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广州是世界上唯一维系两千年繁荣而不辍的商业大港，尽管广州“十三行”行商一早就是“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商人”，中原人真正注意到广东人，还是非常近代的事。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郑观应、容闳、徐润为代表的粤派人物可以说是牵引着近代中国的潮流。这种潮流初看起来不过是除弊兴利的改革、醒眼向洋的开放，最终却是指向了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气质格局大相径庭的现代商业文明。中原文化的一切智慧与手段似乎都对付不了这群其貌不扬、口齿不清的广东佬的讨厌的搅局，原因不是别的，是广东佬手握一枝法力无边的“魔棒”：商业，商以兴利，商以强国，商以新文，商以革政。 

一、本来不是经商处

     为商贾货殖专门作过传的司马迁，不是一个轻商的人。他曾经从地域角度论述过商业的机缘：“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耕鱼，或火耕而水缛，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致偷生，无积聚而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众，数被水灾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是蚕。”

     太史公的意思：江淮以南、楚越之地，自然条件比较好，人们不耕、不织，尚不至于饥寒，商业就更无必要了。沂泗以北，秦夏梁鲁，天灾人祸的，必须常备不时之需，所以平时要加紧耕作，发展农业；养蚕织布，发展工业；仰机取利，发展商业。

     岭南更在江淮以南、楚越之南了，古称南越。植被之丰，水草之茂，更胜江南，更不是商业形胜之地。后来，江南商业的发展是与北方过度开发、粮草资源匮乏有关的。江南粮棉丝茶要大量供应北方需求，成了大宗商品，于是开始了集约生产，长途贩运。这是江南商业繁荣的肇始。

     岭南则不同，岭南的物资救不了北方的急。逶迤峻峭的南岭是南北交通的肠梗阻，南越的物产无法通过古代陆运系统或自然水系大规模向北方输送，只有看起来比较希奇古怪的轻巧物件如珍珠、玛瑙、象牙、香料、海外器物等，才可以翻山越岭，抵达北方宫廷大院，获得王公贵族的青睐，赚取价值不菲的回报。广州，就是因为既能将夷人势力屏障于外、又能将番邦珍奇纳贡于上，才得以成为中国两千年不曾关闭的对外贸易商埠。

     正是这一丝未曾掐断的联系，使西方商业文明得以在广州试水，得以在澳门立足，得以在香港成气候，得以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以来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的方向与进程，这是广州商埠与古宁波商埠、古泉州商埠大大不同的地方。

     当农业传统过于沉重，商业新苗无法在本土萌发的时候，广东成为嫁接外来商业文明的枝桠，这一点，是太史公也未曾料想得到的。 

二、得自海外贸易的利益

     与徽商的财富得自国内贸易不同，粤商的财富得自国际贸易；与晋商的财富得自欧亚内陆也不同，粤商的财富来自浩瀚的大海。

     早在西汉初年，汉武帝平南越后即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带领船队远航南海和印度洋：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后返航。

     汉武帝时期开辟的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经魏晋时期的拓展，到隋、唐、宋代，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空前繁荣。当时广州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6条定期航线，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做“广州通海夷道”：由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

     盛唐时期，每日到达广州的海外商船11艘，一年4000多艘。每船载200人，一年有近80万客商抵达广州。诗人刘禹锡因此感叹：“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宋元时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称：“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个城市的船只多”。

     明清海禁，只剩广州“一口通商”，官方主导的对外贸易达到极盛，出现了财大气雄的“十三行”。彼时的广州城“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嘉庆10年，仅朝廷正税，就达到1，641，971两，而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广州因为海外贸易，成为“天子南库”。广东商人更是长袖善舞，获利丰厚。十三行首富伍秉鉴个人财富多达2600万两，几达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不但在国内拥有大量的地产、房产、茶山、店铺和巨款，还投资美国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

     昔日广东商人得自海外贸易的确切财富已经无法考证。我们可以推算出十三行行商们的财富：他们多居住在广州关西，历史上“关西大屋”800余座，今天还有几十座残存，通过大屋的排场，可以推算出屋主的殷实程度，依次类推，不难想象“行商”的财富实力。但是那些不受官方控制，被视为“走私”的民间“帆船贸易”，他们的贸易利得就无法简单地估算了。

     事实上，明万历年间，粤人纷纷合资造船，结成贸易团伙，冒险出海，这才是粤商作为一个独特商帮而不仅仅是朝廷商业垄断手段真正觉醒和崛起的开始。从那时起，“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这些非官方商人，除了地近澳门的珠江口西岸地区的广府商人以外，还有粤东地区的潮汕商人。他们并不仅仅固守本土，往往还主动出击：新马泰等东南亚地区、南北美洲、大洋州……等等，都是粤商们历史悠久的商业领地。今天，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梅溪牌坊、赤坎欧陆商街、澄海中西合璧的商人故居……，记录着近代广东商人海外拓展商业的艰苦历程和辉煌业绩。这样的业绩从纯粹经济意义上讲，远远大于官方垄断的“十三行”，从社会意义上讲更是封建商行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正是因为商业利益比皇恩还要浩荡，重商轻官在岭南蔚然成风：徽商其实是重仕轻商的；晋商对经商看得过于严重，让人轻松不起来；江浙商人在读书作官还是下海经商方面的内心挣扎，着实让人痛苦；惟有闽粤之人，视经商做生意为当然，粤人尤其觉得天经地义，无可置辩。 

三、可堪承受商业文明之重？

     粤人重商，但是粤地能否成为商业文明的重心却是个疑问。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主要舞台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始终未能进入主流。明清以降，伴随着西方商业力量的崛起，滨海之地先近商，广东开始由农业文明的边缘转而成为商业文明的高地。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繁华的一个商业中心，这是粤商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商业龙头老大的角色。然而，这把老大交椅还没坐热，就被当时还只是个小弟的上海夺走了。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凭借地缘优势，从小小的凇江县一下子跃升为世界的商业中心。一个被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史实是：上海商人的始祖既不是宁波帮也不是江苏帮，而是广东帮。第一代粤商正是在上海香消玉殒的。

     第一个剿丝厂、第一个织布局、第一个造船厂、第一个电信局、第一个银行、第一条铁路……，无数近代商业的第一都是因为粤商的参与，但是当上海后来居上的时候，广州却在一场大火之后一蹶不振。

     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第一批出洋打工经商的人、第一批海外留学的人、第一批为创建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奔走呼号的人……，广东人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作为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中国，但是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里，在商业文化和商业制度方面的创造性成就，广州商人一千年也未曾达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似乎在经历另一次轮回。人们关心：现代商业文明女神的裙裾扫过广东之后，会不会又在上海飘落？珠江三角洲是否天然不具备产生伟大商业城市的条件？广州、深圳是否仅仅是特殊政策背景下昙花一现的商业奇葩？岭南到底有无成为伟大商业中心的天赋条件？一句话：会不会“粤人重商，而商不重粤”？

     本田雅阁在粤地山海间飞驰，我的思绪也在历史的时空中穿梭，粤商之旅，我们不得不对新一代粤商最为关心的问题有一个恳切的交代——

     我想，广州，尤其深圳，显然不会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长安，譬如洛阳，譬如开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车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权辐辏，天地之中。深圳不是这样的城市，深圳是山之一角，海之一隅，前面是波涛微茫，后面是重峦叠嶂，植被之厚，瘴气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种，历千年而不开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会是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轮、火车尚不能征服岭南的蛮荒。那时的轮船吨位尚小，可以直达内河航道；那时的火车、汽车还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势低平、河道纵横、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为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选。而广州、香港，虽有河、海之便，而无便捷通畅的腹地，即使曾领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发先至。所以岭南商人大多先后迁徙到上海。

     今天的技术水平则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崇山峻岭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岭南与华北的距离，浩瀚的南海成为南中国的内湖；空调器的广泛使用，使得岭南亚热带气候不再闷热；现代建筑技术使得依山临海而居成为一种惬意；大型海运集装箱运输使得黄浦江这样的内河航道形同摆设，而象盐田这样的天然良港则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开埠建港的根基；谷物不再是现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岭南、东南亚的果蔬之丰，南中国海的鱼鲜之富，不仅是当地人的口福，而且是新型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的绝对优势；环珠江口带状城市分布，疏密有致，绝无“摊大饼”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国文明重心南移已经是昭然若揭的趋势。汉唐时期，黄河流域是绝对的重心；两宋时期，重心就开始向长江流域南移。今天的华北地区、中原地区在长期过度开发之后，地力尽耗，草木不长，水源枯竭，风沙肆虐，已渐渐不适合人居。长江中下游地区虽是鱼米之乡，但是人口密度过大，农业开发已属过度，再加上工业开发，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惟有浙东、福建、广东等地区，靠山而近海，气候好，阳光雨水充沛；开发晚，生态系统较完整；海滨地带狭长，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相若，有富裕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环境。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思想、多种文化、多年生聚……，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力和潜力，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每每得到印证。

     不仅是重商的传统和新兴工商业技术，在制度和文化方面，粤人对西方文化的宽容，对内地移民的宽容，最终也结出了善果。英国人把西方商业制度成套地搬到了香港，而深圳商人从一开始就是有理想、有文化企图、有成建制的创新愿望的。这些传统粤商的短处被外来者和后来者悉数弥补。有此之故，新粤商完全可以承接中国文明重心的南移，并悄然将商业基因成功地植入以往的农业文明的母体。我们都会是这一历史壮举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