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震后产业转移：中国内地被战略性地排斥！”——前不久，这一报道引起普遍关注，在中国网络上被疯狂地转载，《朝日新闻》、日文yahoo等日本媒体则在4月21日做了专门的转载。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则忧心忡忡地呼吁：“切勿让日本产业转移避开中国！” 　　追求精益求精是日本国民性的重要部分，这使得日本在产业领域、尤其是传统产业界拥有不可撼动的技术优势。日本中高端产业的转移，涉及诸多高精技术，自然会成为各国纷纷争夺的“香饽饽”，蠢蠢欲动的无疑首属韩国，4月18日，《朝日新闻》报道称：韩国三星、现代等企业在海外急剧扩张的同时，技术高精化方面遇到发展瓶颈，韩国向日本政府提交日本产业转移至韩国的非正式议案，韩国愿意为日本产业转移提供全面的土地和资金支持。 　　中国既是日本汽车等产业最大的销售市场，也在为日本产业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日本产业转移的首选似乎应是中国，早前一些分析员甚至已翘首期待日本产业大转移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提供外部动力。 　　但是，日本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分析称，中国不会是日本产业转移最大的受益者。日本为什么要战略性地避开中国呢？ 规避“中国风险” 　　早稻田大学经营学教授林志行指出：“对日本产业界而言，既要强化亚洲战略，同时又必须考虑如何规避‘中国风险’。”日本一直将亚洲视为其产业战略非常重要的一环，从二战时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到目前热衷推动“东亚共同体”，都能隐约看出日本人对东亚整合的痴迷与执着。 　　而“中国风险”（China Risk）这一概念，在日本国内并不算新鲜。林志行教授称：“在日本产业界进军中国市场的最初阶段，最担心的‘中国风险’是政治风险，即担心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积累的私有资本是否会被突然‘公有化’。日本产业界对中国大约60年前戏剧性的‘公有化改革’，是耳熟能详的。” 　　但是，日本产业界“目前最担心的‘中国风险’是行政干预下中国经济运行上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是行政干预本身”，林志行教授尖锐地指出。 　　庆应大学神保谦教授认为：“从宏观层面上讲，首要的‘中国风险’是中国经济走向不明朗，中国经济是在过度行政干预下运行的，并没有遵循市场规律，这导致产业界和学界按照基本原理和要件来预测中国经济时，经常会出现预测错误，……（因而）会警惕性高很多。” 　　另外，在微观层面，日本产业界最警惕的无疑是技术流失。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海外调查部中国东北亚课课长真家阳一也分析称：“按照惯例，日本产业界在全球布局时，一般都只把中低端环节放在海外生产，高端精密科技领域往往是放在日本国内的，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技术泄密，同时避免移转到海外后，可能出现不可控的因素。” 　　日本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陈言说：“在日本人的潜意识里，想到中国就想到‘污染’、‘腐败’这样的词。”但污染、腐败等诸多社会弊端，对日本产业是否转移到中国，所起的影响是有限的，更糟的是，在日本产业界的潜意识中，想到中国更多的会想到“仿制”、“狡猾”等字眼。 　　2010年高达机器人巨型塑像侵权事件，曾在日本被大肆报道，高达机器人在日本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有超高的人气。中国山寨版高达机器人塑像和日本巨型高达RX-78塑像的相似程度极高，中方坚称是“自主原创设计”，但遭到日方仔细到近乎苛刻的比对，中方机器人肩膀部位绘制的EFSF和WB标志，正是日本高达文化中的“地球联邦宇宙部队”和“白色基地”之意，中方机器人甚至直接使用了“高达”这一称呼，这对“中国形象”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真正让日本产业界无法释怀的是中国高铁也处处仿日。包括外观在内都极像日本新干线的中国高铁，被日本产业界习惯性地称为“准新干线”。日本新日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层透露称：“中国决定大举推进高铁建设后，日本和德国为了中标，推进高铁技术出口，竞争异常激烈。中方对日、德采取忽冷忽热战略、交替性亲近一方疏远一方，最终从日本和德国技术人员处获得大量技术信息。日德如同相争的鹬蚌，实质性好处很少，却都有不同程度的技术泄露。” 警惕“中国冲击” 　　除了极力规避“中国风险”（China Risk）外，日本产业界也高度警惕“中国冲击”（China Shock）。据笔者观察，日本国内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只有两种比较极端的声音：“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崛起论”，很少能听到较为理性的声音。 　　在“中国崩溃论”方面，最近的一次“中国冲击”是2010年上半年风起云涌的“罢工潮”。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内，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一大比较优势，且几乎是“绝对性”的比较优势，对劳动者实行“铁血式管理”是中国快速崛起的要因之一，这在中日经济学界、企业界都存在普遍共识。 　　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的趋势日益明显，廉价劳动力会逐渐变为仅是“相对优势”之一而已。在2010年的“罢工潮”中，约七成罢工事件发生在日系工厂，成为日本国内持续关注的焦点。参与解决广州本田罢工事件的知名律师村尾龙雄对笔者表示：“在华日系企业负责人的思维仍有些僵化，罢工发生后，他们给政府打电话，希望像以往那样依靠与政府长期建立的‘关系’，迅速以行政手段解决。但仔细观察便知，在2010年罢工中，中国政府机关基本上持中立的态度，想靠行政镇压手段解决，已越来越不符合现实了。” 　　在“罢工潮”冲击下，日本国内认为“北京模式”趋向终结、中国比较优势正在丧失的声音渐强，呼吁日本产业界“不要将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中”的舆论也空前高涨，分阶段分步骤地将海外产业重心从“中国布局”转向“东南亚布局”，成为日本产业界的热门话题。 　　与“中国崩溃论”相对应的是“中国崛起论”，这种论调也从“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带来的“中国冲击”体现了出来。 　　钓鱼岛撞船事件对日本产业界所造成的冲击效应远比想象得严重。当时中方采取中断稀土出口、强化通关限制等一系列经济反制措施，让日本产业界着实体会到了切肤之痛，日本经济过度依赖中国的这一现状暴露无疑，这也促使日本产业界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全球的产业布局。“中国风险”、“中国冲击”演变成“经济上受制于中国”的同义语，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威胁论”的味道。 　　日本对“经济上受制于他国”所持的高度敏感，来自二战时的惨痛教训。实际上，日本主流意见迄今仍认为，日本战败的原因并非广岛遭遇原子弹、东京遭遇大空袭，而是美国为首的盟军切断了日本海上资源运输线，扼住了日本经济的咽喉，导致日本犹如无血可输的伤员坐以待毙，这样的潜意识在日本社会是根深蒂固的。正因如此，相对于其他的发达国家，日系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拔营扎寨，但日本国内市场却让外国企业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进军日本市场的外国企业大多铩羽而归。 　　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此次产业转移属于迫不得已之举，且涉及许多高端产业和高精技术的移转。在日本，联合东南亚、南亚诸国共同应对中国的“岛链制华”战略，虽然最近几年很少见诸报端，但这种思维和战略设想在政界及产业界却根深蒂固，将技术转移至同样拥有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东南亚，恐怕要远比转移至中国更具有战略价值。 中日经贸合作仍应加强 　　当然，中日经贸合作并不会因日本的提高警惕而中断。日本众议院议员河野太郎对笔者表示：“在节能环保、新资源、新能源、新材料、水处理基础设施、半导体、电子器件、精密机械、防灾等技术领域，中日两国有着广泛的合作前景，合则两利。” 　　的确，灾后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会进一步加强，对日本产业界而言，放弃中国市场是死路一条，日本经济要想短期内真正摆脱依赖中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中国不但要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在发展模式上，也应该转向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就决定了与日本加强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中国需要拿出足够的合作热情，为日本产业技术转向中国而铺好路、打好桥。 　　作者是日本亚太政经调研中心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