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受害者来说，“责任归属”永远是创伤后心理治疗的核心问题。人们对此至少有四种可能的看法，其一是责任属于受害者，是他自己的弱小导致他的受害；其二是责任属于加害者，因为他不应该施暴于他人；其三是属于双方，因此加害者固然可恶，受害者也应自强；其四则不属于任何彼此，而可归因于偶然因素。

　　中国所受的百余年国耻，责任究竟属于谁？持第一种立场者近年被贴上“自由派”的标签，他们被质疑受到西方话语的左右，丧失了来自本土的批判性。相对来说，第二种立场可被称为“保守派”，许多人忧虑这种立场会让中国失去学习西方的动机，坠入拥抱原教旨主义而无法现代化的困境。第三种立场可称为自由左派，这类人通常先被认为是自由派，其后被质疑为保守派，例如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的摩罗。第四种立场可称为现实主义者，国家兴衰不必去谈对错或是非，重点是掌握机会发展自己，有点“猫论”色彩。

　　最近引起极大话题的一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目睹法国不断革命的现实，而追溯革命的起因，把法国内部政治与文化因素视为问题症结；由此来说，这本书多少有点自由派的味道。不过比他稍长、出生在法国大革命当年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则不这么看革命的起因；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认为，英国利用当时已然先进的经济地位，诱骗他国遵循英国从不奉行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结果法国在1786年与英国签订“伊甸条约”后，英国商品大量倾销，造成法国工业破产，由此在巴黎新增的数万失业工人，才是革命爆发的根源。

　　李斯特的分析是保守的、更是现实主义的，与马克思对时局的分析也颇类似，但李斯特却在150年前的美国大受欢迎。每个人都有他的问题意识，李斯特的问题意识与当时的美国人一样，都是如何使自己的国家追上英国的发展脚步，成为富强的大国，不为英国所宰制。

　　就此而言，当代中国人也该多读李斯特，少读因为对自己国家陷于革命轮回之中而深怀忧思的托克维尔。其实若缺乏对革命背景的国际比较分析，不管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只从国内找根源，往往事倍功半，反而容易生产出“丑陋的中国人”之类缺乏世界史深度的“文艺腔”历史意识，带来不必要的理念混淆。

　　自由派的问题往往如此，但宣扬中国模式优越论的人认为，中国没有革命的威胁，甚至西方还得向中国学习，无疑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西方民主固然未必是人类社会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形式，不过中国必须能够让体制被摊在阳光下，透明地接受检验，依靠说服的方式让各界相信中国体制的优越，否则予人道德有亏之感，张维为、潘维等人建构中国模式的努力也事倍而功半。

　　如同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最近在《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一文所示，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没有执政绩效，而在于合法性来源过于集中于绩效，忽略了执政绩效本身，不足以长期支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