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世纪之交，千年之末，呙中校来到深圳，很顺利在网络公司找到一份工作。这是网络给他的第一个实质性好处。来深圳第一年，他先后换了五份工作，一方面丰富了他的阅历，另一方面也使他充分适应了深圳的土壤。此后在金融单位的工作经历，使他对深圳金融业的发展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于是想写一篇关于深圳金融证券业发展的理论性文章，但去了一趟上海后，他的想法随即发生改变，酝酿文章的时候思路开始发散，把文章的焦点定位在深圳这个城市的历史命运上。文章所产生的效应是他始料未及的，不过他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2003年对他极富戏剧性，他的两大收获是自信和认识了因特虎的朋友。他认为，因特虎的发展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基于因特网的交流沟通平台（Internet），这是因特虎发展起来的最初平台，也是发展的根本。第二层应是整合资源、融通思想的平台（Integration）。资源因整合而增值，思想因碰撞而萌发，事实证明网络并不意味着喧嚣与浮躁，2003年网络空间出现新气象，那就是网络空间在广度不断扩大的同时，其纵深也在不断延伸。老亨在创立因特虎初就已秉持这一宗旨，才使得因特虎，与众不同。第三层是利用我们的资源开发智能、创造价值的平台（Intelligence），也就是说因特虎要做意见领袖，要不断提出新观点新主张新思想，否则就会流于平庸。深圳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因特虎要在深圳的发展史上画圈，而且应是一连串的圈。


引子: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当这首乐曲在车厢内响起的时候，刚才还迷糊着的人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可他始终望着窗外，没有激动，但有些紧张和不安。毕竟这时，他已经给自己的过去画上了一个“圈”，而未来的“圈”会如何他不知道，只知道要在新的地方找到一个机会，一个生存的机会，一个发展的机会。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声，列车同时在广播：“列车前方到站，终点站，深圳站，地面温度……”那一天是1999年11月28日，他到达了终点，同时也站在起点上。 


正文:

关键词一：网络

　　深圳是一个不平凡的城市，也是一个不平凡人的城市。几乎每一个到深圳来奋斗的人都有一段非凡经历，或者传奇故事，比如睡大街、住十元店、“扫楼”推销等等。这些我都没有经历，我来深圳找工非常顺利。

　　到深圳一下火车，就由朋友李源海接待安置了我，然后他去参加深圳校友大会，而我接下来便去人才大市场找工作。在宝安北路首先看到一个“人才大市场”，交了二十元钱进去后发现没有什么招聘单位，出来后发现上当，原来这里只是“罗湖区”人才市场，而真正的深圳人才大市场还要往前走一两百米。直到现在，这两个“人才大市场”还同时在宝安北路挂着，不知道这种鱼目混珠者为什么可以长期的存在，也不知道有多少初来乍到者像我这样被骗过。

　　在“深圳市”人才大市场，招聘单位很多，但应聘人也很多，满意的工作机会不是很多，但我还是递了几份简历，没有报太大的希望。不过，我准备了另一手，那就是在武汉的时候，先在人才网上找到了深圳一些公司的招聘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在周一开始逐一拜访。没想到这招果然奏效，一个星期内先后有两家公司通知我被录用，都是网上找到的信息。我后来选择了其中一家，并于12月8日正式上班。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实质性便利。从更深的意义来说，这也是网络给我带来了一次发展的机会。当时正值互联网热潮，各种网络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录用我的两家公司也就是从事财经证券网站开发运营的。因为我的财经专业背景，以及多年的证券从业经验，加之对计算机和互联网还算熟悉，因此在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热潮中我很容易地在深圳找了一份工。

　　就这样，我在20世纪最后几天成为一个时髦的“IT人士”。成天与互联网打交道，没有使我成为一个“网虫”，对于网络聊天之类的没两天就厌烦了；也没有使我成为“网络写手”，尽管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对互联网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于是在2000年2月至3月间，先后写了一系列的网络批判文章——《是“迷网”还是“迷惘”》、《警惕网络泡沫的癌化与扩散》、《魔化的跑鞋与神化的技术》、《163电子邮局的悲剧- - 网络舵手触及现实之礁》、《瞎子总比白痴好》，以及11月间写的《要“刺刀”还是要“安全带”？》，都发表在当时比较著名的IT评论网站Chinabyte上。这些文章的观点主要集中在：

　　1.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互联网的本质是一种工具，但在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出现了沉溺于网络的“迷网的一代”。海明威所谓的“迷惘的一代”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逐步繁荣的黄金时代，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人在思想上的危机，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社会人”，体现的还是基于社会层面的矛盾和冲突；而我们现在“迷网的一代”崇拜技术，依赖技术，俨然是“技术人”。“社会人”还有思想，有意识，在迷惘中挣扎；“技术人”多梦想，甚至幻想，在虚拟中沉溺。因此，“社会人”迷而既惘，毕竟能感觉到失落，是积极的消极；而“技术人”迷而不惘，体验不到空虚，不知道失落，完全是消极的积极。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也是“迷网的一代”的可悲可怖之处，更是我们社会所应关注的重心。

　　2.信息产业的发展前景。我一直认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当时互联网的发展存在泡沫，随时有破灭的危险。2000年前后网络泡沫出现的原因在于受到“注意力经济”或曰“眼球经济”等理论的误导。我认为，“注意力”不是经济学范畴的资源，“注意力稀缺说”只抓到了网络与知识经济的一点肤浅表象，却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网络与知识经济最重要的资源应是“信息”——有创造力的思想和知识，稀缺的资源应是这些有价值的信息。但在“注意力经济”的误导下，网站运营“概念先行，运作在后”，结果都玩烧钱的游戏，在纳斯达克市场上的表现也就像是击鼓传花，“鼓”已经敲了很久了，但“花”随时都有可能停下来。网络经济要想获得实质的发展，首先必须融入传统产业进行创新。其次，在信息爆炸的知识经济时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信息的收集和整理，而在于信息的处理和利用，也就是信息的深层次加工与开发。网络公司的转型，就是要从所谓的“眼球经济”转向“头脑经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网络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体现知识经济的内涵。

　　3.当时中国IT从业者理想注意色彩过于浓厚。当时无论是创业者，还是软件开发人员或投资者，对互联网发展前景所迸发的激情与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商业计划书上是几何级数增长的业务，员工们津津乐道的是公司会有多少期权。除了他们的设想太超前以外，更致命的一点是他们忽略中国特有的营商环境与商业规则，特别是涉及到传统产业的时候。2000年163电子邮局的转让风波便是一个典型案例。此外，我所在的财经证券网站也是如此。但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尤其是那些刚才国外回来创业的“海龟”们。

　　时隔四年，现在回头再看当年的文章，颇多感慨。

　　对于上述的第三点，我当时已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证券网站发展方向应该是交易服务型，单纯的内容咨询服务是没有前途的；而证券交易在中国是严格管制的，当时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网络公司如何能涉足？因此，当我所在的公司把方向确定为证券交易时，我决定另寻出路。当时恰有一家开发财会系统的公司要我过去，于是在2000年3月，我刚过试用期便跳槽了。过了一个多月，2000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只有证券公司才能经营证券网上交易，从而宣告了当时各种证券交易类网站（均为民营，证券公司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网上交易系统）的死刑。当时证券交易做得最好的网站“盛润”最终被卖给广东证券，盈时通最后被迫在手机短信炒股方面发展，但这个方向也不容乐观，而我所在的公司最后在2000年9月以关门结束。这次经历使我认识到，由于中国经济将在很长时期内处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决不会像国外那样简单。

　　对于第二点，我是2000年3月2日在chinabyte上发表，当时正值网络热的颠峰时期，没有几个人关注。到了4月，美国纳斯达克崩盘，风光一时的COM公司大量倒闭，到了2000年下半年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危机出现，泡沫开始破灭……现在我想，那时我还是有出名的机会，那就是我是最早提出“网络泡沫破灭论”的几个人之一，至少不会晚于吴敬琏先生。2000年3月5日吴敬琏先生在参加政协小组讨论会间隙表示，虽然中国很热心谈“新经济”，但以此炒作网络股是很危险的，并说“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吴敬琏先生此番言论在互联网和资本市场引发强烈反响，一直持续到2001年初。当时IT媒体的主流论调是以某实验室为首的“泡沫有益论”，而且当时主要IT媒体也有意排斥“泡沫破灭”论，而chinabyte一直是弱势媒体（后来被天极网收购）。不过，这档子事当时我就忘了，只是现在回头整理时才发现自己晚“成名”好几年，不禁慨叹人微言轻，“马太效应”可谓无所不在。

　　对于第一点，也许是太抽象，我不知道是否得到验证，也不知道以后会否得到某种程度验证。不过，我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改变和促进，会首先出现在政治生活领域。2003年，无论是孙志刚事件，还是刘涌案的改判，还是最近宝马案的重审，都体现互联网空间在广度之外，其纵深出现了出人意料的扩展，从而使互联网空间在中国发生根本改变。互联网空间在中国的突破性前进和发展不是形而下的方面，而是形而上的领域，这是中国人的幸运呢，还是中国人的悲哀？也许是一种无奈？


关键词二：深圳

　　一年多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名字会和深圳发生如此强烈的作用。我对深圳认识的深入始于在人民银行工作的那段时期。

　　由于对网络公司前景并不看好，加之其他原因，2000年9月我进入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资料室做编辑。人民银行进人很难，我当时做的内刊编辑工作属于临时招聘性质。不过，身份地位如何并不重要了，我也没有想过成为人民银行的正式员工，而我看重的是在那里我能与各种报刊资料（尤其是各种研究报告和海外资讯）打交道。98年人民银行改革，深圳分行降为中心支行，权利缩小，地位有些尴尬。当时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迅速浏览境内外各种报刊，然后摘取重要财经资讯，然后汇编成册（其名为《金研内参》，现在仍存在），最后发给各部门以及各会员单位。这份工作对我来说轻而易举，做起来比较轻松，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获得大量资讯，而且也有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有点像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一样的临时工，一样的可以自得其乐。我在那里就有幸认识了人民银行研究所所长李强老师。如果要谈早期深圳金融业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及李强。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人民银行最年轻的处长，他在理论研究上率先为深圳金融业发展拓路辟荒，主持编制了深圳金融业发展的八五规划、九五规划。目前深圳金融业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很高的平台上，但其思路与框架仍不出他十年前提出的思想，尽管现在深圳金融界已经把他淡忘。不过李所长是一个非常超脱和达观的人，在我印象里，除了看书著文，他还喜欢喝点酒，喜欢在深圳寻找美味餐饮。一旦发现一个特色餐馆，他会邀上我，以及另一位与我同在人民银行做过临时工的朋友，进行一个“三人行”的聚会神聊。于是我们三人轮流做东小聚。我们俩是小辈，尊他为老师，但他喜欢我们叫他李所长，把我们当作忘年交。李所长阅历丰富，见识广博，此间获益匪浅。由于我飘在深圳，他就认为可惜，一直想为我推介好的工作机会，并勉励我：“机遇始终青睐有准备的头脑。”此话终身受用。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这句铭言竟得到了应验。

　　由于在人民银行做临时工的不确定性太大，为长远计，我进入一家证券咨询公司做分析员，那是2001年1月8日。我在武汉曾做过三年多的投资银行，对证券一二级市场非常熟悉，进入证券咨询公司可谓回归本行，但是我对二级市场分析研究的兴趣始终不大。因为此前我一直鄙夷“股评”，但那时却要我以“股评”谋生，而且一做就是两年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似乎是命运对我的一个嘲弄。两年间除了“看图”，就是“说话”，每天要写一千多字，一年以250个工作日计，两年下来应有近百万字的内容，但我一直视之“垃圾”，不作保存。由于人在江湖，对深圳金融证券业的发展了然于心，2002年初以来就想就此写一篇理论探讨性质的文章。然而，每天上班一千字的出稿工作足以叫人殚精竭虑，写完后就不想再动脑筋，因此，文章一直难以动笔，更不用说写什么网站策划之类的书了。

　　2002年国内证券业持续低迷，深圳证券业由于创业板迟迟不开而更显冷清，周围不少朋友纷纷离开深圳去上海发展。是否继续在证券业发展，是否还要留在深圳？那时在深圳的证券从业者，恐怕都考虑过这个问题。而我想，还是要通过实证来解答困惑。利用休假，2002年8月底9月初我去了一趟杭州、上海。没想到这一去，就引发了以后众多意想不到的故事。回深圳后感慨良多，原先想写理论性文章（关于深圳金融证券业发展）的想法随即发生改变，酝酿文章的时候思路开始发散，把焦点定位在深圳这个城市的历史命运上。找到这个点后，酝酿了两个月，10月底开始动笔，到11月初就基本写出来了，这篇文章就是《深圳，你被谁抛弃？》。不难发现，该文仍保留有从金融证券业切入的明显痕迹。对于文章的标题，在动笔之初就锁定了“抛弃”两字，我认为没有其他更好的词语可以代替这两个字，其间只是就用被动语气还是用主动语气而斟酌了一下。11月10日又看了一场球赛，我很少看球赛，一年难得有一次吧，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天球场上的狂热、失落以及迷惘的情绪竟然与我当时的思想感触紧紧呼应。所以后来我说，我只是引爆了深圳人的集体情绪。

　　文章写完后，我决定先放几天。这是因为，我一直有个习惯，文章写完了喜欢放几天后再润饰一下，另一方面，当时正好十六大召开，我得谨慎一点。十六大召开时，各论坛发贴控制很严，另外，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十六大的开会内容上，我这篇文章很难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十六大结束的第二天，11月16日下午，我以“我为伊狂”的马甲把这篇文章贴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上。当时人民网系统有点问题，该文被迫拆成几个部分贴出，为了在网上留下一个完整版本，我又在新华网的发展论坛上贴了一次，用的还是同一个网名。从上网发这篇文章来看，当时纯粹是一种网络行为，是为了表达一种不得不说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在网上表达出来会更加畅快和淋漓尽致。选择人民网和新华网贴出也是经过考虑的，因为这两个网站政治性很强，一旦能在这上面通过，就表明没有什么“政治错误”。没有想到的是，深圳有些人竟以这两个论坛的性质来猜测这篇文章的动机和背景，的确好笑。

　　对于这篇文章，我自信会引起一定共鸣，至少可以在网上“吹皱一池春水”。但是12月12日南方周末报道了我这篇文章之后，我意识到，其反响已经不是“吹皱一池春水”了，其影响已经扩大网下各个层面了，再经过《南方都市报》在2003年初的连续累版报道，从而“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圳上下关于深圳未来的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到现在则已经向纵深发展。这表明，深圳人集体无意识的迷惘开始发展为有意识的、自觉的自我批判与反省。

　　深圳是否被抛弃？深圳被谁抛弃？这是两个有联系的问题。有人说，“深圳原本就没有被人“迎娶”过，何来“抛弃”呢？如果深圳算被抛弃，那全国究竟有几个地方能不算被抛弃呢？”因此，他们说，“深圳，你被谁抛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这是这篇文章出来后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综合网上网下的反响来看，对“抛弃”大致还有以下几种看法：1.平安、招行、中兴、华为以及沃尔玛等企业都没有搬走，每年也有大量人才涌往深圳，深圳没有被抛弃；2. 没有谁能抛弃深圳，除非是深圳人自己，如果深圳人再不努力，深圳就会被时代抛弃；3. 看看深圳的现状，就知道深圳已经被自己人抛弃了；4. 深圳受到全国如此众多的关注，就知道深圳没有被抛弃。因此，要我回答“深圳是否已被抛弃”，其实并无意义。如果非要刨根问底，对“深圳是否被抛弃？深圳被谁抛弃？”进行逻辑上的推理论证，我只能说，从表面上看，深圳是被时代抛弃了，从原因上看，深圳是被自己抛弃了。不管怎样，“抛弃”体现的是深圳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绪，对过去的失落情绪，对现状的焦躁情绪，对未来的迷茫情绪。

　　在《南方都市报》的牵线下，2003年1月19日，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同志与我在广州进行了一场“平等”的对话，海内外媒体称“于幼军此举开创了中共省市长级高官与网上批评者当面交流的先河”（香港《明报》），“必定会写在深圳的历史上”（《南方都市报》）。这些更是我不能想到的。

　　在和市领导对话后我把手机停了一个礼拜，以此躲过媒体追踪的高峰期。二月份第一次被炒“鱿鱼”，虽有点不好受，但好在早有心理准备。7月份得知中央调研组要来深圳，我很自信地跟朋友说，他们肯定会见我。果不其然，7月25下午，接到深圳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的电话，说国务院领导要来调研，要我参加座谈会。

　　实际上，早在7月中旬我就知道了这一消息。在调研组到来之前，深圳市就组织有关部门准备材料向调研组汇报，具体是深圳市各部门各自承担了一个课题，然后汇总。其中，深圳社会科学院承担了CEPA下深圳与香港合作的课题。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邀请我撰写有关深圳金融、证券方面的内容。其中，我提出，深圳的金融产业应加强与香港的合作，而不是内耗。具体操作上我建议深交所尽快股份化，进行公司化改造，以市场机制来促进深交所的发展，为深港交易所的未来合作创造条件，比如两地合营创业板（深圳社科院报告另外归纳为“一板两市”）。深交所率先进行股份化的探索，将对我国证券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与香港合作推出产业发展基金、建设全国基金业培训基地，保持深圳基金业的优势地位。

　　7月29日晚上在深圳迎宾馆参加座谈会时，发现金心异也被邀请，而且我俩作为民间代表坐在一起。在一般人看来，我俩所持观点是一反一正。当时我就觉得这种安排颇值得玩味。座谈会上主要是深圳社科界（深圳脑库、深圳市委党校、深圳市社科院、深圳大学港澳经济研究所以及市体改委等）专家在发言。我是当晚最后一个发言人，时间已过了午夜12点，我只能尽量简短。由于深圳问题与香港问题紧密相连，我就从香港开始谈起。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经历了长达6年的经济困境，但是香港始终未出现大的社会动乱，社会、经济秩序仍然井然有序。这一方面说明，香港社会有着良好的自我调节机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香港的市民社会基础非常好。我认为，深圳有良好的市民社会基础，这是深圳未来的希望所在，因此要加强市民社会的力量，培育社会中间层来代表各方面的利益。随着有限政府的建立，政府权力缩小，由此出现的权力真空应由社会中间力量填补。这种社会中间层主要是各种独立的行业协会和市民自治组织。此外，深圳应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建议深圳市政府尽快成立文化产业促进委员会，同时加强与香港的合作，借鉴香港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现在给高新技术企业各种优惠政策的多，但还没有给予文化产业优惠政策的。深圳市应考虑率先推出各种优惠政策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吸引优秀文化人进入深圳，防止深圳文化人才流失，促进中小文化企业迅速发展。

　　国务院调研组来深消息被媒体捅出来后，我再次成为媒体追踪的对象。当时有媒体报道国务院调研组在深圳的座谈会时说，呙中校大胆设想“深圳主板迁香港，香港二板交深圳”，但这个报道实际上是曲解了我的有关观点。因为深交所股份化以后与哪里合并，这个话题谈起来还早，何况这涉及到深港两地利益关系，以及金融制度差异问题，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不过，如果深交所股份化进行得比较好，那么一旦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深港经济高度一体化，那么深港交易所合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届时，深港之间可以分工，深交所主板并往香港联交所，深圳则专心发展创业板。当然，要尽快修改证券法中关于交易所性质的条款，允许交易所公司制形态设立，这是深交所股份化改造的法律基础。

　　经历了这么多戏剧化的事情，2003年确实是我非同寻常的一年，而我个人精神状况也发生很大改变，我首先发现我在这一年里越来越自信了。这是《抛弃》对我最大的改变。以至于到后来，我更加自信地跟朋友说，如果年终要盘点2003年网络事件，肯定少不了“抛弃”……呵呵，我是不是太“狂”了？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是张扬跋扈、得志猖狂的人，而我敢那样“狂”说是因为我自信。自信，是我2003年最大的收获。在深圳做无业游民的那段日子，我以网文为骨架出版了《深圳，谁抛弃了你》一书，另外写了几篇小文章。书在网文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与网文一样仍属于解构性质，而小文章则提出了几个观点，当然是想建构我所解构的问题，尤其是《谁来成就“新深圳”》一文，被媒体改为《深圳，你不会被抛弃》为名刊发后，特别容易为人误读。谁来成就“新深圳”？当然是深圳人民自己。同时也有人问我，是谁成就了“我为伊狂”？是网络这个新兴的媒体？是深圳这个特殊的城市？还是因为这个躁动不安的时代？我不能答。


关键词之三：因特虎

　　如果以“网络”和“深圳”同时为关键词来搜索，其结果会是什么？是“因特虎”。因特虎几乎搜罗了所有关于深圳的资料与讯息，也因此吸引了一大批热爱和关心深圳的有志之士，现在有关深圳各行各业发展的话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探讨的对象。

　　《深圳，你被谁抛弃？》在网上贴出后，就有网友向我推荐因特虎网站。可是当我按图索骥找过去的时候，却发现这个网站已被关闭了。这一机会的错过使我和因特虎之间耽搁了好几个月。大概到2003年4月，在虎友Celine激情四溢的来信下，我第一次登录了改版后的因特虎，同时在虎友“吾侪所学”的联系下，我第一次见到老亨等虎友，从而开始了我的因特虎生涯。

　　虎友们都非常热爱深圳，但他们不因为我“抛弃”深圳而“抛弃”我，让我非常感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群关心本地生存和发展的人，只是深圳表现得更普遍，更强烈，更为特别，这也是有人称之为“深圳主义者”的意义所在。对于“深圳主义者”我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与大家的交流与沟通。因特虎集中了深圳诸多年轻的思想精英和意见领袖，大家都有自己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观点，但大家始终以一种理性而冷静的态度来参与讨论甚至辩论，这与吵吵嚷嚷的其他网上论坛不同。君子和而不同，这是因特虎的显著特色。

　　现在，因特虎已经拥有相当的知名度，而且三千多会员分布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基于这两点，因特虎已经拥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因特虎向何处走？“网络”和“深圳”的交集可以是“因特虎”，但因特虎的内涵与外延决不止于“网络”和“深圳”。按我的理解，因特虎的发展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基于因特网的交流沟通平台（Internet），这是因特虎发展起来的最初平台，也是发展的根本。第二层应是整合资源、融通思想的平台（Integration）。资源因整合而增值，思想因碰撞而萌发，事实证明网络并不意味着喧嚣与浮躁，2003年网络空间出现新气象，那就是网络空间在广度不断扩大的同时，其纵深也在不断延伸。老亨在创立因特虎初就已秉持这一宗旨，才使得因特虎，与众不同。第三层是利用我们的资源开发智能、创造价值的平台（Intelligence），也就是说因特虎要做意见领袖，要不断提出新观点新主张新思想，否则就会流于平庸。

　　深圳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问题。这不但是国家决策者考虑深圳定位时的出发点和深圳当局施政时的立足点，也是因特虎因特虎思考深圳问题的根本点。以深圳问题为核心，因特虎可以探讨的问题有很多，深港一体化、泛珠三角经济整合，等等。在深圳这个特殊的城市，我发现因特虎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如此之大；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特殊时代，我发现因特虎所面临的机遇是如此之多；在我们这个普通的群体，我发现我们所蕴藏的潜力是如此之丰富。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城市，谁又能说因特虎不能创造奇迹呢？

　　为此，因特虎要在深圳的发展历程上画圈，而且不是一个圈，应是一连串的圈。

　　（呙中校  2004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