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现在看来，为了盐而打仗非常愚蠢，不过以后的人们看到我们今天为了石油而打仗，也许会有相同的反应。”人类之所以有冲突，归根到底，背后往往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就是利益。而盐能影响历史，决定国运，引发战争，就是因为它代表着权力和财富……

 

 

巨富盐商：垄断体系的寄生者

 

挟国自重的盐业：辉煌的低级经济形态

扬州是个极为特殊的城市，是古代中国的奢华之都、梦幻之城。车进入市区后，道路两侧的民居及古建筑以一股不同凡响的文化冲击力扑入我们的视野，青色屋顶、屋檐，白色墙面及赭色窗棂构成了清秀别致的江南建筑样式。街边的树木也是秀丽多姿，加上纵横市区的河湖绿水荡漾，昔日的豪奢景象已不复存在，给人一种宁静、恬淡和轻松愉快的感觉。

个园是扬州现存保存最完好的私家园林，占地2.3公顷。园内广植修竹，妙叠奇石，静引池水，巧设楼台，小中见大，变化多端，诗情画意，引人入胜。其中桂花小径、兰苑、水榭和四季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漫步园中你会感到恬静而安适，你会理解人生在这样优雅的环境中度过该有多么惬意。园名取自竹叶被日光及月光映在墙上，呈现为一个个“个”字的意境而成，体现了园主人颇为高雅的文化韵致和极富诗意的生活格调。

园主人是黄至筠〔1770－1838〕曾任两淮商总五十余年，“家资累积巨万”，在嘉庆23年[1818年]建造了这座著名园林，据说共花费了6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江苏省一年的财政收入。黄至筠平时还养了一个200多人的戏班子，每日里弦乐悠扬、歌喉婉转。导游以颇为羡慕的口气说黄家的鸡都吃人参等名贵中药材，这种鸡下的蛋一两银子一枚。另外还有个传说，黄至筠喜爱吃鲜竹笋，他叫人设计了一种携带炉子和厨具的担子，雇人在黄山挖出竹笋后即刻烹调，然后挑夫飞快下山，几百里赶到个园，竹笋刚好出锅。

盐商一直是我们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超级富豪的代名词。中央电视台近期播放了《咸说历史》，详尽叙说了盐及盐商对中国历史发展所实施的重大影响。人离不开盐，尤其在大量依靠体力劳作的古代，缺盐就会虚弱并且心智大乱，而盐在中国的分布却极不均衡，除了长江以北的两淮地区沿海出产海盐外，古代内陆只有山西运城和四川地区生产食盐，而扬州就是海盐生产和外销的主要地区。早在古老时代盐商们就会垄断盐的产销，哄抬盐价，谋取暴利，成为地方豪强。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针对这种情况对盐业实施了国家专营，积累了大量财富，使齐国一举成为了春秋霸主。汉初曾一度民营，使盐商富比王侯，汉武帝迫于财政压力实施了“笼盐铁”的政策。此后历代统治者为了攫取社会财富都曾长期实施盐业专营。在那样一个野蛮专横的古代社会，无论是民营还是专营，都使盐业成为一个特殊垄断行业。《咸说历史》中介绍:“安史之乱”之后，唐政府把每斤盐价提高到370文钱，相当于今天的20元钱，而当时一斤盐的成本不过10文。我不知道这昔日的370文与现今的20元的价格比编导们是怎么换算出来的，我们应当进一步追问:晚唐时期一个普通人的年收入是多少，合今天的人民币多少？一年吃盐的费用要占用其收入的几成？但《咸说历史》说了，此时盐的暴利是其成本的几十倍。好家伙！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农业时代，在那样一个微利时代，这等于就是说:你要吃盐吗？那好，请出高价！甚至是:想吃盐吗？那好，你就准备好你一生的积蓄吧。

在高于几十倍成本的暴利之下，扬州的盐业经济极为繁荣，“扬一益二”的说法也开始流行，扬即扬州，益为成都，两个地方都是当时垄断背景下的盐都。以一个调味品要挟一个民族，以一个人民生活必需品要挟整个国家，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特殊行业的卑劣行径，这个行业的成功意味着整个民族的失败，也最终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失败。因为通过一个重要商品价格的极度扭曲可以导致整个市场的极度混乱，也会导致人们价值观的极度混乱。

扬州这位个园的主人就是由于从事了盐务，成为了富贾一方的大富豪，并为自己修建了这座美轮美奂的超级豪宅。当年他19岁骑驴上京城拜见主管两淮盐政并获得信任而被委任两淮商总时，他不过是个家庭破产、一文不名的小青年，五十余年的盐务生涯使他富可敌国。《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兼任过四任淮扬盐政，让我们了解了《红楼梦》书中所展示的奢华靡丽从何而来。

扬州的辉煌吸引着天下的豪杰俊士，它的郊区美景使得张若虚写下了《春花江月夜》；它的初春景色也让李白挥笔写下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名句。更有一位无名诗人以“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诗句露骨地表达了一种末世情怀。扬州的盐业经济使其成为一个消费之都，吃喝玩乐俱全。吃有淮扬菜系，品位名列华夏之首；喝有汉代枚乘《七发》中提及的“兰英之酒”、宋代的“琼花露”以及后来的“木瓜酒”、“秦邮五加皮”等等；玩有闻名海内的工艺品制造业，玉雕木刻一应俱全；乐有各路戏班荟萃，更有烟花柳巷、美女如云。扬州曾长期吸引着帝王们沉溺其间，久久不愿离去。隋炀帝就与扬州结下不解之缘，醉生扬州、梦死扬州。如今他的孤坟正在扬州的北郊伫立，诉说着曾经的暴虐、骄奢和凄凉的史实。在瘦西湖畔矗立着一座白塔，据说是当年乾隆在此游玩时对陪同官员讲这里很像北京北海的琼岛春荫，只是差一座白塔，第二天皇帝推轩一看，一座白塔已赫然矗立湖畔。原来是盐商们为取悦皇帝一夜之间用珍贵的食盐暂时砌了一座白塔，不禁使龙颜大悦。而后盐商们又仿照北海白塔一丝不差地砌筑了如今这座白塔。这一期间，扬州作为一个城市，其盐业为清政府提供的上缴资金是国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那么，扬州本身通过盐业又从全国攫取了几成财富呢？会低于四分之一吗？从扬州当时的奢华程度看，明显高于这个比例。这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具有海洛因性质，是清朝政府的财政支柱和快乐源泉，也是它的沉重枷锁和致命病根。

行文到此，我毫不犹豫地为古代扬州、为个园、为中国的古代盐业及盐业管理模式下了一个清醒而明确的定义:辉煌的低级经济形态！

辉煌是指事物发展到完美阶段而呈现出的质地优良、造型优美、结构合理的状态，呈现出光辉灿烂的状态，呈现出令人震撼的状态。

低级是事物早期、不成熟、幼稚乃至野蛮粗俗的发展阶段。

经济是指“包含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在内的广义的生产过程，也叫经济过程”。〔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487页〕

形态是指事物的形状或表现。

上述词语合在一处就是辉煌的低级经济形态，这是指外表极度火爆繁荣，却是由人们以极度扭曲的价格进行交换的市场过程。一些人不创造任何新价值、不发明任何新产品，只是通过对人类常规或传统必需品的垄断就轻松获取暴利，在迅速攫取了大量财富后就物欲横流、就极度奢华，并且由此构成了一处处超级的繁华局面和慑人心魄的瑰丽景象。

辉煌的低级经济形态一定是病态的。通过畸形的市场交易，一部分人获取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超额利润，一夜暴富。但由于这种肆意吞噬同类的交易关系是丧失人性的，因此必然使这一经济形态的制造者产生出一种病态人格来适应这种病态关系。穷奢极欲是一个集团穷途末路的体现，穷奢极欲是一个阶层行将灭亡的征兆，穷奢极欲是狭隘人生的狭隘生存方式和狭隘的价值取向。穷奢极欲也是获得暴利后的必然表现，而暴利是毫无人性交易规则的必然结果，暴利场所一定充满着无规则的厮杀和争夺，失败者将从金碧辉煌走向颓败凄凉。《红楼梦》所展示的末世景象具有高度典型性，它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景象。

辉煌的低级经济形态一定是短命的，极度暴利的背后也一定是极度贫困。史书记载，嘉庆元年〔1796〕二月，北京城一夜之间冻死了8000人！可见京城乞丐之多〔见《清朝史话》157页夏家馂著〕。当一边是极度奢华而另一边却是极度贫困时，这种经济形态必然是短命的。满清一朝基本就是各族人民波澜壮阔的起义史，从早期的天地会，回族、撒拉族起义到白莲教起义，从湘、黔、川苗民的乾嘉起义，天理教起义，再到后来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一次次起义都宣布清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也一次次宣布辉煌的低级经济形态必然终结。

辉煌的低级经济形态一定是短视的，一群制造极度扭曲的市场的人没有未来，也不会考虑未来。他们本身就是朝不保夕的族群，都曾长期遭受贫困威胁，一旦机会在手都会不约而同地拼力攫取社会财富。极端的机会主义者都是彻头彻尾的市侩，他们都会抓住机会不放，上下勾连以自保，哄抬物价以自肥，绝不会考虑广大购买者的真实感受。卑劣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其卑劣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残酷游戏规则的赢家们在享用掠夺成果时必然会表现出格调低下的文化姿态。私养一支庞大的戏班就是一个明证，喂鸡使用人参也是一个明证！

低级经济形态的辉煌是通过畸形市场获得的，辉煌的四周一片凋敝；低级经济形态的辉煌是通过掠夺获得的，辉煌的四周一贫如洗；低级经济形态的辉煌是通过垄断手段获取的，辉煌的四周一概压抑；低级经济形态的辉煌是特殊利益集团私欲爆发的表现，辉煌过后将是永久的沉寂；低级经济形态的辉煌是狭隘人生观的超常发挥，此等辉煌不可持续。

知道了什么是辉煌的低级经济状态，我们也就知道了什么是辉煌的高级经济状态，那一定是和谐、进步、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那也一定是充满合理竞争、充满人性光辉、充满合理规则的经济形态；那更是充满创造发明、充满全新探索的经济形态。

当我们观察曾导致一个国家失败的行业、景点和古迹时，我们不但要看到其表面的辉煌，还要看到它的低级形态，看到它对整个民族财富的巨大掠夺性和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巨大销蚀性。我希望我们当代人能从扬州、从辉煌的私家园林、从中国古代盐业经济模式中看到一条绝路，绝不去重复这种经济模式，绝不重新踏上这条绝路。

 

盐利丰厚，贾人争趋：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一

明清时期盐行专卖制，获利甚厚，为商人争趋之业，而其中又以山西籍盐商为多，诸如河东盐区、长芦盐区、两淮盐区、四川盐区等，到处都有山西盐商的足迹。大体说来，山西盐商多由以下几种人构成:

其一、势豪望族。这是山西籍盐商中势大财雄者。如明朝议大夫阎蹯楚之祖、之父，均以“太原望族，贾淮上盐筴”①。又如张四维和王崇古家。张四维，字子维，山西蒲州(今永济)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万历三年(1575)以吏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人赞机务。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父，也是蒲州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官居兵部尚书、陕西总督。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奔波一生，“足迹半天下”的商人。张四维共兄弟9人，四维为长，其三弟张四教从16岁开始经商，随其父从业沦瀛间，“治业滋久，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②，是非常能干的大盐商。张四维的四弟张四象，前妻王氏家也是商人。王氏去世后，张四象的继妻范氏，其家还是商人，其祖父范世逵在明初实施开中法时就经营盐业。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正，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先后在邓州、湖北襄阳、陕西、河南鲁山、甘肃张掖、酒泉等地进行贸易，积累一定资本后，贩盐于淮浙间。王崇古之兄王崇义则是长芦盐商。王崇古的伯父王文显也是长芦盐商。王崇古的长姐嫁给了沈廷珍，其长男沈江，是随其父活跃于扬越的盐商。兹将张四维、王崇古两家的经营盐业者列表如下:

由表可见张、王两家及其姻戚，多为盐商，而张四维官居内阁大臣，王崇古是边疆大吏，这样的家族业盐，真可谓财大势雄。所以御史永郜春巡视河东盐池后说: “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郜永春所说之势要，就是指张四维、王崇古家而言③。

其二、皇商。皇商即官商。在清代的官商中，以内务府的皇商资本最雄厚，与清政府的 经济联系最紧密，而其中又以山西介休范氏最著名。早在明初，范氏已在边塞地区进行贸易。历经七代，传到范永斗时已成为张家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商人。

清人关前，范永斗即充内务府皇商。顺治初年，正式入内务府籍。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范永斗在其子范三拔的襄助下，利用皇商特权，插手盐、铜运销和对外贸易，势力越来越大，获利越来越多。从康熙到干隆初年，范三拔的儿子范毓馪、范毓 [香+奇]、范毓[香+覃]，为清政府运送军粮，建立了功勋。清政府先后授范毓[香+覃]太仆寺卿、范毓[香+奇]布政司参政。范毓[香+覃]以武举累擢为正定总兵官等要职。范氏利用其皇商特权，曾经营长芦和河东盐。从干隆四十六年(1781)范氏破产的清单中，可知范氏在直隶、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都设有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斤的仓库④。

其三、富商兼地主。如王履太、尉济美，老家都是山西人，“本北省富室，业盐淮南而家居”⑤。又如山西平阳府富室亢氏，据马国翰《竹如意》卷下载:“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亢独[把“拖”的“扌”换成“讠”][把“拖”的“扌”换成“讠”]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不难看出，亢氏是一个大地主。亢氏经营粮店、当铺，而且还是个大盐商。据记载:“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这两家都是“业鹾”起家⑥。亢氏在扬州业盐，曾与扬州“盐务商总”的安麓村齐名，有“北安西亢”之称，西亢即山西平阳之亢氏。

其四、一般商民。这种人包括家贫而业盐者，如前述王文显，其父原至教谕，官卑而贫，王文显为长子，翱翔长芦之域，最后卒老于盐场。⑦。亦农亦商者。如薛论，大同府天城卫人，其家世力田以农致饶，兄耕弟贾，业盐于淮⑧。弃儒而贾者。如乔承统，山西襄陵人，系明季贡生，父乔养冲，中盐卒于扬州，承统遂弃儒而贾⑨。籍先人遗资业盐者。如杨近泉，振武卫人，“籍先人遗资，……挟数千金，装游江淮间”⑩。

二

明清山西盐商，不仅足迹遍于国内各大盐场，而且多富商。在两淮，“向来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⑾。太原阎蹯楚之祖、之父，在“淮上笑盐，积贮丰盈”⑿。在长芦，如蒲商王文显，以盐商起家，“大室庐，备宾祭，毕婚嫁”⒀。清代山西介休范氏为长芦首富，拥有资本“百余万两”⒁。在四川、当地“充商者，不尽殷实之户，每有将所领之引，出售与山陕客民行销”⒂。在福建，据《福建盐法志》载:“官办各帮，本地商殷富者少，大半皆西商”。另外，从致富途径上看，有起边于商的，如蒲州人范世逵，“历关陇，度皋兰，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⒃。如洪洞人李映林，“财雄里中，起为边商”⒄。以贩运起家的，如临猗人阎天杰，“出应盐务，运发陕西长安、华阴两县，商事五年间，盈利数万。”⒅

一为善于心计。如蒲商王文显，经商40年，为商“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致饶；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取其资斧，又善势伸缩”⒆。又如范世逵，“有心计，……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其趋舍，每发必奇中”⒇。再如蒲州人展玉泉，“虽居厘中，不切切计刀锥，凡废居迁易，内定于心”[21]。

二为精于 计算 。如盐商张四教，“居业沦瀛间，识量益宏达，综计精确，不屑较锱铢，每年羡于人所不取，尤精九章算术，凡方田栗布勾股商分等法，皆按籍妙解，不由师授，……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具有操纵。末年，业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22]。

三为父传子习。如展玉泉，“自其父时，以居沦瀛为业，玉泉方龆龀岁，因已从翁游焉。翁多画而善中，于时盐制方敦，诸近境类为它运司所侵，其滨海诸郡率私贩畿以右，又民善煮碱卤为盐，沦盐岁所发运不及额十之三四，诸贾人多去之，乃翁守其业不迁，仍付其子。近岁法制渐复，占沦盐者往往牟大利，诸贾人四方辐辏之，视昔时不啻十倍众矣，而唯展氏为世商，故蒲人谓教子不易，其业为有见也”[23]。

四为不辞辛苦。如范世逵，幼服贾四方，时“商人占淮浙盐者，责令输栗甘肃、宁夏等边，给通关领引，而守支于淮浙，谓之飞挽。然自开中以及支给旷日延久，且出入戎马，间有烽堠之惊，而盐利又时有眺朒，是以商人不乐与官为市，公独曰:此可居也。遂历关陇、度兰皋，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之境，察道里险易，……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24]。

山西盐商所获之利润，其去向主要有四个方面:甲、奢侈挥霍。如盐商张四教，“襟度旷达，乐施好义，当其义气所激，即挥置千金不顾”[25]。盐商亢氏，康熙时《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余万两”[26]。乙、购置土地房屋。如前述盐商范世逵，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积缗钱以万计。又如张四维的祖母很疼爱次子张遐龄，临终嘱托长子张允龄说，遐龄不善生计，希望兄长能给予帮助。后来，张允龄便给了张遐龄一座庄院，让他靠土地过着悠闲的生活。可见张氏土地不少。张氏是大族，分居京师、蒲州，两地都有不少房宅。张允龄晚年因思念故乡，离京回原籍居住，特在城东十里新建别墅一座，院中花卉四时皆开，颇具规模。再如盐商亢氏，为“晋商魁首，家临汾，宅第连云，苑如世家”[27]。据《扬州画舫录》载:“亢园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丙、投资它业。据清朝《军机处录副》载“晋省民人素善经营，从不肯将银钱闲贮在家，自(河东盐池)裁商之后，即将资本另行营运，或赴别省别图贸易”[28]。大体说来，明代山西盐商资本多用于盐粮贸易。入清以后，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兼及绸缎、皮毛、木材、洋铜、茶叶等。如乾隆《陕西周至县志》卷9载:“行盐贩木及开张绸缎、皮革皆属晋人。”丁、捐助饷款。这种款项以清代特别是清季居多。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29]。这种捐输，一种是用于军事方面。如雍正时，清兵出征西北，山西盐商范氏一次捐输银44万两，一次捐输262万[30]。山西介休人张英，主要经营河东盐，乾隆时捐输银14000两，助金川军需；嘉庆时又捐银2万两，以理军资[31]。另一种捐输是恭逢皇帝巡幸。清朝皇帝经常去五台山巡幸，山西盐商只好“情殷报效，愿备赏银”。政府对捐输助饷的商人，给予奖赏，以资安慰。如太谷县盐商程凤南，“出囊中资，捐饷增课，力助军需”，“给九品顶带，以示特奖”[33]。实际上这种捐输带有强迫性，常使商人视如猛虎苛政，以至嘉庆帝也感到这种横征暴敛有可能“激成事端”，告诫地方官员要妥善办之[34]。戊，其它方面。诸如修路筑桥、祠庙义学、助赈义行等。运城盐池的姚暹渠，即由盐商捐银浚治[35]。

在山西商人中，因经营盐业致富者较多。而这些商人，家境原来并不富裕，他们是经商后才富起来的。如前述王文显家，原来家中比较贫困，后来王文显外出经商，才得以添置家产，建筑新居，帮助弟妹完婚，使王氏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就连赫赫有名的大学士张四维，在其父辈家境也一般。其父张允龄经商数十年，仅是“产业略增”。后来张四维之弟张四教业盐后，由于四教为人十分精明，尤谙熟经营沦盐、淮盐，加上在京做官的兄长张四维的支持，得以致富。而张四维又在有财力的家庭支持下，官运亨通，最后得以入阁。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山西盐商的破产，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由于自身经营不善所致。二是由于封建政府干预，直至查封家产，判罪入狱。例如:盐商朱立基，山西凤台人，捐纳布政司经历，长芦盐商米立基，曾经营母舅王堂之常茂号。干隆二十五年(1760)，王堂接办内务府引地永庆号盐务，又由朱立基代办。由于常茂号本银早已用完，朱立基就将永庆号银两盐包陆续挪在常茂号营运，3年共享银91600两。干隆二十六年在河南的厂店盐仓被水淹没，亏折成本，兼之近年一切运盐需用绳斤、席片、车船脚价升值，卖价不敷运本，连年亏缺，常茂、永庆二号共折银25万两。干隆二十七年冬，经营期满，另换新商，成本帑课亏折，底里尽露，以至参追。政府一面将朱立基等家产并在外贸易资财等项封查，估价值银16万两，尚欠银9万两。同时将朱立基革经历衔，发附近充军，到配所杖一百，对其伙友也给予不同程度处分。另外，对所欠帑银，由曾经投资列名者王得宜包赔3万两，由刘运宏等11个保人包赔6万两[36]。

经济损失，而且要治罪。所谓帑利是指帑本和利息。清代的帑本有二:一为皇宫内务府贷出的资本，称内务帑本；一为由地方官衙借出的资本，称京外帑本。政府通过发放帑本，从盐商处获取巨额的生息银两。尽管帑息制度最初对盐商等集资金有一定好处，但是，法行弊随，仍然逃脱不了封建政府对盐商的高利贷剥削。特别是乾隆以后，出现了盐商既要偿还帑本，又还要报销捐输的状况。而政府方面却将盐商报销捐输之款又作为帑本再交盐商经营，同时还要付这一帑本之利息。盐商原有的资金，无形中变成了政府的帑本，并要付政府利息。这种帑本不仅对盐商毫无帮助，反而成为盐商的沉重负担。结果导致“商力因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 [37]。特别是在引盐滞销时，就使盐商陷入了负债累累的境地。而封建政府对拖欠帑息的容忍也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就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对严重亏欠课帑的盐商抄家清产，最后导致盐商破产和身家复败[38]。这也就是曾经动辄数十万银两的朱立基盐商集团，最后彻底垮台的原因。

三

社会以商为末业和传统的儒学 影响 ，并不以商为荣，而是重仕轻商，追求仕宦，这样就形成了如下几个心理特点:

1．轻商重儒观。如盐商王文显之父，官教谕，职卑而贫。文显兄弟5人，文显为长，四个弟弟均望文显而立，以是文显弃儒就商，最后以商致富，为王氏之兴立下汗马之功。可是其父告老返家后，由于轻商思想作怪，首先让长子王文显分家出去，使文显大受刺激，悲作《五噫歌》，歌词中有“朝人扫除兮，出而暮思噫，清风飘裳兮，明月鉴之噫；古有履霜兮，实获我志噫”。其父听到此歌后，有所悔悟，父子才和好如初。当文显弟王珂举于乡时，其父高兴地说:“兄商而利，弟士而名，乃吾今何憾矣”[39]。又如盐商杨近泉，虽为两淮盐笑祭酒，却“独喜与士子游”，当其子杨恂举于乡时，杨近泉在淮上闻捷，掀髯喜曰:“夫我乃不以儒显，儿子以儒显矣，尚何事贾，即日弃资斧北还，与乡老结社觞咏为欢”[40]。再如盐商沈廷珍，“经商所至，必携小学通鉴，时诵习之，遇事辄有援证，工楷书，喜为近体诗”[41]。

2．锆营仕宦观。如蒲州盐商展玉泉，上数百金，得授归德之商丘驿丞，对其经营之沦盐，遂命其子掌之。临行时，高兴地对其子说:“我仕矣，得间或视尔”。展玉泉虽然只得了个小小驿丞，且受到了同业者羡慕，“荣其贾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业”[42]。另外，在河东盐池专为商籍子弟设立了运学；在淮扬盐场，山西之阎、李，科第二百年[43]。下述部分盐商子弟科举仕宦资料，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3．义儒经商观。盐商王文显的观点最为典型，他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所以善商者，身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44]。

4．积德行善观。如山西襄陵人乔承统，父中盐卒于扬州，承统弃儒而贾。承统弟得罪两淮盐督，亡去，追捕甚急，承统挺身而出，就狱，五毒备至，终不言弟所在。且为行贿千金，得释。弟归家，破析己产予弟。顺治二年(105年)，清兵南下，令军中所俘妇女，其家愿赎者，可放归。承统闻故旧女子多俘在中，乃遍访诸营，倾囊赎以归其家[45]。又如临猗人阎天杰，经营盐业五年，盈利数万，旋辞商归家，倡修庙宇，周济苦民，每于岁暮，设施饭衣，终身不倦[46]。

经济状况、心理状态的 分析 ，笔者认为:鉴于盐是一种专利品，获利大，以至连皇室族人也插手其间，所以在山西盐商中，势豪望族大地主不乏其人，他们上下勾结，左右盐业，从中谋取暴利，至于一般商民只能拾其残羹。从山西盐商的发展 过程看，他们大体是: (1)以盐商起家，登上仕途，利用权势，支持其商业；(2)利用先人遗产遗资，投资盐业运销，增殖资本；(3)通过盐业与其它商业互相支持，互为补充，扩大财富。山西盐商的成功，除了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和本省拥有运城盐池的自然 条件外，他们善于经营和不辞辛苦，也是成功之道。但由于当时的 社会主要是自然经济的格局，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以致他们虽然集中了一些资本，却不能投资于生产事业，其资本一部分被他们挥霍掉，一部分购买了土地，一部分被捐输助饷。加之，由于受封建文化的束缚，他们在心理上追求的是仕宦儒学和封建伦理道德，这种由商人到仕宦之途，而不是由商到工的道路，可以说是明清商人的悲剧。究其原，还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之故。

注:

①   《阎古古全集》卷6。

②⒃⒇[21][22][24][25][41]《条麓堂集》卷28。

③   《明史》卷219，张四维传。

④⒁   见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载《 历史 研究 》1981年第3期。

⑤   《扬州画舫录》卷2。

⑥   《骨董琐记全编》卷3，富室。

⑦⒀⒆[39][44]《空同集》卷44。

⑧   乾隆《大同府志》卷29。

⑨[45]   同治《两淮盐法志》卷43。

⑩   《复宿山房集》卷26。

⑾   《从政录》卷2。

⒂   《四川盐法志》卷32。

⒄   《受祺堂文集》卷4。

⒅[46]   光绪《猗氏县志》卷上。

[23][42]   《条麓堂集》卷23。[26]   《荣香室续钞》卷7。

[27] 《康熙等南巡秘记》。

[28]   伯麟《为增定禁截口盐章程并缓筹官办池盐先行详议由》，嘉庆九年五月初三日，存一档案馆。

[29] 《松龛先生全集》卷3。

[30] 《清稗类钞》第5册。

[31] 《定阳张氏族谱》。

[32]   见拙稿《五台山行宫的修建经费与山西商人》，载《五台山研究》1988年4期。

[33]咸丰《太谷县志》卷7。

[34] 《清仁宗实录》卷71，嘉庆五年七月甲辰。

[35]   见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2。

[36]   见《军机处录副》高城《审拟朱立基等如罪由》，存一档案馆。

[37] 《清史稿》卷123。

[38]   见刘德仁、薛培《略论清政府对盐商的控制与作用》( 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43]   嘉庆《江都县志》卷12。

 

 

“专其利以病民” 明清两淮盐商的暴利之路

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是麇集扬州的两淮盐商。而在盐商中，人数最多、势力最雄的又是徽商，他们几乎垄断了两淮所产食盐的全部流通过程，挥金如土，富埒王侯。维持其奢侈性消费的经济来源，无疑是其攫取的巨额垄断利润。其主要手段之一是用不等价交换和放高利贷剥削食盐生产者。

清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盐商》中说:“两淮(盐)额引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注:应为169万)，归商人十数家承办……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计之，场价止十文，加课银三厘有奇，不过七文，而转运到汉口以上，需价五、六十不等。”以此推算，购价与销价相距三、四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

这一巨额利润，一方面攫取于食盐生产者(即盐场灶户)，一方面则攫取于食盐消费者(即广大劳动人民)。对于食盐生产者来说，两淮盐商的牟利手段主要是大桶中盐、压低收价，此外则是以重利收债的办法来加以剥削。

(一)所谓大桶中盐。据乾隆三十一年两淮盐政普福奏称，两淮盐商“惟知自利，不知灶艰”，以自制大桶量收灶户食盐，与盐场通用之桶相较，“每桶实多一、二十斤不等”。通过这种手段，两淮盐商一年就可获得纯利润数百万两白银。

(二)所谓压低收价。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奏称:“(两淮)灶户所卖之盐、腌盐计二百五十斤为一桶，一桶可得大制钱七百文，而盐商买每桶只给银五钱，或乘其急需而给四钱，仅敷工本，其戥头银水更多克扣。”按当时大制钱七百文合白银一两计算，盐商向灶户收购食盐，最多只给一半价格。

(三)所谓重利收其债。清人王鼎在《两淮盐法志稿》中说:盐商唯利是图，“称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就是说，盐商还通过高利贷形式来剥削食盐生产者。按宋应星《野议·盐政议》中所说明末盐商资本“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九百万两”计算，盐商放高利贷的利息率超过33％。

明清两淮盐商不仅在流通领域的购买阶段(G—w)采取大桶中盐、压低收价、克扣戥头银水等手段剥削食盐生产者，而且在流通领域的售卖阶段(w—G)采取克扣斤两，囤积居奇、任意涨价和掺假等手段来剥削食盐消费者和小商小贩，以攫取大量的货币财富。

如同马克思所指出，“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对这条规律，两淮盐商是很精通的。他们在盐场收购食盐，千方百计压低价格，而在行销时则囤积居奇，随意提高出售价格，以牟取暴利。道光中叶，百姓以稻谷一石，坯换不到一包食盐，当时兼管盐政的两江总督陶澍也提出:“计算场价，每盐一斤，不及十文，而转销各处，竟至数十倍之价。”有人甚至直接指出:盐商“服食奢靡，积惯成习，身家所费，已无限量……皆增加于盐价之上耳。”

两淮盐商还采取掺假等奸诈行为来增加利润。关于这一点，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胡定在上给清廷的一份奏呈中，就作过揭露。他说:两淮盐商在销售食盐时，“多方罔利，或盐船故令迟到，使盐价腾贵；或诡称盐将缺乏，致百姓抢买，顿收数倍之利。且复每包缺少分两，掺和泥沙”。清人郑祖琛也指出:把持两淮盐政的大盐商们“专其利以病民，百弊为之丛集”，他列数了盐商的好几条弊端，其中一条是:“(食盐)售之于小贩，则搀和有弊，轻称有弊”。

总之，两淮盐商奢侈性消费的经济来源，是他们凭借食盐运销的垄断权和手中的雄厚资本所攫取到的巨额垄断利润。而这巨额垄断利润，主要是通过剥削食盐生产者和食盐消费者而得来的。他们攫取利润、穷奢极欲的过程，也就是食盐生产者和食盐消费者遭受剥削而日趋贫困的过程。

 

 

岁月人生：自贡近代盐商四大家族兴衰史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在自贡的“全国国民节约献金”会上，盐商余述怀将平顶的瓜皮帽放下，双手撑在桌上说：“述怀虽长期经营井灶，但是现在仍感资金周转困难，不得卡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款1000万元。”……

四川自贡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短短八十余年间，曾经有过两批盐商因战争的爆发而崛起，也由于战争的结束而衰落。

1853年似乎并不是一个平常年份，咸丰皇帝的眉头已经不能舒展多时，太平军已在此时攻陷了南京，两淮盐路断绝，盐税无法征收，两淮百姓也吃不到食盐。

他于当年5月，着户部下了一纸文书：“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就这样，多年以来的岸引疆界被打破，第一次“川盐济楚”由此拉开帷幕。

“四大家”

这纸文书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

在这些盐商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四大家”。

王朗云是“王三畏堂”的发家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利用分房所得田土作抵押，与陕西商人签订了“出山约”，规定：在扇子坝共同凿办盐井，每凿办一新井，主出井厂基地，客出押山银400两和凿办资金，全井收益分30股，主占12股，客占18股，客方分股18年届满后，井厂全部无条件归还主方。

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十一年（1850年—1860年）王朗云先后复淘改造，新凿成三生、金海、添福等井，使王氏盐产量位居富荣盐场首位。

川盐济楚期间，王朗云乘机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在重庆、宜昌、沙市等地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由此获得数以万计的财富。获利之后，王朗云大量收购田土乡庄，拥田跨富顺、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谷1。7万石，后来四川总督丁宝桢称其“富甲全川”绝非过甚之语。

王家祖上为官，和官府关系密切，能为他广开销路提供便利，其它三家虽也和官府有些交道，但此时显然没有王家关系厚实，可他们也有自己的经营之道。

李家全盛时期，重庆盐号的掌柜叫张大麻子，此人是“四友堂”发家的元老，向来克己奉公，但在死前突然性情大变，狂嫖滥赌。李家主事李祥庵知道后不但不谴责，反而暗中指示盐号每日为张掌柜提存50两银子以备他急需，众人皆感到奇怪，李祥庵解释道：“性情突变，将不久人世，他对我家功劳很大，这点银子算什么。”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这是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观念。自贡这些盐业家族多在发家后广置田产房舍，甚而走“富而优则仕”的道路。道光末年，李家的田租一年就有4000多石，胡家在光绪初年也有5000余石租谷的岁入。“四大家”还不断捐官，每一家中都有数人领取朝廷俸禄。

在中国近代商业模式已经逐步形成的情况下，这些完全遵循古老商业模式的家族，似乎也只能借一股春风发家，“川盐济楚”的春风一刮完，“四大家”便逐步走向没落。

辉煌的顶峰

同治六年（1867年），王朗云53岁生日，他设筵大庆，诸多朝廷地方大员都是他的座上嘉宾。云南兵备道、翰林院编修赵树吉为其撰写寿序；武英殿大学士、国史馆正总裁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修撰翁同和等列名拜寿；刑部陕西员外郎赵树宣，工部虞衡司主事赵熙亮灯参加祝贺。

寿筵上的王朗云好不风光，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使得即使拥有大量钱财的商人也难以在社会上得到尊重。而此时，诸多朝廷大员的来贺，似乎也在表示王朗云不再是“商”而是“士”了，有足够资格在社会上受到众人的尊重与礼遇。

表面情况仿佛的确是这样，早在6年前，因为抗击云南农民军的进袭，王朗云就被赏赐了花翎，其后他又捐得了候补道和二品顶戴以及三代一品封典。

可像他这种捐来的虚衔并不能保护自己的身家，何况王朗云本人也并不避讳自己的巨额财富，并没有像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商人一样韬光养晦。他太招摇了，曾不断和官府作对，还指使盐工捣毁过水厘局。虽然他最后能凭借自己的财富脱身，但至少他和朝廷的关系并不融洽。也难怪后来丁宝桢会拿他开刀。

自贡盐商都是短时间内暴富，确实缺少一点世家大族的底蕴，虽然他们的财富和两淮盐商比起来毫不逊色，但终究只能带给他们片刻的辉煌。

两淮盐商，自来就是清廷的大金库，他们所累积的政治势力，远非自贡盐商这些后起之辈可比。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即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开始筹画“收复楚岸”。到了同治10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南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光绪二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楚运停后，厂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以来的一些私井，进行了封禁，使井场烧户遭到重创，出现了“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的局势。

“四大家”的衰败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以疏销缉私为由，先后在犍乐、富荣两大盐场创办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要将以往盐商手中的川盐销售权重新收归政府。这大大触伤了以王朗云为首的大盐商的利益，王朗云凭借自己与京官的关系，不断上访户部，都察院。

丁宝桢则以王朗云先前阻挠水厘之征未能惩办，现又一再控他办理官运，决定严厉惩办。于是将王朗云所有劣迹上报朝廷，引得慈禧大怒，颁下懿旨“似此持势横行，亟应从严惩办，着即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儆惩。”

王朗云得到京官密信通告，急逃他乡，流亡4年，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才回到自贡，并在三年后死去。

“王三畏堂”在王朗云死后，由他的堂侄王惠堂继承。王惠堂远不及他叔父，他大肆挥霍，经营无方。在他主事期间，王家大修馆舍，修新枧宅第，耗费铜钱20余万串，承建承德堂大厦耗银十余万。王氏各房分权而居，各自只谋私利，公事不再统一，“王三畏堂”瞬间走入颓势，负债六、七十万两。

王惠堂之后是王朗云的孙子王星垣主事，此人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债务越陷越深。在他主事其间，族人营私舞弊严重，纷纷组织商号，有的仅出少量资本，有的占干股；向公堂井灶送卖货物，货劣价高，无不利市三倍以上。

后来虽有王达之、王作甘的一番作为，“王三畏堂”也一度出现起色，但奈何四川盐业发展已走进低谷，实是无法挽回。1928年，“王三畏堂”连本带息共负债105万两白银，被迫以大量财产作抵押，自此王家名实皆亡。

自贡盐商的衰落，内部子弟的不肖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外部楚岸行销地域的减少才是根本原因所在。楚岸行销地域的减少致使川盐滞销，再加上自贡盐商本身花销的巨大，覆灭只在早迟之间。

光绪十六年，李绍棠开始主理“四友堂”。他是一个不修边幅但对抽大烟力求考究的人，无论何种场合，他都踏起一双鱼尾鞋，当地还专门为他特制了没有后跟的新鞋。他所抽大烟还不是云南的南土，而是专供宫廷使用的宫烟（印度红土，在上海改装过的鸦片）。每次吸烟时，总是三个手下用三支烟枪同时开烟。

在他做“四友堂”总办时，大做私生意，兄弟子侄竟相效仿，“四友堂”负债日巨，李绍堂的子侄11人都各有其私人的盐业企业。其后的李燮臣作总办时，同样也竭力经营私家。致使“四友堂”盐业日趋衰败。在李燮臣下台时（1899年）负债已达96万两之巨。本来的盐场巨富在此时已沦为盐场的破落户。

胡家、颜家也在相同的时间内衰败，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四大家”已经完全销声匿迹，绝少再有人提起。

“四大家”因战而起，也随战而衰，“四大家”的败落，似乎并不单纯是经营上的失误。实际从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地区的那一天起，就宣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

抗战与财富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自贡盐业的低谷，先是清政府政策的倾斜带给整个四川盐业沉重的打击，整个行业在短时间内迅速衰败，而后的军阀混战，繁重的苛捐杂税更让四川盐业发展举步维艰。

但盐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远非其他商品可比，即使在这样多种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川盐产销依然有利可图。只是此时的盐业经营不再那么简单，并不能沿用过去的生产模式，而是需要更灵活的手腕，更敏锐的商业眼光，更超前的市场决断。这些又恰恰是那些旧式盐商们所不具备的。在这样的乱世中，他们往往无力再继续经营自己的产业，只能将其转卖或租赁出去，适逢此时又有一批新生商人需要将自己手中的资本转化，以牟取更多的利润。于是在不知不觉间，自贡盐厂的归属便发生了更替。这些新生商人们似乎也更适应时局，在乱世中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一个机会，一个让他们积累更多财富的机会。

1937年抗战爆发，海盐生产被破坏，运道阻断，盐源迅速减少，全国逐渐出现食盐供不应求的情况，一些靠近前线的地区甚至发生盐荒。1938年3月，国民政府便要求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 15万吨。从 1938年起，自贡盐场便获得了迅猛发展，大批的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也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就被称为第二次“川盐济楚”。

新式盐商登场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在自贡的“全国国民节约献金”会上，盐商余述怀将平顶的瓜皮帽放下，双手撑在桌上说：“述怀虽长期经营井灶，但是现在仍感资金周转困难，不得卡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款100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自贡盐商们纷纷慷慨解囊，短短35天，便募得1.2 亿元之巨，在这场献金运动中，自贡捐款为“全国之首”。

一群盐商能在此时捐出数额如此巨大的一笔款项，显示了他们的豪气，也说明了此时自贡盐商的豪富。

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就对川盐产销大加扶持，对盐商复起井灶提供大额贷款。此时已广有资财的余述怀更是抓住机会，抢先申请复起了一批井灶，获得一笔巨额增产贷款，使其企业大为发展，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其他方面。

述怀出身农家，光绪末年他只是岳父酱园中的一名伙计。他为人精明，善于经营，在岳父酱园时就积攒了些许财富。宣统二年（1910年）他乘老盐号源昌枧经营不善之机，用自己手中的债权作抵押，取得了海流井18年的经营权，迈出其以盐发家的第一步。余述怀在开始经营盐业以后，立即用其高明的手腕在商场中赢得主动，生意越做越大，到抗战爆发前其身家就已经位居盐场前列。

抗战爆发后，余述怀在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资本的同时，还让他在美国留学的长子厚钦，在加利福尼亚开设“天禄兴业贸易公司”，进口花旗参、手表、汽车等回国销售，获取厚利。

此时著名的自贡盐商还有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人。他们的发迹过程都与余述怀相似，如侯策名也是出身农家，同样由杂货铺伙计干起，20年代末期买下老盐业家族的产业走入盐场。

1938年“川盐济楚”初始之际，侯策名看准时机大量囤积盐业生产所需材料。其时局势混乱，货比钱贵，在此时借贷整套锅炉设备的钱，到抗战结束时只需一块钢板就能还清本息。侯策名借这一记“以物保值”之策大赚一笔。

其后川盐销路大开，侯策名更开办全兴、中华两个运盐盐号，获利甚巨。到抗战结束时，其资产已达35万余元（以银币作值，其时银币与法币的比率为1比300万）。

刘瀛洲也在此时组织了“新兴运输公司”，购进汽车和板车，从事食盐和煤炭的运输。他还不断地引进人才。将自己的盐厂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复旦大学毕业的邓燮康、邓宅华叔侄，留美归来的邓式曾，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邓燮逸等，就曾先后担任了刘瀛洲所辖盐号重庆、宜昌、上海分号的经理。

40年代后期，刘氏企业已具有相当规模，职工人数上千，公司行号皆备，形成了一个集产运销于一体，兼有金融、保险、原材料供应、机械维修在内的大规模企业集团。直到1954年8月盐厂合入公私合营自贡久大制盐股份有限公司时，该厂产量仍占公司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是今日贡井盐厂的重要组成部份。

可1945年抗战胜刚一胜利，国民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自贡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

辉煌后的落寞

对于政府的决定，自贡盐商们皆愤愤不平，既然四川的食盐在抗战中为稳定大后方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为什么国民政府不能在抗战胜利之后为川盐保留两湖地区的运销区呢？对此，曾任四川盐务局局长的缪秋杰在一个私人聚会中表示，两淮盐商历来就是中央政府的大金库，在掌控了中央钱袋子的两淮盐商面前，中央政府似乎也无计可施。

这批自贡盐商对于自己的命运其实早有预料，他们也为此努力，但时代赋予的机遇似乎也注定要由时代来收回，个人的抗争总显得微不足道。

早在1945年，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等七人就倡议组织四川盐业公司，欲将自贡两大盐场合二为一，为抗战后的川盐谋求一条出路。然而这在当时却根本行不通，就连那些中小盐商也不愿参与其中，反而成立起西南盐业公司、中华盐业公司等与之对抗。

1946年，四川盐业公司集资20亿元，拟向中央银行以官价3万元1两购买黄金，或向外国借贷，在美国购买真空制盐设备。几经周折，才由盐务局领队，派出一个考察团赴美。最后却仍空手而回。其间，中央银行拒售黄金，不换外汇，美国和加拿大又以中国政局不稳，动荡不安为口实，不予贷款。

在这之后，侯策名等人的理想完全破灭，向来勤俭克己的他也一改往日作风，修建起一座豪华西式公馆，还请寓居上海的周孝怀手书“涵院”二字作为馆名。

1948年七、八月间，钮建霞新任川康盐务局局长，召集自贡场运两商开会，传达当局“扶淮抑川”政策，在会上他宣布即日起停止官收，这对当时面对严重通货膨胀的盐商们来说，不啻于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侯策名在这种情况下即刻由放款者变为贷款者，负债累累。

当时子金三日一滚，甚至一日一滚，因此运商不愿购盐，官收又停，井灶收入来源枯竭。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时局更加混乱。逼得自贡盐商聚头商议“集体清账”。当时自贡市长甘绩丕威胁盐商们说：“谁扰乱市场，我就抓谁！”这才把这场倒账风波压制下去。

侯策名在重庆借贷不少，此时债权人纷纷上门要债，有人劝侯策名将在渝的存盐随市卖掉偿还欠款，但盐价不振，全部存货售出的金额也不及欠款的三分之一。加之资金猛涨，侯策名的债台越筑越高，更使他坐卧不安

此时重庆商务办事处主任钟岳樵劝侯策名暂不将重庆的存盐出售，而是恳请债主宽限三月时间，钟岳樵的意思就是让侯策名用三个月的时间做赌注，静待时局变化，希望能让事情有所转机。处在破产边缘的侯策名反复思考后也同意了钟岳樵的看法。

果然不到三个月重庆便得以解放，盐价复涨，侯策名在重庆的存盐销售完毕即清还了所有债务。

熊佐周、刘瀛洲等也都负债甚巨，大量资产被抵押，除却余述怀在1947年遭遇意外身亡外，所有自贡盐商几乎都走到了破产边缘。如果不是1949年12月自贡得以解放，市场恢复，这群盐商就会这样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1950年初，侯策名由重庆返回自贡，迎接他的不再是往日的辉煌，只有逐渐破落的“涵院”中野草如故。看着风草萋萋的“涵院”，此时的侯策名再也没有了任何理想抱负，他只愿安度晚年而已。

 

“官为盐纲”：盐商垄断的杀手锏

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梁小民在《南方周末》上撰文《盐业专卖下的官僚与商人互相勾结》：“明清盐业专卖下的官僚与商人互相勾结，先后成就了富甲天下的晋商和徽商。‘成也官，败也官’，明末开中制改变，晋商被迫退出盐业；而在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经常有人说，晋商和徽商的成功是由于‘“勤劳’和‘诚信’。勤劳是中华民族之美德，连亚当斯密、伏尔泰这样的洋人也赞扬过，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诚信的故事也车载斗量，为什么其他人不成功呢？”晋商和徽商成功的原因很多，当然要包括山西人的诚信和徽州人的“徽骆驼”精神，但最关键还在于官商结合。山西人和徽州人是在盐业专卖的制度下靠与官府的勾结而成功的。

盐业专卖在明代演变为开中制。明初，蒙元势力在北部边疆成为心腹大患，明政府在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驻有80万军队，后勤保障成了大问题，于是，利用所控制的盐业专卖权，让商人把粮食等物资运到边疆，以换取盐引（领取和销售盐的凭证），到指定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这就是开中制。最初，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开中制从事盐业贸易，并没有什么资格限制，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还禁止达官贵人参与其中。但盐业是一个利润极高的行业，官员就利用其特权垄断了这个行业。晋商和徽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晋商起源于盐，并不是山西人多地少，人民勤劳走上了经商之道，而是有可以交易的食盐而走上了经商之道。晋商从南部起家，正在于这里有运城的池盐。但是如果不是借助于官府的势力，在盐业专卖制之下也只能受尽官府盘剥小打小闹，或者成为私盐贩子。小打小闹和走私违法都不可能造就这一个大晋帮。晋商的真正起家靠的是官。也就是说，晋商是通过官僚与商人互相勾结来挖到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的。

晋商第一代富商大多有官场背景。徽州人从商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其成功的主业仍然是盐。在当时官僚与商人互相勾结之下，盐引大量发放，而食盐产量有限，盐引得不到兑现，到嘉靖年间未支盐引已达200万引。这就引起盐业专卖的制度变化。为了疏清旧引，官府把持有盐引的商人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以圣、德、超、千、古、皇、凤、扇、九、围命名。政府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及持有的旧盐引数量，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每年对其中一纲的旧引支盐，对其他九纲按新引支盐，以10年为期，把旧引完全疏清。又规定，在疏清旧引之后，按纲册所记旧引数分发新引。册上无名者，没有领取盐引的资格。这就是说，未入纲者无权经营盐业。这就形成已入纲者的垄断。纲册是政府编制并发放的，与官方有勾结的大盐商就垄断了盐业经营。这些盐商主要是徽商和晋商。明代天顺、成化年间，在实行纳粮开中的同时，又准予纳银开中，即可以用银子买盐引。于是，开中制演变为折色制。这种变化使盐商分化为内商和边商。由于距产销区都近，扬州成为盐业中心，一部分盐商向淮、浙内地一带迁移，向有关运司纳银换引，成为内商。晋商中的盐业大户也纷纷迁至扬州，同时，他们逐渐转向经营钱庄。另一部分中小盐商仍在边境地方纳粮换引，成为边商。边商缺乏资本，内商资本雄厚，内商以低价收购边商的盐引，边商衰落内商壮大。边商主要为晋商，内商主要为徽商。此后，晋商逐渐退出盐业进行多元化贸易，徽商主宰了盐业。这是徽商成功的原因。

在盐业专卖之下，徽商经营盐业当然少不了官府，所以徽商的主要精力放在疏通官方关系上。徽州人让子弟读书走科举之路固然有文化传统，但更现实的还是子弟当官后作为徽商的后盾。乾隆时的大官曹振镛家族就是朝中有人当官，商场有人经营盐业。像这样的徽商大户相当多。家族中无人当官者，也要通过各种方法勾结官府。乾隆七次下江南，接待者主要是徽商，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对皇权的崇拜。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了寄籍扬州的徽商的奢侈生活，美籍华人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指出，这不仅是他们追求享受、炫耀，更主要是为了交结、拉拢官员，为垄断盐业创造条件。徽商还大量向政府捐赠，为了换取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而是经商的需要。清道光年间，盐业专卖制度改变，盐商垄断的特权被废除，改行票法，运销分离之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了。这真是‘成也官，败也官’。”

叶显恩在《江淮论坛》发表《徽商的衰落及其历史作用》一文：“徽商不仅身兼地主、官僚，形成三位一体，具有封建的特征，而且，总的说来，他们是服务于封建制度的。从其利润的封建化就可说明这一点。徽商赚取的巨额利润，既没有多少向产业资本转化，又缺乏更多的供其贩卖的商品与更大的市场，因而很大部分被封建王朝在捐输报效的名目下囊括而去，从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财政经济；或则耗费在“无妄费”上；或则用之于‘肥家润身’，尽情享乐。徽商的巨量利润投入捐纳、捐输、建祠堂、修坟墓、建会馆、义庄、置祠产、族田、叙族谱、订家法宗规，开办学堂、书院、义学、试馆等等。一方面，他们力求向封建官府转化，跻身子缙绅的行列；一方面力倡程朱理学，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徽商投入这方面的资金愈多，封建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祠堂族长的淫威就愈发加甚，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祠产族田，就更为膨胀，商人与官府、地主结成三位一体也就更为牢固。一言以蔽之，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势力就愈加雄厚。这对坚持落后的生产关系起了恶劣的作用。因此，徽商在历史上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基本上扮演了一个保守的角色”。

唐力行在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指出：“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认为宗族势力在徽商形成和兴起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徽人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徽商所雇用的伙计，大多为族人。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的势力历久不衰。徽商的兴起得力于宗族势力，徽商在商业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投靠封建政权；建立徽商会馆”。

杨明明在《徽州社会科学》撰文《徽商是典型的东方封建商贾》认为：“通过对徽商经营方式、特点、资本出路等多角度的考察，徽商虽在一定范围内搞活了经济，但究其实质，搞活的是封建经济，他们丝毫没有西方早期资产阶级对封建制无情的批判性，也没有不妥协的斗争性，更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经济思想，他们是典型的东方封建商贾”。

明清经济史权威傅衣凌教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指出明清时代“中国商人的致富，是靠着巧取豪夺，而不是从正当的商品交换流通过程中取得利润，他们不是等价的交换，而是采取超经济的封建剥削，这样，就使得中国商人的活动与封建的榨取方式极为接近；使得中国商人不可能纯粹的从商品的流通过程中获得利润，而是和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甚至与官僚互相勾结，邀取官职，富通王侯。”“中国很早便出现土地买卖，这本是好事情，但由于其他条件不具备，手工业生产的条件不具备，土地过早地买卖反妨碍着工商业的发展。这使商业资本有其他出路，而不必急于冲破封建束缚，它可以把过剩的资本用来购买土地。”“在封建社会里，土地的占有是意味着特权的赋予，中国商人虽拥有巨大的财富，但在法律上是没有地位的。”“商人欲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与封建官僚相勾结。”“盖因中国的商业资本于其育成的母体中，常依靠官僚的帮助。”“另一方面，封建官僚也由于商业有利可图，纷纷投资工商业，操纵工商业，造成了城市主要商业大权，是操在大官僚的手中，如盐、铁、当、行商等，都是官商，形成官与绅、绅与商历来是互通的局面”。“明清商业与商业资本还有另一个鲜明特征，即和乡族势力相结合。”“中国有句老话‘天高皇帝远’，即中央专制主义的势力尚不能深人各地民间的反映。因而中国地主阶级便积极扶植、利用这乡族势力，用以干涉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城市中一切活动，象度量衡、商品种类、贸易习惯以及运输权等等，差不多都受到乡族势力的严格控制，而不得自由、独立的发展”，“在中国，手工业帮会制的发展基地不在城市，而系从乡村延长到城市去。在乡村是族长，在城商界都是领袖，如徽商等。于是这就形成中国城市的工商阶级对封建地主的斗争性不大，反成为封建势力的拥护者”，“凡是商业资本发达的地区，乡族势力愈见强大，封建道德观念甚为浓厚”，“在长期封建社会里，中国市民等级的成长是如此不易，殆即受这乡族势力羁绊的结果，也构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因素”。

王世华在《安徽师大学报》撰文《论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商人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说到底就是钱与势的关系。一般说，钱不敌势，因此钱总是仍附于势。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钱与势的关系又远非如此简单，而是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明清时期，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正是这种钱与势关系的缩影。由于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统天下，封建政治势力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以徽商足迹所至，势必与封建政治势力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依附、逢迎与仰攀是徽商对封建政治势力所持的基本态度。基本方式有：一、以经济巴结逢迎；二、联姻攀附；三、捐献行媚巴结；四、跻身仕林。

博导李琳琦教授在《中国工商出版社》出版《话说徽商》指出：“官商一体，借势行私。无时不在的危机感迫使徽商不得不花大把的银子去勾结、攀附那些达官显贵，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不受侵犯。然而，如果那些大官僚们稍有不测呢？徽商对他们的‘前期投入’不仅血本无归，甚至还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了长久之计，一些大徽商便通过捐输的方式谋取‘官商’的地位，使自己也晋升为封建统治阶层的一分子，然而，从前文可知，这种捐输的数额极其庞大，一般本小的徽商难以承受。于是许多徽商就干脆花钱买个官衔，称为‘捐官’。这样的事例在徽州的宗谱、族谱中随处可见。

如果说在明朝前期，徽商们的这种如意算盘还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到了明代中后期，朝廷实行的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却使徽商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据说成化年间，太监张敏的侄子张苗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捐给朝廷，明宪宗很是高兴，随口传下旨意：“可授南京三品。”于是张苗就当上了南京通政使。张苗的例子一开，许多人便纷纷仿效，一时间四方白丁、商贩、手艺人、革职之流，以及士大夫子弟，都想方设法巴结拉拢近侍内臣，进献珍玩，并很快就能不经过吏部，直接获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等官，当时人称为“传奉官”。 徽商有得是钱，何在乎捐官的区区小数！如侨居扬州的徽商吴绍浣晚年就花钱捐了个道员的官衔。徽商汪士明在扬州做生意时，也“输粟”当上了中书舍人入直武英殿的官职。扬州大盐商鲍志道曾花钱捐过布政司理的官衔，其子鲍淑芳也“由太学生捐职员外郎”。 在当时也造成极坏影响，何况当时徽州盐商中‘捐官’的都喜欢捐个盐场大使头衔。时人感慨捐官风气之滥、之坏，遂模仿刘禹锡《陋室铭》作了《陋吏铭》：官不在高，在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其虽陋吏，唯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人抨青。谈笑有盐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刑线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远公庐(署印官有借佛寺为公馆者)，或醉竹西亭(候补人员每喜游平山堂，每日命酒宴乐而已)。孔子云：‘何陋之有？’这个‘铭词’还是笔下留情，仅仅描述了捐官的盐商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并没有涉及到‘勾结’、‘敲诈’、‘残害’之类的黑幕。无论是赤裸裸的花钱买官，还是捐输，都使得徽商由单纯的商人变成了官商，正所谓既当了老板也当了官。官商一体的特殊身份使徽商终于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一些低级官僚的敲诈勒索，从而保护了自己的利益。且官僚的特殊身份还使得徽商从政府手中得到了种种特权。就拿盐商来说，如果没有政治身份和政治后台，是很难在盐业中立足的，在两淮八个盐业总商中，仅徽州的歙县一县就占了四个，其势力之大，其他商帮岂可望其项背。”

博士后学者马俊亚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淮北盐业中的集团博弈与利益分配——商人集团的寻租活动》，提出“在清朝各盐区中，以两淮产量最大，盐税居各区之冠。”嘉庆、光绪《两淮盐法志》均统计：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在扬州的两淮著名盐商共80名，徽商独占60名。在浙江的35名，徽商占28名。马俊亚指出：“由于盐业中的巨大利益完全取决于行政权力，在专制政体下，为了获得、维持并不断地扩大这种垄断利益，必然引发社会上狂热的寻租活动。在清朝‘盛世’时代，除了正规的盐税、各种附捐外，商人还要向最高统治者进行大量的报效。仅在1738—1804年，两淮盐商就向政府捐献(报效)白银3千6百3十万两，这还不包括他们为乾隆南游所花费的467万两白银以及向皇帝进献的古玩、字画等，也不包括为盐官们捐献的许多小额款项。

商人对皇帝的报效，所获得的租金远远超出了一般商业行业的利润。通过捐献，许多盐商获得了官阶，并使许多巨商建立了与皇帝的私人关系。1751年3月6日，乾隆的上谕中称：‘朕巡幸江南，两淮商人踊跃急公捐输报效，地方官一应公务，俱于此取给’。那些报效的商人‘各按其本身职衔，加顶戴一级’1757年3月21日，乾隆发布上谕，对两淮商人再予嘉奖，对原有职衔，已达3品的商人，均赏给奉宸苑卿衔；未至3品的商人，各加顶戴一级。毕竟，商人既看重官衔，也重视实际利润。次日，再发布上谕，‘着再加恩，自丁丑纲(1757年)为始，纲盐食盐，每引加赏十斤，不在原定成本之内，以2年为限’。仅此，就使商人获得了数千万斤的无税之盐。1762年3月9日，乾隆对两淮巨商进行了更大的奖赏，已加奉宸苑卿衔的黄履暹等，再加一级；已加按察使衔的徐士业等，加奉宸苑卿衔；李志勋等，各加按察使衔；另外，赏程征启6品职衔，并给程扬宗等各加一级。学者指出，皇帝的巡游建立了盐商和朝廷的关系，并创造出了一种相互支持的体制。

实际上，这些报效根本不是掏自商人私人的腰包，而是先由运库垫付，然后加以拖赖。道光年间，两淮盐商拖欠国家税收不下数千万两。

陶澍一针见血地所奏：‘报效一款，原系因公抒诚得沾议叙，自应各出己资，乃亦先由运库垫解，分年带缴，积欠累累，是库存正款徒为商人骗取议叙之用。’用公款来报效皇帝，以表忠顺之心，形成政府花钱替商人买爵位的怪现象，并造成了国家资产的大量流失。同时，报效也冲击了正常的盐务秩序，史称：‘报效既多……各省盐务皆有不可收拾之势。’

尤为严重的是，引商通过向最高统治者公开行贿，使得这一集团不但获得了对盐业合法的垄断，而且把这一职业变成了世袭。另外，大部分商人在拖欠正课外，还抬高盐价。监察御史曹一士写道：‘向来积弊，每有众商公捐之举，其实皆非出之商人本心。缘为大吏者，每遇一事，必传商纲授意，遂尔勒派众商，勉强从事。究之所捐在此，而所欠在彼。于国家实无裨益。并有奸商藉端高抬盐价，以致闾阎并受其累。所在官司，以其方行输捐，遂任彼所为，置之不问。是公捐之举，商人显居其名，而百姓隐被其害。’”

其实，徽商自己吹嘘的所谓报效，也并不是掏自己腰包，而是运库垫解，分年带缴，导致拖欠国家税收不下数千万两。同时，清代规定由总商督征盐课，查禁私盐。总商基本全是徽商，由于徽商自己乘机倒买倒卖私盐，上下其手使私盐泛滥成灾。直接大量偷逃国家税款。

文化部《中国文化网》载文指出：徽商是在“官商结合的垄断市场结束时结束的”，“徽商的主体是盐商。徽州盐商在清政府实行‘纲盐制’时，其所经营的盐业是受政策保护最多的，他们凭借垄断两淮盐引的特权，在徽商中实力最雄。而在道光年间清政府在两淮实行‘改纲为票’的盐法改革，从根本上取消了徽州盐商在两淮盐业中的垄断特权之后，徽州盐商居然没有一点竞争能力，从此便一蹶不振。”

 

盐商聚集的世纪

扬州，运河之城、盐商故里，根据其名人荟萃、故居成片的特点，近几年先后重点翻建了东关街、东圈门历史文化街区、教场民俗文化街区和南河下盐商文化街区。扬州盐商文化遗迹众多，包括个园、何园、卢氏盐商古宅、汪氏小苑、鲁门古宅…… 走进这座城市，随时随地和运河、盐商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扬州5.09平方公里的老城区中，汇集了几十座盐商住宅、庭院和花园，其中东关街、东圈门和南河下三处地段最为集中。扬州致力于发掘扬州盐商文化，打造有特色的旅游街区。以东圈门、东关街为“两轴”，对盐商住宅进行保护性整饬，建设古城街巷风貌景观带；整治老城丁家湾地块，构建“何园—盘谷—二分明月楼”的盐商私家园林观光带；整治南河下盐商住宅聚集区，构建盐商会馆观光带。

对于扬州，运河文化和盐商文化是两个重要的文化典型。一部运河史里不能没有盐商史，一部盐商史与运河史息息相关。

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本性决定，封闭隔绝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而近代资本主义的掘起的一个重要表现则是交通的发达与通畅，从而形成统一的大市场体系。而在清朝中后期，这一状况大大的得以改善，主要表现在糟运上，为解决北方粮食供给以及协调各地之间粮食分配和应付天灾人祸的需要。全国的粮食交通网得到了进一步的梳理与发展，从产地、集散地、转运地、区域性市场及运输路线都以基本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路线。而这一网络的形成势必带动其它商品的区域性交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建社会地方经济势力条块割据的局面。也就促使了各地的土特产、手工业产品及生产原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自由流通的趋势。

而与这些交通网息息相关的大城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像扬州是以盐业、漕运、河运兴起的，尤其是盐业。明万历年间的的扬州盐商以多达百余家，资本总额超过3000万。虽然在清初遭遇扬州十屠。但在康乾年间，又再次超越往日的辉煌，徽商和山西的晋商，聚集此处，商铺和手工作坊林立，汇兑、钱庄、典当业都相当发达。扬州成了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城市。

扬州得水利之便，成了吞吐量极大的盐运中心，每年有十亿斤以上的海盐经过扬州转运到安徽、河南、江苏、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两淮盐运使的官署也设在扬州，无疑，则给扬州经济带来空前繁荣。清朝为了食盐的营运，将帝国分为十一个区域，总部设在扬州的两淮盐区包含了长江与大运河之间的地区，在产量与贩售利润很轻易地就超过其它地区。清代著名学者汪中在《广陵对》里指出：“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万民食其业。上输少府，以宽农亩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

扬州盐商，是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典范。十八世纪大本营在扬州的盐商，他们的经营范围扩及华东与华中的大部分，无疑地可以说是中国商人中的佼佼者。早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广州公行商人举足轻重之前，扬州商人就夸称个人财富与累积资本之雄大，超越在帝国内任何个别的工商群体。像公行商人一样，他们将其财富与权势归因于政府所给予的独占垄断权。然而他们与公行不同之处，是他们的财富直接从国内贸易中取得，完全未受到欧洲贸易方法的影响。因此，扬州盐商提供了我们一个中国内有的商业资本主义形式的有趣研究案例。

淮扬盐商的销盐区是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这里是清朝当时在全国划分十一个盐区中最大的一个，利润高、销售范围广，使扬州盐商牟利甚厚。他们富可敌国，让平民百姓瞠目结舌。“富者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其挥霍豪侈也是惊人的，仅从他们的平常生活就能窥其端倪。喜好马的盐商，家中蓄养数百匹马，每匹马的日花销量就是数十金；爱好兰花的盐商，则把兰花从门口摆至内室的每一块空地上。

到“乾隆盛世” 时，扬州商业经济已冠全国。在乾隆年间，瘦西湖曾一度极盛。在他君临天下六十年，六下江南巡视，每次都到了扬州，乐乎这里的山与水，而瘦西湖又是“重中之重”，便促使了扬州园林迅速兴起。乾隆每来一次，湖上就添几处新景，十多年下来，就有了20多处了，有些园林还是乾隆的赐额。扬州园林极盛时，湖两岸园林连成片，无一寸隙地，其奇思妙构，点缀天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人不觉其中，“绿杨城廓是扬州” 绝非虚名。

富起来的盐商，为了攀附官府，为了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便寻求走“贾而儒”的途径，兼商人与士子于一身，融厚利与富名于一炉。他们仿效文人主持风雅活动，广交文友，与士子、书画家密切往来，并以雄厚的资财给他们在经济上给予资助，活跃了扬州文化气氛，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扬州八怪就是这时与盐商相互依存，生活上得以安定，艺术上得以发展的。

清代乾隆年间，扬州盐商以皇帝南巡为契机，纷纷置办昆曲家班以迎銮接驾，出现了昆曲史上著名的“七大内班”，对昆曲的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淮扬菜系的形成、发展与扬州盐商脱离不了干系。当时，每个盐商家中都有自己的“庖厨”，每一顿饭要备数十种菜。到吃饭时，侍者端菜到主人面前，主人以菜的色泽选其食用，不被选用的要重新换其他类。而且选料、烹制一定要精。

清代康乾时期，垄断两淮盐业的八大商总全部聚集扬州，将大量资金消耗在扬州及其附近，把扬州造成了一个商业繁荣、文化发达、人文荟萃的园林城市，也使之达到了当时中国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巅峰。风雅、奢华的“盐商”、“扬气”的生活方式，对于当时的社会风尚、思维方式、生活习俗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扬州城的盐商住宅是这座城市建筑文化的典型代表。

扬州著名学者韦明铧先生所著《两淮盐商》向人们详尽地阐述了一则则关于盐商的故事，并通过对盐商的研究，剖析了锻造扬州人性格的土壤。在《两淮盐商》中，作者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给评价扬州盐商，“扬州盐商那种寄生性、依附性和消费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财富用于扩大再生产，从他们身上根本找不到同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那种锐意进取的朝气蓬勃。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当东方最富有的集团用大量白银建造瘦西湖上豪华的五亭桥时，英国的瓦特正致力于改进热效率较低的牛考曼蒸汽机，不久，西方掀起了工业革命的狂飙。”

据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等研究资料中的评述：扬州盐商的巨富是利用清朝政府给予他们的特权——盐引制，通过垄断经营、贱买贵卖等手段取得的。他们兴盛于此，也败落于此。有特权庇护，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官商。盐商们的大量财富成了清政府特殊用项的来源，两淮的盐税直接关涉到清政权的经济命脉，“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于是形成了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和扬州盐商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微妙关系。扬州盐商也无形中承担了许多封建义务。遇大灾大难时，大力支持清政府是他们报效朝廷的最好机遇。然好景不长，到乾隆中叶已出现衰败迹象。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频繁的查收勒索使扬州盐商无利可图，一蹶不振，于是纷纷走散。（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 杨骏）

 

盐商为何跨不出资本经营这一步

18世纪的中国，聚集在扬州，以徽商、晋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曾经掌握了巨大的商业资本。当代研究者多认为，两淮盐商每年用于经营的商业资本约为2000万两白银，而当时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银子光景，由此也可知两淮盐商资本之雄厚了。

盐商们的商业利润，那就更为惊人。据著名历史学者何炳棣先生的估计，在1750年至1800年间，两淮盐商中的“运商”（负责运销的盐商，此外还有负责生产的盐商，称为“场商”），每年平均利润约500万两银子，半个世纪之中，利润高达2.5亿两。相当于当时6个年度的国家财政收入总额。

然而，如此巨大的财富，却没有被运作成为发展生产的商业资本。这些巨商都没有像西方商人那样成长为资本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思考。

两淮盐商的财富，除了一小部分用于诸如救灾济荒、筑路修桥、抚孤恤贫、捐资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外，一部分被挥霍掉了——如修建园林、购置土地、日常奢侈性消费等，但最大部分则是流向官方。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盐商们主动结交权贵、捐资买官，这类钱财估计数额不小，但难以统计，二是政府半强迫性质的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其数额极为惊人。据清代官方统计资料，乾隆年间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军需、河工、灾济、备公（指乾隆下江南用款）银子高达2850万余两。三是被管理盐政的官员和各衙门胥吏们用各种各样的名目剥夺了，时称“脧削”，其数额更是惊人。据估计，乾隆时代盐商们交给盐政官员们的银子将近亿两，被胥吏们“脧削”的财富则有四五千万两。除上述三类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如皇帝还借钱给盐商，收取1分至1分5厘的利息，称为“帑利”。据估算，乾隆时代盐商们为此支付的银子有七八百万两。

尽管上述估算数据不可能准确，但盐商利润大量流向官方则是公认的事实。煊赫一时的两淮盐商在乾隆朝结束之后就走下坡路了，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商业利润已逐渐被官方抽空，并没有多少财富可以作为生产性投资资本，再加上盐商们借助垄断性盐业政策赚钱，商业经验、思想倾向、行为方式等等都不足以使他们成为西方意义的资本家。

与两淮盐商相似的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广东十三行是1757年乾隆下令实施“单口通商”政策之后唯一合法的外贸机构，由于其垄断性质，商业利润也很可观。当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通常，一担茶叶（重百斤）的利润为4至5两银子，自1810年至鸦片战争之前，平均每年出口茶叶24万担，年利润额可达百万两银子。

然而，广东行商在经营中普遍遇资金欠缺的问题，许多洋行司因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据统计，从1760至1843年的84年中，先后共有47家洋行开张营业，而在1771至1839年间停业、倒闭的则有37家，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家关门。一方面是外贸利润不低，另一方面却是外贸公司纷纷倒闭，除了外贸环境恶化等原因之外，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商业利润被官方侵蚀。

1773年至1835年间，见于官方档案记录的行商向朝廷捐款（“捐输”、“报效”）就达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款当远不止此数。而来自广东官方（包括粤海关官吏、广东地方衙门官吏等）的勒索，估计每年高达30万两银子。有一位行商，因被怀疑其承保的外国商船“西里塞斯特号”与被缉获的48匹羽纱走私有关，结果被罚缴税款100倍，每匹羽纱原税银为14两，48匹共需缴税672两，罚款高达67200银元。可以想见，这次罚款可能使得这位行商赔进整年的利润，他的外贸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清朝官府眼里，商人不过是“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什么时候宰吃，只看官吏们的兴致。商人们经商致富，还可以花钱买“红顶子”，但个人命运不由自己支配，财富更不由自己支配。不受约制的皇权、官权习惯性地成为社会财富的抽水机。当富商们的财富被来自官方的超经济力量抽空时，他们即便考虑生产性投资也已不可能了。当然，商人们自身局限性也很突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运作资本用于投资以带动生产、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想法。清代的制度土壤也使得这样的阶层无从产生，社会进步失去了源头活水，就只能停滞不前了。

 

明清盐商：专制的阴影下没有光明

漫画/王建明

依靠官府起家、发展起来的山西、徽州等十大商帮，从始至终都把自己的命运和专制王朝的命运绑在了一起，随着满清王朝的倒台，随着腐朽专制政体的逐渐灭亡，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风光了数百年的商人群体也随之衰落了

中国人是习惯于向后看的。不可否认，在当前这个利益驱动一切的虚假社会，我们大都患上了诚信饥渴症。因此，有人想到了明清商帮，理想化地把他们塑造成以诚信为本，以诚信兴业，以诚信发展的一代“儒商”。细想起来，这里面至少存在两个误区:首先，诚信本来就是商人(也是每个普通人)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守则，如果把它当成难得的美德极力炫耀，这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就不仅显得可悲，而且可怜；其次，不能因为缺少诚信而无限拔高诚信，它是一种道德品格或者仅仅是职业素质，不可能成为经济发展主动力，也不可能成为商人能否获取财富的决定性因素。

除此之外，由于商帮的兴起，还有人一厢情愿地把明清两朝美化成商业繁荣，海晏河清，人民富足的盛世强国。关于明王朝，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揭示它的本质:“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至于野蛮的清王朝，它给中国带来的是一次文明大倒退，更不可能使社会经济产生任何创新性的发展，充其量也就是学习前朝旧例，萧规曹随而已。不想“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是怕人民普遍富裕后依仗财势，傲视官府，危及政权；使“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是怕官逼民反，从另一个角度危及政权。这是一切专制统治者共同采用的阴谋，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有意让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刚刚温饱的标准线上。

“开中制”成就山西商帮“折色制”促兴徽州商帮

千百年来，集权专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在它的笼罩下，根本没有光明。从本质上说，明清商帮与宋朝时那些官商勾结的人物是一样的，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也更具群体性而已。

还原历史的真实，明清商帮的兴起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具体地说，它最初的根由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实施的“开中制”。

朱元璋击败蒙元建立明王朝后，仍然视北方游牧民族为最大威胁，遂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称为九边或九镇。这个东起辽东镇海滨，西至甘肃镇嘉峪关，管辖边墙全长5274公里的巨型防御体系，除发生紧急军情从内地调动援军外，平时驻军即达80多万。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九边之首大同一带。大同镇边墙323公里，驻守马步官兵13.5万多人，配马、骡、驴5万余匹。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漫长的边防体系，如此庞大的驻军规模，给明政府带来了巨大的供给困难。据《大明会典》记载，仅大同镇就需屯粮51万余石，草16.9万余束，秋青草176万束，此外还需要大量棉花、布匹等消费品。为了运送这些物资，明政府不仅要抽调大批官军，还要征调许多民夫，总之，每年花在驻守长城上的银子就达上千万两，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为解决边镇军事消费与供给的矛盾，明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对晋商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开中制。开中制是在历代食盐实行国家专卖的基础上，明政府为解决边饷问题而找到的一举多得之策:省钱、省时、省力。然而，它的初衷既不是富民，也不是富商。

简单地说，开中制就是让商人们向各边镇的边仓纳粮，以此换取贩卖官盐的执照(盐引、引目)，这就是所谓“纳粮中盐”。

一切由国家专卖的商品都是暴利产品。盐和粮食一样，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盐和粮食又不一样，它不是任何一片土地都能出产的特殊物品。因此，它就成了官方可以垄断，进而讹诈百姓，牟取暴利的专卖品。中国并不是一个缺少盐资源的国家，它的价值或者说暴利主要来自官方的垄断。

开中制最初实行于山西大同镇。《明太祖实录》卷五三记载，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行省官员向朝廷建言:“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德州)运至太和岭(山西朔州马邑)，路远费烦，清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次年制定全国中盐例，实行了开中制。

“纳粮中盐”主要集中在九边，大同镇又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和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使山西商人近水楼台，捷足先登。随着开中制向多元化延伸，除纳粮外，还出现了纳棉、纳布、纳马、纳铁中盐等方式，山西商帮不仅靠多种经营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其势力范围亦向两淮、河东等全国所有的盐产地扩张，达到了所谓“贸迁四方”的全国性影响。

到了明朝中期，盐业政策由“开中制”向“折色制”转化。所谓“折色制”，即盐商不必再运送粮食等物资到指定的边境地区以领盐引，而是直接用银子来换取盐引。

“开中制”成就了山西商帮，“折色制”则促进了徽州商帮的兴起。说到底，引起当代中国人无限遐想，无限向往的明清两大商帮，其实都是靠官商勾结起家的盐贩子。

实行开中制时，要送粮食等物资到边境才能换取盐引，而徽州偏居一隅，地处大山深处，对外交通不便，又因地狭人稠，自古粮食不能自给，与晋商相比，他们显然不占“地利”。实行折色制后，徽商在内地就可以花钱买到盐引。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徽州盐商成群结队地赶赴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仪征、扬州和淮安等地，徽州盐商的经营，一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商贾依附于官府“巧取”官府对一切平民“豪夺”

自先秦到明清，大一统的专制政体越来越成熟，无论是商帮，还是商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官府有直接的关系。当代学者吴思曾经用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说明中国式的官民关系，这里转录如下:“那军家每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

官府的淫威是不加掩饰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形成了明清时期官商勾结，分工合作，一起对普通百姓、对整个国家进行“巧取豪夺”的行为模式:商贾依附于官府“巧取”，官府对包括商贾在内的一切平民“豪夺”。

随着时下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晋商的代表乔致庸，徽商的代表胡雪岩都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结合目前这种拜金主义潮流，许多人对他们发家致富的故事更是津津乐道，艳羡不已。

乔致庸在经营中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对官场甚至清室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逃到山西。乔家大德通票号掌柜高钰立即把大德通装饰一新，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大家谁都不敢答应，乔家票号却很爽快，借给朝廷银10万两。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乔家的生意也因此进入了辉煌期。而这个时候，国家已经满目疮痍，清王朝也日薄西山了。

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官府那纠缠不清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他的一生成也官府，败也官府，最后含恨而终。细想起来，商人戴上了红顶子，这是值得夸耀的商业成功吗？它只表明了官商勾结的事实，并凸显了商人向官人的彻底臣服。

明清商人这种对垄断权利的绝对依赖，使他的经营模式染上鲜明的官家特征。他们有钱，却仅仅局限在流通领域运作，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也就没有建立起成规模的生产实体，更别说现代基础工业了。说白了，他们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卖人。

无法实现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

像所有传统帮会组织一样，商帮也以信义相标榜。晋商的“义利并举”，徽商的“贾而好儒”、“程朱阙里”、“理学故乡”，都试图在传统伦理体系的坐标中，为自己的身份找到被主流认可的道德名位。而这也恰恰反映了明清商人在精神上的先天不足。他们不能开创性地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武器，意识不到商人在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修炼不出经世济民的思想抱负和用竞争手段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的雄才大略。同时，他们身边王朝末世的腐朽氛围又使他们沾染上了投机、逢迎、谄媚、奢糜等种种恶习。由于缺少超越性的文化思维，无法实现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他们不可能像西方商人那样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敢于自由竞争的开创精神，率领自己的商人群体担负起通过竞争重构社会价值体系的历史使命，而只能在向官僚政治折腰屈从并与之同流合污中、在向正统文化依附与回归中走向堕落和毁灭。

依靠官府起家、发展起来的山西、徽州等十大商帮，从始至终都把自己的命运和专制王朝的命运绑在了一起，随着满清王朝的倒台，随着腐朽专制政体的逐渐灭亡，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风光了数百年的商人群体也随之衰落了。

几百年来，这个曾经敛聚了几乎所有民间财富的商人群体得到过快乐吗？这显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在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至今保留着一座清代遗留下的山陕会馆，是当时山西、陕西两省商人为“祀神明而联桑梓”集资兴建的。它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历时66年，耗银9.2万两乃成。现在，它成了明清商帮繁盛时期的历史遗迹，供游人参观。会馆内的戏楼上刻着这样两副对联:

宫商翕奏赏心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

扮演成文快意在坦途快马高帆顺风

这两副对联似乎告诉我们，清代商人的成就观、快乐观，甚至人生追求并没有离开“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老套。当然，作为游走四方的买卖人，他们更加现实的愿望是“坦途快马”，“高帆顺风”，那样才能快赚钱，多赚钱，平安地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