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其实一直是跟踪学习新加坡的。深圳初创时期的领导人袁庚、梁湘等，都对新加坡十分稔熟。深圳开埠时的建港模式、城市规划等，都深深烙有新加坡的印记。新加坡的商人和新加坡的领导人分别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地方领导人和中央领导人，这才有了在广东、福建开辟经济特区的最初动议。

深圳的城市理念师承新加坡，但是新加坡的秩序并不是天然就有的。曾经的新加坡是肮脏与混乱的代名词。虽然中国人下南洋的历史已经持续几个世纪，但是福建人和广东人在南洋就象在他们的故乡一样，除了迫于生计、追求私人财富以外，并无政治理想。他们在政权性公共秩序方面鲜有建树。他们往往是中原统治者通缉的对象，任何在南洋当地建立政权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到来自中原皇权的支持的。他们腹背受敌，艰难求存，最高成就不过就是“新加坡海盗”。

英国人给新加坡带来了现代公共秩序的成套体系，但是公民权利并没有惠及华人。只有在李光耀等人的领导下，新加坡赢得了独立，占人口比例六成以上的华人才有了国民主体地位。即便如此，新加坡独立之初，国民的归属感也并不强。在资源奇缺的弹丸之地求生存，莫名的恐惧常常会不期而至。新加坡政府为了拢聚、稳定人心，推出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政府摸透了旅居南洋的华人心态，为他们提供廉价公屋，以定其心，以坚其志。新加坡不允许国民有双重国籍，是次巩俐入了新加坡籍，就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宣誓效忠新加坡。这不过是岛国治国的策略手段之一种而已。

受过严格儒家教育，同时也受过严格英式教育的李光耀把东西方智慧的兼容并蓄在新加坡发挥到了极至。“顺乎人情的法治”，对国民需求体察入微，对公权力、公务员的利弊亦洞若观火。新加坡高薪养廉，对贪腐行为严刑峻法，使得公务人员不敢贪、不想贪、不能贪，廉政成效，举世瞩目。清廉、敬业的新加坡政府主导下的新加坡人居，充分考虑到青年人、老年人、妇女儿童、大小家庭的个性化需求，条文之细、之体贴入微，让国民引以为傲，令访客为之动容。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深圳开埠28年。打工、淘金、追求温饱的阶段已然过去了。来到深圳的主体人群已经由早年间洗脚上田的农民工大范围地升格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一族，他们对深圳的人居环境、人文环境的关注前所未有地热心。设若深圳不能满足他们理想中的家园的条件，抱怨或者离开深圳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如何迎合这群新移民的需求，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当然值得借鉴。

大而化之，深圳人可以分为三大类：初来的创业者，已经获得深圳户籍的一般市民，先富裕起来的中产阶层。初来的创业者，需要起码的居住空间，类似深圳早年间莲花山安置区那样的环境，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了。可是现在深圳已无安置区，NEWCOMER只能在农民房、10元店里边空发牢骚。若干年前，港英政府曾经为所有到港难民提供寮屋，虽则简陋，但是现在许多香港富豪、中产阶级都是从寮屋走出来的。寮屋政策，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普通的深圳市民是否可以住上类似新加坡的组屋呢？几近完美的住房结构、管理周到的社区服务，大大提升了新加坡人的自豪感、增强了新加坡人的凝聚力，虽偏处荒岛，国民亦怡然自得，从容以对世界变局，此情此景，实在羡煞正在经历房贷煎熬的深圳新移民。

富裕的中产人群其实是乐于在滨临大海的深圳阳光地带生存的，但是山海资源的不合理管制、落后于时代的规划，使得中产者难以在深圳找到上好的人文社区。他们在深圳赚了钱，深圳却留不住他们的人。也许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以及新加坡99年、999年房地产权的分类管理可以再次帮助深圳开启思路。

新深圳人，期待着新的深圳。不是要求平均主义的财富分配，而是期待机会均等的社会阶梯。给大家一个起码的起点，制定一套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为优胜者留足可以向上攀爬的广阔空间，这个城市就会因此弥足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