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由官方建立的“劳务工博物馆”，它成立于2008年4月28日。
围绕这座博物馆的问世，媒体与公众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有人称，它“还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数亿劳务工应有的历史地位，让深圳这座以改革创新为名的城市，接受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洗礼”。
当然，只是还原劳务工的历史地位，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远远不够。如今，在深圳，从政府部门到民间组织，从商业利益集团到各种NGO，从各级官员到劳务工本身，人们从各个角度，用各种方式，向这个庞大的群体，伸出一双双温暖的手。
在这个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寒冬，这座城市正由内里生出阵阵足以御寒的暖意。
当曾振海花了680元“巨款”，买下这台相机时，他怎么也想不到，它最后的归宿会是在哪里。
那是1993年的12月8日，当时还在深圳一家酒店当服务员的曾振海，瞒着妻子，将自己三个月的工资，换成了这台型号“DF—2”的“海鸥”牌照相机。
从那一刻起，这个自小就“希望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的外来工，真正走上了摄影之路。那些年里，这台相机一直伴随着他，记录着身边的同类——那些同样背井离乡，来到深圳打拼的外来工，记录下那一段段飘散在城市底层的喜怒哀乐。
十多年后的今天，曾振海早已改变了旧日的身份——他是深圳小有名气的摄影家，宝安区公路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还拥有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深圳户籍。
而这台伴随着他度过那段难忘岁月的照相机，也已经15岁“高龄”了，镜头略有些发霉。如今，在明亮灯光的照耀下，它静静地躺在一个干净的玻璃柜里。
玻璃柜属于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这座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的灰白色两层建筑，是中国第一座由官方建立的“劳务工博物馆”，成立于2008年4月28日。
“我一度在想，把相机搁在这里，是不是意味着，我把自己的青春和历史给丢了？”曾振海颇有些伤感地说，“但我心里也明白，这儿，应该是它最好的归宿。”
的确，这座博物馆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铭记过去几十年中，数千万名劳务工在深圳的奋斗史。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我们这座城市能有今天，不应该忘记他们。”博物馆筹建负责人、宝安区文物管理所副所长李景维说。
劳务工们的深圳记忆
在深圳这座处处留下打工者痕迹的城市里，就连这座博物馆的建筑本身，也是一件文物。
2006年，宝安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石岩街道进行文物普查时，意外地发现，这座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建筑，却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首家“三来一补”外资企业——上屋怡高电业厂的旧址。
这个发现，令劳务工博物馆的筹建者们受了启发，宝安区政府决定，投入350余万元，对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旧厂房进行保护性改造，建设为劳务工博物馆，向改革开放30周年献礼。
“这是我们馆中最珍贵的藏品之一。”李景维指着一份只有两页的泛黄文件说。这是1978年12月18日，上屋怡高电业厂正式决定落户深圳时，签订的“001号协议书”。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电业厂成立的那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的日子。从那一天起，这个国家终于找到了通向国富民强的历史方向。随后，正是在这家港资工厂中，25名来自四川等地的女工，成为全国首批劳务工。
如今，这家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工厂，已经发展成为年产值5亿元、拥有数千名劳务工的大型企业。而这25名劳务工的人生足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她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嫁到了香港、沙头角等地，文物工作者们几经周折，也只找到了其中一位叫叶秀珍的女工。其中有十几位女工，更是连名字都无处寻觅，人们只能从博物馆原样复原的场景中，想象她们的工作与生活情景。
博物馆的一楼，是电业厂曾经使用过的3条电器装配生产线。就在这些今天看来略显简陋的生产线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电子零件，曾经经过她们的手，装配成一个个咖啡壶、电吹风、微波炉，然后销往世界各地。
在博物馆的二楼，有着这些劳务女工幽暗窄小的宿舍。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摆着6张上下铺的单人铁床，粗糙的水泥墙壁上，贴着翁美玲、黄日华等那个年代的明星海报。
这些都是在历时两年多的筹建过程中，宝安区的文物工作者们征集到的实物。如今，它们的数目已多达6000件，并且还在不停地增加中。每一件实物，都记录下了一段劳务工们曾经经历过的真实生活。
一本办理于1981年，纸质已经泛黄的“宝安县临时居住证”，这应该是“暂住证”的最早版本之一。对于劳务工来说，这一纸身份证明，曾是他们求职与谋生的根本。
数十张从全国各地到深圳和宝安的火车票和长途汽车票，其中一部分，甚至是如今早已被淘汰的硬卡车票。能把这些车票保存下来，想必车票的主人们，都是些心细的人。
一组特殊的建筑工具：一双皮鞋、一把扳手、一把螺丝刀和一顶安全帽，它们都与深圳的地标建筑——地王大厦有关。修建于1992年10月至1996年3月的这栋大厦，是当时中国的第一高楼，其工程高峰时期，曾使用2100多名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劳务工人。
“上天让我们相遇得太早，却给的缘分太少。但我对你的思念深深难忘，每天借着去洗手多看你几眼，看不到我好像整个人都缺什么。”这是一封情书，它被一位叫梁波的劳务工，抄写在一张“塑胶部修机记录”上。它的旁边，还静静躺着主人公送给女朋友的爱情信物：一个顶部装饰着两个心型图案的小木凳。
角落里一个暗红色的皮箱，也吸引着参观者的注意。这个老式皮箱，是曾振海1988年只身来深圳的唯一行李。20年过去了，皮箱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而它的主人因酷爱摄影，也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打工仔成长为一个摄影家。
曾振海无疑是幸运的。那些曾同他一样，在深圳这个城市留下身影和汗水的劳务工们，大多数已经离开了深圳，成了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如今，他们的身影，只能在这一件件藏品中，找到零星的记忆。
好在这座城市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和保存这些记忆。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言，这个由无数劳务工缔造出来的城市，“如今以这种方式，对这些曾在这里奋斗过的人，表达尊重，并将他们的记忆，纳入城市的历史。”
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洗礼
这样一座由政府建立的劳务工博物馆，从开放伊始就吸引了社会公众与众多媒体的目光。
大多数评论从中看出了积极的意义。有人称，这座博物馆的问世“还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数亿劳务工应有的历史地位，让深圳这座以改革创新为名的城市，接受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精神洗礼”。
还有评论称：“这个博物馆的建成，首先有助于唤醒劳务工家园意识的培育，也让他们体会到政府和社会给予他们的尊重。通过一些实物的展出，睹物思人，回顾城市建设的艰辛和个体的奋斗历程，将进一步激发广大劳务工开拓奋进的热情。”
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温和的批评者，对这座博物馆的设立与意义，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刘开明是深圳一家民间机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负责人，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持续关注着深圳的劳务工问题。对于这座博物馆，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开创性的举措。但是，这儿更像是一个劳务工历史成就展，相比起真正的历史，最起码，它不够完整。”
的确，像许多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历史特征一样，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外表后面，也曾经隐藏着血泪与辛酸。
在深圳这座城市中寻找一席之地的劳务工们，曾经历过一段被漠视、被伤害，甚至被遗弃的岁月。他们的数目也同样大得惊人——将近800万人，占深圳1200万总人口的75％。
头一个问题是工伤问题，在深圳的经济奇迹之下，有许多劳务工付出了伤残的代价。而这些因工伤致残的劳务工，在那些年里，也很难得到相应的保障。许多案子长达数年，历经一审、二审及再审，工人们的诉讼请求也很难得到最终支持。最好的结局，就是拿上一两万块钱，拖着伤残的躯体离开这座城市。
二是欠薪。曾振海曾拍过一张照片，名为《排队领工资·2004》。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一群工人正在劳动站门前排队。他们的老板跑了，这些劳务工几个月没领到钱，只能求助于当地政府。
在曾振海的镜头下，这群辛苦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与尊重的劳务工，脸上的神情显得悲伤而麻木。这正是那些年里，在劳务工脸上时常能够见到的神情。
曾振海曾把他这十多年来拍摄劳务工的照片合集，取名为《浮萍无根》。翻开这本相册，那一段段真实而残酷的历史，虽然时日久远，却历历在目。
有劳务工被有毒气体弄伤了眼睛、皮肤与内脏；有的因为漏带了一次暂住证，被治安人员重罚；有的被老板开除，黯然离开工友；更有的，就在没日没夜地赶货加班中，累倒在车间里，再也没有起来……
而这些曾经在劳务工身上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历史，在这座博物馆里并没有得到体现。记者也曾问过一个筹建办的工作人员：“你不觉得这个博物馆里缺东西吗？”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尴尬地一笑。
所以，一个名为徐必如的作者，在博物馆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他写道：“……事实上，广大劳务工目前迫切需要的，不是兴建博物馆展示自己发展的历史，而是按时足额领取工资，切实享受社会保险，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等，广大劳务工盼这些，如盼雪中送炭。希望相关部门给劳务工多一些政策和人文关怀，多办点实事，多解决些实际困难。”
从此开始，零欠薪！
也有观察人士将目光移到这座博物馆外，他们发现，在展示历史的这番“尴尬”之外，深圳市已开始严肃地面对这个严峻的话题：怎样保护劳务工的合法权益？“那些年”过去，“这些年”呢，这座城市里是否正在生长一种更温情的力量？
香港是世界上劳动保障体系最为严格和科学的地区之一，而作为香港的近邻，深圳很早就开始向香港学习先进的经验，来保障劳务工的权益。
老板欠你的工钱，你该怎么办？在香港，任何一个员工都会回答：“找劳工署，劳工署调查后会为我垫付欠薪，然后再依法向企业追索。”深圳借鉴这一经验，建立了解决欠薪问题的新模式。
早在1997年1月1日，深圳市就开始实施《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欠薪保障条例》，建立了“欠薪保障基金”。这笔基金，由深圳市政府向企业收取。
《条例》明确规定：每年每户企业应缴纳一次欠薪保障费，标准为上年度市政府公布的最低月工资的70％，在企业成本中列支。在企业生产经营遇到严重困难，破产或濒临破产、资不抵债，无力支付员工工资的情况下，政府用欠薪保障基金垫付员工工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深圳市已为264家欠薪企业垫付欠薪，涉及员工3万多人，垫付金额达3733万元，保障了员工获得劳动报酬的权益。
在依法应对欠薪突发事件的同时，深圳市还推行劳资关系预警制。这座城市里的企业，如果拖欠员工工资两个月以上，或者一个月内累计被员工有效举报3次，或者擅自延长工作时间每天超过3个小时，就要被挂上“红色”预警信号。
此时，这家企业将被列入“黑名单”，交给工商等部门，企业不能通过工商年审，只有补发了员工工资后，才能继续经营。
然而，尽管深圳年年查欠薪，但仍年年有欠薪。2005年底，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人意料地喊出了“零欠薪”这一口号，施行了一系列措施，使解决欠薪问题终于有了突破。
2006年1月12日，8名恶意欠薪老板，被戴上手铐、蒙住头部，出现在深圳会堂“打击恶意逃薪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公开处理大会”上，公安部门当场宣布将8名恶意逃薪“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他们分别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频繁更改厂名、开具空头支票、虚假注资、私刻公章等手段，转移资产、关厂逃匿、恶意拖欠1200多名工人工资700多万元。
这种前所未有的清欠手段，对企业主的震撼很大。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福田区3家企业老板连夜筹集资金100多万元补发员工工资；南山区一家电子公司老板在会后主动清欠28万元；一家台资企业迫于形势，主动以地产为抵押，借钱1000万元发放工资。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零欠薪”行动开展至今，深圳共检查用人单位6000多家，涉及员工150多万人，共追回欠薪7000多万元，开出处罚告知书347份，拟罚款1100多万元。
在保障劳务工能顺利拿到工资的同时，深圳市还加大了对他们的保障力度。
2006年5月，深圳市推出了《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每个劳务工每月只需交4元钱，就可以保门诊又保住院；根据具体情况，门诊看病医药费报销比例可达80％，住院费报销比例达70％。
养老保险能为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然而对于流动性大、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参加养老保险让他们很为难，因为一旦离开深圳，回到老家，养老保险就无处接纳。
为了提高劳务工的积极性，社保部门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套社保办法：设立两个账号，个人缴纳的部分进入私人账号，企业缴纳部分进入国家社保基金，两个账号可以合并转移，如果没地方接收，可以退保，拿回个人缴纳的部分。
工伤保险成了劳务工的一颗“定心丸”。如今，深圳的劳务工们每人每月只需花1元，参加工伤保险，即便是发生工伤事故，也不必为了赔偿和企业无休止地交涉，企业和个人都减轻了经济负担。
“不要只说他们是外来劳务工，他们也是来深建设者，我也是一个来深建设者。”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说。
考察“企业的用工良心”
刘开明注意到，近些年来深圳的劳务工处境，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政府措施得当之外，一股来自商业和民间的力量，也不容小视。
“深圳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市民阶层对外来劳务工比较宽容，而且，这里的NGO（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也十分活跃，工人的数量庞大，他们的权利意识也慢慢开始觉醒。”刘开明说。
他是社会责任国际（SAI）在亚洲唯一的董事。1997年，这个国际组织推出了SA8000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它规定禁用童工、不得强迫性劳动、尊重劳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还就工时与工资、健康与安全等作出了规定。
有媒体称，这个标准体系，考察的是“企业的用工良心”。
2002年开始，刘开明和他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同事，就开始接受采购方委托，对深圳的数十家工厂实施了社会责任评估和监督。
刘开明用了很多办法，来保证审核的严格。他给受审核工厂的员工每人发放日历，日历上专门印有员工应享有的权利细则，还有举报电话，一旦厂方违反，工人就可匿名举报。而且，他在工厂埋伏了很多“内线”。
刘开明曾在一个工厂里，发现了一个来自安徽的童工。他告诉老板，一旦此事被查实，媒体曝光，“客户不会再给你订单，海关也不会再给你出货，政府会来罚款，媒体会曝光，你还怎么做生意？”
最后，这个老板只得将这个童工送去学校读书，同时还得照样给他发工资。而在刘开明看来，这是一个成熟企业所必须的“危机公关”。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中，一个德国大客户委托刘开明去调查他下订单的工厂。刘开明也发现了一个童工，但这个工厂主拒绝整改。于是，他整理材料后向这个德国客户汇报，对方马上撤销了订单。
由于涉及一些商业秘密，刘开明不能向记者透露客户和工厂的具体名称，根据他的介绍，如今，他的客户皆为德、美、英、日等国的跨国大公司，这直接关系到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名劳务工在深圳的境遇。
当然，阻碍农民工改变自身境遇的最主要原因，刘开明认为是“缺乏教育机会”。从2004年起，由他支持的一个社区教育中心成立，不仅有外语、计算机、烹饪、电工等专业课，也开设了公民意识教育、法律及权利意识等公共课程。中心有20多名专职教师，外来工可以免费就学。4年来，参加培训的外来工超过了一万人。
他曾经接受一个NGO的委托，在一个工厂里做过一组外来劳务工的心态调查。他发现，大多数劳务工都有着实际的人生目标——“当经理”、“当班组长”、“娶个好老婆”、“买个好房子”……于是，他的工作小组便为工人提供心理咨询，帮助他们规划人生目标。
据刘开明观察，成效相当显著。原本这个工厂的工人流动周期很短，大约是半年至一年。但自从这个心理咨询项目开展后，工人们有了长久的人生目标，盲目流动现象减少了不少。
这座城市，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了
“这座城市和我们刚来那时候比，越来越有人情味，越来越让人感到温暖了。”曾振海感叹道。
无论身份怎么改变，曾振海永远无法忘记自己刚到深圳的那个时刻。1988年3月8日夜里2点钟，那个夜晚天气很冷，他用毛毯裹在头上，“就像难民一样”，从坐了20多个小时的汽车上下来，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
在那些年里，他做过搬运工、酒店服务员、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他多次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夜里从被窝里被抓进“局子”，也曾因为生病几个月找不到工作，一个大男人“毫无尊严”地四处向工友借钱填饱肚子。
如今，在深圳市内外的各类摄影比赛获奖名单上，常常可以见到曾振海的名字。他的相机对准的，都是那些劳务工——那些曾经的同事、邻居和朋友。
曾有一个摄影家同行很认真地问过他：“我也想拍劳务工，可为什么我拍不出你这样的片子？我进不去那个圈子，即使去了，人家也不理我。”
“我并不是带着猎奇的心态去的。”曾振海同样认真地回答他，“我从他们中来，他们的快乐是我的快乐，他们的痛也同样是我的痛。”
在曾振海刚开始拍劳务工照片的时候，只是不满足于打工的身份，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改变人生，但拍着拍着，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对记录下这个阶层的历史，是有责任的”。
于是，他相机镜头里的那些劳务工，都有着自己的籍贯、姓名和职业，有着一个个被镜头凝固下的故事。
一组名为《码头搬运工》的照片，拍摄于宝安的西乡码头。这里是深圳水泥、砖头、沙石等建筑材料重要的集散地，每天都有上千名来自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的务工者，从船上将水泥、砖头背到车，挑到岸上，一吨能赚3块钱。
《同一首歌·2003》，描绘的是一群没钱回家的劳务工人过年时的情景，他们来到公园一角，围着坐在一起，讲讲话，唱唱歌，算是过年了。
十多年来，曾振海一直在为他身边的这些劳务工照相，并把洗出来的相片送给他们，希望他们把照片寄给家人看看。因为，拍照对于城市里的很多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对于这些劳务工来说，却并不容易。据他所知，他们中有的人，来深圳近10年，除了登记照，从来没有照过相。
曾振海跟拍摄对象聊天时，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说到生活的艰难。尽管他们的声音，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显得那样微弱，但在曾振海眼中，这却是一种“动人的坚韧”。
他的镜头里，也并不全都是伤痛。今年中秋节，他到一个工地采访拍照，两个年轻工人开着铲车经过身边，他顺手把镜头对准了他们。
曾振海吃惊地发现，这两个原本素不相识、满身泥泞、衣衫褴褛的劳务工，突然停住了铲车，冲着他的镜头微笑地摆起了V字形的手势，大声地喊道：“师傅，中秋快乐！”
“他们那么卑微，却创造了那么美的场景——劳动的美、和谐的美、信任的美。”曾振海说，这个场景，给他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如果我们还不能正视他们的存在，漠视他们的权益，那才真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