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储蓄助长了美国的经济泡沫。

通常富国借钱给穷国。这次，穷国借钱给富国。

— Niall Ferguson

2005年3月，普林斯顿的一个低调的经济学家（他当时已经是美联储的管理者之一），创造了一个新理论来解释美国从外国（特别是中国）借钱支付其巨大开支的不断增长的倾向。问题是，他说，不是美国花钱太多，而是外国储蓄太多。中国人积累了太多的储蓄，以至于他们以很低的利息借给美国，为美国的消费埋单。他说，这个巨大的借贷循环不可能永远持续。但是在世界经济中，中国的钱流到美国是一个市场现象，要改正可能花几年或者成十年。现在他说，“我们除了耐心点别无他法。”

今天，美国对中国金钱的依赖看来不那么“良性”了。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伯克南（2006年被提升为Fed的主席，当时金钱越境流动达到了一个极大的程度）现在正在处理这一情况的后遗症。

上个10年，中国投资了1万亿美元（主要是制造业的出口赚来的钱）到美国国债和政府为背景的抵押债券。它降低了美国人借钱的利息，刺激了历史性的一次消费狂热，吹大了美国房地产泡沫。一些经济学家说，中国麻痹了美国消费者和他们的领袖，使他们对自己的挥霍浪费心满意足。“这是闪烁的红灯信号，” Rogoff说，他是哈佛经济学教授、前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我们应该早点做出反应。”事后看来，很多经济学家说，美国应该知道从国外借钱支持国内消费和赤字不是经济成功的好办法。甚至当弊端越来越明显时，美国政府还沉溺于从外国借钱支付高额开支，以图恢复破碎的经济。

显然没有一个现成的补救方法。一些评论家主张美国更加有力地督促北京放弃其低币值政策 – 该政策使中国的出口更便宜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力量。如果中国允许其币值根据市场浮动的话，其出口增长可能会更适度一些。它也不会有如此多的美元去海外投资。

另有些人说：Fed和财政部肯定把中国来的钱看做对美国经济的巨大刺激，和Fed降息没什么不同。他们说格林斯潘下的Fed通过让低利率持续太长时间助长了房地产泡沫——尤其当中国的投资给银根充裕的经济更添一把火的情况下。他们说，在上个10年中期的时候Fed应该少减息，并且快点升息以减少不动产投机。

今天，被（破产公司的）残骸包围的伯克南先生说他遗憾没做更多工作规范金融机构和抵押物提供者，（如果做了的话）可能会防止投资洪流（包括来自中国的）被如此滥用。但是Fed的权限只能作用于银行。即使Fed施加更严格的措施也不一定足够，他坚持说。“如果早些时候能够取得更平衡的国际资金流，将会显著减少金融系统的危险，” 伯克南在他的俯瞰着华盛顿Mall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时说。“但是，”他接着说，“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行，靠美国自己不行。问题是已知的，但是没有进行充分的国际合作。”

无所作为有很多原因，政治的和经济的。根据至关紧要的标准 – 财富和经济增长来看，中美都似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没有一方有动机打破这种上瘾的事情：中国沉溺于强大的出口增长和财政稳定；美国沉溺于便宜的进口和低价外国贷款。

在华盛顿，中国被一些人认为是威胁，但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吸引走了工人的生产岗位。另外一些人认为，中国大量借钱给美国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中国的领导可能会突然撤资，导致人们恐慌地取走美元。伯克南先生看待这种国际投资有一种不同的视角。他认为中国向海外投资是因为消费者对消费没有信心。改变这一情况需要很多年，对解决美国的紧急问题没有帮助。“全球性的过度储蓄集体给我们伤害，” 前Fed和财政部官员Truman说。“这形成了一个观点：整个世界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没有办法。”

伯克南先生的理论与近些年来市场至上的、减少干预的思想相吻合。格林斯潘和布什政府把创纪录的贸易赤字和向国外借贷当作一种抽象威胁，不是紧急的问题。伯克南掌管Fed后警告说这种不平衡会加重。然而从那时起，处理起它们就太晚了。白宫还是认为不平衡是一个晦涩的课题，需要交给经济学家们去研究。

从中国借钱本身不是一个坏事。如同美国官员喜欢说的那样，这证明了美国作为外国投资目的地具有吸引力。19世纪，美国从英国借钱修筑了铁路。上个10年可以证明，中国使美国繁荣起来。便宜的中国货物抑制了通货膨胀，中国的投资帮助政府为各种抵押债券和11万亿的国债筹措资金。

但美国没有用来自中国的廉价资金做类似于修铁路那样对21世纪有益的事。相反，政府投入了昂贵的伊拉克战争，消费者用宽松的信用（卡）购买运动型汽车（SUV）和大房子。银行和投资者，急切地想在金钱充裕的环境下找到更赚钱的法子，于是就创造出了类似CDO那样危险的证券。“没人想戒了这个瘾，” 南卡罗莱纳的共和党参议员Graham说——他推动了通过使用严格关税惩罚中国（进口）的立法。“使他们（中国）上瘾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中国产品的消费者。使我们上的瘾是中国的便宜产品和现金。”
伯克南先生说他理解这个——他接电话时正在沃尔玛购物，那里的货廊里摆满了来自中国的物品。

新的经济舞蹈

美国之前经历过。1980年代，它和日本发生严重贸易赤字，日本把贸易获利投回到美国政府债券。那时，赤字被认为是对美国经济力量的严重威胁。以1985年的广场协定为表现形式，美国采取行动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干预货币市场：压低美元，升值日元。有一段时期，这项措施减少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但是经济学家指责日元币值的剧烈重估中断了日本的快速发展。对中国来说，广场协定的教训没有被忘掉。签订那个协议的时候，中国刚作为一个出口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出现。

中国把自己和美国更紧密地绑在一起。1995年，中国贬值了它的货币，设定了一个稳定的汇率，大约8.3比1美元。这个汇率稳定了10年。1997-1998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保持汇率不变，因为阻止了螺旋式的席卷亚洲的货币贬值而赢得了克林顿总统的赞扬。它的低工资吸引了巨额的外国投资。过去10年的早期，美国进口了大量的中国货物——玩具、鞋、平板电视、汽车零件，但是只卖给中国很少的东西。“对消费者来说，便宜物品是净利好，”一个前Fed管理者Laurence说。“毫无疑问，中国商品压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但是正规的经济学看来，贸易鸿沟不可能在不破坏美国经济的情况下持续下去。除非中国把贸易获利立即返回给美国。中国为自己的利益这样做。中国严格控制它的银行和货币，以保证财政稳定。它要求公司把对外贸易获利（主要是美元）都存进国有银行。当外贸汹涌上升，积累的美元就变成天文数字。2000年，中国的美元储备不到2000亿，现在大约2万亿。
中国领导人选择把大部分钱投入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债券中，包括财政部债券、有政府背景的Fannie Mae和Freddie Mac公司（就是那两家后来被美国政府接管的房地产公司，那时他们快倒闭了）的债券。这些不但让美国继续为其赤字筹资，而且加大了对美国有价证券的需求，帮助美国压低利率使它低于应该的水平。多年以来，中国政府热衷购买美国国债——许多私人部门认为利润太低的债券。

中美在金融和贸易上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金融历史学家Niall 给这两个国家起绰号为“Chimerica”。

蹑手蹑脚

屁股连在一起对哪一方都不舒服，虽然原因各不相同。

在美国，更多人对中国商品比对中国借贷不安多一些。2003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国会的议员们坐不住了。纽约民主党的Graham和Schumer参议员提出了一个新法案，要对中国产品征收27%的税。“有一个时期，我们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白宫和中国，” Graham先生回忆道。

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在2004年，一个共识也浮现出来：中国应该打破和美元的密切联系，（虽然）这样做可能会使它的出口成本高些。Yu Yongding，一个主要的经济顾问，推动了这件事情。美国的贸易和预算赤字不可能持续，他警告说，（中国）人为压低币值和过度依赖廉价商品是错误的。

中国重估币值的支持者说：现在的政策妨碍了中国消费者享用（出口）带来的富裕成果。北京正在把钱投入到回报很小的美国政府债券。在弱势的货币下，他们说，中国负担不起很多进口的货物。会说英文的中央银行行长，Zhou Xiaochuan，也属于支持进行大调整的那些人。

但是2005年在国会和白宫的压力下进行货币政策调整时，北京的动作很谨慎。人民币只允许升值2%。在10年的快速发展后，共产党只选择对经济模式进行增量的调整。改变很少：出口继续飞速增长，投资涌向钢铁厂和服装厂。然而，美国的官员减少了对中国的压力。他们决定更加强调让中国人消费掉他们的储蓄，他们希望最终使这两个经济体更加平衡。在一次中国之行中，当时的财政部长还鼓励中国使用信用卡。

中国也启动了一场旨在鼓励国内消费的运动，他们希望这个运动可以提供新的经济（动力）来源。但是中国人进行储蓄的热情和美国人进行消费的热情一样高（直到最近）。没有了旧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保网络，他们为就医、房子和退休储蓄。这个原因解释了伯克南先生所指的储蓄过量。私下，中国的官员对来访的美国人说，（消费方面）没取得什么进展。

“有时改变成功的经济模式是困难的，”和中国谈判的副国务卿Zoellick说。“‘这个模式工作很好，但是你必须改变它’，这是典型的美国式说法。”

在华盛顿，一些批评家说（中国）几乎什么都没干成。Adams，一个前任的财政部官员，曾经试图让IMF监控中国的货币操控，这样做可能会使中国处于更有力的全球压力下。但是当2006年，鲍尔森继任Snow成为财政部长后，IMF被踢开了。根据几个官员的说法，鲍尔森全权负责对中国政策。他非常资深。作为Goldman Sachs的投资银行家，Paulson先生去过中国70次。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水彩画，描绘的是中国非常有力的前总理Zhu Rongji的家乡。“我非常用力的推动中国的货币（政策），因为我相信中国采用由市场决定的货币是非常重要的，” 鲍尔森在一次采访中说。但是他承认没有取得想要的结果。

2006年底，鲍尔森邀请伯克南和他一起去北京。伯克南先生利用这次机会在中国社科院做了一次坦率的演讲，他建议中国重新对经济进行定位，以及重新估值它的货币。演讲的最后一刻，伯克南先生删去了一个引述，该引述说“（中国的）汇率是对中国出口的有效补贴”，他担心这个引述会成为一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诉讼的理由。

批评家们发现了一个模式。他们说，在关于贸易伙伴的每年两次对国会的报告中，财政部从来没说中国是一个货币操纵者。“我们小心翼翼，拼命不想惹恼中国，” Lee，一个公共政策主管说。“但是如果想取得具体结果，你必须勇敢面对。”

离不开的拥抱

对中国来说，这次危机也已成为一次算算账的机会。美国购买的中国DVD和微波炉越来越少。贸易崩溃了，成千的工人失业了。中国领导人害怕出现社会不稳。2005允许人民币升值了一点点，现在的中国政府又面临国内的压力改弦易辙使其贬值。中国的财富和美国的拴在一起。反之亦然。

在华盛顿一个不起眼的玻璃围绕的办公室里，财政部几乎每天主持召开数额达几十亿美元的政府债券拍卖会。一个旧陆军头盔放在一个架子上：作为一个善意的玩笑，据说财政部的官员们监控来标时会穿上它。过去5年，中国是最主要的投标者之一。从去年的4590亿美元到现在，它持有6520亿美元的财政部债券，加上Fannie Mae公司债券和其它的债券，分析家算出来每10$美国公共债券里，中国就拥有其中1$。

财政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举行拍卖，为它的7000亿紧急救援方案筹措资金。还需要更多的钱支付将来奥巴马政府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经济学家们说，美国依赖中国继续购买债券，以延续美国的（借钱度日的）习惯。

即使如此，鲍尔森说他把对全球不平衡的争论看做没有希望解决的理论。他怀疑伯克南先生或者任何其他人可以在它刚萌芽的时候解决它。“我学到的一点是，” 鲍尔森先生坐在他的中国水彩画下说，“除非危机来了，否则你不会有剧烈的改变、改革，或者行动。”

（纽约时报12月25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