们并不是因为读了文章，看了那些事例，而看淡深圳，而是因为这篇文章在凑巧的时间，以凑巧的方式，触动了深圳人内心最柔软的部位，引起了大家共鸣，引发了久萦于怀的思虑。比较有意思的争议是，《抛》文是否打击了深圳人的自信心？

金心异就是这样的质疑者，他认为《抛》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唱衰深圳”。金心异一直以来都是唱好深圳和珠三角的，他说这并不是他真的就相信深圳能胜过上海，或者深圳和珠三角就不存在诸多问题，而是他相信保罗·克鲁格曼的说法：很多时候是预期决定了经济走势，如果人们都预期增长，那么人们都信心十足地去投资和消费，结果经济真的增长了；如果人们都预期经济会消退，那么大家都理性地选择减少消费和投资，结果经济真的消退了。对深圳和珠三角亦是如此，如果大家都预期深圳不行了，那么精英们纷纷离开（抛弃这座城市），那么深圳结果真的就不行了，“反倒验证了他们的先见之明似地”。

经济唱好就好，城市唱衰就衰，事情果真象金心异说的，那倒也就简单了。请几个会念经的，一天到晚在各种媒体上念上十遍八遍“深圳好，香港好，中国好”，问题也就解决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人们的自信心到底是建立在实地上的，不在实地上也应该在实理上，不是深圳真的优越过上海，或者不是真的相信深圳会优越于上海，为深圳辩护最终就会心虚，唱好深圳的赞歌就会出现高音上不去的状况。果然，金心异后来的长文《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赢就赢在对“扬长抑珠”、“妖魔化深圳”的言论的批驳，但是在唱好珠三角、唱好深圳方面就有些乏力。文章告诉人们珠三角不坏，可是珠三角在什么地方显示出长三角所没有的好来呢？说服力就还显得不够，这对于惯为天下先的深圳人来说，太不过瘾了。尤其是所谓的深圳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还不错”的敷衍。

深圳的天花板果真是香港吗？深圳仅仅是中国收回香港的权宜之计，还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要地？深圳的历史意义到底是在香港回归以前还是在回归以后？深圳会在上海崛起以后沦为一个普通城市，还是会借鉴上海近代化经验、缔造出中国现代化新局？中国到底会在何种层面、何种程度上需要深圳？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深圳人需要更加深圳主义、同时也更加令人信服的一套说法。金心异、呙中校这几年都在寻找这套说法，从区域经济的角度，从城市比较的角度，不一而足。我也在找我的说法，我选择从商业文明的演绎的角度看深圳、看中国。

大视野里的深圳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始终未能进入主流。明清以降，伴随着西方商业力量的崛起，滨海之地先近商，广东开始由农业文明的边缘转而成为商业文明的高地。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繁华的一个商业中心，这是粤商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商业龙头老大的角色。然而，这把老大交椅还没坐热，就被当时还只是个小弟的上海夺走了。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凭借地缘优势，从小小的凇江县一下子跃升为世界的商业中心。一个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史实是：上海商人的始祖既不是宁波帮也不是江苏帮，而是广东帮。第一代粤商正是在上海香消玉殒的。

第一个剿丝厂、第一个织布局、第一个造船厂、第一个电信局、第一个银行、第一条铁路……，无数近代商业的第一都是因为粤商的参与，但是当上海后来居上的时候，广州却在一场大火之后一蹶不振。

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第一批出洋打工经商的人、第一批海外留学的人、第一批为创建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奔走呼号的人……，广东人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作为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中国，但是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在商业文化和商业制度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广州商人一千年也未曾达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似乎在经历另一次轮回。人们关心：现代商业文明女神的裙裾扫过广东之后，会不会又在上海飘落？珠江三角洲是否天然不具备产生伟大商业城市的条件？广州、深圳是否仅仅是特殊政策背景下昙花一现的商业奇葩？岭南到底有无成为伟大商业中心的天赋条件？一句话：深圳会不会重蹈近代广州的覆辙——创造第一，然后淡出历史？

我想，深圳，显然不会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长安，譬如洛阳，譬如开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车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权辐辏，天地之中。深圳不是这样的城市，深圳是山之一角，海之一隅，前面是波涛微茫，后面是重峦叠嶂，植被之厚，瘴气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种，历千年而不开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会是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轮、火车尚不能征服岭南的蛮荒。那时的轮船吨位尚小，可以直达内河航道；那时的火车、汽车还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势低平、河道纵横、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为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选。而广州、香港，虽有河、海之便，而无便捷通畅的腹地，即使曾领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发先至。所以岭南商人大多先后迁徙到上海。

然而，今天的技术水平则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崇山峻岭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岭南与华北的距离，浩瀚的南海成为南中国的内湖；空调器的广泛使用，使得岭南亚热带气候不再闷热；现代建筑技术使得依山临海而居成为一种惬意；大型海运集装箱运输使得黄浦江这样的内河航道形同摆设，而象盐田这样的天然良港则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开埠建港的根基；谷物不再是现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岭南、东南亚的果蔬之丰，南中国海的鱼鲜之富，不仅是当地人的口福，而且是新型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的绝对优势；环珠江口带状城市分布，疏密有致，绝无“摊大饼”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国文明重心南移已经是昭然若揭的趋势。汉唐时期，黄河流域是绝对的重心；两宋时期，重心就开始向长江流域南移。今天的华北地区、中原地区在长期过度开发之后，地力尽耗，草木不长，水源枯竭，风沙肆虐，已渐渐不适合人居。长江中下游地区虽是鱼米之乡，但是人口密度过大，农业开发已属过度，再加上工业开发，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惟有浙东、福建、广东等地区，靠山而近海，气候好，阳光雨水充沛；开发晚，生态系统较完整；海滨地带狭长，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相若，有富裕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环境。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思想、多种文化、多年生聚……，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力和潜力，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每每得到印证。

不仅是重商的传统和新兴工商业技术，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粤人对西方文化的宽容，对内地移民的宽容，最终也结出了善果。英国人把西方商业制度成套地搬到了香港，而深圳商人从一开始就是有理想、有文化企图、有成建制的创新愿望的。这些传统粤商的短处被外来者和后来者悉数弥补。有此之故，新粤商完全可以承接中国文明重心的南移，并悄然将商业基因成功地植入以往的农业文明的母体。而我们都会是这一历史壮举的见证者。

跳出深圳看深圳，跳出当下逼狭的时空看深圳，把目光放大，以30年、100年、500年、3000年历史纵深和世界视野来看深圳，在大的时空坐标中，审视深圳的位置、发展的空间、历史使命、技术支撑，我们会发现深圳可以是这样的：深圳是30年前中国走出艰难竭蹶的几乎唯一突破口；深圳是100多年来中国人对外开放的梅开二度的又一个窗口；深圳是500多年来中国变革“朱洪武式的生存模式、生产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新努力；深圳是3000多年来中国农业文明的终结者，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开拓者；深圳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商业社会的淘金宣言始，当以缔造全新商业城市、商业社会、商业秩序、商业伦理、商业文明终，这不单是一个“钱”字了得。

    深圳的历史序幕才刚刚展开，黄钟大吕、鸿篇巨制都还没有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