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社会对撒切尔夫人过世消息的两极化反应，便可以断定她具有不容抹杀的历史地位——任何造成深远历史影响的人物，都难免后人的褒贬。支持者认为，撒切尔夫人是英国战后最伟大的首相，她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手腕及钢铁般的意志，扭转了江河日下的英国国势，对外发动福克兰战争、通过谈判不失颜面地把香港归还中国，恢复了英国人的荣誉感；对内改革福利制度、打压绑架经济有效运行的强大工会、对威胁英国和平的北爱分离运动恐怖主义毫不妥协，促成了英国社会经济活力的复苏。

　　与撒切尔夫人政治理念相近并私交甚笃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以朋友的身份发表悼文时，就形容她“胆识过人并坚持原则”。笃信自由市场原则，反对社会主义的撒切尔夫人在担任首相期间，为了打破导致英国财政破产的左派政策，如终身福利制度、工会影响力过大等弊端，不顾工会发动的激烈抗争及社会大众的反对，坚持私有化、取消政府津贴，不惜让许多丧失竞争力的企业倒闭，大量员工失业，全力推动英国经济向自由市场转型。她的经济理念不但改变了英国，也因为说服了当年的美国总统里根采信同一套治理哲学，为后来以市场为主导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以她的政治亲密伙伴命名的“里根经济学”，主张放松政府对私营企业的管制；大量减税来刺激经济活动，进而制造就业机会，提高民众收入；压制通货膨胀。这些理念背后不无撒切尔夫人深长的影子。由英美经济带头，全球经济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摆脱越战后的“滞胀”怪圈，出现了持续性的复苏，相当程度地证明了这套结合政治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有效性。

　　当然，在作为被改革对象的旧经济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眼中，撒切尔夫人这种亲商的立场无疑是在出卖劳动阶层的普遍利益。在英国右倾媒体歌颂她是“英国的救星”的同时，左倾媒体却尖锐地抨击她的政策造成英国社会的分裂、鼓励人性的自私和贪婪，并因此反对给予她国葬的荣誉；在一些因为她的经济政策而一蹶不振的地区，人们甚至在她去世后聚众欢庆。如此褒贬两极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影响的深远程度。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撰写属于自己的历史，并针对那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重新诠释历史。无论政治立场如何，相信没有人会否定撒切尔夫人对英国乃至世界的改变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她毕生推崇的自由市场原则，在治愈了当年英国奉行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后遗症的同时，是否也制造了新的疑难杂症，显然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在今天，没有人会否认，1990年代末以来经济周期快速缩短，起落波动幅度增大，全球经济陷入不稳定，以及这对世界亿万民众生活基本保障所带来的冲击，都与“里根经济学”脱不了干系。

　　波及全球的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正是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苦果。越来越多社会出现日益尖锐的贫富差距现象，也是放任市场运作的“小政府”原则必然的产物。合理化富人减税的“滴涓效应”、“潮涨升起所有船”等说法，并不必然成为经济与社会现实。新加坡2011年的政治“分水岭”，与美国“占领华尔街”一样，都是对撒切尔夫人历史遗产的某种反省与反弹——市场或许能增加效益，但“小政府”却容易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流失；“善治”也未必等同于“公共善”的实现。如何对她盖棺论定，或许也能预示人们将如何解释与解决眼下的问题。

(联合早报社论原题：撒切尔夫人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