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吴敬琏和约翰?梅金等有影响的中国和美国经济学家纷纷猜测，中国很快要忍受自己“失去的十年”，因为该国会出现一个日本式的经济低迷期。鉴于中日两国的增长模式非常相似，有关当代日本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未来的说法是可信的。但是，日本的经济衰退对日本人民和政府来说至少是个逐步的、令人舒服的过程。对中国共产党和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说，步日本后尘所带来的痛苦可能会大得多。

　　在有确凿证据证明日本的经济停滞期延长之前，一些经济学家就不断对过度依赖出口和固定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产生的危险提出警告。―般认为，日本具有当代东亚体制固有的优势。例如，西方体制中不断更迭的政府奉行的政策缺乏远见，而与此不同的是，由于日本的自民党占支配地位（从1955年到2009年，该党对日本的统治几乎没有中断过），东京得以进行长期的政策思考和执行。加上日本人民聪明、负责、勤劳，日本拥有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以对必要的转型、朝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过渡进行管理。

　　“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不寻求复制任何一种模式，但是与日本模式存在的相似之处却非常明显。正如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正在接近终止依赖出口和固定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并在考虑转而采取能够增加国内消费的政策。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集中精力推行不必为短期政治私利来牺牲国家长期利益的政策。

　　然而，正如北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方式表明的那样，为推动经济增长，中国对一种难以为继的模式依赖程度不断提高而不是降低。银行贷款猛增，而国内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实际上正在下降。这个比重刚刚超过30%，在现代经济史上各主要国家中最低。这个数字不断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以上降至世纪之交的40%，而在2008年全球经济下滑之前约为36%。

　　类似模式往往导致类似问题，更糟糕的是，两个政治经济体之间的差异也许对中国不是个好兆头。当日本的经济低迷期开始时，这个国家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制度：法治、产权和稳定的政治制度。尽管日本的发展模式经常被称为国家主导型，但是私营部门通常能得到这个国家约四分之三的资金。这就是说，即使在结构性衰退时期，大多数日本人也有“好日子”过――而且在变老之前就变富了。

　　相比之下，这些制度在中国相当不成熟，甚至在长达30年的改革之后也是如此。此外，中国的发展模式把国家的作用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国有企业的产出仅占全部产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是得到的资金却占全国的75%以上。由于这个国家的许多财富集中在大约12万家国企（及其数不清的子公司）手中，人数较少的一些有身份地位、有关系的圈内人从中受益，而绝大多数人则被剥夺了繁荣的机会。

　　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这个事实会对社会稳定、最后对政治稳定产生严重影响。目前，北京花在维护国内治安方面的钱比花在解放军身上的钱还多。根据中共自己的推算，要保持该党的执政地位，这个国家的经济就需要保持8%的年增长率。与日本的情况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变老，但永远不会变富。这表明我们正在目睹一支非常脆弱的力量崛起。

　　中国要是更像日本就更好了。经济不振最终导致东京政府和平更迭。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中国，过渡也许不会那样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