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3年，《深圳商报》草创之时就曾经为“深企北上”而欢呼呐喊。不过，包括万科在内的那一批深圳民营企业的“北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深圳的发展受到种种政策和潜规则的局限，不得不选择到外地求变，最后结果大都惨淡收场。等到深圳公司卷土重来，再拓全国市场，那已经是21世纪了。不过这一次，华为、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腾讯、中兴通讯以及中集集团等等在深圳蓄势积累多年的公司，都成了体量足够大的行业翘楚，而且大都完成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利润导向的企业战略也较为清晰。所以，这一次深圳企业的全国发展，就顺利得多。
不过，即使是这样，所谓的深圳商人，始终是中国经营者之中一群面目模糊的角色。在深圳，有任正非、王石和马蔚华这种大机构的领导者，也有马化腾等技术产业的新贵，但是，更多时候，在这个动辄争论特区是否还要特下去的城市之中，更多的深圳商人虽然有着个人的传奇际遇，但是却很少将其包装上升为品牌故事乃至商业文明等等主流话语。而精神层面话题的产生，几乎从来就和深圳人无关。
深圳商人
我们不妨先来透视一个真实的深圳人创业发迹故事。
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小王，上世界80年代由天津下海辞职到深圳，成为一个广告公司的普通员工，凭着野蛮生长和强力打拼，他花了十年时间把自己变成王经理，然后在新千年，将自己再升级为王老板。穿阿玛尼西装，开陆虎越野车，打高尔夫，把企业经营得像模像样之余，现在的王老板这三年来的爱好还包括物色项目进行PE投资，把生活打点得有声有色。虽然在深圳但是很少讲粤语的王老板，会很犬儒主义地劝朋友们莫谈国事，珍惜当下生活，他的座右铭是“把日子过成段子”。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体验，也是投资。自称小商人的王老板有时候也来深沉的。他的公司占了一层楼，一出电梯，全是清水混凝土，还有一句里尔克的诗句：“挺住意味着一切”。王先生知道自己大部分的客户都开奔驰，所以他也总是开一辆奥迪，里面的逻辑是，总不能车开得比客户还贵啊。
2003年的《时代》周刊记者来访，要写中国的有钱人阶层。先是找了王老板的一个朋友专门安排一群有钱人来接受洋记者采访。不知道是不是语言沟通问题，结果在报道里面，王先生和他的妻子（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都被形容为深圳的上流人士。而且被写成在工作日里，他们勤奋工作，并对自己的奢侈行为有所收敛。
而最刺激的还是在后面，来自美国的记者写道，在周末，王先生一家花钱如流水，某星期的周五，他们出席了某俱乐部主办的一场盛大夜宴，据说，这样的一晚上动不动就要花费这两夫妇1000美元，但是这有助于维护他们的身份和名誉——深圳上层社会中容光焕发的偶像级人物。记者还颇为春秋笔法地写道，他们意识到，钱可以从周围朋友那里买来尊重和羡慕。而且，还配了一张在某个灯光昏暗的包间的照片，里面两男两女。王老板看到这个报道的内容和暧昧的照片实在哭笑不得，因为，那天明明是他们夫妇和另外一对夫妇去了一次深圳的某个酒吧，对方是深圳一家建筑师事务所的创办人，两夫妇都是海归。略为尴尬的是，当晚两名女士都穿上了晚装，拍摄的时候用了广角镜头，所以女主角在照片中有了变型效果，不过看起来始终显得有那么一点风尘。王老板连说亏大了，让朋友们笑了半年。
洋记者显然是把40岁不到的王老板看作了暴发户的典型代表。其实，王老板下海之前，做过十年新闻，拿过金话筒奖，做的是创意产业，他在深圳能够脱颖而出，多少有点知识改变命运的味道。按他的说法，平时也就是打打高尔夫球，和十八个洞较劲儿，什么周末要花一千美元的事情，也是接待客户时候的普通做法。实际上，这群人去一次香港购买超过一万美元的商品也并不会太需要考虑。
淘金者的失落
在深圳，王老板这样的深圳中小商人为数众多。在这个暂住人口远远超过常住人口的城市之中，这个几乎接近两千万人口数量的特区里面，从事服务业、制造业等中小企业的中小商人几乎有百万之众。他们比起那些经常出现在论坛和媒体里面的数名深圳企业家明星来说，更有代表性，更能反映深圳商人的真实一面。这群人来自全国各地，口音不一，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不过他们每每会有多名内地的亲友，通常都有数名在北京的局级以上的同学或者同乡。他们每年都会自发地去邓小平的大幅照片下驻足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个人奋斗机会，会支持张五常和张维迎的理论，叹息袁庚当年在蛇口工业区的未酬壮志，欣赏任正非的铁腕管治华为，感慨王石远离房地产龙头公司万科登山下海的潇洒。
他们也会津津乐道于在全国哪些城市的物业被低估，哪个房产项目购入升值潜力最大，相互交换股市上这家那家公司的内幕消息。他们经常会去东莞的某洗浴中心放松调剂生活，也会到北京的时候专门找个小剧场看演出，到任何一个城市有时间的话尽量找个庙烧香拜佛。他们会是广东地区最忠实的春晚观众，他们既喜欢听相声，也喜欢听陈奕迅和张学友（十年前是听谭咏麟和张国荣，二十年前是听关正杰和罗文），审美混搭。他们既是流行的经管书籍坚决的购买者，也会颇有坚持地讨论《红楼梦》应该怎么样改编……
但是，这群生意人很少会关注一河之隔的香港的立法会竞选与造势，他们也很少讨论北京饭局以及微博上常见的社会话题，对于凤凰卫视或者CNN的联线直播每每没有多大兴趣。至于深圳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关注的“业主维权、民间团体自治、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等问题”，也少见到深圳商人的表态，更遑论是参与了。“不争论”、“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以及“闷声发大财”等思维长期以来是这个群体的主导意识。越来越多的深圳商人会减少实业投资，而是更希望赚快钱，将资金注入股市和房市。三十年来，刻意躲避崇高，沉溺于淘金者角色之后，这群深圳商人已经习惯了在缺乏更高价值取向下的生意和生活。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甚至没有多少乡愁和邻里关系的积累，财富，尤其是物质数字的多少，几乎成为这个城市主流阶层确认自我身份以及评价身边人物的最关键指标。
虽然，全国的人都在提及深圳三十周年前后政治改革的话题，也有不少市民注目深圳市的新生如何实现——如何容纳农民工二代乃至三代，如何从打工社会成长为市民社会乃至公民社会，如何应对城市化对环境的压力等等。但是坦白来说，目前看不到深圳在这些方面交出满意答卷的可能。除了税收较多和从业人员教育程度高之外，这个年轻的城市的官僚系统已经迅速与内地接轨，虽然部分深圳人和许许多多全国有想法的人，寄望于深圳能够再在某些领域取得突破，但是，深圳这个城市和绝大多数其中的居民，早就已经放下了这些责任或者包袱，心满意足地迎接世俗生活的必要平庸——就像是一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冗长电视连续剧，无论是制造者还是读者，都不太需要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