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天津回到深圳，进入市区时，奇怪地感觉这城市现在很沉默。也许只是我自己的心绪很沉默罢了。
“北邙山樵”兄前几天说我“最近的文章里，无处不透露出很浓厚的悲观气息”，确实如此，我自嘲说自己只不过是‘审慎地悲观’罢了，并且总结说自己总是在“审慎地乐观”与“审慎地悲观”之间摇摆。其实在过去多年里，老金还是更倾向于“审慎地乐观”多一些，很少能越过中轴线，跨到“审慎地悲观”这个方向上来，但是从深圳特区30周年庆典到现在，却很少能越过中轴线，回到“审慎地乐观”这个方向上来，这真是一件足以叫人沉默不语的事情。
主要是对这国度的前景更加看灰了。别的人在看灰之后，大不了挣够了钱移民出去，“誓将去汝”，然而我的外语水平如此之差，就算要移民，去做人家国度里的亚文化群体中的一员，也不是一件令人快意的事情，所以只能无奈地表示“我的事业在中国”，在这里不舒服下去。
之前些年之所以审慎地乐观，有很重要的一点，觉得即便这国家灰色，但深圳仍可保留一丝亮色，让人对前景保留着希望，而这希望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信心之源。然而现在看清楚了，在国家灰色的前提下，深圳不大可能保留一丝亮色，一样地黯然销魂。原来还寄希望于在深圳这个略微的光亮中活得精彩一些，但现在也明白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苟且偷生”而已，思之怅然！
从2006年到现在，深圳一再地令人失望，甚或可以说一再地令人绝望。李哥在最后两年已无所思，只等走，换了老刘，继续李哥最后两年“只说不做”的风格，以此顺利混了两年，王博到现在为止已清晰地表达出了继承这种风格的强烈信号，可以肯定未来两年里深圳仍然会是“只说不做”，“改革开放”喊得震天响，好官我自为之，千亿地方财政收入我自花之，路铺好了，走人去也，留下我们这些人和这个城市一起“思之怅然”。
基本上整个“十一五”期间深圳已形成了强烈特点的“施政模式”，那就是“只说不做”。喊得越来越响亮，说得越来越有理论深度，但是任何有风险的事情绝对不做，哪怕没有风险的事情，浅尝之后一遇到反弹就全面缩手。花钱做的政绩很容易，花钱没做出政绩也没人能追究，所以就花钱吧。这种施政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主政官皆持过客心态，拿深圳的财政收入作“垫脚石”铺垫一下，再没有人拿深圳作“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了。从那个石头到“垫脚石”这块“疯狂的石头”，深圳何其无奈也。
最近各个部门都在要求向“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然而以老金的观察，最大的可能，是深圳在“十一五”期间所形成的这种施政模式，在十二五期间只会加强，而不可能有任何逆转。别说激进的改革，就连不激进的改革，也会谨小慎微地试点试上它几年再说，连公民社会这样的温和方向也不能接受的话，深圳还能做些什么呢？只听好听的话，好听的我也会说，但是说了有什么用呢？所以不如沉默。
#日志日期：2010-10-9 星期六(Saturday)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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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昧胡言乱语几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一日，我们也会越来越拥有改变这社会的力量，哪怕只是一小部分改变，希望终将常在。
深圳就算不政改，就算腐败盛行，对于普通百姓，没有太多政治和思想追求的人来说，只为“过点富裕日子”的人来说，没有太大影响
敢想敢干的梁湘已远逝，始搞行政三分的于幼军也不知去向，胡，赵，所有想搞政改，促进社会民主、国家进步的都没有好下场
改革需要危机来临，需要有强势人物，需要这人物不被自身利益和官僚体系牵绊，需要有自己革自己的命的勇气才有可能
这么看也许是不可能了？我们的国家，何去何从
不过我还是追求再挣几年钱，讨个好LP。以后的再说吧，呵呵
深深祝福LZ。 保重身体和精神
无比郁闷，尤其是今年！
看看世界上谁还在为金二世背书吧！那个罪恶的势力，想起来就让人厌恶。。。而我们的D真是跟人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呀。
但愿中国不要成为下一个北韩。
近段时日，笔者的心也如天气一样渐渐寒冷，尤其是读到寄托深圳市民厚望的南方科大有关的负面消息时。国庆前，中国最受公众期待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奠基仪式如期举行。谁都没想到，这么一个以中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新西南联大自许的大学仍然建立在暴力拆迁的基础上，他日莘莘学子得知，怎能安心地格物致知？
陈丹青说，他这一代中国人一个刻骨铭心的经验就是等待，等政策变化，等毛死，等来自高层的变化。回国十年，他看到的一些事情在“好起来”，但是似乎更多的事情在“烂下去”。最耐人寻味的疑问是，今天大家都抱着乐观情绪看待的网络技术，究竟能否推进民主和言论自由，他给出的是很不乐观的判断。
全国形势变暗，深圳不可能独善其身。
重庆的局面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就像郑州附近那个南街村一样，用过去那一套似乎也能成功于一时，但最终表明那一套是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也是要出问题的。同样道理，重庆的“善治”不是基于理顺体制机制的善治，而是基于个人专断所取得的成功，而且也不是什么多有价值的成功，本人看来是嗤之以鼻的，说深圳人因重庆的发展而冒酸，说这种话的人，根本就是个棒槌！
深圳的命运跟整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所以，只关注深圳是片面的，但要关注整个中国，那只会给我们增加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烦恼！
当下全国形势简单可以表述如下：
（1）中国这种唯物主义只管物质不要精神的发展模式成了世界公害，客观上挑战了国际秩序，世界已开始对中国说不了。举全国之力办的奥运、世博公关效应不彰，与美欧的经济摩擦加大，与日本、南海等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发酵。
（2）政治换届日益临近，多个领域的改革陷入两难和停顿。腐败、通货膨胀、失业、 食品安全、污染、暴力拆迁、劳工纠纷等问题层出不穷。中央成了补锅师傅、救火队，维持会长。
（3）家宝似乎有历史使命感，不过政治生命来日无多，势单力薄，因欧美对其有好感被拉去做了一次漂亮的外宣，并不是挟洋自重。中国的总理责任多于权力，主要任务是抓经济。所谓政改流于口号，何况其实质可能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提到政改，他说要“风雨不倒，至死方休”。这话让人想起朱总理的棺材说。可见，他也没有力量、底气和信心推动政改。只不过是为了历史留名，掩盖其经济领域的弊政而已。
关于暴力拆迁,我到觉得深圳是手太软.哪个国家没有暴力拆迁?
暴力拆迁这个词不好.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应该坚决强制拆迁.
政改的重要性其实与每个市民息息相关。全国党政官员的产生方式现在还是少数人选少数人；与此相适应，少数人监督少数人，而不是大多数人监督少数人。深圳主政官是临时工。因为不是民选出来的，他只对真正任命他的人负责，所谓人大政协只能起到法律上的背书作用。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不是按民主原则选出来的，官员在其中竟占到50%以上。何况行政官员兼任议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一议会史上的荒唐仍在继续。
我到没那么悲观.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会有强大的变革力量.法国10月革命不就是如此嘛.
所以我觉得变革的力量不够大只能说明还不是时候.
哪个国家没有暴力拆迁?
这话我严重不同意。你先考察一下物权法、外国项目用地的流程好不好？不理解产权、不理解土地的历史就很难理解人类的历史。个人请求你读读秦晖先生关于南非的研究。本人听他亲自讲过课。
http://star.news.sohu.com/20100612/n272748371.shtml
法国革命的代价太大。我不赞成革命，赞成明治维新式的改革与亚历山大式的改革。
哪个国家没有暴力CHAI迁?
这话我严重不同意。你先考察一下物权法、外国项目用地的流程好不好？不理解产权、不理解土地的历史就很难理解人类的历史。个人请求你读读秦晖先生关于南非的研究。本人听他亲自讲过课。
http://star.news.sohu.com/20100612/n272748371.shtml
关于暴力拆迁,首先南方科大被拆迁的房不具有产权.非法交易是不被认可.
被拆迁前也是经过了相应的程序.
其次中国的产权只是协议使用权,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终止协议的.
与国外的区别是条件定义以及程序的复杂程度.
莘莘学子需要知道是法律要被坚决实施.
法律的合理性时另一回事.
雪珥：
中国历史，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在野者永远将自己打扮成天使，将执政者描绘成魔鬼，这是一种夺权的策略需要；同样的，后世的执政者也永远把前代的执政者妖魔化，以便证明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中国人从骨子里喜欢“革命”思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政治游戏的核心就是夺权，为此可以不择手段。而在口号的动听悦耳方面，执政者永远比不上在野者，因为人家不挑担子，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慷慨激昂的挑刺者，却一直很少踏实勤勉、能够真正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的人。历朝历代的反政府者，往往把自己当成了正义和真理的化身。
自晚清以来，几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到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讲风凉话、等待着时机以便“彼可取而代之”的人，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只喊号子不出工，当然永远正确了。但当这些批判者终于得偿所愿，自己挑上了担子后，又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当年的批判对象呢？体制内的改革者，其所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大于体制外的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也远超过体制外的人士。150年来，所谓体制外的批判者，几乎已经发展为一个职业，在他们那些华丽的词藻背后，其苟且、阴暗、腐化、猥琐，与体制内的被批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未必真正相信自己高喊的口号、高举的旗帜，那些无非是令他们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的桥梁和工具而已。百年来，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以至于连“真小人”都显得十分可贵。
晚清当然腐败，当然昏庸，当然颟顸，但这种腐败、昏庸、颟顸，不是那个执政群体的独有共性。中国的改革，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其间有过折腾，总想通过疾风暴雨、乃至腥风血雨的革命，来抄小路、走捷径，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回到一步一个脚印的改革上来。而晚清的改革，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历史财富就是：一个血腥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权，居然主动地大力推行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积极地、冒险地扩大执政基础，并且在面对政敌时，表现出了在中国历史极为罕见的政治宽容。26岁的摄政王载沣甚至宽待了26岁的刺客汪精卫，而后者本要取他的性命，这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而言，我坚信是相当难得的自我控制。古今中外的皇族，能如同爱新觉罗家族这样最后平安地实现“软着陆”，在下台后没有被赶尽杀绝的，绝对是异数。这当然得益于清末改革造成的政治宽容气氛，所谓种瓜得瓜。
相信革命，不要轻易相信革命者。
杨小凯：
洛克思想是英国大革命的产物，克伦威尔专政是大革命的後果，而他比旧王朝更糟糕。我读这段历史时是一九七二年，当时中国人民中充满着复辟情绪，大家都在留恋五十年代，都在盼望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几乎与克伦威尔死後，蒙克将军迎来复辟王朝前英国朝野上下的普遍复辟情绪一样。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老暴君。一旦暴君一倒，对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都再无法控制，它又成了新暴君，它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逻辑。
杨小凯：
在英国大革命之後的克伦威尔，自称共和国执政，但实际上比王朝更糟糕，正像中国目前自称共和国，但却与共和政体毫无共同之处一样。因此追求民主的第一要旨不是打倒老暴君，而是如何避免改朝换代，陷入“革命民主主义”的陷阱。而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浅薄之处，正在于它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理论退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理论，而这种理论比中国式的改朝换代并不多出什么。这种理论的核心是谁掌权（所谓国体问题，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不是政体本身的真正创新。而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的核心却是设计一种机制来控制“控制者”。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浅薄和没有控制“控制者”这类设计思想为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不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政治设计思想的失败。
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 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 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 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杨小凯：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光荣革命前，英国实行了复辟，王朝复辟前，国王有个信誓旦旦的宣言，保证不对造反派报复。但他被迎回国，权力稍微巩固後，马上大规模报复，把当年的造反派以叛国杀君罪绞死，连克伦威尔的尸骨都不放过。惠格党（後来的自由党）人人自危（像今天清除三种人运动中的中国造反派一样）。造反派当时有两种选择，一个是革命，二个是忍让。但最後却是第三条路，从海外请来了客籍国王（威廉），用他的武力赶走了旧国王。这满足了“只能用暴力才能打倒暴君”这个条件。但客籍国王不是革命中生长起来的，他在英国没有根，国会能控制他，趁他权势未稳，国会马上用限制王位法、人身保护法等一系列立法使他变成虚君。然後又有代议制、内阁制等一套制度，而其核心是两党制。托利（後来的保守党）和惠格党是在长期内争中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他们的共存和制衡是整个制度创新的基础。我当时看这段历史，忍不住拍案叫绝。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这个例子对中国有意义，而美国在英国民主制度的基础下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不是像美国这类“没有历史的国家”。所谓政治设计的成功就是说，实际执行的结果与设计的预想基本一致。如果像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一样，以民主为目的，而以专制为结束，这不能算成功的政治设计。不能说某些人掌了权，实现了改朝换代，就算成功了。其实从改朝换代的意义上，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设计都不成功，因为很多开国功臣都因他们创立的政体的致命缺陷而人头落地。
评论人：川眉 评论日期：2010-10-10 20:35 |
ding
ZT 新华网:俄媒体称诺贝尔和平奖沦为西方政治工具
2010年10月10日19:21
俄新社10月8日发表该社政治观察家尼古拉特洛伊茨基的署名文章，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沦为西方政治工具。以下为该篇文章的摘要：
颁发2010年诺贝尔奖的日子恰好赶上两个值得记忆的日子。35年前的10月9日，安德烈萨哈罗夫院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20年前的10月15日，苏联的首任和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被授予同样奖项。
如同当年的萨哈罗夫，今年又一位持不同ZJ者受到褒奖，他就是中国的晓刘波。刘难以领奖，因为他11年的徒刑刚刚开始，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可以说，历史正在重演。萨哈罗夫当时也没有机会亲自到奥斯陆领奖。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先是用15年走完了从褒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到褒奖苏共中央总书记这段路，然后游遍世界各地，又回到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争取基本人权的斗士”这个原点上，而这些国家并不总是赞同西方的民主概念。
这种看上去迂回曲折的行为方式实际上反映了某种势力在遵循一个坚定的方针。大家可以自己作判断。从奖励萨哈罗夫到奖励戈尔巴乔夫表明，并不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为人处世的态度变了，而是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从冷战中的竞争者和敌人变成了西方建设性的和肯让步的伙伴，并且温顺地撤离了东欧。戈尔巴乔夫恰恰正是这种退缩的倡导者，柏林墙恰好倒塌，于是就找到了奖励对象。
由挪威议会组建的诺贝尔委员会为什么要有5位智者呢？按照当初的设想，他们应该是脱离国际政治因素和只关心人类永恒价值的权威评议机构的成员。诺贝尔曾在自己的遗嘱中写到，和平奖应该授予为各国人民的团结、消灭奴隶制、减少军队数量和促进达成和平协议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然而，这些抽象的范畴经受不住严峻现实的碰撞。诺贝尔和平奖一贯被政治化到极致。该奖主宰者的取舍和好恶取决于美国、北约和西欧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很好找，看看刘波晓前面的3个获奖者就足够了。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因研究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和制定可能加以防止的措施”而获奖。研究气候变化是重要和有益的事情，但这属于学术领域，它离争取和平要远一些。
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则是按照北约和欧盟的模式强硬地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的组织者。他积极支持轰炸塞尔维亚，是科索沃独立的促成者之一。显然，这个因素与其说导致了和解，不如说导致了巴尔干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
再说说去年的获奖者美国总统奥巴马。授予他和平奖实在欠妥。当然可以怀疑基辛格、阿拉法特、拉宾等获奖者追求和平的诚意，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做了与和平有关的具体事情，如签署和平条约或解决冲突的计划等，而奥巴马在获奖时还什么都没干。实际上他是因为基于良好意愿的竞选承诺而预支了奖项。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对美国这个世界大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从而导致议论纷纷。人们认为该委员会没有独立性，其做法毁掉了诺贝尔遗嘱的精神。
将2010年的和平奖授予同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作斗争的波晓刘完全符合这种“欧洲大西洋战略”。在冷战正酣的时候，诺贝尔委员会大致上也是这样周期性地奖励苏联政权最不妥协和最凶恶的敌人。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面上他是因“遵循俄罗斯文学传统”而获奖，但这种说法令人无法不报以嘲讽。后来在1975年，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时已不再掩饰政治动机了。
很难说授予中国持不同Z见者和平奖是否意味着西方与中国的冷战开始了。不过，毫无疑问，北京将会把这个决定视为不友好的纯政治举动。
评论人：等我点一支烟 评论日期：2010-10-10 21:52 |
引述《大公报》《文汇报》上的东东，也是称为“香港媒体”云云。呵呵。
反正只要有心，从西方媒体上也是能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观点--哪怕这媒体多么的不入流，哪怕明知道人家的观点于当地主流观点只属于言论自由的一种罢了。
呵呵，我是另一种理解。这篇报道是来自今日的参考消息，而后放到新华网上的。只能说这是新华社出于一个通讯社的无奈，总不能全中国的媒体不见关于今年诺奖和平的一个字的报道吧？是以这种方式算是作了一个新闻报道而已。参考消息发行量如此之大，基本上算是对国内受众一个交待了。
心异用翻墙软件吗？作为一个非新闻工作者，我早不迷恋《参考消息》了。他们引用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报导，这些报导往往出自专制国家、流氓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非主流。
伟大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都屏蔽，某政权疯了。
支持晓波.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评论人：ggcjs 评论日期：2010-10-11 0:03 |
呵，话题终于还是转到这个消息上来了。
诺奖，理论上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一个是纯理工的，一个是人文领域的。前者因为可以重复，相对标准就客观些；后者涉及到民族国家，标准更依赖强权。谁能否认在全球宣传中，美国就是巨无霸？美国想说谁是流氓，就说谁是流氓，然后想办法栽赃，再纠集几个小弟痛扁之。
所以，本人是听之，看之，不加评议！
搭赖拿奖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均不理解甚至气愤，但是这一次，却是大多数中国人理解了甚至欢呼。那个D是时候检查一下自身了，难道真要再走回头路，或者以该死的北韩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