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博会为契机 上海能重现二三十年代繁华吗？

　　“世博会是个大庙会，大家赶集般赴会，待集市散了后，正常日子还是要过。”

　　多家酒店赶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开幕，外国特色餐馆纷纷涌入，世博园区外各种文化活动红红火火，展示万国建筑的外滩也完成修缮——一些人因此断定上海能以世博会为契机，回到1920、30年代的繁华。

　　不过，受访的学者都不太认同这个说法。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学勤教授以庙会、集市形容世博盛会，不认为它可从根本改变上海社会。

　　他说，在硬件的促进方面，世博会“对上海大大地往前推一把”，不管是地铁网络、城市外围的高速公路，或刚筑起的大楼，都是中国第一，为市民提供很大便利。

　　“但是，上海造世博会的资金和其用途，都没有经过人大（人民代表大会）监管、对老百姓没有交代。”

　　朱学勤说，网民热烈讨论着美国迟开始建世博会上的国家馆，意味着它的衰弱，但事实正好相反。他认为，这其实代表了资金使用受美国议会监控，展示了制度文明。

　　朱学勤以“百年巨埠，文脉已断”，总结对世博会不可能把上海带回到二三十年代的看法。他说，20世纪前50年，上海是文化原创力的中心，曾是中国第一个出版业（商务印书馆）、第一家报纸（《申报》）的诞生地，但现在的上海“没有好报纸、好杂志、好的电视台或好的出版社、甚至是好的大学”。

　　归根结底，朱学勤认为上海不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般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受制于北京的一个城市。

他说：“如果说北京是‘国家队’，那上海只是城市的甲级队，要再办个《申报》或商务印书馆，都轮不到上海。”

　　以世博会为契机，上海近年来大力推动总部经济，今天的上海处处都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德士司机不得不学几句简单的英语问候语，德士电话服务中心雇用了能说不同外语的服务人员；一栋栋设有公园的老洋房争先恐后地“变装”为餐厅、酒吧，让尤其喜欢在露天餐饮区（alfresco）用餐的老外满心欢喜。

　　专门研究城市规划问题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屠启宇博士说，上海目前国际化等表象看起来与二三十年代接近，但其“路径”不同。他解释，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半殖民地”，数个国家以自己的方式管理租界，但多方管理提升社会的容忍度，多国人民（包括犹太人）和谐共存于这个“冒险家乐园”。

　　可是，1949年以后，上海成了工业重地，即使浦东90年代开发时为上海迎来另一轮的崛起，但上海不再需要“冒险家”。此时，市民更在乎如何维持基本生活水准、明哲保身，形成了“职业经理人文化”。

　　屠启宇说：“鉴于上海的财力、经济影响力等，它对国家来说太重要了，需要确保其稳定。深圳等成为特区，其经济模式得到成功后才延伸到上海，进而撬动全国。”

　　他批评说，筹备世博会期间，权力依然没下放，大家用的也仍是“战争”语言，例如政府呼吁干部办好世博会、打好这场战。

　　尽管如此，屠启宇相信，184天的上海世博会必定会迫使有关当局作出调整以应对问题。他十分赞赏向每个家庭发放一张世博会门票的做法，让市民在世界于家门口展示时，有机会进入这个大课室。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特别赞赏门票也免费发给有居住证的外来人员，认同他们对城市建设所做的贡献。

　　他认为，上海二三十年代的繁华是畸形的，是外国人“用枪杆子带进来的”，不能和目前的情况同日而语。阮仪三关注“后世博”时期，原世博园区的使用，希望当局能延伸上海世博会重生态的理念。

打造“上海的红磨坊”

学者对世博会能否把上海带回到繁华的二三十年代心存怀疑，许多商家却信心满满。把原来一座佛教庙宇打造成“中国城”表演与用餐场所的安娜·帕德森说，诸如美国、英国和澳洲等地，早已有类似的餐馆。她与生意伙伴希望把该模式引入亚洲，选择上海就是因为相信这里有市场，看准了它二三十年代的繁华历史，以及世博会的契机，希望打造“上海的红磨坊”。她说：“刚开始时，70%的顾客是外国人，现在中国人却占了顾客群的60%。当地人很希望更了解好莱坞等娱乐胜地，在这里举行企业活动。……另外，许多外国人也因世博会前来上海，甚至有企业包下整个餐厅来观看世界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