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智库眼中的“南粤思想解放潮”

老汪的思想解放动员令下达了很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几个场合都推荐朋友们关注这件事，但是象作家朋友丁力那样大喉大嗓地在深圳大学MBA校友年会上说“这是新近发生在南中国的最大政治事件”，窃以为还言之过早。

不是说此轮发端于南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声势还不够，声势很是够了。审时度势的官员们，口齿伶俐的学者们，甚至一些会来事的商人们，都已经在大会小会、各种媒体上敲锣打鼓，嚷嚷着热闹好长一段时间了。声音很大，创意也有，但主要都是些“正确”的话，大家小心翼翼地，不越雷池一步，怕一不小心就真把自己的思想给解放了。

真正对此轮思想解放抱有期望的人们也在疑惑：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谁来解放思想？解放谁的思想？通过思想解放，达到什么目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达不成共识，思想解决就形不成合力，最终将会流于空谈。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以民间智库相期许的因特虎基本上处于观望状态，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不想凑无谓的热闹。直到汪、黄以网络拜年方式问计民间，传媒中人士对因特虎的声音也多有期待时，我以为，即使自己的意见不成熟，也不应该继续明哲保身了。沉默、观望之后，是该说几句实在话了，这些话，普通老百姓想说说不出，身在其位的局内人即使想说也不方便说，那么，就由我们这些“民间主流意见人士”来说说吧，作为汪、黄拜年帖的一种回应而已，拉拉政治的家常，算是礼尚往来，算不得“砸砖”的，各位不要太认真，“汪帅”们更不要因此见责，否则您以后发什么帖，偶们都不敢捧您的场了。

三次思想大解放，这次背景大不同

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算起来已有三次之多。

第一次思想解放是在十年“文革”之后。彼时间，政治动乱，经济凋敝，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也无法生存下去了，可是执政领袖们还沉浸在“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以为凭“两个凡是”就可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可以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受挑战。一群因良心良知而质疑教条教义、因被“批判、打倒”而猛然清醒的政治精英，在打而不倒之后站了出来，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发端，解放思想，解除束缚，拨乱反正，改弦更张，引导国家走上一条以“政治清明、人民富裕”为目标的改革开放之路。那时间，“两个凡是”挡了所有人的道，不废了它，所有事情都干不了；那时间，社会共识也空前一致：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再不能象“文革”那样乱了，老百姓应该休养生息，最起码应该有饭吃、有衣穿，总而言之一句话：“制止动乱、发展经济”；那时间，正好有一批出过国、留过洋、管过经济、信奉生产力的知识型政治精英从“牛棚”里放了出来，他们别无所求，一心一意想为国家清明人民富裕做点事情。这就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也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为什么能够迅速转化为行动、进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是源于本来正在顺利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意外中断。彼时间，人们对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并无分歧，但是因为改革开放的速度过快，利益调整的力度过大，超过了一部分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引发了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本来是可以妥善协商解决的，但是狂飙突进式的社会改革使人们变得心浮气躁，谁都不懂得谈判和妥协，谁都不愿意自制和宽容，最终导致了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后果。这次剧烈的社会冲突之后，中国意识形态开始全面清算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大开历史倒车，大有重新回到十年“文革”时的势头。身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老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最后不得不亲自出马，以南方谈话方式，为改革开放正名，挽狂澜于既倒，大快人心。是次思想解放，实质上是对死灰复燃的“文革”式意识形态的一次痛快淋漓的有力反击。反击之后，人们冰释前嫌，迅速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重新集合，重新出发。思想解放收效之快，体现在南方谈话前后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相比之下，经济成就倒并不是最主要的了。

如果今次始于南粤的思想解放，可以算做是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话，那么这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背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前两次了。前两次思想解放的对象很明确，很具体，思想解放的诉求也很清晰，很能达成社会共识。今次思想解放的对象就比较模糊，束缚我们思想的东西无所不在，有外在的，也有我们自身内在的，有认识到了的，也有暂时还没有认识到的。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是友是敌，心中没底。思想解放的诉求也不好清晰地表达。说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吧？改革开放本身已经成了有争议的话题。这种争议不是简单的赞成或反对，而是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人们对改革开放这样的大词，理解上已经有了不同的偏差或者偏好，因此难以就此达成一致的共识。

打个简单的比方说吧，第一次思想解放，相当于一伙穷困交加的哥们，疲于内斗，困于贫穷，于是大家商议：不要斗了，好好赚钱，发家致富。这对大家都好，于是OK，各人甩开膀子赚钱去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相当于哥们儿因为利益和意气之争伤了和气，结果连发家致富也不让干了，哥们几个回过神来，发一声喊：“赚钱是硬道理”，喝退了一群迂腐的说教者。如今这第三次思想解放，相当于一群商海沉浮多年的兄弟，有的赚了钱，有的亏了本，提起赚钱，大家是苦辣酸甜，一言难尽。如今大家考虑的不是要不要赚钱，而是如何赚钱？赚谁的钱？谁赚钱？赚了钱如何花？如何形成永续经营？赚了钱的人和亏了本的人如何相处？尤其是单打独斗不能赚钱的时候，如何成立公司合伙赚钱？谁出本？谁占股？谁来制定商业竞争的游戏规则？谁对财富分配有最终的话事权？……，这个时候谈思想解放，如果仅以赚钱相号召，那就远远不够了。

第三次思想解放的破与立

既然叫思想大解放，就必须有破有立。

仔细想来，当今中国，人人欲破之而后快的事情当属这两个：

一是与权力纠缠不清的行业垄断、利益垄断必须打破。别人在搞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可是就有人以各种借口，揽权揽利，与民争利。准确地说，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放权让利”为主要特征的邓小平式的改革实际上就被终结了，大大小小的权力开始无孔不入地介入商业领域，介入商业领域的目的不是为了培育市场，而是肆无忌惮地从市场中捞取自己的好处。以前的政府权力也很大，掌握资源也很多，但是政府以改革开放的名义下放权力，释放资源，所以政府在民众心目中是慈父形象，改革开放，万众欢呼。9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却经常以这种改革那种改革的名义收回权力，吸纳社会资源，窒息民间活力。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甚至税制改革，成本都推给社会，推给地方，好处都留给权力机构。中央的日子、机关的日子、垄断行业的日子，空前好过起来，人们开始削尖脑袋挤进公务员队伍，挤进与权力挂钩的垄断企业。直到药价飞涨、房价飞涨，人们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怨气全部发到对改革开放的质疑上，政府被推到各种社会矛盾的波峰浪尖上。此种垄断不破，民愤如何能平？

二是改革开放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政治迷信必须打破。曾几何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能在经济领域进行，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不容改革开放。深圳特区只能是经济，不能是社会特区。邓小平曾经把深圳特区与延安特区类比，遭到强烈反对，结果只能“不争论”，走一步，看一步，不计较名义上的东西，摸着石头过河，总以为摸了经济特区这个石头，就能够顺藤摸瓜，摸到下一个社会特区的门。到后来差点钻了别人的套。要不是他老人家心明眼亮，果断南下，掀起第二次思想解放，他一手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差点就要中途夭折。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就不是纯经济领域的。打破两个凡是，展开真理标准的讨论，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就是教育、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修改宪法，恢复法制，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变革；打开国门，接触西方，与英美国家建立友好外交关系，以“一国两制”构想解决港澳问题，在在桩桩……，都是冲破藩篱的开创之举。没有这些改革相配套，纯粹的经济改革如何能得以进行？资金、技术、机器设备如何进得来？外向型企业的产品又如何出得去？当年的蛇口不过是一个驻外企业想在内地建个工业区而已，如果不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就连4分钱的奖金都发不了，蛇口的社会改革成就是逼出来的。蛇口模式、深圳经验，雄辩地证明，任何经济改革如果没有相关社会改革相配套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蛇口后来的衰落，深圳今天的尴尬局面，都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社会改革”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结果。这样的思想迷信不打破，中国不但不可能成为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国家，就连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也迟早会丧失殆尽。

“破”是为了“立”。

第三次思想解放要立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样的目标如何清晰地告诉普通老百姓，并且成为全体国民的共识？

30年前，“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拥护邓小平，实现翻两番。在大家都同样地穷困潦倒的时候，富裕是令每个人眼睛一亮的闪光的字眼，“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能够在那个时候起到振聋发聩的效用。30年后的今天，社会财富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金钱刺激已经不是一剂灵丹妙药，人们普遍关注的是：金钱、财富会把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变成什么样子？换句话说，人们关注的已经不仅是一个钱的问题，更是一个“钱社会”的问题。在这个钱社会中，普通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最起码的社会保障？先富起来的人如何赢得社会尊重？大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竞争才算公平合理？权力与权利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建立起具有恒久意义的社会价值体系？……，一句话，人们固然期待财富，但是公平、正义的财富伦理和财富秩序才更值得期待。

也许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今天依然还处在近人所说的“三千年来之一大变局”之中。这个变局是什么？就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朱元璋式的社会治理方式正在被源于西方的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生存方式所取代，我们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有饭吃、有衣穿、奔小康，都只是贫穷和温饱状态下的理想，成熟、文明的商业社会才是我们长远的目标。成熟、文明的金钱社会，并非人人都有钱，更非人人都有同样多的钱，而是拥有一套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使得有能力参与竞争的人获得大致均等的由财富金字塔底端向顶端攀爬的商业机会，使得没有竞争能力的人也能够有所养、有所教、有所乐。而这些，正是我们当下最缺失的东东。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尽现代政府最起码的道义与责任，夯实财富金字塔的最底层，为执政党赢回最需要的民意支持率

偶们党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发动起农民，夺取到政权的。等政权到了手，却搞什么劳什子公社，农民不但没有得到土地，连在自己家里养只鸡都要被批斗，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经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锦绣江山，满目疮痍，艰难竭蹶之际，才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才有了后来的改革开放。说是改革开放，不过是给农民、给企业、给地方一点可怜的自主经营权。以前大包大揽，后来兑现不了，于是松了口，放了手，让大家自谋生路而已。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勤劳善良，生存环境稍微宽松一点，就为执政党赢得了GDP翻两番的成就，开心幸福得合不拢嘴。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期，是中国农民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把中国几千年来的田园牧歌唱得最嘹亮、最漂亮的时期。

然而，好景不长。社会转型的阵痛开始发作，权力借机收回了下放的权利。今天，中国政府成了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具有世无其匹的财政支配能力，然而普通老百姓却在为住房、为上学、为看病、为养老送终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烦恼、焦虑、恐惧，以至开始怀疑改革，阻止开放，希望回到30年前的毛时代。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人们的幸福感也普遍缺乏。这就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严酷现实，掩耳盗铃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赢回民意的办法是积极寻求对策，乘机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

其实，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出现了。当年袁庚在深圳蛇口就已经遇到了。蛇口没有回避，他们从企业赢利中拿出资金，建设了当时最好的学校、医院、社区，他们率先建立的职工保险体系，如今演绎成中国最具国际前瞻性的平安保险集团。可惜啊，蛇口的探索后来被人为地掐断了，蛇口的往事也已经快被人们淡忘了。

是时候调整政府的工作重心了。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要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那么今天，经济建设的责任就完全托付给企业吧，党和政府应该全身心投入到公共服务方面来。顺差已经很大了，政府的钱不要再用来优惠老外了。在学校、医院、养老院、廉租房、社会保险、公共行政方面多花点心力吧。胡温新政，光取消农业税一招，就让叫嚷多年三农问题迅速缓解。如果接下来的5年，胡温能比较全面地建立起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那么中国人就有福了，也能象老外那样气定神闲地过日子了。

需要强调一点，政府要建学校、建医院、建养老院、建火葬场，但不是建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养老院、最好的火葬场，这是民间资本发挥的空间。政府只需要建有一定前瞻性、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一定地方特色、满足社会基本需求、相对标准化的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立养老院、公立火葬场。这才是政府财力可为、政府能力可管、普通百姓可以受用的基础性的公共设施。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花大量的钱，建最好的医院、学校，收高昂的费用，最后只有富贵阶层才能享用，这就相当于拿普通老百姓的纳税钱去为少数权贵和富人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不但穷人不能受益，还会挤兑民间私立学校、私立医院的生存空间，那又是大错特错了。可惜的是，我们前几年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都不幸走了这条歪路。

鼓励公益，鼓励慈善，打开由富及贵的社会通道，锤炼财富金字塔的最顶端，重新打造一个值得信赖、受人尊敬的中国上流社会

吾土吾民，忌富贱商。殷周时期，商人尚多风流倜傥之士；秦汉以降，司马氏所谓“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盛况就基本上不再有了。王朝更替频密，名门望族也难以代代相传。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黑手高悬霸主鞭，你方唱罢我登场，王室贵族的世袭无法连续，优雅、高贵的上流社会的游戏规则既无法养成也无法传承。

一个缺乏上流榜样的社会很容易沦落为一个没有尊严、没有信仰、没有秩序的社会。作为深圳人，我自然留意过隔河相望的香港。近10多年来，香港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传统的上流社会率先裂变，紧接着作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信心动摇，最后广大下层百姓失去了可以效仿的榜样，向上攀爬阶梯断了，社会秩序必须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们都找不到出路的社会，哪里会有中下层社会的人们安身立命的机会？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们都令人不齿的社会，怎么会给中下层社会的人们以希望、信心和自豪感？

不幸的是，历经百年折腾，中国大陆不但无富无贵无上流社会，就是在短短近30年中先富起来的这批人，也是伤痕累累，负重难立。社会的熏陶、家庭的教养、自身的修为，固然不值得一说了，就是因富思贵，也找不到通道。索性破罐子破摔，多少有些变态地报复社会。

为什么不能用世界眼光看看成熟商业社会是如何引导财富回馈社会的？早期的威尼斯，有钱并且有公德心的人们被称为“好人”，管治威尼斯的正是这样一个“好人集团”。英国人有一整套完善的爵位系统，把那些有才华、有品德、有财富的社会精英，纳入到上流社会，团结在王室周围，授之以公侯伯子，绳之以绅士风度，鼓励他们为社会奉献，为国民垂范，英国贵族是以层出而不穷。香港传统的上流社会的形成也与此相关。

当今中国新富裕起来的人们是不是没有积善行德之心？当然不是。深圳“义工”全国之最，深圳的慈善捐献全国领先，一个视时间金钱如生命的城市，也是一个爱心充沛丰盈的城市。去年深商研究会举办过一次主题为“优雅的力量”的论坛活动，富裕人群趋之若骛。因富思贵，向往体面、优雅、尊贵的生活，这符合人之常情。可是我们今天的慈善、公益活动基本上由政府部门严格控制。什么时候捐献？捐给谁？捐出去的钱物怎么花？怎么用？效用如何？捐献者如何扬名立万？……，一概由政府说了算。为什么不能由民间自发捐建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并且由私人冠名，交由民间自我管理？

权力与金钱不结合是不可能的，关键是私通淫乱，还是公开合法联姻。权力不能直接把手伸进富人的口袋，也不能动不动就给他们类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需要专才、需要竞选的议员资格，富人需要的也是安全感、以及受尊重的感觉。今天的这个世界是平的，是流淌的，不给私人财产永久合法保护，不给社会财产的拥有者参与社会管理、回馈社会大众的合法权利，越是巨量的财富就越会悄然地流失。这个话题可说的太多，我只能避实就虚了：我们的政权是因为对财富以及财富阶层的仇视而得来的，后来又变得对财富谄媚讨好，现在是到了正视财富、与财富阶层优雅地周旋的时候了。

鼓励“中立”，消除“中饱”，以中产的中庸之道，制约暴君和暴民的思维惯性 

这是个老话题了。

１９８６年９月，当时的中顾委主任宋任穷在我的大学开学典礼上就这样数指头：中国最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别的，就是干部能上不能下！这么多的干部，未必都在做事，未必都能做事，但是天天要饭吃，要官做，而且越吃胃口越大，越做官样越足。谁养得起他们？谁惹得起他们？

巡了这样的线索，俺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中国历代的王朝更替，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不符：农民起义并非因为人口过多，社会不堪承受。中国的农民起义多发生在官僚过多，社会不堪承受之时。这是中国社会的独特规律，符合中国国情。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说明封建王朝不是被别人拱倒的，是被自己庞大的官僚阵营吃倒的。这就是所谓的“中饱”，是连皇帝老儿也吃不消的社会顽症，是中国社会上、政治上，最关紧要的现象。 

近人林同济曾经说过：中国是不可亡的——除非中国人自亡中国。自亡之道甚多：二千年来所制造出来的“自亡单方”中，最灵验的，恐怕就是“中饱”。民治也好，独治也好，行政调整也好，产销统制也好，如果你不能先对“中饱”两字弄得清楚，想出办法，一切一切的“革新”都是落空的。不但落空而已，一切的革新都只是扩大了中饱的机缘！

记得２００５年３月，李哥升任深圳一哥、大声嚷嚷要重举改革大旗的时候，俺也曾经这样唠叨过。可惜啊，老李的很多想法、做法，最终还是因为“中饱”而大打折扣。老汪、老黄是局中人，自然知道“中饱”的厉害。只是关于消除“中饱”的妙方，二位就未必上心留意，所以这里可以多说几句。

中国历代改革，多为“中饱”所制，王安石的下场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然而邓小平的改革却大功告成，什么奥妙？说起来十分简单：实用主义，不跟“中饱”正面冲突，积极开辟第二战场，逐渐培育出替代力量，最后一举取而代之。８０年代计划经济那么强势，人们的思想禁锢得铁桶一般，怎么办？改革开放从哪里入手？从计划管制最薄弱的农村着手，从荒芜一片的深圳着手，新的经济模式在较少妨碍下生长，成为成功范例，然后逐渐推广开来，最后连北京、上海这样的计划经济堡垒也走上了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

干部体制改革，当然要尽可采取多种手段，但是鼓励独立的、中立的社会中介组织、民间ＮＧＯ组织迅速成长，逐渐承接政府相关职能，这是邓小平经济改革模式在社会领域、行政领域的运用，并且可能是阻力最小、效果最好的办法。比如，大力扶持工商自治组织，以替代传统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大力扶持工商仲裁组织、社会仲裁组织，以减轻检察院、法院的司法工作量；大力扶持社会评价组织，以民间认证替代政府评比；大力扶持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大大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的频度；大力鼓励民间办学、办研究机构，大量采购民间知识产品，逐渐减少官办学术机构……。如此一来，类似国际法院、国际仲裁院、国际标准和国际认证中心、美国兰德公司、英国皇家学会，等等，都可以在中国生根和发育。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把体制外中立组织的“放”和体制内相应职能的“收”有机结合起来，先放后收，以放促收，放和收，互相呼应，互为表里。因为放得开，所以收紧后挤压、分流出来的人员就有了去处。这一放一收，把中饱的肿就给消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对民间机构视为洪水猛兽，成立一个ＮＧＯ要哭爹爹，告奶奶，种种麻烦，种种限制，成立后也得不到政府的鼓励和扶持。思想之不解放，由此可见一斑。

独立、中立的自治组织天然地与中产阶层联系在一起。自治组织的参与成本，以及参与自治组织所需要的谈判能力、协作能力、管理能力都与自治者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有相当的关联，低收入群体不宜参加过多的社会组织，而富豪阶层基本上不缺乏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因而也不会太过热中于社会组织。只有中产人群，个体利益需要得到群体保护，中产者的教养、见识、能力、品位、专业水平和操守……，等等，是立意良善的自治组织最为需要的（同时，也是当今普通公务员最为缺乏的）。尤其是中产者追求社会稳定、害怕社会动荡、注重社会细节、谋求长远利益的品性，符合人类良善政治的全部要求。鼓励中产自治，是中国摆脱暴君和暴民的交相作乱、走出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的不二法门。

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定义新的广东、新的深圳

岭南自古南蛮之地。广东在中国的版图上从来就是屏障，不是中心；深圳一开始就只是一块试验田，而且仅仅是块经济试验田。这种以首都为中心、以中原内陆文明为本体本位的传统眼光、传统思维，已经不可能为广东、为深圳找到恰如其分的定位。

近１０多年来，广东淡出中国战略，深圳面临被“抛弃”的命运，固然与广东人、深圳人小富即安、不求上进有关系，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广东价值、深圳价值没有被中央决策者真正发现、真正重视。以深圳为例，近10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跟深圳的城市性格、城市气质、城市理想、城市价值取向相悖的，这是导致深圳城市无法确切定位的根本原因。深圳不甘心回到不合时宜的所谓主流社会，深圳人又无法超越强势的主流价值体系独立地给自己的城市以真正卓尔不群的定位，这就是近年来深圳人徘徊、彷徨、信心游移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深圳定位不确，深圳河对岸的香港将以什么姿态面对国内、面向国际，也是个新难题。改革开放之初，京粤深港的那种亲善与默契，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形之下，整个广东地区实际上处于非常痛苦的抉择之中，并且开始不由自主地甘于以偏远地区自居，不由自主地以传统的岭南思维、岭南智慧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 

传统的岭南思维是不管不顾大中国，只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传统的岭南智慧是京不管粤，粤不管京，京若管粤，管得好就听，管不好就忍，忍不了就反。但是今天的广东已经不是传统的岭南，今天的广东不是与大中国了无干系的化外之地，而是引领中国经济与社会国际化、现代化的先锋高地。这个先锋高地的龙头就是香港。香港的龙头地位在最近１０年饱受质疑，但是看起来还是经得住考验。

2008年元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刊登一篇题为《三城记》的署名文章认为，纽约、伦敦和香港三座城市所共享的经济文化不仅成为体现全球化的典范，而且也解释了全球化的原因。作者为这三座城市发明了一个新词：Nylonkong (纽伦港)。文章写道：即便是在最黑暗的时期，“纽伦港”也潜藏着某种能够重整旗鼓的实力。那里的人民都具备某种天赋的适应力。 三座城市都曾是或仍是大港口。作为深海港的意识是这三座城市获得成功的关键。这三座城市都对贸易敞开了大门，而贸易可以动摇已建立的秩序，并增进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影响纽约、伦敦和香港的国际贸易和人员往来推动这三座城市关键行业的发展。如果说19世纪是帝国的时代，20世纪是战争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则是金融的时代。正是银行、投资公司、共有基金和资金管理人员，吸收了客户的资金，将它们投向世界各地，从而构建了全球经济今天的格局。 “纽伦港”的金融服务业的经理人员不停地在全球各地穿梭，他们继承了托斯卡纳放债者的衣钵，正是这些放债者700年前首次将资本主义的主要手段用到了极致。

文章说的是香港，但是粤、港、深事实上是一体。尤其是深圳，从开埠之日起，深港两座城市的命运就是血脉相连的。深圳+香港，深圳人叫“深港”，香港人叫“香圳”，双龙戏珠，正在演绎中国的另一极。与农业社会中、因为与游牧民族的纠缠不休而构成的北极成为传统中国的千年沉疴不同，粤、港、深代表的当代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接轨的南极正在为这个老大帝国赢得勃勃生机。在浩瀚的南海之滨，从美丽的维多利亚港到开阔的珠江两岸，一种与国际对接的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正在健康生长，并且影响和辐射周边的辽阔地区。这就是老外以世界眼光为粤、港、深定的位。

我同意这样的定位，并非是说，粤、港、深已经完美无缺，而是因为这样的定位可以体现广东的价值、深圳的价值，可以体现广东的价值观、深圳的价值观，可以体现广东的价值取向、深圳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这种价值观、这种价值取向不是徒唤奈何的艳赵悲歌，而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所向。只要这种价值、这种价值观、这种价值取向得以肯定，并为之不懈努力，事情就有可为。当初蛇口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可是袁庚看好蛇口，说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将来是世界上最适合人居的地方，这背后就有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个在秦城监狱呆过5年半的老头，出狱以后大概是再也不想回到北京做高官了，他的外交官背景的世界眼光告诉他，夏威夷才是值得向往的地方，蛇口就是要建设得比夏威夷还好，他把晚年全部奉献给了蛇口，一步也舍不得离开。梁湘也是在荒芜之中来到深圳的，他理想中的深南大道不是行政建制下的省道、市道，也不是皇城中的长安大道，而是新加坡等海外城市的国际大道，他心目中的深圳没有国内的模板，他是以世界眼光来打造深圳的，他愿意为这样的深圳生一千次，死一千次。我在这里反复说袁庚，说梁湘，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价值其实在我们心中，你向往什么，你才会看重什么。你一心想去京城做高官，那深、粤就不过是个跳板，你会因此漠视她们的价值。如果你能看到粤、港、深作为中国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新文明的新一极，她就是商业时代的长安、现代社会的罗马，她具有媲美纽约、伦敦，辐射中国和亚洲的世界地位，你还会在这里呆得急急惶惶，魂不守舍吗？

重拾特区理想，重启深圳改革，闯出一条新路

作为一个深圳主义者，我时常思考深圳为什么要搞特区。如果说，深圳之“特”是特在“特区”，而“特区”又仅仅是特在几条经济政策的优惠与特殊，那么，深圳的意义就被降到了非常低、非常有限的层次上。这样的深圳，完全不值得海内外人士这么多年来如许殷切的关注与期待，也完全不足以吸引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有识之士来冒死相投。但是，如果说，深圳之“特”是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风向标”、特在为中国人摆脱贫穷落后和封建愚昧而展开的新的探索和尝试，那么，深圳的意义就非同小可。我认为，正是从蛇口开山炮的震耳巨响中、从国贸大厦的“深圳速度”中、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拓荒者精神中、从“风中亮出自己的旗”的深圳感悟中……饱受贫穷落后和封建愚昧之苦的人们听到了春的消息，看到了梦的希望。深圳再一次激起了中国人追求财富、自由和幸福的光荣与梦想。每个投奔深圳的人都心怀一个梦，一个中国人百年未圆的富强、民主、文明之梦。深圳是这个梦重新开始的地方，深圳凝聚了这样一群追梦人，这是深圳真正的特色、魅力、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也是深圳之所以令当代中国人梦魂萦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因此，那种视深圳特区为纯经济特区、把“深圳梦”狭隘地理解为“发财梦”、以几条经济优惠政策代表深圳特区、以具体优惠政策的变更代表深圳特区的存废的观点是十分肤浅的。具体的特区政策可以变，具体的特区范围可以变，但是在“富强、民主、文明”的梦想在中国成为现实以前，深圳特区的方向和使命不能变。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梦想不可能一夜之间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变成现实，她需要探索、需要尝试、需要逐渐推进、次第实现，而深圳正是各方面条件最成熟的地方，是我们的梦想赖以根植和成长的沃土与温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曾对深圳市的领导人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

任何改革其实都是发轫于民间社会，识时务者因势利导遂成俊杰。农村改革始自安徽小岗村，素以乞讨闻名的安徽农民连乞讨的机会都没有了，只能冒着杀头的风险包干到户，领导者理解和顺应了这些农民的要求，并将农民们的办法加以完善后推而广之，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农村改革。中国的对外开放始自深圳蛇口，河对岸、海对面是如此的繁荣，这边的人们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枪林弹雨也挡不住外逃的居民，主政者审时度势开辟特区，引进外资，于是成就了深圳的一夜城。今日之广东，今日之深圳，市场经济锤炼出一个庞大的自食其力的市民阶层，市民社会呼之欲出。业主维权，市民参政，社区自治，行会独立，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媒体良性互动……，由民间自发的社会改革与“十七大”推动的各项改革不谋而合，正所谓民意可用，此时不当机立断重启改革，更待何时？

今天的中国已经步入后权威主义时代，毛、邓式人物俱成往事。窃以为，国家之大，情况千差万别，见解各不相同，深层次改革、社会改革尤其不可能依靠权威人物的影响力遽切之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应该要跟经济改革一样，率先在条件具备、阻力最小的地方先行先试。深圳正是这样一个条件最成熟、社会震荡最小、深层次改革最容易取得成功的地方。不改革、不开放则已，要进一步改革开放，深圳依然是最好的试验区。种种迹象表明，现在是正式确认深圳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性改革开放特区的最佳时机。

《礼记·中庸》有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倘若能以深圳为突破口，在政府财力有余之际，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以安普通百姓；在先富人群有因富思贵之心的时候，引导社会风气向善求雅，以为上流榜样；在市民踊跃、群情思治的时候，巧用民间智慧、民间力量，醇化吏治，以打造社会中坚……，如此，则不仅财富新秩序可以确立，钱社会游戏规则可以建立，而且，一个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全面发展、科学发展、永续发展的模范新城可以脱颖而出。做到这一点，我以为不需要打打杀杀了，不需要再走血路了，相反，何妨轻松一点、优雅一点、智慧一点、幽默一点，象老罗斯福总统那样反托拉斯，象英国佬那样开展绅士宪政，象蒋先生那样来个新生活运动……，我们满足了温饱，步入了小康，应该有条件来做点有趣味、有品位的事情了。这也算是一种和谐吧？汪、黄二帅以为如何呢？

和谐之道 执两用中——就思想解放，与汪、黄二帅拉拉政治的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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