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就是从鹅身上拔毛而不让鹅叫的艺术。这种艺术在中国无疑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中产阶级用30年时间为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但是他们的财富却神奇被“偷”，甚至整个中国的中产阶级都被“偷”走了。郑永年说，一个缺失中产阶级的社会，各方面的博弈都将会是一场“零和”游戏。作为中国“最中产”的城市，深圳能为中国中产社会担当点什么呢？
因特虎报告0011
深圳之道 允执厥中
生不逢时的“中产”和“小资”
中产，曾经多么令人神往，现在却处处不受待见，整个中国如此，深圳自不另外。
上流精英普遍追求超商业的利益回报。平均的商业利润率在手握权柄、靠垄断盈利的人的眼里是如此的寡淡无味，已经毫无吸引力。他们唯一的乐趣就是去做更大的“局”，去圈更多的“钱”，并且乐此不彼，深陷不拔。
草根根们其实无缘照面这些传说中的“大鳄”。真有机会见到或遥望，也为他们的“创富传奇”、 “神秘魅力”所折服，艳羡还来不及，哪还会去追究那些排场后面的阴谋与龌龊？
倒是那些所谓的“中产”，洗脚上田没有几天，刚买了房还不懂装修，刚买了车还很张扬，刚刚体验到waiter和waitress的体贴服务却还没有给小费的心理准备，处处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钱军打人”啦，“美女咆哮”啦，其实都是可怜草根与生涩中产之间一地鸡毛的“杯具”。
力争上游的人们远离了理想主义，怒火中烧的屁民们受不了艺文腔。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现实、倾向于直接、倾向于走极端，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罩不住内心的张牙舞爪。曾经中产云集的因特虎，还要不要坚守自己的小资情调？作为中国当代“最中产”的城市，深圳还能不能以中产精神、中产价值观引领中国走出“拉美化”陷阱？
深圳中产的“镀金时代”
2007年元旦，送旧迎新之际，因特虎老亨曾经发表过一篇“元日评论”，以拉家常的方式聊起了“深圳进入鸡毛蒜皮的市民社会之后的管治之道”。
以宏大叙事的眼光来看，彼时的深圳平淡无奇。全国政治格局中，深圳依然被有意漠视。城市突围无计，没有振奋人心的大事件，缺乏浓墨重彩的大手笔。年初多少有些期盼的深圳人，岁尾收获的依然是郁闷。倒是一连串鸡毛蒜皮的琐屑小事，令到深圳备受瞩目：例如富士康工人加班报道的官司，例如市内繁华地段停车费的大幅度上涨，例如住宅区能不能办公司的争议，例如城市户外广告的整治，例如“城管”扒“城管”的裤子，例如医院乱收费迁责电脑、医患冲突导致医生护士带钢盔上班，例如深南大道的修缮与质疑，例如“不买房”运动，例如事业单位改企业的网络异议，例如警察拘押“涉黄”人士游街，例如市民把劳动仲裁机构的牌子摘下背回自己家……，有迹象表明，人们的情绪正在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市民和官员随时都有失去耐心的可能。设若处置不当，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导致改革开放26年之后的深圳，成为一地鸡毛。
其实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并不一定是在社会最穷困的时候，在经济发展看起来比较繁荣的时期，社会矛盾往往更加突出。美国在19世纪后期GDP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了，社会矛盾却开始激化，劳资纠纷啦，不公平竞争啦，食品安全啦，都出来了。纽约一个纺织厂发生火灾，工厂大门被锁死了（也是因为老板为了防止员工溜号），工人逃不出来，140多人被活活烧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镀金时代”。
深圳镀金时代的悲喜剧既要面对社会矛盾的无奈，也要面对新移民落地生根后讲趣讲味的冲动。
深圳人刚来深圳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想把深圳当家的，不过是捞一票就走的，那个时候，深圳城市的好坏，说到底，与自己并无必然的干系。加之早年的深圳，商业利润超级丰厚，即使对城市管理也有不满，看在这里的钱好赚的份上，就都不去计较了。现在的深圳人是开始以“家”的眼光来看待深圳了，于是，房子啦、车子啦、小孩上学啊、老人看病啊、城市的前景、品位、细节，城市管理者的质素、态度、效率，都要被比较一番、挑剔一番。以前缺衣少吃，能买到衣服、混到饭吃就欢欣鼓舞，现在身上有个十万八万的，吃的要看卫生不卫生，健康不健康，色香味好不好，服务周到不周到；穿的要看式样、看质地、看色彩搭配，看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着装的不同要求。一个挑剔的中产社会来临了，人人都面临挑剔和被挑剔，这是一个大大有趣的社会，也是一个大大无趣的社会，你能驾轻就熟地应付自如，你在这个社会生存就妙趣横生，你要是不懂得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你就会处处自讨没趣。
中产的处世法则：不走极端！
在一个以中产为主的市民社会中斯混，要把握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不走极端。你尽可以在你自己专业和企业中力争上游，但是在社会公共生活层面，你必须牢记一点：中庸！只要你有了一定身家，不管身家多少，只要你还在乎自己的这点身家，你就绝对不会去做铤而走险的事情，别人做这样的事情，你绝对不会轻易紧跟，这就是中产的风险原则。根据这样的原则，中产不会喜欢任何极端冒进的社会改革，不会喜欢那些哗众取宠式的浅薄政客，那些双手叉腰，满嘴酒气，动不动拍胸脯的土八路是不会受到欢迎的了。相反，斯文儒雅有教养，睿智幽默有见识的社会公众人物开始受欢迎。人们对社会公众人物的期待是：你既要是坚定的社会改革者，同时又必须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利益调和者，你既要有主张、有主见，同时又不刚愎自用，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尤其重要的是，不管你做任何事情，都要程序优先，即使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你也一定是先充分听取意见然后才权衡议决，付诸实施。如果你象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地干预社会生活，即使你最终是做了一件好事，人们也不会欣赏你。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偏、不易、中正持平，落实到今天深圳的城市治理，就是：不以一己之私、朋党之私导致公共决策有所偏差；中规中矩，重大决策的出台先经过充分的协商，按照程序进行，不拔苗助长；不急不躁，有耐心、有韧劲，在说服市民接受真正具有长远利益的决策时显得有识见、有表达力、有灵活性、有幽默感、有绅士风度。市民社会的领袖不仅要能干，而且还要有好的人缘。
如果做不到绝对公正，总要有所偏重，那么只能偏向民生。
中产社会，人们对公共权力总是苛刻的，对普通民众则需要宽宥，这种道德标准有实际的理由。一个普通民众，靠银行按揭买了一套价值100万元的房子，政府不做充分补偿，就在旁边修一条公路高架桥，房子因此贬值50%，即使这条公路对全城有50个亿的价值，也不足以弥补这个普通市民50万的损失。50万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小事情，但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就是一笔天大的财富。当全城市不为他的50万考虑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让全城市付出超过50个亿的代价。这就是成熟的现代国家总是把普通公民的权利放在公共决策之先进行考虑的真正原因。取有余以补不足，这是天道，也是政道，政府的存在，不是要使权利多的变得更多，而是要使权利受到损害的普通人得到起码的补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道是补商道的先天的不足的，这是为了成全商道，而不是违背商道，以反托拉斯而著称的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就是这样干的。
让“谈判”成为习惯，让“妥协”成为美德
市民社会总是矛盾重重，纷纭烦扰，这是因为市民与市民之间的权利平衡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的波动是社会赖以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民众权利被完全界定清晰，丝毫不能有所变化，那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一如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但是一个社会的权利体系的波动幅度也不能过大，否则就会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就必须保持两点：第一，在市民权利的细小纷争中保持超然和中立，不要轻易介入市民之间的纠纷，否则，细小的纠纷就有可能因为权力的介入而引起轩然大波；其次，致力于建立一套市民纠纷的解决机制，用这种独立的、客观的、中性的社会机制来化解社会矛盾，这是公权力者的职责。
老亨的评论援引了当时流行的《大国崛起》中的例子。
法国大革命对于人类社会是有贡献的，但是对于法国本身，就是一地鸡毛的悲剧。法国本来是欧洲发展得最好的国家，在当时法国人看来，英国人长期以来根本就是乡下人，不值得与法国人相提并论的。但是法国缺一样东西，那就是社会对话与沟通的机制。由于国王、贵族和普通老百姓不能通过议会这样的圆桌会议坐下来谈判和妥协，鸡毛蒜皮的矛盾就被激化了，结果民众要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亲爱的法王路易十六同志还被蒙在鼓里，悠闲地在自己的日记本里记上“平安无事”。
英国人比法国人聪明一点的地方就是，在处死一个国王之后，王权和民众都觉得不应该以暴易暴，而是应该学会协商，国王可以提出国王的要求，民众也可以提出民众的要求，王权与民权的边界通过议会来讨论界定，大家在议会中争啊吵的，诉求都表达出来，反复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互相遵守，这样就不用在议会外边大打出手了。
不要以为议会都在讨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税收，也就是卖一个面包、生产一匹棉布得给国王多少提成的事情，这样的提成比例谈好了，烤面包的、纺纱织布的人跟国王就没有矛盾了，大家相安无事，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就有了。同样，商人与商人之间也通过谈判、契约、商业仲裁解决矛盾，就凭这一点，英国这个乡巴佬把法国贵族甩在了身后。
中国向来有暴君和暴民交相折腾的传统，这点象法国，而不象英国，深圳人能不能更象英国人一点呢？
2006年发生在深圳的种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之所以演变成影响全国的大事，甚至是坏事，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中道”没有得到遵循。在住房政策上政府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劳资纠纷中政府有没有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涉及到市民切身利益的大幅调整有没有经过必要的社会协商？影响到市民生活的重大公共政策有没有留给市民心理预期？公共服务机构不作为、低效率如何检控？公权力滥用危及市民基本权利时何以挽救？市民与政府的日常沟通管道到底够不够？起不起作用？……
看起来鸡毛蒜皮的这些小事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检测这个城市的市民和管理者的质素，这是深圳进入精明增长期和精细管理期的一个显著标志。深圳这个城市的这么“细小”的事情都足以成为全国公众关注的焦点，说明深圳没有被人淡忘，相反，这种关注表明，人们冀望深圳能够在社会管理、城市管理方面也能象在经济发展方面一样，给中国这个缺乏谈判和妥协精神的国度、缺乏市民自治传统的国度探索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的探索需要市民和他们的领袖一道，有足够的耐心、有足够的智慧、有足够奉献精神和妥协精神。深圳的市民及其领袖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成就深圳，成就自己，而不是任由自己的情绪支配，激化矛盾，导致深圳坐失社会改革的先机。
2004年的因特虎深圳报告就确凿无疑地告诉深圳人：深圳正在由无根的移民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演变，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应该早作准备，因应这种变化。真正使深圳成为一个伟大城市的将不再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赋予，而是源于深圳市民及其领袖们充满智慧的建树，这种建树，不见得一定是什么宏大战略、丰功伟绩，很可能只是攸关市民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小小的变革和创新。一种信念、一种态度，就可以象轮子驱动车马时代、蒸汽机掀起工业革命一样让我们的生活境界焕然一新。宽容、尊重、谈判、妥协……这些昔日英雄词典中几乎寻觅不到的词汇将引领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强者。
《因特虎报告》
因特虎老亨
201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