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特虎报告0004

意见领袖嘉年华

 

起初，因特虎的网友聚会是在商业酒吧里进行的。

华强北纺织大厦的顶层有一个名叫“萨克斯风”的轻音乐酒吧，是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一者是方便。彼时间的深圳人约地方见面，最经常的就是约在“上海宾馆”，那是深圳真正的门户、地标，公共交通非常方便。纺织大厦就在上海宾馆后面振华路与华强北路的交叉口，许多中巴车，都在那里停靠。另者就是乡愁。“萨克斯风”每天的保留节目是《归家》，坐在30层的高楼上，眼望着城里的万家灯火、扰攘人流，再听听《归家》，那是许多“深漂”一族感慨顿生的一刻。

就是在酒吧、茶室、迪厅、洗脚屋、夜宵摊……，因特虎抽象的帖子，变得具象起来，虎友的面庞也因此生动而丰富。找工作的、做保险的、推销生意的、约会美女的、打发时间的、宣泄情绪的、寻找精神寄托的、满足好奇心的、蹭茶蹭酒蹭饭的……，那是真正的深圳生活的原生态。

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聚会规模越来越大。走向户外，搞起了因特虎足球队；走出深圳，组织到外地自助游。打着旗帜，扛着徽标，一时间热热闹闹。直到足球队的一次活动发生意外，虎友樵夫脑部受伤，幸亏及时送到北大医院救治，组织者才反思、自律，把因特虎明确定义为思想交流平台，把活动严格局限在室内。

这都是2001、2002年间的事。

2003年，因特虎开始尝试嘉年华会，规模较小，算是小圈子聚会。

2004年，因特虎嘉年华在广铁宾馆的大会议室举行。虎友及各路朋友到了一百五六十人。广州的丁力教授应邀到场作主题演讲，遭到众虎友轮番围攻，一直到散会还有不少人围着他辩论，以至媒体人士评论：“见过爱深圳的，没见过这么爱深圳的”。“深圳主义者”的说法不胫而走。

2005年，因特虎嘉年华在富临酒店举行，属有主题的吃饭喝酒的模式，人数三四十人左右，各位兴致颇高。金心异借着酒劲与虎友打赌：5年之内深圳定会直辖！现在看来是老金输得一塌糊涂啦。

2006年，因特虎嘉年华会在福田区商会二楼的大会议室举行，到会的虎友有百十人，形式是让每一位上去讲出自己的梦想。金心异的梦想是“50岁前希望有竞选深圳市长的机会”，当时大家都笑。今天看来，梦想成真也不是不可能。

2007、2008年，因特虎圆桌会议、双周沙龙、深商峰会以及一些商业主题的聚会穿插在一起，叠床架屋的，嘉年华会反而没去张罗了。

2009年底，因特虎三剑客聚在一起，思谋恢复一年一度的因特虎嘉年华。

2010年春，虎年嘉年华在文化氛围颇不错的华侨城LOFT俞娟的办公室举行，原希望把人数规模限制在50人以内，但结果陆续到场的足有百人之多。

恢复嘉年华、恢复双周沙龙，是金心异考虑很久的事。尤其是双周沙龙，他下决心要做成一个常设平台。双周沙龙很费时间，但中校人在香港，往来不便；老亨则因不得不对时政话题保持一定距离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了超越政党、政治的学术和艺术问题。SZ-TALK双周沙龙主要在老金的力推下，以深商研究会、公众力、因特虎联合举办的名义，坚持了一年，做到了第18期。应该说，预期目的都已达到了，其中的苦乐，全靠自己品咂，接下来的路，还要继续探索。因特虎报告在适当时机再专题做一次回顾和展望，这里先按下不表。

 

话说虎年虎友嘉年华，还为另一桩事儿起了个头，就是一年一度的因特虎《网络意见领袖榜》。所谓意见领袖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列出值得我们关注的意见领袖，梳理出该意见领袖的核心意见，并就这些意见领袖的意见，发表一下我们自己的意见，说几句陶心窝子的话，如此而已。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牵头人、领衔人。因特虎三剑客可以名义牵头，实际领衔非呙中校莫属。

以中校领衔，虎友配合，每年推出一个“网络意见领袖榜”，并邀请其中部分上榜意见领袖参加虎友嘉年华，把一年一度的因特虎嘉年华会，办成因特虎意见领袖榜的发布会与虎友新春联谊会，这或许是虎友嘉年华能够持续坚持下去的一种好方式。

毕竟，因特虎号称民间智库，总得有点智慧类的主题活动，有些智慧型的人物参与，才算得上是因特虎嘉年华，不能纯粹的茶呀、水的。

 

下面是因特虎“茶水部主管”老亨在虎年正月十四的因特虎嘉年华上为《因特虎意见领袖榜》的创意所作的一个PPT说明，原文贴在这里了，以备日后参考：

 

意见领袖的定义

o     1940年，罗斯福和威尔基竞争总统宝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的研究者们选择了俄亥俄州伊利县进行调查，看人们是如何选出自己心目中的总统的。按研究者最初的猜想，人们定会通过看报纸、听广播来做出选择，实际上，很多人是因为听取了意见领袖的建议才做出选择的。遇到重大的事情，大家会首先想到去找意见领袖征询意见，大家的选择会尽量和意见领袖保持一致。

o     由此开始，“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开始成为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评论，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是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的中介或过滤的环节。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他们是人群中首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媒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具有影响他人态度的能力，他们介入大众传播，加快了传播速度并扩大了影响。

 

互联网时代的意见领袖

o     互联网是意见的海洋。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络承载着越来越多的海量信息。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你想要的一切信息。

o     问题是：面对互联网，你常常不知道要什么。

o     很多人都想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意见领袖”。但是网络意见领袖不能像报刊主编一样被任命；同时，也无法自命。

o     一些真知灼见常常被网络唾沫所淹没。

 

因特虎：遴选意见领袖

o     因特虎，作为民间智库，发现和聚集民间意见领袖是题中之义。

o     为公众推荐合乎时宜的话题，并以重要话题为线索，以理性、建设性的姿态，梳理出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体系，是新式智库的价值所在。

o     围绕话题和意见，遴选真正值得关注的“意见领袖”，为深圳囤积话语资源，这是因特虎应该做的，而且也是有可能做得好的事情。

o     网络明星应该有自己的奥斯卡，这可以从因特虎嘉年华的《意见领袖榜》开始。

 

全球性话题及其意见领袖举例

 

o     托马斯·弗里德曼（美）：世界是平的

o     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o     “全球化 1.0”：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和全球化，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续到1800年前后，是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这期间世界从大变为中等。

o     “全球化2.0”：是公司之间的融合，从1800年一直到2000年，各种硬件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中间因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这期间世界从中等变小。

o     “全球化3.0”：个人成为了主角，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软件的不断创新，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世界将从“小号”缩为“极小号”。

 

全国性话题及其意见领袖举例

o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民主化是扁平化的具体表现。

o     俞可平（中国第一代政治学博士）：民主是个好东西

o     俞可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别具特色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因此，可称之为“增量民主”。

o     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通篇讲的都是民主如何如何有可能也是坏的，但是，纵然有如许多的坏处，也依然不妨碍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民主是个好东西！

 

o     张维迎（北京大学教授）：“ 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

o     《中国怎么想？》的作者、英国学者、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莱昂纳德去北大见张维迎，在张的办公桌上看到了六盒昂贵Cohiba雪茄，相当于中国农民一整年的收入的几倍。张维迎把这些雪茄盒子当成西方自由主义象征的碎片（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希望这些盒子象征的力量能最终战胜和取代极左思潮。

o     作为新右典型一员，张维迎跟他的朋友们想法差不多，就是希望现有公共部门全部打碎，政府萎缩成主要功能只是保护私有财产。新右在中国19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中是核心力量，但30年以后，中国已经反对他们的观点意见。

o     社会调查显示，新右是中国最不受欢迎的一群。由于改革的代价、不合法改制、工资欠付等等引起了一些社会不安定现象，新右的市场万能观点也受到新左的挑战。在这场思想论战中，市场与国家、沿海与内陆、城镇与乡村、富人与穷人的对立都被提出讨论。

 

o     汪晖（清华大学教授）：“自由市场不等于民主”

o     莱昂纳德也见了汪晖，他是公认的新左领导之一。

o     所谓新左是一群关联比较松散的知识分子，他们日渐获得大众越来越强的支持，也通过他们的文章为政治讨论提出话题方向。

o     莱昂纳德介绍道，汪晖年轻时也是市场的拥护者，但89年以后在陕西农村接触到农民的生活，思想发生转变，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万能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意识到国家必须为了消除不公平做出努力。

o     90年代汪晖访问美国，最终回国工作，现在在清华教书。汪晖约他在万圣的醒客咖啡店见面，他的样子穿着朴素，看上去像个典型的公众知识分子，但他并不闷在象牙塔中，他写过关于地方腐败的文章，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反对不合法的改制。

o     新左之为新在于他们支持市场改革，之为左是因为他们关心社会不公正现象。 “中国困在迷失的社会主义和裙带关系的资本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同时受到两者最恶劣因素的困扰… 我主张国家进行市场改革，但是不能为了GDP的增长牺牲工人利益和环境。”

o     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话语背景

 

o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没有预算，就没有民主。

o     王绍光《走向“预算国家”》摘要：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重构财政制度至关重要,财政转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国家治理制度转型。在西方国家建设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重要的财政转型——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再到“预算国家”。预算国家是采用现代预算制度来组织和管理财政收支的国家,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财政集中和预算监督。随着这些国家成功地向预算国家转型,它们的国家治理也变得更加高效而且负责。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逐步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随着1999年启动预算改革,中国开始迈向“预算国家”。

o     “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Schick, A. (1990: 1)

o     “如果你不能预算,你如何治理?”——Wildavsky, A. (1988)

 

o     最应该被谴责的中国问题意见领袖：胡鞍钢

o     　　1980年代中国的财税制度偏向于地方，中央财税比例较低。财政界在1980年代末就有人提出分税制以提高中央财税比例的方法，但当时认为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没人把分税制当回事。1991年朱镕基担任副总理，试图解决中央政府的财政窘境。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胡鞍钢等人推出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提出了中央财政集权的分税制方案，报告通过胡鞍钢以“奏折”形式递到上峰。这一方案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直接影响1994年1月1日开始的分税制改革。

o     　　根据童大焕的《被分税制改变的中国》一文介绍，在实施分税制后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个百分点。此后，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分税制导致中国的政府行政成本世界最高的，中国的税收成本也是世界最高。

o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不断减少的同时，支出比重却不断加大。到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55%，但教育事业费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社会保障补助地方财政支出是中央的近7倍；支农支出是中央的10倍。

o     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央只负担2%，省地两级负担11%，县级负担9%，78%的经费要由乡镇这一级来负担，最后实际上就是由占大多数的农民负担。分税制把财力向中央集中，造成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o     分税制导致的恶果：

o     　　1、地方政府就上行下效，层层下压，省压市，市压县，县压乡镇，最后负担由农民承担。其结果是，我国政府财权的集中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数据表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大幅提高到2002年的54.9%，省级政府的财力也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只有余下不到17%的水平，却负担80%的民生和绝大部分公共事务的支出。

o     　　2、地方政府不得不卖地为生，造成房价高企。分税制改革还间接催生了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

o     　　3、基层政府通过 “搭车收费”将压力往农民身上转移，由于计划生育是“一票否决”、“一把手亲自抓”，捞计划生育的钱捞得光明正大，成了维持农村基层政府运转的最后一根稻草。

o     也就是说，胡鞍钢的分税制使得老百姓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升，养育孩子的能力大为降低，是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年的1.2、并持续低迷的最直接的原因。并奠定了中国一个家庭只能养活一个孩子的经济学基础，今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提升。

o     　　胡鞍钢的分税制改革，直接导致三农问题。但是比较滑稽的是，胡鞍钢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三农、四农专家！

o     1990年代分税制改革之后，农村元气大伤。很多农民朋友将农村教育的高成本和经济的崩溃归罪于地方政府，其实最应该承担责任的是胡鞍钢！

 

o     除了民主化，还有一个全国性话题值得关注，那就是软实力问题。

o     黄平（社科院研究员、《读书》杂志主编）：中国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现在主要面对的是挨骂问题。

o     美国政治学者Joseph Nye1990年提出的

      软权力概念在中国要比在华盛顿热门得多。

o     孔子学院、传媒集团、文化输出的话语背景

o     有关软实力的几点意见值得关注：

o     一是2006年，张颐武教授在《新周刊》一篇“如何贩卖中国文化”的文章中说了两句话：“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

o     二是博客访问量排名第一的80后意见领袖韩寒写了一篇博文《中国为什么不是文化大国？》，其中有这么一句：“一个屏蔽词库里的词越势多，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就会越势弱。

o     三是针对一些名人动不动关博，王石回忆自己在“捐款门”事件中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讨坚持不关博时说：拒绝网络，损失的是自己！

o     四是搜狐CEO张朝阳在“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 上说：权力干预市场让我焦虑。并且呼吁：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

 

 

深圳话题及其意见领袖

o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圳话题的要害是：如何进行差异化的定位和比较优势的蓄养，以便求得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企业和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贴切定位及全球性的核心竞争力。

o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深圳在北京的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和地位改变以来，深圳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就一直是个让人尴尬的问题。

o     首先是上海以其坚定的国际化目标定位，把在自身定位方面一直显得首鼠两端的深圳抛在了身后；接着是广州、天津、重庆，甚至武汉、长沙，凭借行政和区位优势获得了相对于深圳的自信。

o     在这种大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深圳问题民间意见领袖。如，我为伊狂以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开启了深圳乃至中国的网络问政时代；金心异：以《深圳，你是到来还是离去？》、《珠三角失去竞争力了吗？》、《岭南十拍》、民间版《深圳蓝皮书》以及”金心异南方评论”博客等等，成为深圳最具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而因特虎，曾经是此类意见领袖的集散地。

o     在社会扁平化和社会治理民主化方面，深圳也有一批非常杰出的意见领袖。如：推动商协会改革的黄建跃、徐建、王理宗；参与地方选举和业主维权的吴海宁、邹家健；致力公共财政预算公开化的吴君亮等。《因特虎深圳蓝皮书》以及因特虎与南方都市报共同组织的“深圳圆桌会议”，曾经是此类意见和意见领袖的活跃平台。

o     即便如此，迄今为止，深圳最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还是在工商领域。一是元老级的商业领袖如袁庚所倡导的重商主义思潮依然在引领时代；二是老资格的商业领袖如任正非所开辟的企业商业模式具有全球性的核心竞争力；三是一些商界明星如王石逐渐获得了溢出行业、溢出商界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影响力；四是几乎在深商所涉足的所有经营领域，深圳行尊企业都获得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o     而因特虎首倡“深商”概念，系统梳理深圳商业文化，有意识地创构有深圳特色的现代商业社会新秩序，成为深商话语的集成平台。

o     在市民生活和世俗文化领域，深圳曾经有全国性的话语影响，蛇口青年、深圳青年，曾经是深派生活方式的标签，也是万千菁英投奔深圳的理由。但是，今天，人们拒绝深圳或者离开深圳的理由就是深圳没有生活品位。

o     王石、罗雷、徐茜、高海燕、金敏华、王绍培、麦广丽、韩湛宁、晓昱、黑玛亚等均试图在深派生活方式方面作品位提升，但还很不够。深圳严重缺失具有鲜明个性且有全球感召力的生活方式诠释。

o     也许，因应市场需求，具有哲学深度的生活家、艺术家是未来几年最值得期待的深圳意见领袖群。

 

o     多年来，深圳有话语权和话语能力的人，通常有这么几类：

o     最具行动力的人。通常不发表意见、不参加因特虎嘉年华，他们要么先入为主、固执己见，要么偷窥因特虎这班人到底在说些什么，然后用金钱和行动说话。

o     目的性很强的人。他们可能今天也来参加因特虎嘉年华了，但是他们抱持复杂的目的而来。新的商业计划需要新式营销、领导交代的任务需要用用因特虎这个平台、个人创业需要一点儿灵感或因特虎式的头脑风暴，等等，他们在聚会时经常走神，就是在考虑聚会与聚会目的之间还有多少距离。

o     视发表和聆听意见为个人兴趣和生活享受的人。这是因特虎嘉年华最想忽悠到场的人。不能要求一个人一年365天有意见，但是每年拿出半天来享受思想嘉年华，是件惬意且有益的事。

 

感谢光临因特虎虎年新春嘉年华！

 

因特虎报告0001-0004，说的都是因特虎的那些事，这些事大致也就交代清楚了。《因特虎报告》0301号起，将开放给所有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代菁英、意见领袖，这就都是《因特虎意见领袖榜》的势力范围啦，参与邮箱：interhoo@qq.com

 

因特虎智库

201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