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睹中国欣欣向荣发展的正负面

[谭中]　(2010-09-11)

由于参加北京大学先行一步的纪念泰戈尔明年诞辰15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及参加其他有关中印交往的活动，我在北京呆了三周，在广州呆了三天，对中国发展欣欣向荣增加了感性知识。

　　印度到北京参加泰戈尔学术会议及北京国际书展（印度是本届书展的贵宾国）的友人，无论是初访或是重游，对北京的与日俱增的既雄伟又美丽的外貌深为感叹，具有国际游览经历的他们不但在印度看不到这样的景象，觉得在全世界都罕见。

繁荣市容 新颖学风

　　去年12月和今年3、4月间，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看到各地街道为了迎接（英）联邦运动大会（Commonwealth Games）而美化市容和我9月初在广州看到的同样的迎接亚运会的美化活动相比，前者的力度与后者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广州路边花园艳丽无比；还有，在政府鼓励及补贴下，广州民房竞相增“戴小红帽”（加金色琉璃瓦屋顶与屋檐），增加传统宏伟气派，据说这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开始、在上海也行之有效的“绝招”。

　　中国正变成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与消费国，现代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现在北京机动车450万辆，到2020年，神州大地上将会有两亿辆汽车奔驰。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铁道国和高（速）铁（道）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对此念念不忘，总是以它来激励美国公众发展绿色能源。

　　我住在北大勺园宾馆，看到中国最佳最高学府培养未来精英的一些片段。暑假北大校园内举行四天的优秀中学生夏令营，学生穿着洁白的汗衫，背后有“仰望星空、追逐理想、脚踏实地、振兴中华”的大字。朋友告诉我，这些被选来参加夏令营的都将是未来的北大学生。

　　北大9月初开学，开课之前先有个新颖的“兜售课程”（course shopping）节目，即教师向新生“兜售”各自的课程（主要必修课），最后选课学生越多的老师就会得到校方越多的经费支持，据说这是仿效哈佛大学的做法。

两个不同的中国

　　每次回国都觉得看到两个不同（一个亲切、一个陌生）的中国。这次对两个中国的印象更为深刻。从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心态来看，可以这样说，中国这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统一大集体，现在是像北京的地理一样，二环路以内是“享乐区”，二环路以外就有不同程度的“安居区”与“非安居区”，“创业区”、“奋斗区”、“挣扎区”等，不一而足。

　　这种具有世界性的现象不足为奇。令人不安的是，据说这极少数人的“享乐区”后面有强大的权钱结合的利益集团控制。有一种说法是一些开国元勋的后代被称为“太子党”的上层人物对平民中冒出的胡锦涛总书记及温家宝总理尚有不恭敬的表现，对老百姓就更不必说了。甚至有“太上皇”干扰政府亲民措施的说法。

　　根据这种说法，“利益集团”使国家财富集中投入大城市的为五星级消费服务的基础建设上，奢华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房价已经是“世界第一”昂贵，中产阶级与普通老百姓望楼兴叹，富豪却大炒房产。在这种歪风的影响下，民间发展实业的热忱转向房地产投机，中国正在走上金融风暴前美国的发展道路，这是十分危险的。

　　50年代人们熟悉的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现在变成高级奢侈品的商场，即使普通的布鞋也标价300元人民币以上（超过45美元），到北京小商店中，一双布鞋不过三四十元（6美元）而已。从一双布鞋的两种价格就可以看出中国市场消费有两个世界。

　　重游改革开放后一直保持至今的大名鼎鼎的北京燕莎商场感触良多。那儿出售的进口锅，美国不过50美元，这儿卖到2000人民币（约300美元）。我问售货员有人买吗，回答是“有”。售货员告诉我，前两天有位大款是刚到北京定居的，花了20万元购买家用物品，一床棉被就是3万元以上。她还说，普通老百姓来这儿只能走马观花，买不起任何东西。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立志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邓小平搞改革开放、让少数人先富而把经济搞活，他心目中的第二步是要先富起来的人带头使全国致富，而不是搞出现在这样的贫富悬殊的社会来。最近全国人大会上，就有代表喊出“国富民穷”的危机，听说最高领导层对此相当敏感，纠正起来却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国言论自由已经有很大进步，在政府机关都可以听到十分尖刻的批评，不怕隔墙有耳。但党的宣传部门却兢兢业业，不让报刊舆论过分自由。这种对自由思想的严格管制从短期来看能制造全国大团结的假象，但从长远来看是对中国未来不利的。毛泽东50年代指出的既要有全国统一意志又要有个人性情舒畅的理想，实现起来真不容易。

作者是旅居美国芝加哥的印度华人学者 本文寄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