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美国学者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于1968年提出来的概念，意为一个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凡是公共的东西，谁都可以去占有，结果，公共的领域就消失了。其实，大到自然环境，小到个人的心灵世界，都可以观察到公地悲剧的现象。

　　在其名著《利维坦》中提出，由于恐怖，人人为敌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设想了一种“巨灵”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所谓“巨灵”就是主权，人们在主权观念下，团结成为国民，就可以克服恐怖，一致对外。这个“巨灵”以对外的敌性预设为前提，实际上，“外”就是想象中的“公地”，人们可以发动战争去夺取并占为己有。可以说，西方对非西方的侵占与殖民，就是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下产生的。

　　对西方来说，不同于他们的政体也是一种“公地”，可以去捣毁，并按照他们的模式加以重建。同样，非西方的文明也是一种“公地”，环境与自然资源也是一种“公地”，可以去改造或掠夺。目前，全世界都在按照西方国家的法与逻辑行事。于是，公地悲剧愈演愈烈，无所不在。最近的东海与南中国海危机就是一例，这是肇因于西方主权观念的公地悲剧。在西方文明席卷全球的“近代”，国际法仍然没有办法对主权带来的“公地悲剧”，在理法上加以制止。

　　中国这三十年来重新对外开放，接受西方资金、技术的流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西方的控制超过十九世纪的严峻，但惟独对可以用来保护自己人民的“人权”，没有积极加以利用，处处陷入公地悲剧不能自拔。房地产是典型的例子，向农村“征地”，是公地的损失，在城市盖房，又是公地的损失。如果不对此加以限制，试想一下，农村与城市的公地都成了房地产，中国人赖以生活的共同空间就没有了。矿产资源，甚至水、空气都面临同样的公地悲剧。

　　人类防止公地悲剧的方法多种多样，我们常说要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就是一种防止公地悖论的生活智慧。儒家的“修、齐、治、平”就是一种避免公地悖论的秩序预设；西方人说，尊重隐私，或政教分离，都是这个意思。大学里，教授不能以传授信仰作为职业，就是出于对“思想空间”这块空地的尊重。在主权国家这个大空间里，居住在里面的国人是自由的，因为有一个对国家负责的官僚体制，在维持这个空间的秩序。

　　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东方文明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如黑格尔所说，在中国，只有一个自由人——皇帝，官僚机构垄断了这个空间，与民争利，无所不在，成为公地悲剧的制造者。十九世纪后半叶，外来危机加深，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也想获得敌人手中的“主权”来制敌。延续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政治整个陷入以主权为名的公地悖论——内部人人为敌，外部争夺公地。如今，按照公地悖论的行为原理，把在公地悲剧中获得的财富用来搞所谓“文化”建设，知识制度的重建又正擦肩而过。

　　近代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是在魏源（1794-1857）“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开始的，这个思想经过器物层面，向张之洞倡导的“国家”层面发展，公地悲剧开始出现在清末的政治生活之中。在魏源式“以夷制夷”思想指导下，官吏在既存体制中与民争利愈演愈烈，不可遏制。但后来冯桂芬（1809-1874）、俞樾（1821-1907）对魏源的思想提出了修正，冯桂芬的思想成为戊戌变法的指导思想，而俞樾的思想为其弟子所继承发扬，转变为辛亥革命。

　　俞樾是近代中国，对公地悲剧具有清醒认识的先觉者。他1881年作《三大忧》，认为“中国之号将替”、“孔子之道将废”、“天地之运将终”，已经预感到中国受到西方冲击，在政治、文化、环境三方面将要陷入全球性“公地悖论”。清朝终因无法应对俞樾从文明安全的角度，提出的全球化课题，退出历史舞台。历史上，明亡、清亡、国民党败退大陆，都是因为陷入公地悲剧不能自拔。

俞樾“三大忧”中的最后一项“天地之运将终”——环境破坏——是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国，才变为生活中的现实。他在《自强论》中提出了对处之策：“盖亦反其本矣！窃谓当今之世，欲行仁政莫急于吏治。”他的学生章太炎则认为，欲行仁政必先推翻满清。推翻满清，中国人成了“无君无父”之人的子孙，如今中国人要回到辛亥革命的原点——推行仁政，重新出发。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专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