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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黎光 高级记者，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深圳晚报总编辑。
曾获得第一、二、三届中国“鲁迅文学奖”，第一、二、三届“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等。
出版有《杨黎光文集》（十三卷），代表作有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打捞失落的岁月》、《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伤心百合》、《瘟疫，人类的影子》等，另著有长篇小说多部，其中《园青坊老宅》2008年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近年杨黎光创作转型，开始了其思辨体报告文学创作，今年5月出版了“追寻中国现代化脚印”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山路》。
以下是其“浅析中华民族品格气质”的《我们为什么不快乐？》系列博客：一个可毁可誉的另类人群----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
一个可毁可誉的另类人群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一
中国这个超稳定的社会，实际上主要是由两个体系支撑的，一是权力体系，一是伦理体系。这两个体系，被董仲舒统一归纳为“三纲五常”。三纲，既是权力体系，同时也是伦理体系，但它主要彰显的是权力的强迫性和绝对性，君对臣拥有绝对权力（这其中也隐含了臣或官对民拥有绝对权力），父对子拥有绝对权力，夫对妻拥有绝对权力；五常，是依附于权力体系的伦理体系，它以道德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进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恪守伦理的自觉性。
通过这个权力、伦理双重体系，中国人基本就被一网打尽了。然而，百密一疏，商人却时常会成为实事上的例外。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商人始终属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根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做的考证：“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另据《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还曾说过：“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语言杂乱），其事易。”显然，当时的为政者不仅把商贾定位在了四民之末，而且试图对他们严加限制。事实上，这种定位本身即隐含着深刻的矛盾。
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们都知道商贾利于国家富强，因而争相招挽，以使“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就连把商人安排在四民之末的管仲，也是通过大兴盐海之利把齐国的经济繁荣起来，才让齐桓公有资格争霸天下的。或许，也正是由于管仲对商贾的了解，才清楚了他们的“利害”。
在中国，“利”和“害”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都知道了商人的“利”，也都看清了商人的“害”。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司马迁曾经写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也就是说，子贡坐着四马并辔的车子，带着束帛作礼品，到各国走访，享受诸侯的宴请。而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对他只行关系对等的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即“分庭抗礼”。）司马迁又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说句不好听的话，孔子的名声所以遍布天下，都是子贡人前人后吹嘘的，这就是得财势之助，而使孔子的名声“益彰”。
在中国政治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古代社会，商人就成了一个让统治者十分头痛的群体。任何君主都不喜欢“分庭抗礼”，更不希望商贾凭借自己的财富形成声势。他们尤其担心，商人富埒王侯之后，威胁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于是，商贾必须成为“贱商”，必须被排斥在权力与伦理体系的边缘。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是将其政治权力边缘化；锱铢必较，无奸不商，是将其在道德伦理方面边缘化。
扭曲的历史环境，培养了畸形的、缺少精神支撑的中国商贾，使他们成为可毁可誉、面目模糊的另类人群。
商人，在今天普遍使用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这是一种不含褒贬，中性客观的身份描述。然而，历史并非如此。“商人”这个词自它诞生那天起，其实就已经隐含了政治歧视的内容。
文史界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商人作为一种职业称谓，始于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周公为了巩固政权，禁止殷商族人参政，只许经商，“商人”之名，即由此出。对当时的情况，顾颉刚先生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商人拥有优厚之田园而不得作政治活动，愚拙者固务其农耕，才俊之士不安于保守，则起而服贾，仗其财力，比于封君，亦得与政权相抗衡。此商人之所以多为贾人，贾人号为‘商人’也欤？”（《商人释名》）也就是说，商人，是“以一代人之名为一类人之通名”。
周人开创了歧视“商人”的先例，从这以后，历朝历代的为政者纷纷效仿，对商人进行各种限制。
《史记·平准书》：“（汉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史。”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汉代不仅沿袭了禁止商人从政的旧例，而且连“衣丝乘车”都不行了，从此也就彻底杜绝了“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的可能，这是“辱”。而更严厉的是“重租税”的抑商政策，这是“困”。
到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５９６年）也曾下诏规定，工商不得仕进。唐制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仕伍，“依选举令，官人身与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其旧经职任，因此解黜，后能修改，必有事业者，三年以后听仕。其三年外仍不修改者，追毁告身，即依庶人例。”(《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卷四三《职官志》)按照这个“选举令”，不但工商不能入仕，连已经入仕的官人同居大功以上人员的亲属，也不许经营工商业了。在宋朝，“工商异类”与孝服未除、僧道反俗者一样，都不能混入举子试。“工商异类”，这个称号本身即满含歧视与偏见。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像商人这样遭受过如此长期的、有组织的政治打压。这种打压在本质上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与现实生活充满矛盾的。早在汉初，著名政治家晁错就曾经说过：“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论贵粟疏》，见《汉书·食货志》)这种现实生活与权力、伦理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具有破坏性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老百姓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早就看穿了权力、伦理体系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所以，尽管在正统话语体系里经商做买卖是让人轻视的，可实际上几乎人人都喜欢经商，也会经商，就连那些农夫村妇也要时不时地挑着担子、挽着篮子去赶集交易，赚点正常收入之外的“活钱儿”。全民经商，是不被官方史家承认的另一种民族传统。
到了明、清两朝，随着工商繁荣与捐纳制度的出现，虽然对商人入仕有了许多松动与变通的办法，但是，官方主导的士农工商社会分层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动摇。
由于这种历史性的边缘化，使中国商人始终未能培养出自身特有的职业精神与道德操守，而一代又一代相继发迹起来的商人们，则轮番处于一种“暴发户”的状态。尽管明清时代的各大商帮试图主动依附传统的伦理体系，自命“儒商”，并以“信义”相标榜。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所依附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权力体系。无论是以仕进为目标的“捐班”，还是官商勾结以寻求保护，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阴影。在同一时期的英国，商人与国王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平等的契约关系，中国的商人却始终处于任人宰割的从属地位。
无论如何，正如管仲在数千年前所发现的，商人与威权专制，具有天性的冲突。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历史，不仅造成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停滞，彻底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逐渐引发了社会伦理体系的崩溃。因为，专制政体始终无法解决“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现实矛盾。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下，中国的商人们或许有过暴发的狂喜，却很难感受到这种职业带来的光荣与快乐。
谁是经商从政的鼻祖？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二
经商从政的鼻祖当仁不让的是吕不韦。
吕不韦，阳翟（一说濮阳）的大商人，贩贱卖贵是他的谋生手段，也是他的特长。在他眼里，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可以谋利的商品，其中也包括“人”。一次，他去赵国的都城邯郸贩货，偶然见到了秦国的人质异人（即子楚，秦始皇的父亲）。这次偶然的相遇，让他发现了一个重大商机，回家之后，便和父亲有了这样一段大胆得令人吃惊的对话：
（吕不韦）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何？”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先秦，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尚未确立以前，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想像力的时期。无论是王公贵胄、文武之士，还是布衣商贾、山野村夫各展才智，都不乏奇思妙想。“立国家之主赢几倍”，吕不韦把一个商人的想像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他第一次见到子楚这个活生生的人，就说了一句赤裸裸的商业术语：“此奇货可居。”
其实，在秦国太子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里面，子楚应该算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他母亲夏姬不受宠爱，他本人被外放到赵国当人质，当时秦国又不断对赵国兴兵攻伐，更让他身处窘境。这种窘境不仅是政治外交上，还有经济上的。司马迁说他当时的境况是：“车乘进用，不饶，居困处，不得意。”
正是由于子楚“不得意”，吕不韦才有了做成这笔“大买卖”的机会。机不可失，他主动去游说子楚了。吕不韦不仅有想像力，还有几分幽默感，他和子楚的这场交易，在看似玩笑之间开始了。
身为布衣的吕不韦对子楚说：我能让你光大门庭。
子楚一听就笑了，讥讽道：你还是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
吕不韦说：你有所不知，我的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光大。
就这样，吕不布与“奇货”子楚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开始了“立国家之主”的商业投资。这项投资计划的启动经费是“千金”，吕不韦交给子楚五百金，让他改善生活环境，结交天下宾客；他自己拿着五百金，买了些奇珍异玩，直接奔秦国去讨好华阳夫人了。
华阳夫人是安国君的正夫人，深受宠幸，却没有儿子。吕不韦利用她没有儿子这个心病，乘虚而入，通过她说动安国君立子楚为嫡嗣。从此，子楚从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脱颖而出，成了秦国的合法继承人，而吕不韦“立国家之主”的庞大商业计划也取得了初步成功。
有两个女人在这场交易当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华阳夫人，另一个就是吕不韦的宠妾，后来成为太后的赵姬。
子楚这人平庸而好色，一见到赵姬就被迷住了，涎着脸求吕不韦割爱相让。最初，吕不韦非常愤怒，可转念一想，为了这个“奇货”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投进去了，绝不能功亏一篑。结果他出于商人的本性，连自己喜欢的女人也作为本钱押上了。赵姬隐匿已经怀孕的事实，成了子楚的女人。赵姬生下儿子，取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子楚因此立她为夫人。
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死，太子安国君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一年后，安国君也死了，子楚继位，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经过长线投资，这笔“立国家之主”的买卖果然获得了暴利。
子楚（庄襄王）在位三年，年幼的太子政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家僮即有万人之多。
“立国家之主”虽能赢利无数，却也是个十分危险的买卖。随着秦王政渐渐长大成人，这种危险性也在不断加强。始皇九年，太后（赵姬）与嫪毒私通事发，吕不韦受到牵连，险被秦始皇诛杀。从此，吕不韦的运势开始急转直下，先是被免去相国职位，后来又要逼他全家离开食邑河南迁往蜀地。吕不韦见大势已去，最终在惶惶不安中饮鸩自杀。
作为一个商人，吕不韦或许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吕不韦是失败的，甚至不得善终。无论作为商人还是政治家，他都是一个极端缺乏道德感的人，所以司马迁说他是孔子所定义的那类“闻”者，是色仁行违，大奸似忠的佞人。
吕不韦和许多著名历史人物一样，并不真正关心道德操守，也不可能完成个人道德提升。但是作为一名商人出身的“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政治上，主张君道虚，臣道实。他说：“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在君权专制的社会，“虚君”是士农工商的共同愿望，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最优秀分子追求的共同目标。俗话说官不扰民，民自富。君权与官权，一直是中国人的压迫者。
在经济上，主张尚农的同时鼓励工商，以致在当时秦国的工商业者“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
在文化上，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了《吕氏春秋》。这部著作的产生过程虽然有点像目前政府花钱搞的文化工程，却不失为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它反映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文化史料，都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遗产。
在吕不韦以商业操作“立国家之主”几十年之后，改朝换代的手段被楚霸王的“取而代之”和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全面取代，中国历史进入了暴力、血腥、屠戮的野蛮轮回！
谁是弃政从商的先贤？
《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三
杨黎光
弃政从商的先贤，当算辅左越王勾践称霸诸侯的范蠡。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史记》中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都对他有过生动的描述。他先是作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军事家出现的，后来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杰出的商人。这种人生角色的完美转换——用现在时尚的说法是所谓的“华丽转身”，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凤毛麟角，就是世界历史人物中也不多见。因此司马迁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
提起卧薪尝胆的故事，一般人想到的往往是越王勾践，进而夸大其所谓隐忍的意志力。其实，主导整个故事发展方向，并且最终使它有个圆满结局的，却是足智多谋的范蠡。如果没有范蠡、文种两人左辅右弼，漫说是“尝胆”，就是勾践一辈子把苦胆当饭吃，也不可能战胜吴王夫差，更别说称霸诸侯了。司马迁是目光锐利的历史观察家，也是叙事大师，在《越王勾践世家》里，范蠡一出现，就突出了他的睿智。
勾践继位的第三年，他听说吴王夫差日夜练兵，要来报两年前的杀父之仇，便想先发制人，主动兴兵伐吴。范蠡极力劝阻，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可勾践还是一意孤行，结果自取其辱，兵败夫椒，被困会稽山。事到如今，勾践才没了主张，不得不回过头来向范蠡问策了：“因为不听你的话，落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怎么办？”范蠡告诉他：“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先用谦卑的言辞、厚重的礼物，如果不行，你就以身相许，主动去给人家做随从。对范蠡的话，身陷危局的勾践再也不敢怠慢，立刻打发大夫文种去吴国送礼求情了。而范蠡那简单的两句话，成了后人所说的“定倾危之计”。
范蠡、文种作为勾践身边的两位重臣，“苦身勠力”二十余年，终于灭掉了吴国，尽雪当年会稽山之耻。对越王勾践和大夫文种来说，算是功成名就了，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他们生命中最光辉的顶点。而对范蠡来说，这不过是他人生转型的开始。
在多如繁星的著名历史人物当中，并不缺乏越王勾践这样的“明君”，也不缺少大夫文种这样的能臣。然而，如范蠡这般对君主的残暴本质有着穿透性认识，因此能够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核心，同时，又对人生有着积极的追求，因此退隐而不避世，转战商场，靠智慧发家致富的复合型人才却是十分罕见的。
范蠡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奇人。他出走后，时而自称“鸱夷子皮”，时而自号“陶朱公”隐姓埋名，都为他的后半生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传奇色彩。
范蠡那次急流勇退的出走，实际是躲避杀身之祸的逃亡。就此，司马迁通过范蠡写下的两封信，让我们看清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在勾践称霸诸侯之后，范蠡也成了上将军。然而，“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于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所以，他的第一封信是写给越王勾践的，核心内容是“臣请从会稽之诛”，说白了就是主动负担当年勾践受辱会稽山的责任，要求勾践按照“主辱臣死”的逻辑杀了自己。他当然并不想死，不过试探勾践罢了。而勾践的回复表面上看似对他敬重有加，其实已经含了杀机：“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有史以来，普天之下，哪个君王肯与自己的臣子分享国家，共有政权？若此，还称什么“孤”，道什么“寡”？显然，“分国而有之”是假，“将加诛于子”是真。范蠡一听这话，急忙收拾细软，带上家人亲信“乘舟浮海”，落荒而逃了。
范蠡安全到达齐国之后，变名易姓自称“鸱夷子皮”，然后他又发出了第二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昔日同僚大夫文种的。他对文种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子何不去？”文种见信后，没有像范蠡那样在第一时间出逃，而是“称病不朝”，结果被越王赐死。文种以自己的死，证明了范蠡的断判，也造就了“兔死狗烹”这句著名的成语。
在刚刚说过了“狡兔死，走狗烹”之后，紧接着，范蠡又为后人留下了一句成语：计然之策。从“兔死狗烹”到“计然之策”，揭示了范蠡人生转型的内在逻辑。
计然，相传是范蠡的老师，曾提出过“六岁穰，六岁旱”的农业循环学说和贵出贱取等经商致富的“积著之理”，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当初越王勾践受困会稽山，任用范蠡、计然管理经济，修之十年而国富。
在看清了“兔死狗烹”政治前景之后，范蠡满怀感慨地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计然之策，可以富国，也能兴家。过去范蠡已经将其行之于国，现在，那个国家再也和他没有关系了，他要将其行之于家了。从此，计然之策在汉语里成了生财之道的代称。
在《越王勾践世家里》，司马迁先后两次把“苦身戮力”这个词用在范蠡身上。前一次是这么说的：“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而后一次则是这样写的：“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称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同是“苦身戮力”，前一次是为越国为勾践，后一次是为家为自己。
以范蠡的智慧，再加上一番“苦身戮力”的经营，没过多久就“致产数十万”。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刚刚过上安定富足的日子，麻烦又来了。“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接到这个消息，自然很有几分得意，而更主要还是对官场的恐惧，所以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赶紧退还相印，散尽家财，随身只带了些珍宝，又一次走上了逃亡之路。
这回范蠡把自己的隐居地选在了陶（山东定陶）。与那次从越国匆忙之间“浮海出齐”只顾逃命不同，他此番选择隐居地又多了一层生意上的考虑。在当时的地理概念里，定陶是天下的中心，也是万商云集的贸易枢纽。范蠡认为在这里落脚谋生，可以迅速致富。于是他自谓陶朱公，再次艰苦创业，父子一道耕垄亩，牧养牲畜，同时贵出贱取，“候时转物”，以逐什一之利。没多久，他又成了家资巨万的富翁。过去的范蠡、鸱夷子皮，如今又以陶朱公的名字广为人知了。
范蠡住在定陶期间，曾经有过一段安稳舒心的日子，还在这里生下了自己的小儿子。可这小儿子刚刚长大成人，他的二儿子却因为杀人被囚禁在了楚国。范蠡说：“杀人偿命，理当如此。但我也听过‘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说法。”便打算让他的小儿子带上千镒黄金，前去探视，以便伺机相救。正当他小儿子将要出发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来了，闹着非要代替小弟弟去楚国。范蠡不肯，大儿子便以自杀相威胁。他自以为是家中长子，这么大的事，父亲派小弟弟出面是看不起他，驳他的面子。见儿子要自杀，当母亲的急了，说道：“让小儿子去，也不见得就能救活二儿子，倒先把老大逼死了，这可如何是好？”无奈之下，范蠡只好同意长子去楚国。他给住在楚国的好友庄生写了一封密信，又反复叮嘱自己的长子：“你只需把这千镒黄金交给庄生，任其处置，无论如何不要与他争辩！”范蠡长子匆匆上了路，临行前，还自作主张多带了数百镒金。事后证明，这个好自作主张的长子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自从离开越国之后，范蠡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权力的威胁与诱惑，只求以普通商人身份获得平安富足的生活。然而，权力的阴影始终是无处不在的，是任何人都无处逃遁的。他儿子被楚国囚禁之后，迫使他不得不再次向权力靠拢。不同的是，他过去贵为卿相，是权力的操控者，现在则成了布衣商贾，只能以财力抵御权力了。
庄生住在城墙下的一间陋室里，周围杂草丛生，看上去十分寒酸。他收下朱公长子带来的信件和千镒黄金之后说：“你快走吧，切不可在楚国逗留！即使将来你弟弟被释放了，也别问为什么。”喜欢自作主张的朱公长子并没有按照庄生的吩咐行事，他不仅留在了楚国，还用私下带来的那数百镒金贿赂当地权贵。
庄生虽居陋室，却以清廉正直闻名，在楚国备受尊崇。他本意也没想收受朱公的钱财，打算事成之后再退给朱公，表明信誉，所以才对妻子说，这笔钱不能动，早晚要还回去的。
在没有强敌威胁的和平年代，文人们左右君王的手段实在有限，所以才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天道”。庄生营救朱公的儿子，借助的还是“天道”。他到宫里对楚王说，最近夜观天象，发现星宿异常，怕是对楚国有害。楚王问他破解之法，他说只有广施恩德才能免除灾害。楚王马上说，你放心吧，我将行德政。楚王要行的德政，就是大赦天下。很快，朱公长子就从楚国的权贵中间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暗想，如今楚王要实行大赦，弟弟自然会被释放，那一大笔钱就算是白送给庄生了。越想越心疼，忍不住又跑去找庄生了。庄生见到朱公长子很是吃惊，问道：“你还没走呀？”朱公长子说：“没走。当初我是为救弟弟来的，现在弟弟要被自行赦免了，特来向先生辞行。”庄生一听就知道他是讨钱来了，告诉他钱在内室放着呢，原封未动，让他自己去拿。朱公长子也没客气，进去就把钱拿走了，还暗自得意。
庄生觉得被个后生小子耍了，恼羞成怒，再次入宫见楚王。他指责权贵们收受朱公的贿赂，而楚王大赦天下的德政其实也只是为了对朱公的儿子法外施恩。楚王一听，怒不可遏，命令先杀了朱公的儿子，然后再行大赦。
结果，朱公长子是带着弟弟死去的噩耗离开楚国的，此外，还有他从庄生家里追讨回来的“千镒黄金”。
这是一次失败的营救。从本质上说，也可以归结为财力对抗权力的失败，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权力永远是不容挑战的。但是，在正常状态下，财富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也并非是毫无作为的。我们来看看朱公就本次事件所作的剖析：
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首先，他早就预见到了长子会害死弟弟，因为长子太小气，太吝啬，关键时不肯舍财；其次，他也并不因此埋怨长子，这孩子从小就跟着他为了谋生四处漂泊，吃苦创业，自然会把钱财看得很重，而最小的儿子则完全不同，生下来就是富家公子，习惯了奢华的生活，不懂赚钱的艰难，当然就会仗义疏财；所以，他认为今天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自从长子踏上去楚国的旅程那天开始，他就等着丧子的噩耗了。朱公的这番话大约可以使我们引伸出这样的结论：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以财力对抗权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不舍血本。
在条清缕析地说明了二儿子被处决的原因之后，朱公还有一句话特别值得体味：“事之理也，无足悲者。”真正的智者能够克服悲伤，自然也会对快乐采取超然的态度。
贸易交往与文化交流一样，都发自人性的本能。无论统治者如何以权力遏制，以“教化”扭曲，都是无法彻底禁绝的。人的天性里不仅有交流的愿望，沟通的需要，还想“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执能之荣”，而这一切物质享受与心理满足，都离不开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即产生了一批原创性的思想家，星斗璀璨，也出现了许多勇于从事社会实验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及善于“治生产”的富商大贾。
司马迁是最早对商人给予公正评价并且为他们著书立传的史家。他说,无论是高居庙堂的“贤人”，还是守节隐居的文武之士，以及游走于市井的商贾，追求财富是“人之性情”，他们本质上是没有高下之分的。
官商勾结，暴发户的变态人格
《四民之末 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商贾阶层》之四
杨黎光
随着秦统一中国，特别是在汉代开始推行严格抑商政策之后，“商人”从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骤然消失了。我们再也没看不到范蠡、白圭、吕不韦这样的经典人物。然而，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特殊群体，他们始终存在着。他们的整体形象，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被重新定位、塑造、解读。到了宋明时期，商人开始“艺术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或是卑贱的贩夫走卒，或是无耻的暴发户。
城市发展与商业繁荣往往是互为因果的。顾颉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西汉都会户口》，其结论是凡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必然商业发达，反之亦然，商业发达的地区往往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北宋时，中原的核心城市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商业的繁荣也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汉时京兆尹长安，官方统计，户八万零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三百；北宋时开封府，官方统计，户二十六万，口四十四万，而据民间估计，东京新旧城内男女老幼应该有六十七万之众，是当时世界级的大都会。因此，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才组织了一批全国最优秀的画家创作《清明上河图》，要形象地反映当时京城的繁华盛景。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除了有许多学术专著受人推崇的之外，还创作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残梦》，其中反映的就是《清明上河的图》创作过程。
从题目上说，这幅长篇画卷所以定名为“清明上河图”，取意“清明在躬”，只表现城中的意象，并不局限于清明节那天的情事。这个皇家钦定的创作班子经过更换主持人，最后选定了翰林学士张择端，并且明确了主要反映的三大内容：京城近郊乡野风光、入京河道与开封府街市。其中，入京河道与开封府街市所表现的都是商业的繁荣。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贸要道。从画面上看，河道里船只往来，首尾相衔，纤夫、船夫各尽其能，协力并进；码头上货船抵岸，挑夫、脚夫一片繁忙；河道两侧，虹桥拱立，人烟稠密，茶馆、摊档、饭铺生意兴隆……
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加之交通便利，北宋时的京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此，开封的街市被当成了整个画卷的主题篇幅。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层层铺展，只见屋宇鳞次栉比，茶楼酒肆、缎庄布坊、牙行脚店、屠户肉铺、庙宇公廨等等一望无尽，飘扬的招旗下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拥挤的马路上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好一番太平盛世的市井风情。
然而，这一片让人目不暇接的热闹表象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呢？这些沉沦于市井的贩夫走卒，以及茶楼老板、酒店掌柜所代表的就是当时的商人主体形象吗？他们的内心深处，又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
图画是沉默的，它只向人们呈现当时的生活景观与人物形状，拒绝回答任何画面以外的问题。他们也许活得很充实、很快乐，也许正满腹忧思，却不得不为了生计对客人们强作欢颜。
事实上，商人被排斥出主流社会之后，他们便集体失语了。同时，他们的形象却因为《清明上河图》、《金瓶梅》这样的艺术作品变得“生动”起来。他们脱 离了史学家的视野，却成风情艺术家的重点观察对象和表现对象。《清明上河图》让我们看到了宋时普通商人奔波劳碌、街头议价、开门揖客的外在生存特征，《金瓶梅》则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宋明时期的商人提供了可能。小说当然不是信史，况且它成书的时候已经是明万历年间了。但它毕竟是以那个时代为摹本创作的写实主义巨著，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化再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能是夸张的，甚或是扭曲的，但它往往能够让我们深入窥探到他的灵魂。
在我们这个由皇家垄断历史的民族，若想了解过去的真相，往往是看信史不如看野史，看野史不如看民间话本。而对于商人这个特殊的阶层，更是如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金瓶梅》这样的话本也是官方的禁书。从它成书那天起，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只闻其名，无缘其书。至于书中的两个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人们主要是通过另一部小说（话本）《水浒传》对他们加以认识，进行角色定位的。
《金瓶梅》作为一部享誉中外的“奇书”，它为人们对其进行解读、研究提供了多个角度，它是文学的，也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和性学的，甚至有人通过书中提到的食品和食谱研究中国人的饮食，通过书中人物的穿装打扮研究宋明时期服饰……它是一座以小说的形式留给后人的文化墓葬，让学者们持续不断地发掘着它所蕴含的丰富价值。(未完待续)
透过《金瓶梅》，看商人的“发迹史”
——《四民之末 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商贾阶层》之五
在这里，我们只想分析西门庆这个人物，只想通过他了解宋明时期的商人所具有的特质
笼统性地说，西门庆是个花花太岁，有钱，有势，爱玩也会玩女人。批判性地说，西门庆是个恶霸商人，依仗财势通吃黑白两道，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结论性地说，他其实就是个典型的官商勾结的暴发户。
在君权、官权主导一切，法律完全丧失公信力而道德又彻底沦陷的社会，什么人才能成为暴发户？恶棍，西门庆这样的恶棍。
关于西门庆的身世，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介绍的并不多。他刚一出场——也就是他和潘金莲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万历本的《金瓶梅词话》是这样写的：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生药铺。从小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那人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在这聊聊数语间，大概包含着这样几项内容：当他仅仅拥有一间生药铺的时候，人们只把他看作“破落户财主”，一个“浮浪”的小商人；由于他的生药铺就开在“县门前”，使他有机会时常接触县里的官吏，从而也就有了“在县里管些公事”的机会，而他经管的所谓“公事”，说白了就是充当贿赂官吏的中间人——“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在上面那短短的几句话里，两次说到他“近来发迹有钱”，一是指出“发迹有钱”的原因——勾结官府，一是指出“发迹有钱”的结果——人们再也不敢叫他“西门大郎”了，改叫“西门大官人”了。总之，他仅仅是个小商人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浮浪子弟”是蔑视的，在他与官府勾结起来之后，顿时“发迹”了，“满县人都惧怕他”。这是生药铺小老板西门庆发迹的第一阶段。
即使“满县人都惧怕他”，这时的西门大官人也只是个官府的帮闲商人，财与势都还有限。但经过长期“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他已经看清了权与钱、官与商的关系。于是，他的发迹史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
西门庆两次“谋财娶妻”，先娶孟玉楼，后纳李瓶儿。孟玉楼原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丈夫“去贩布死在外地”后，她成了有钱的寡妇。“手里有一分好钱。……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他（她）也有上千两。”经薛嫂从中说和，她做了西门庆的第三房妾，其财产自然也跟着归了西门庆。
说到李瓶儿，得先介绍一下他的前夫花子虚。花子虚是东京花太监的侄子，常和西门庆一起吃喝嫖赌，两人气味相投，还拜了把兄弟。花子虚整天在外面鬼混，使李瓶儿受到冷落。所以，西庆门在花家与李瓶儿相见后，迅速勾搭成奸。后来，花子虚的兄弟与他争夺花太监留下的遗产，闹上官府，被捕入监。而“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恰恰是西门庆的强项，他发财的机会来了。这李瓶儿比孟玉楼更加富有，在打官司期间，她给西门庆“寻人情上下使用”的礼钱就有“六十定（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为了安全，她还把四口描金箱柜让西门代为保管，里面全是蟒衣玉带、值钱珍宝、玩好之物……
经过一场官司，花子虚饮恨而死，李瓶儿成了另一个有钱的寡妇。就像当初看上孟玉楼一样，作为商人的西门庆除了中意李瓶儿的风情，也想占有落到她手里的财产。于是，再来一回“西门庆谋财娶妻”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笔婚姻交易不仅使西门庆人才兼得，还占有了花家昔日的宅地，并将其改造成了宏大华丽的花园。
另一个给西门庆带来意外之财的是他的女婿陈经济。在中国，无论官场还是商场，最基本的关系网都是由“裙带”或“裙带”衍生出的“血缘”编织起来的。西门庆的儿女亲家是京城官僚陈洪，陈洪的儿女亲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用西门庆向人炫耀的说法，他和杨提督是“四门亲家”。西门庆最早的靠山就是这个杨提督，从发配武松，到摆平花子虚的官司，都是通过杨提督央求蔡京蔡太师办成的。可当官和经商一样，都是高风险的职业，危机四伏。杨提督本来是在皇帝面前都能说上话的“当道时臣”，却突然被政敌一本参倒。陈洪因此受到牵连，发边卫充军。陈洪的儿子陈经济只好带着西门大姐逃出东京，投奔西门庆来了，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许多装满了金银财宝的“箱笼家活”。
西门庆得了这几笔横财，顿时“家道营盛”，成了清河县屈指可数的巨富。在完成财富积累之后，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个徒有虚名的“大官人”了，他的发迹史又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听到蔡京蔡太师张罗做寿的消息，西门庆很是费了一番苦心，专门备下“生辰担”，差人送上许多奇珍异玩。关于这份寿礼，《金瓶梅词话》里是这样描述的：“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咸靸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纻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送礼得官，蔡京听说西门庆还是“一介乡民”，随手就赏了他一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直到这时，西门庆这个“大官人”才真的做上官了，身价倍增。
“乡民”西门庆尝到了送礼的甜头，更是抓住蔡京不放，并由金钱攻势向人情攻势转化，通过不断向蔡京，以及蔡京的官家翟谦等人送礼献美，竟做了蔡京的“假子”，升为正职掌刑。原先那个“浮浪”的小商人，通过官商勾结，以权滋商，财势两得，名声煊赫。对此，常在街面上跑媒拉牵的文嫂是这样形容的：“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旧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歌儿舞女，得宠侍妾，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然而，由于没有精神支撑，漠视道德约束，缺乏职业自尊，几乎所的暴发户都是迅速发达，迅速沦落。正如那些依靠暴力取得的政权一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西门庆发迹之后没几年，便因沉溺酒色，纵欲过度，终于油尽灯枯，“脱阳而亡”。那时，他刚刚三十二岁。
西门庆身上几乎集中了所有暴发户的人格特征：不学无术、寡廉鲜耻、贪利纵欲、诡计多端、媚上欺下、恃强凌弱……他们以感官享乐为人生最大快乐，以所谓荣华富贵为人生终极追求。
西门庆刚死，另一个“西门庆”便随即出现了。这人叫做张二官，也是个发迹的财主，他“打点了千两金银，上东京寻了枢密院郑皇亲人情，……要讨刑所西门庆这个缺。”不仅如此，他还想把潘金莲也娶过去，因为“如今有了这般势耀，不得此女貌同享荣华，枉自有许多富贵。”
古往今来，在中国的商人当中，真不知道出现了多少个这样的“西门庆”。
明清商帮，官商勾结的盐贩子
——《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六
中国人是习惯于向后看的。不可否认，在当前这个利益趋动一切的虚假社会，我们大都患上了诚信饥渴症。因此，有人想到了明清商帮，理想化地把他们塑造成以诚信为本，以诚信兴业，以诚信发展的一代“儒商”。细想起来，这里面至少存在两个误区：首先，诚信本来就是商人（也是每个普通人）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守则，如果把它当成难得的美德极力炫耀，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就不仅显得可悲，而且可怜；其次，不能因为缺少诚信而无限拔高诚信，它是一种道德品格或者仅仅是职业素质，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主动力，也不可能成为商人能否获取财富的决定性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商帮的兴起，还有人一厢情愿地把明清两朝美化成商业繁荣，海晏河清，人民富足的盛世强国。关于明王朝，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揭示它的本质：“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至于野蛮的清王朝，它给中国带来是一次文明大倒退，更不可能使社会经济产生任何创新性的发展，充其量也就是学习前朝旧例，萧规曹随而己。不想“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是怕人民普遍富裕后依仗财势，傲视官府，危及政权；使“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是怕官逼民反，从另一个角度危及政权。这是一切专制统治者共同采用的阴谋，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有意让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刚刚温饱的标准线上。
千百年来，集权专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在它的笼罩下，根本没有光明。从本质上说，明清商帮与宋朝时那些官商勾结的人物是一样的，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也更具群体性而已。
还原历史的真实，明清商帮的兴起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具体地说，它最初的根由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实施的“开中制”。
朱元璋击败蒙元建立明王朝后，仍然视北方游牧民族为最大威胁，遂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称为九边或九镇。这个东起辽东镇海滨，西至甘肃镇嘉峪关，管辖边墙全长5274公里的巨型防御体系，除发生紧急军情从内地调动援军外，平时驻军即达80多万。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九边之首大同一带。大同镇边墙323公里，驻守马步官兵13．5万多人，配马、骡、驴5万余匹。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漫长的边防体系，如此庞大的驻军规模，给明政府带来了巨大的供给困难。据《大明会典》记载，仅大同镇就需屯粮51万余石，草16．9万余束，秋青草176万束，此外还需要大量棉花、布匹等消费品。为了运送这些物资，明政府不仅要抽调大批官军，还要征调许多民夫，总之，每年花在驻守长城上的银子就达上千万两，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为解决边镇军事消费与供给的矛盾，明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对晋商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开中制。开中制是在历代食盐实行国家专卖的基础上，明政府为解决边饷问题而找到的一举多得之策：省钱、省时、省力。然而，它的初衷既不是富民，也不是富商。
简单地说，开中制就是让商人们向各边镇的边仓纳粮，以此换取贩卖官盐的执照（盐引、引目），这就是所谓“纳粮中盐”。
一切由国家专卖的商品都是暴利产品。盐和粮食一样，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盐和粮食又不一样，它不是任何一片土地都能出产的特殊物品。因此，它就成了官方可以垄断，进而讹诈百姓，谋取暴利的专卖品。中国并不是一个缺少盐资源的国家，它的价值或者说暴利主要来自官方的垄断。
开中制最初实行于山西大同镇。《明太祖实录》卷五三记载，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行省官员向朝廷建言：“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德州）运至太和岭（山西朔州马邑），路远费烦，清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次年制定全国中盐例，实行了开中制。
“纳粮中盐”主要集中在九边，大同镇又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和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使山西商人近水楼台，捷足先登。随着开中制向多元化延伸，除纳粮外，还出现了纳棉、纳布、纳马、纳铁中盐等方式，山西商帮不仅靠多种经营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其势力范围亦向两淮、河东等全国所有的盐产地扩张，达到了所谓“贸迁四方”的全国性影响。
到了明朝中期，盐业政策由“开中制”向“折色制”转化。所谓“折色制”，即盐商不必再运送粮食等物资到指定的边境地区以领盐引，而是直接用银子来换取盐引。
“开中制”成就了山西商帮，“折色制”则促进了徽州商帮的兴起。说到底，引起当代中国人无限遐想，无限向往的明清两大商帮，其实都是靠官商勾结起家的盐贩子。
实行开中制时，要送粮食等物资到边境才能换取盐引，而徽州偏居一隅，地处大山深处，对外交通不便，又因地狭人稠，自古粮食不能自给，与晋商相比，他们显然不占“地利”。实行折色制后，徽商在内地就可以花钱买到盐引。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徽州盐商成群结队地赶赴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仪征、扬州和淮安等地，徽州盐商的经营，一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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