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说来，固然大规模兴建核电站关系到GDP增长的快与慢，可是一旦在神州大地上发生了核灾难，……不但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梦幻泡影，而且会触发爆炸性的社会冲突，兹事体大矣。
在3月15日，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反应堆容器出现破损，表明可能导致更严重的核泄漏，这是大地震以来首次出现反应堆被直接破坏的消息。同日，东京检测到辐射量超标，比常态剧增20倍。含有超标辐射物质的云将降临东京，情况可能继续变化。
东京电力公司承认，不能排除随后堆芯熔毁（meltdown）的可能性。一旦堆芯熔毁，可能由于强辐射物质严重泄漏而造成程度不等的全球核污染，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日本邻国如韩国、朝鲜和中国。当前世人更关注几座反应堆的堆芯是否会熔毁。
日本经济久疲不振，一场大地震又把日本推入灾难深渊，首相菅直人把这次地震称为日本二战以来最大的灾难，意即国本为之动摇。
吸取历史教训 慎防朝核事故
大地震引起的滔天海啸，造成大量民众的丧生以及数以亿万计的物质财富的损失，但后果是局部、暂时和有形的，实际上无须过分担心；而核辐射物质泄漏的严重后果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核辐射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造成人类不可接触的“黑洞”，足以波及大面积的土地，“黑洞”的存在几乎是永久性的。因此，国际上把强辐射物质严重泄漏比喻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却又处处存在的魔鬼”，简直防不胜防。
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强辐射物质喷涌而出，前后近1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因辐射影响健康，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污染，恢复生机须待800年以后。切尔诺贝利及其周围地区成为一片“鬼域”。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2350亿美元。
中国作为日本“一衣带水”的邻国，对于这次日本大地震造成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日本方面采取的救灾措施，究竟能够从中汲取何等教训呢？笔者聊举数端如下：
日本核技术先进，财力充裕，管理及操作人员的素质也比较高。日本经营众多核电站久矣，管理经验相对丰富，尚且出了涉及核安全的偌大事故。倘若福岛两座核电站的七台核电装置发生若干堆芯熔毁的事件，辐射物质严重泄漏，势必污染周边国家的生态环境，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
反观朝鲜设在宁边的核设施，距东北仅100公里；朝鲜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山区，距离中国边境更近。朝鲜国小民贫，核技术落后，财力捉襟见肘。朝鲜核设施陈旧，却仍在强负荷运行，小事故业已迭出，警讯频传。
墨菲定律指出，假如事情有可能出错，则在一定情况下，一定会出错。福岛核事故就是一个例证。一旦朝鲜核设施发生类似事故，临近的京、津及东北三省，造成核污染形势之严峻、社会动荡后果之惊人，均非中国所能承受之重。“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时至今日，北京应该将此等不测事件，纳入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总体考量之中了。此其一。
中国宜重新检讨核电站计划
过去西方国家认为核能生生不绝、化化无穷，供应稳定，又是解决气候变化的捷径。随着这次福岛核泄漏事件的深入报道，估计美、日、欧盟诸国及印度将痛定思痛，会全面检查核能政策，重新构思能源发展方向。
对中国说来，固然大规模兴建核电站关系到GDP增长的快与慢，可是一旦在神州大地上发生了核灾难，对于民众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就是有与无的问题了。设若如此，不但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梦幻泡影，而且会触发爆炸性的社会冲突，兹事体大矣。
倘若仍有人放言高论，应该继续在全国各地兴建核电站，则不妨作出一个规定，让彼辈及其家人每年须在距离核电站20公里的范围内定居半年以上。这条规定，对彼辈是否真的相信核电站安全确实“万无一失”，是有效的试金石。
北京施政的基点是以人为本。然则，前述世界未来趋势，多半会推动北京进行整体性的政策评估，再度检查过去确定的各地蜂拥而上建设核电站的既定方针究竟是否适宜，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此其二。
中日宜借机重修旧好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4日致电日本天皇明仁，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就日本东北地区发生特大地震灾害表示诚挚慰问，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祝愿日本人民早日克服困难，重建家园。胡锦涛并表示愿意继续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次中国多数民众抛弃成见，表示愿意在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前，以爱的名义去悲悯；还有不少民众表示要放下心结，中、日两国共此震痛。这都是可圈可点的正面反应，体现出国家领导人及民众真正具有的大国风范。
平心而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各项事业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日本政府在官方发展援助（OD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项目下对华提供的低息、无息贷款，累计高达320亿美元，把其他发达国家远远抛在后边。上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国家中，日本又是率先撤销了对华制裁，终于为西方国家撤销制裁打开了一个缺口。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来自日本的援助之多也仅在沙特阿拉伯等国之后。事实俱在，不应盲目地予以否定。
何况，平日人们受到的恩惠，对其本人留下印象之深，均不如因病就医时，旁人对他的嘘寒问暖。读者设身处地，就能悟出此理。以彼喻此，此刻日本创巨痛深，北京对其表示充分的善意，辅之以实际行动，则足以促使相当一部分日本人改变对中国的恶感，以致为今后日方改善对华关系奠定了民意基础。即使从功利心的角度看待问题，此举也可谓投桃报李，况且成本低而收效快，北京何乐而不为？此其三。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