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其实是北京一个很好的搭档，因为全中国的意见领袖都住在北京，深圳人只好当群众打打下手了。
两年前的夏天，我在北京声名狼藉，只能南下深圳投奔一家声名狼藉的杂志。我像个即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倒霉蛋，朋友们的送行酒，吃了整整两周。
是啊，北京是座多么美好的城市，全世界有自己思想体系的人，百分之八十都住在北京五环内，为我难过的朋友，好多就是中国民间意见领袖，他们咳嗽一声，石家庄的人就安静下来，他们右手食指缓缓举起，ＢＢＣ的话筒就立即伸到嘴边。在北京，每天看上去都有重大事件发生。我是新闻民工，却离开历史的现场。那些将来在纪录片中高高举起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那种无言的悲怆呵——是的，在中国，还有比深圳更声名狼藉的城市么？
八十年代时，各类文摘就经常揭露深圳的真实面貌：一座靠走私发财的城市，一座靠全国资金堆积起来的城市，一座寄生在社会主义肌体上的殖民地城市。
再后来，中国底层的代言人、号称中国的民间良心的一位梁姓作家说，深圳是座拜金主义的、物欲的、道德沦丧的、文化沙漠的、色情泛滥的城市。他死也不会去那座城市看上一眼。
深圳可以让北京人羞愧的地方不多。在深圳，凌晨四点你上街溜达，不要说满街烤串、鲜榨甘蔗了，你要买到全套虎骨和一打藏刀，并不需要走上二十分钟。这种生活的方便，对天生热爱首都井然、有序风貌的北京人来说，并不值得羡慕。深圳服务业惊人的价廉物美也不是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因为其代价是城中村的大量存在，北京人可不喜欢乱烘烘的城市。
深圳最要人受不了的是它的无趣。它的无趣，甚至我都总结不出几条可说的东西，这里拣我还能想起来与北京的对比说说。出机场，一上出租，的哥就要你系上安全带，半路有人超车，的哥只是安静地向右稍打方向盘，然后，你知道他是外地人，他知道你是外地人，再然后，没了。北京的日子可不是这样无趣：你系上安全带，的哥右手一挥“嗨，那玩意儿……”，大度地原谅了你的无知，你立即觉得用根皮带把自己绑起来确实很没见识，如果验明你北京人的正身，其他出租想超车，你会听到赵忠祥老师那样醇厚的声音“傻——逼！”，然后是他别转头，目光热切地邀请你加盟，若你是外地人，那你算是遇见博导了。
深圳是一个这样无趣的城市，但扎下根的深圳人对自己城市的骄傲，在我看，与所有城市的骄傲相比，它都是成色最纯粹，最值得支持的。正因为其是外来淘金者组成，所以这个城市的一切都只与他们自己有关，没有历史、没有前人，他们的骄傲也最纯粹。深圳有帮业余爱好经济学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他们的爱好，出于智力过剩和吸引美眉的成分，是全国最纯粹的，我获益良多。北京的文化人肯定不喜欢他们，譬如他们经常请我吃饭，却不打听北京动向。
北京人，他们的骄傲是历代首都，每来新的占领者，都是他们第一拨出来摇旗欢迎，每打倒一个新的政治集团，都是他们第一拨上街敲锣打鼓；在上海，他们的骄傲是“１９３１”殖民地的见多识广，洋鬼子的毛胸膛、白俄妓女丰肥的大腿，他们最先领略过。比较上海北京两地市民的文章很多，大都以为，中国真正的市民，最早只产于上海一地，而北京只有皇民，这话的确不错。但上海市民，民生问题的计较，范围绝不超过自家楼道。一出门，遇见戴红袖标的老头老太就缩了回去。上海的市民，人格上是理性经济人的啮齿动物版。外地人到了上海，很快也会细细碎碎地啮齿化，就如外地人到了北京后，迅速变成围观群众一样。
而深圳的伟大之处，恰在于它没有文化。体制内的冒险者，刚出校门的梦想者，偏远地区的心有不甘者，汇集成了深圳市民，他们的年轻，他们的受过一定教育，他们的野心勃勃，他们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最后沉淀成格局和意识最完整的市民，在中国范围内。他们说普通话，不是只关心政治的北方人，也不是只算计针头线脑的南方人。
比起最善于算计个人得失的上海人，他们关心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自己小区，超出了同业群体，深圳人比上海人高明之处在于，他们知道“利益”前必须有个“权”字，无“权”则无“利”。比起关心世界命运的北京人，深圳更知道这种关心如何落实。深圳其实是北京一个很好的搭档，因为全中国的意见领袖都住在北京，深圳人只好当群众打打下手了。他们做得不错，深圳是志愿援助贫困地区义工和教师最多的城市。很有可能，深圳是中国唯一一个响应志愿活动者远远多于所需名额的城市——而且也可能是政府对这些志愿者没有政治回报的唯一城市。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很多，譬如献血，深圳也是全中国义务献血最多的城市。
虽然深圳没有大学群落、没有遍地开花的讲座、没有随时跟着海外记者的意见领袖，他们只能搞成遍地开花的扁平化的各种小团体。但我的每个深圳朋友一听到北京文化人的藐视和诋毁就面红耳赤，可惜，此时深圳没文化、没历史的劣势就显现出来了，除了面红耳赤外，他们讲不出任何可以带上“lism”的词儿为自己辩护，这是深圳人最有趣的时刻。
最后，讲个我听来的唯一一个深圳故事收尾：
六年前一个晚上，一个人到自动取款机提款，发现刚走的女孩忘了取卡，卡上有四千元，他全取了，回家，坐卧不宁。第二天，连卡带钱交给银行，嘱他们找到原主。他说，他是刚毕业到深圳的学生，缺钱，但这四千元会要他不安，他相信自己能成功。失卡人是我的同事，四千元是她的全部存款。她说她特别理解那个人，多年来，她一直希望命运眷顾那个拾卡人。
何嘉木 摘编自 因特虎 发表在深圳青年杂志菁英版200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